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翦伯赞 等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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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

ISBN：9787301140666

版次：1

商品编码：10077502

包装：平装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09-01-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202

正文语种：中文

内容简介

　　中国历史起伏延绵，辉煌灿烂。中国是世界上保持延续文明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也被称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一般的说法，中华历史上下五千年。中国天下大一统的秦朝迄今约为2200年，自夏朝算起约4000年，夏朝以前还有悠久的华夏远古历史。目前发现最早的远古人类遗址距今约200万年。

内页插图

目录

引言
第一章 古代的中国
第二章 近代的中国
第三章 现代的中国

精彩书摘

　　第一章 古代的中国
　　一　从远古到战国（公元前3世纪以前）
　　（一）考古学上的发现
　　近数十年来的考古发掘证明，中国领土范周内很早就有了人类。自1929年以来，在北京附近周口店地方，先后发现旧石器时代初期的猿人骨骸化石和大量的伴生生物化石以及猿人所用的石器。据专家研究，北京猿人生活的时代属于第四纪更新世，距今约50万年。1954年在山西襄汾丁村发现旧石器时代中期古人的牙齿化石和大量的石器。1934年在周口店龙骨山的山顶洞，又发现旧石器时代晚期智人遗骨的化石和大量石器及骨角器物。此外，还在广东韶关的马坝、湖北的长阳、广西的柳江以及河套地区，都发现过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化石遗物或遗迹。
　　新石器时代的遗迹分布很广，到现在为止，在中国各地区都有发现。这些发现包括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等。仰韶文化分布在今河南、山西、陕西和甘肃等地。龙山文化主要分布在山东，中原地区也有类似的文化遗址。细石器文化主要分布在长城以北。此外，在长江以南许多地方也发现了南方系统的新石器文化。
　　（二）史前的传说
　　中国古书里，关于史前时代的传说是很丰富的。传说中最著名的人物，有用玉石做兵器战胜其他部落的黄帝，有发明养蚕的嫘祖，有发明制漆器的舜，有用铜做兵器战胜苗族并治理洪水的禹。传说里反映出来的中国的太古社会是没有阶级、没有私有财产、没有剥削的原始公社制度社会。
　　（三）夏（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17世纪）、商（公元前17世纪至公元前11世纪）
　　作为一个国家统治机构的王朝，相传从夏朝开始。夏朝国王是禹的儿子启及其子孙。夏朝传到最后的一个国王夏桀为商汤所灭。
　　到了商朝，中国的历史就有了当时留下来的文字记录。这种文字，有的铸在青铜器上，有的刻在龟甲兽骨上，是一种以象形为主的文字。商朝铜器历代都有发现，晚近考古工作者在安阳进行了多次发掘，得到丰富的收获。在郑州又发现殷（商王盘庚迁都到殷，此后商又称殷）人早期的城市遗址和大量文化遗存，说明这里也是殷人的一个文化中心。甲骨文字是1899年在河南安阳小屯村殷墟发现的，到现在已有大量出土。经过学者的研究，知道它是当时卜官占卜各种事情的记录，所以甲骨文字也称为卜辞。
　　依据这些丰富资料，我们对于商朝的文化得到一些基本的认识：
　　第一，我们可以确定，商朝的生产技术早已进入青铜器时代。商朝铜器种类非常繁杂，以食器、酒器和兵器为最多。大的像近年发现的司母戊鼎，重1400市斤，富丽瑰玮；小的如勺、爵、铜镞，精巧可喜。这些青铜器形制的复杂、制作的精致、花纹的美丽、数量的繁多，在全世界青铜器文化中罕与伦比。
　　第二，商朝已确切地进入了农业时代。由卜辞看来，农业在商朝的经济中已取得支配地位。卜辞中卜年卜雨的记录很多，可见农业在生活中的重要。见于卜辞中的农作物名称，以黍为最多，其次是麦，大概黍和麦是商人最普通的食粮。蚕、桑、丝、帛等字，屡见于卜辞，可见商贵族已经知道用丝织品做衣裳。畜牧业到这时已退到次于农业的地位，商人所豢养的动物种类几乎和我们今天差不多。马、牛、羊、犬、豕都见于卜辞。商人已经知道用牛马拉车，当时黄河流域还有象存在，且被用来作战。这些都在考古学的发现和甲骨文的记录中得到了证实。
　　第三，商朝已是奴隶社会。从青铜器的发达看来，当时有从事工艺制作的奴隶和奴隶管理人，这些奴隶专门制作高贵的用具来供贵族享用。又有大批的巫祝从事于祭祀占卜，写刻卜辞，当然就有更多的人从事农业和畜牧业，提供生活资料来养活那些脱离直接生产的人们。
