内容简介
《公共行政学百年争论》旨在以学术争论为主线来组织对西方公共行政学百余年发展历程的探讨。所选篇目,大都出自《美国政治科学评论》(APSR)、《公共行政评论》(PAR)等西方政治学和公共行政学的旗舰期刊。篇目作者阵容豪华、群星璀璨,既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赫伯特·西蒙,又有美国公共行政领域的领袖德怀特·沃尔多;既有美国政治学大师罗伯特·达尔,又有美国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公共行政学百年争论》希望有助于中国读者聆听西方学者关于公共行政的思想对话,提升我们对西方公共行政学的理论基础和研究路径的理解,从而有助于推动我国公共管理的创新和社会的进步。
内页插图
目录
争论一 芬纳与弗雷德里克之争
公共政策与行政责任的本质
民主政府的行政责任
争论二 达尔与西蒙之争
公共行政科学:三个问题
对《公共行政科学》的评论
争论三 西蒙、德鲁克与沃尔多之争
民主行政理论的发展
民主行政理论的发展:回应与评论
争论四 西蒙与阿吉里斯之争
组织人:理性的还是自我实现的?
组织人:理性的和自我实现的
争论五 哈默尔与古德塞尔之争
为公务员辩护
对演绎病理学的反驳,
争论六 特里与弗兰特之争
行政领导、新管理主义与公共管理运动
危险,前方有妖:对特里的评论
从古希腊神话到新公共管理和民主治理的真实世界(特里的回应)
争论七 达布利克与公共行政网络社群之争
魔鬼、精神与大象
对话:知识与研究
为行政罪恶辩护:一个批评
一个新的概念
《揭开行政的罪恶》:书与书评
《揭开行政的罪恶》:作者的回应
精彩书摘
争论一 芬纳与弗雷德里克之争
二
在我们所参阅的载于《公共政策》的那篇文章中,弗雷德里克教授采取了一个与我自己迄今所表明的观点完全不同的立场,尽管我们所引用的事实基本上是相同的。在对他的论文展开详尽批评之前,有必要从总体上阐明他的立场。他主张:(a)官员的责任,这在我们今天看来是非常重要的,不是政治责任而是道德责任;(b)行政和政策制定的质量,几乎完全依赖于(并且合法地依赖于)官员对其职业标准的责任感及其对公众的职责感,以及他们对其特殊工作或所工作部门的技术基础的坚守;(c)公众和议会并不足以很好地理解政策议题,从而不能就政策上给官员以某种有利于社会的命令;(d)事实上,对于行政官员的政策制定,立法机关和公众已经被迫允许或主动地给出了越来越大的空间;(e)对于指导官员和通过选民与立法机关来获得公共舆论现状的信息这些办法来说,有一些令人满意的替代方法,像行政运作下的公民投票、公关活动等形式;因此,(f)政治责任,即官员对立法机关和公众的责任,就被看成并应当被看成只是民主政府机制中的一个次要方面,不仅如此,事实上,官员还可以恰当地向公众陈述和主张某些政策,以抵制民选的立法机关的成员们所倡导的政策。
让我们从弗雷德里克教授对古德诺的《政治与行政》所做的一段评论开始批判性的讨论。作为对十分陌生的领地的一个开创性探索,古德诺教授1900年的著作对政治与行政做了如下区分:“在所有的政府体系中,都存在着两种基本的或主要的政府功能,即国家意志的表达和国家意志的执行。在所有的国家中也存在着分立的组织,每一个分立的组织都主要是忙于履行这两种功能中的一种。”弗雷德里克教授将这种功能差异上的“近乎绝对的区分”归罪于古德诺。事实上,古德诺说的是“主要是忙于履行这两种功能中的一种”,就广义的区分来说,古德诺的这种说法是值得相信的。
前言/序言
虽然这是一个共识瓦解的世界,对于什么是最好的研究,我们越来越难以达成共识,但是,有一点应该是不可否认的——我们的研究必须有助于促进知识的增长,有助于我们理解和反思这个越来越复杂的处于不断变化中的世界。而无论是哪一个领域的研究,欲实现知识的增长,都必须充分了解该领域的研究现状。因为绝大多数情况下,知识的增长是继承性的。我们都是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深入、完善某一领域的研究,从而不断推进知识的增长。此外,欲判断我们的研究是否真的推动了知识的增长,还需对研究现状有非常全面而准确的了解。否则,我们可能在重复研究而不自知。
自20世纪80年代恢复公共行政学以来,中国的公共行政学似乎越来越繁荣。然而,在繁荣的背后,却存在着很大的隐忧。其中,尤以研究质量方面的问题最为让人不安。最近的一些评估发现,数量越来越多的公共行政学研究,存在着大量的重复,甚至是低水平的重复。许多研究根本没有文献评估,或文献评估不全面,从而导致毫无意义的重复研究,这样的研究根本无法推动公共行政学知识的增长。一些研究虽然有文献评估,但是,仅仅评估国内文献,而忽略了国外高质量的基本相关文献。这一方面导致了重复的恶果,另一方面导致中国的公共行政学无法与国际学术界进行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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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满意,五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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愤怒感是转型的孪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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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有思想性,前沿,东西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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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理了行政学有名的几场争论,真理越变越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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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这种愤怒感总会寻找指责对象。在西方国家的转型过程中,贵族的落伍、商人的狡诈、资本的冷酷、市场的无序,是主要的鞭笞对象。而在当下中国,政府权力很大,指责权力腐败就容易获得赞同。在此氛围中,所有现存的问题都容易指向体制问题,也很容易得出简单的结论,认为体制问题解决了,一切社会问题就都迎刃而解了。这种观点掩盖了很多复杂的现实问题,但由于其对象唯一、逻辑直接、结论明确,在舆论中就有巨大的传播和影响力。集中承受了社会愤怒情绪的各级政府,由此背负了巨大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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愤怒感是转型的孪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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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尽管社会的愤怒情绪似乎遍地燎原,却无法以此准确衡量民众的政治意愿,也不会转换为实际的行动。因为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民众的实际经济、社会地位在迅速变动,但其对于社会秩序、道德的认知,是自幼形成的,且很难改变。尽管这些观念并不和目前经济、社会状况相适应,却依旧主导着人们的价值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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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计划经济时代的单位体制下,民众没有太大的自由,物质上也很匮乏,但安全感是有保证的。要在经济上重返计划经济时代的主张,大部分人都不会接受,但是计划经济时代的观念会一直有影响。在市场经济中,食品不安全、环境不安全、经济不安全都有可能成为威胁。并且,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渗透,财产关系深入到各个角落,人际关系、家庭关系也趋于不稳定,基于夫妻关系的核心家庭稳定性也在下降。婚姻关系中的财产纠纷被大量报道,进一步导致了不安全感的泛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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愤怒感是转型的孪生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