　　由此可以推知，在商朝有很多奴隶从事劳动生产。考古学的发现告诉我们，在坟墓中殉葬者的数目，有多至三四百人的，在殷墟发现殉葬的人数先后共达两干以上，足见奴隶数目之多。奴隶的主要来源是俘虏和罪人，史料证明商是一个战争频繁与刑罚残酷的国家。
　　根据目前的资料，要确切指出商朝的疆域是不可能的，大抵北自今日河北中部、南至江淮湖北、东自山东、西至陕西，都受着商的支配。在这个广大的区域内，很多部落和小国臣服于商朝。
　　商朝的帝王，在《史记·殷本纪》中留下了他们的名号。据《殷本纪》，商自始祖契至汤凡十三世，自汤灭夏朝起，传至末王纣，共30个王，这些国王的名字，《殷本纪》所载大致和卜辞符合。
　　商朝究竟延续多少年，现在还无从确知，据《左传》记载，有600年的历史。
　　（四）西周（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8世纪）、东周（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
　　商朝的末年，周人勃兴于今陕西渭水流域。周朝在哪一年开始建立国家和哪一年灭商，现在还不能确知。据一般记载西周灭商在公元前11世纪后期。《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始于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从此以后，中国历史才有准确的年代。
　　据周初的诗歌，周始祖名弃，是神女姜螈的儿子。传说弃是最早种稷的人。稷比黍容易种植，是一种更普通的食粮。发明种稷，对农业的贡献甚大，因此弃被尊为农神，号称后稷。
　　传说周人最初活动的地方是邰。邰在今陕西武功。据考古工作者的调查和初步发掘，周文化的遗迹确在渭水流域。岐山、丰、镐之间，周人遗物最为丰富。
　　周人经过几次迁徙，到太王迁居周原（今陕西岐山）才以周为国名，从此周逐渐强大起来。太王的儿子王季是西方的霸主，后来为商王文丁所杀。从卜辞看来，周曾经是商的附属国。
　　王季的儿子文王，征服附近小国，统一了渭水流域，将都城迁到渭水下游的丰（今陕西西安附近），势力已伸入今山西、河南。他的儿子武王，灭了商朝，建立周朝，自丰迁都镐京（西安附近）。因为建都在西方，后代的历史家称它为西周。
　　武王死后，商人曾发动叛乱，武王弟周公又大举东征，灭了五十多国，征服了商朝在东方的残余势力。西周的势力扩张到黄河下游，黄河流域基本上成为西周的统治地区。
　　周公将新征服的土地人民，分封给同姓和异姓的贵族，以巩固周朝的统治。文王、武王、周公的儿子们和其他同姓的人多受封为大小诸侯，封地在今陕西、河南、山东、山西、河北、湖北等省境内，其中很多是封在今河南境内。据说周公共封了71个诸侯，此外还有许多小国被西周征服，以附属国的名义遵从周王的号令并向周王纳贡赋。
　　西周是什么社会，中国的史学家意见分歧。有的认为是封建社会的开始，有的认为仍是奴隶社会。根据现有的考古学和文献上的资料，关于西周社会的主要状况，可以归纳为下列几个特征：
　　1.西周的社会生产力，比之商朝更加提高。这首先表现在农业生产的发达。由铜器铭文和《诗经》、《尚书》的记录看来，西周已经是一个农业繁盛的社会，耕种工具的进步、农作物品种的增多、农业经营规模的扩大，都超越了商朝的生产力水平。我们可以这样说，凡是西周势力到达的地方，就是优越的农业到达的地方，黄河流域的进一步开发，西周的贡献是很大的。
　　2.西周的社会生产关系，比之商朝确实有些改变。就铜器的铭文和《诗经》、《尚书》的记录看来，当时已经有了等级制度，这种等级制度是以土地所有制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天子以一部分土地连同土地上的人民分赐诸侯，诸侯在自己的封国内又以一部分土地（称为采邑）连同土地上的人民分赐大夫。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土地和农人所有者阶级。另一方面，直接耕种者没有土地，他们从土地所有者领得一小块土地，在这一小块土地上取得养活他们自己和他们家属的最低的生活资料，而以无偿劳动替天子、诸侯和大夫耕种土地。这些直接耕种者有自己的生产工具和房屋、菜园，不向土地所有者领取生活资料，但土地所有者对于他们保有人身隶属关系。
　　3.西周的等级制度与宗法制度是分不开的。西周的宗法制度，确立长子的继承权。在西周，贵族的政治地位和财产由嫡出的长子继承。已经继承父亲的政治地位和财产的长子称为宗子。周王是天下的宗子，诸侯是一国的宗子，大夫是一家的宗子。这种政治上等级不同的宗子，就是土地大小不同的各级土地所有者。
　　4.西周的文化，是在商文化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关于这一点，不论从艺术的创造和文字的形体都可以看出来。《诗经》中的诗歌、《尚书》中的诰命、记事之文，比之商朝都有进步。到西周晚期长达几百字的铜器铭文，流传到现在的很多。此外，周人的天道观也比商人的精密而有系统。
　　西周最后的一个王叫做幽王，被犬戎杀死了。幽王的儿子平王于公元前770年迁都于洛邑。洛邑在镐京的东方，因此平王以后的周朝被称为东周。东周自公元前722年到公元前481年的一段，叫做春秋。公元前403年到公元前221年的一段，叫做战国。东周五百多年中，中国的文化又有长足的进展、光辉的成就。

前言/序言

洞悉全球变局：当代国际关系理论前沿透视 本书聚焦于21世纪初以来国际关系领域涌现出的核心议题、理论创新与实践挑战，旨在为理解复杂多变的全球政治格局提供一套系统的分析框架和深刻的洞察力。 在全球化进程遭遇逆流、大国竞争日趋激烈、非传统安全威胁（如气候变化、跨国恐怖主义、网络战）日益凸显的背景下，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正面临严峻的检验与重塑。本书摒弃对既有范式的简单重复，而是深入剖析了促使国际关系学界进行范式转换与理论深化的关键驱动力。 第一部分：理论范式的重估与拓展 本部分首先对冷战后兴盛的建构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以及新现实主义理论进行了细致的批判性考察。我们认为，单纯依赖权力分配或制度设计的解释模型，已难以完全捕捉当前国际政治中的文化、身份和规范性因素所发挥的作用。 1. 后实证主义的深化与融合： 重点探讨了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后殖民主义（Postcolonialism）和女性主义（Feminist IR）理论如何挑战了西方中心主义的知识霸权。我们详细分析了这些理论如何揭示权力关系中隐含的知识生产机制，特别是对“安全”和“发展”等核心概念的解构。例如，批判性地审视了“人类安全”话语的实践效果，探讨其在多大程度上真正实现了对个体福祉的保护，而非仅仅成为大国干预的合法性工具。 2. 机制导向的因果推断： 引入并详细阐述了复杂性科学（Complexity Science）和系统论方法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应用潜力。传统上，因果关系多被简化为线性和可预测的，但当代冲突和合作往往呈现出非线性和突变性特征。本书探讨了如何运用系统动力学模型和基于主体的建模（Agent-Based Modeling）来模拟大国政策选择、联盟动态的涌现（Emergence）以及国际规范的扩散路径。 3. 认知心理学与决策制定： 深入分析了行为经济学和认知心理学对国际关系决策研究的贡献。领导人的认知偏差、信息处理的局限性以及群体思维（Groupthink）在危机决策中的作用被置于核心位置。通过对历史案例（如冷战时期的古巴导弹危机、近期的乌克兰危机）的重新审视，本书展示了偏好固化、锚定效应和框架效应如何系统性地影响外交政策的理性选择。 第二部分：全球治理的碎片化与重构 当前国际体系的特征不再是单极或两极，而是一个多层次、多主体的复杂网络。本部分聚焦于全球治理的有效性危机以及新型治理模式的探索。 1. 国际制度的韧性与挑战： 全面的考察了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WTO）等核心多边机构在面对地缘政治冲突时的功能失调。重点分析了“大国一致”与多边主义之间的结构性矛盾，特别是关于主权原则与干预义务的持续张力。此外，本书探讨了区域主义（如欧盟、非盟、东盟）在填补全球治理真空中的作用及其自身的内部制约。 2. 跨国行为体的权力转移： 详细区分了跨国公司（MNCs）、非政府组织（NGOs）和技术巨头（Big Tech）在塑造国际规范和影响国家政策方面的独特方式。例如，探讨了大型科技平台如何成为信息传播和舆论战场，从而影响民主进程和国家间关系。本书引入了“数字主权”的概念，分析国家层面如何应对日益模糊的国界和技术渗透。 3. 新兴领域的治理困境： 专题分析了太空治理、深海资源开发以及网络空间安全等新兴领域的规范真空问题。重点阐述了如何避免重蹈传统国际法在陆地和海洋领域中遗留的权力不平衡，从而在早期阶段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治理框架。 第三部分：大国竞争与战略转向 本书将核心分析资源投入到当代大国关系的动态演变，特别是中美关系、中美俄三边互动以及全球南方（Global South）的崛起。 1. 中美关系：结构性竞争与风险管理： 摒弃了简单的“修昔底德陷阱”叙事，本书从经济相互依赖的复杂性、技术标准之争（Standards Competition）以及意识形态差异的制度化角度，对中美关系进行了多维度剖析。重点关注了供应链的“去风险化”（De-risking）和“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策略如何重塑全球生产网络，并可能导致阵营化（Bloc Formation）的风险。 2. 战略威慑的复兴与扩散： 审视了核威慑理论在当代环境下的适应性，特别是高超音速武器、人工智能在指挥控制系统中的应用对传统威慑稳定性的冲击。同时，分析了伊朗、朝鲜等“边缘国家”的核能力扩散如何改变地区平衡，以及如何构建有效的多层次威慑机制。 3. 全球南方的主体性觉醒： 详尽考察了“金砖国家”（BRICS）的扩展、东盟的中心地位强化以及非洲大陆在多极世界中的战略自主性选择。本书认为，全球南方不再是简单地依附于大国集团，而是在寻求建立更具包容性的全球治理秩序，其在气候融资、债务重组等议题上的立场正成为国际谈判的关键筹码。 结论：迈向“不确定性管理”的时代 本书的总结部分强调，我们正从追求“秩序”的时代转向“管理不确定性”的时代。未来的国际关系研究和实践，需要更强的跨学科整合能力，更敏锐的危机感知，以及接受冲突与合作并存的复杂现实。本书为读者提供了一套审视当下、预判未来的关键工具和理论视野，旨在培养能够驾驭复杂性而非寻求简单答案的国际关系分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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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装帧设计简直是一场视觉盛宴，封面那种沉稳又不失典雅的墨绿色调，配上烫金的书名，初看之下就给人一种庄重而可靠的感觉。内页的纸张选择也相当讲究，摸起来细腻平滑，即便是长时间阅读也不会让眼睛感到过度疲劳。我尤其欣赏作者在章节划分上的匠心独运，它不像传统的编年史那样冷冰冰地罗列时间点，而是巧妙地将不同的历史时期融入到一系列相互关联的主题叙事中。比如，在探讨某个朝代的经济变迁时，作者并非简单地堆砌数字和政策名称，而是会穿插描绘当时市井生活的细节，那种烟火气让人仿佛能穿越时空，置身于那个繁华或动荡的年代。书中穿插的那些精美的手绘地图和历史遗迹的黑白照片，更是为文字增添了极强的画面感和现场感，让抽象的历史概念变得具体可感。整体而言，这本书的阅读体验是一种对知识的“享受”，它在保持学术严谨性的同时，极大地照顾了非专业读者的阅读兴趣，装帧的用心程度，足以让它成为书架上的一件艺术品。

评分☆☆☆☆☆

坦白说，我购买这本书时，心里是有些忐忑的，担心它会陷入那种枯燥乏味、术语堆砌的“学术腔”。但事实证明，我的担忧是多余的。作者的文字功底极为扎实，他有一种化繁为简却又不失深度的叙事天赋。最让我感到震撼的是他对历史事件的“因果链”梳理。他从不满足于“是什么”，而是执着于追问“为什么会这样”。比如，在解释某个重大转折点时，他会耐心地回溯前几个世纪积累的结构性矛盾，然后像外科手术刀一样精准地切入导火索事件，最后推导出必然的结果。这种逻辑推演的严密性，看得人拍案叫绝。同时，作者在关键节点插入的那些学界主流观点的讨论与辨析，也展示了其深厚的学术底蕴，但他处理这些争议时，语气是温和而开放的，邀请读者一同思考，而不是强行灌输定论。这使得阅读过程充满了智力上的挑战与乐趣。

评分☆☆☆☆☆

对于一个长期关注周边文化交流史的爱好者来说，这本书在处理“中外互动”的部分，给我带来了极大的满足感。很多历史著作在谈到对外交流时，往往只是简单提及丝绸之路或者郑和下西洋，但本书的视角更为细腻和全球化。它不仅讲述了中国的影响力向外辐射的过程，更关注了外部文明的“输入”如何反向塑造了中国自身的内部结构和思想体系。作者对佛教传入后的本土化过程、西学东渐初期的思想冲击与融合，都有着非常细致的考量。特别是对某一特定时期，比如唐代与周边政权之间的那种复杂、非对称的文化互动模式的描述，极其精彩，展现了一种成熟大国在面对异质文明时的从容与博弈。这种相互影响的动态视角，极大地拓宽了我对“中国历史”边界的认知，让我明白，历史从来不是孤立地发生在一个封闭的地理空间内的。

评分☆☆☆☆☆

我是一个时间非常紧张的职场人士，阅读历史书籍通常是一种奢侈。因此，我极度看重阅读效率和知识的“萃取性”。这本书的结构安排，完美地适应了我这种需求。它没有冗长拖沓的背景铺垫，每开篇就能迅速切入核心议题。我发现，即便是只利用通勤时间的碎片化阅读，也能轻松地构建起一个清晰的历史骨架。作者在总结段落时，经常会使用那种高度凝练、朗朗上口的比喻和总结句，这些“知识锚点”极大地帮助了我记忆和回顾关键信息。例如，他描述某一制度衰亡时所用的一个比喻，生动形象到我能在脑海中立刻浮现出那个场景。此外，书中对不同历史时期的“核心矛盾”提炼得极其到位，使我能够快速把握住每个阶段的主要矛盾和发展趋势，避免了在海量史料中迷失方向。这本书的知识密度很高，但表达方式却极其“友好”。

评分☆☆☆☆☆

我得承认，我是一个对历史细节非常挑剔的人，尤其关注那些被主流教科书一笔带过的“灰色地带”。这本书最让我惊喜的地方，在于它对历史叙事角度的多元化处理。它没有固守单一的“帝王将相”视角，而是深入挖掘了底层社会结构和文化思潮的演变脉络。举个例子，在论述魏晋风度时，作者没有停留在对竹林七贤的表面赞美上，而是深入剖析了在特定社会压力下，知识分子阶层如何通过“玄学”和“名士风流”来完成一种精神上的自我救赎和集体表达，这种洞察力非常深刻。再者，书中对不同历史时期社会风俗的对比描写，例如宋代的市民文化与唐代的贵族气象之间的张力，处理得鞭辟入里，让读者能清晰地感受到文化基因的流动与重塑。这种立体化的叙事方式，极大地丰富了我对中国历史复杂性的理解，它不再是线性的进步或退化，而是一个充满张力与选择的动态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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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好的就是，发货太慢。等货等了好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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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考古学上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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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国家统治机构的王朝，相传从夏朝开始。夏朝国王是禹的儿子启及其子孙。夏朝传到最后的一个国王夏桀为商汤所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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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朝的末年，周人勃兴于今陕西渭水流域。周朝在哪一年开始建立国家和哪一年灭商，现在还不能确知。据一般记载西周灭商在公元前11世纪后期。《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始于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从此以后，中国历史才有准确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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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数十年来的考古发掘证明，中国领土范周内很早就有了人类。自1929年以来，在北京附近周口店地方，先后发现旧石器时代初期的猿人骨骸化石和大量的伴生生物化石以及猿人所用的石器。据专家研究，北京猿人生活的时代属于第四纪更新世，距今约50万年。1954年在山西襄汾丁村发现旧石器时代中期古人的牙齿化石和大量的石器。1934年在周口店龙骨山的山顶洞，又发现旧石器时代晚期智人遗骨的化石和大量石器及骨角器物。此外，还在广东韶关的马坝、湖北的长阳、广西的柳江以及河套地区，都发现过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化石遗物或遗迹。

评分☆☆☆☆☆

由此可以推知，在商朝有很多奴隶从事劳动生产。考古学的发现告诉我们，在坟墓中殉葬者的数目，有多至三四百人的，在殷墟发现殉葬的人数先后共达两干以上，足见奴隶数目之多。奴隶的主要来源是俘虏和罪人，史料证明商是一个战争频繁与刑罚残酷的国家。

评分☆☆☆☆☆

到了商朝，中国的历史就有了当时留下来的文字记录。这种文字，有的铸在青铜器上，有的刻在龟甲兽骨上，是一种以象形为主的文字。商朝铜器历代都有发现，晚近考古工作者在安阳进行了多次发掘，得到丰富的收获。在郑州又发现殷（商王盘庚迁都到殷，此后商又称殷）人早期的城市遗址和大量文化遗存，说明这里也是殷人的一个文化中心。甲骨文字是1899年在河南安阳小屯村殷墟发现的，到现在已有大量出土。经过学者的研究，知道它是当时卜官占卜各种事情的记录，所以甲骨文字也称为卜辞。

评分☆☆☆☆☆

第三，商朝已是奴隶社会。从青铜器的发达看来，当时有从事工艺制作的奴隶和奴隶管理人，这些奴隶专门制作高贵的用具来供贵族享用。又有大批的巫祝从事于祭祀占卜，写刻卜辞，当然就有更多的人从事农业和畜牧业，提供生活资料来养活那些脱离直接生产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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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目前的资料，要确切指出商朝的疆域是不可能的，大抵北自今日河北中部、南至江淮湖北、东自山东、西至陕西，都受着商的支配。在这个广大的区域内，很多部落和小国臣服于商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