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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夷对举、交相胜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条主线。历代中原王朝统治者都追求对边疆地区的统一和直接管理。根本原因在于,内地的繁荣和发展离不开边疆地区的统一和稳定,这是现实的利益问题。
内容简介
中国历代中原王朝都面临两大任务:一是治理内地;一是治理边疆。朝觐与朝贡制度的核心是:承认中国天子的地位,遵守王朝的政治秩序,才能获得相应的利益。这是一种积极防御性的策略。
目录
前言
第一章 继承与创新——清代朝觐制度的建立
第一节 清代以前的边疆民族朝觐与朝贡制度
一、西周的朝觐制度
二、秦汉至明代边疆民族的朝贡关系
第二节 清代朝觐制度的创建
一、朝觐制度的逐渐形成与年班的创立
二、朝觐事务的组织管理机制
第二章 蒙古王公等朝觐与年班制度
第一节 蒙古各部在清朝统一全国过程中的朝觐纳贡活动
一、漠南蒙古首领林丹汗后裔的朝觐活动
二、喀尔喀部从朝贡贸易到九白年贡(崇德元年——康熙三十年)
三、卫拉特诸部的朝贡
四、贸易——朝贡关系的黏合剂
第二节 内外扎萨克朝觐年班制度
一、年班
二、沿途支应
三、贡品
四、廪给
五、坐次
六、筵宴与朝礼
七、赏赐
第三节 哲布尊丹巴朝觐与九白年贡
一、哲布尊丹巴朝觐
二、九白年贡仪制
三、贡使的朝觐活动——《蒙古及蒙古人》和《鞑靼西藏旅行记》中的记述
第四节 朝觐制度的松弛——以《鞑靼西藏旅行记》所记阿拉善王爷朝觐为例
第三章 西藏达赖、班禅朝觐与年班制度
第一节 清朝立国治边重大举措——顺治诏请五世达赖进京朝觐
一、五世达赖喇嘛朝觐顺治
二、五世达赖喇嘛尊奉清朝与蒙古地区的稳定
第二节 达赖、班禅的朝觐年班
一、年班制度
二、噶伦丹津班珠尔的北京之行——对朝觐制度的动态考察
第三节 盛世盛会——六世班禅朝觐乾隆
一、六世班禅朝觐——以朝鲜《热河日记》中记述为例
二、朝鲜使臣对朝觐的观感——朴趾源评乾隆治藏政策
第四节 清朝衰微的折射——十三世达赖喇嘛朝觐前后的心路历程
一、流寓困顿中的朝觐
二、朝觐后的失望和彷徨
第四章 伯克、喇嘛、土司的朝觐与年班制度
第一节 新疆回部维吾尔族王公、伯克年班制度
一、伯克年班制度
二、哈密、吐鲁番王公朝觐活动
第二节 蒙古与甘青川滇藏区喇嘛年班
一、蒙古地区的喇嘛年班
二、甘青川滇藏区喇嘛年班
第三节 土司的贡赋与朝觐制度
一、土司的贡赋
二、甘肃土司的朝觐
三、川边藏区土司年班制度
附:东北“头人”的贡赋与台湾原住民首领的朝觐
第五章 朝觐制度的历史意义与清帝治国理念
第一节 朝觐制度对政治、行政、经济、文化的重要影响
一、进一步加强主权管理
二、来朝者贸易获利的一种途径
三、各民族文化交流与边疆民族的“同心向化
四、朝觐制度存在的若干问题
第二节 从年班的财政支出看“厚往薄来”政策的变化
第三节 以我为中心的外藩体制
一、“外藩”、“藩国”、“属国”、“藩服”、“藩部”、“藩属”概念的历史演变
二、外藩体制内之内属外藩和境外外藩
三、清代朝觐制度与朝贡制度的区别
第四节 清帝的民族与国家观念
一、清代之前的民族与国家观念
二、开国初的自认为“夷”与天下中国观
三、统合汉、满、蒙、维、藏的多民族统一的国家意识
四、视外国为“夷”与“夷”、“洋”的历史演变
第六章 朝贡关系与欧洲历史上的“贡奉”关系比较
第一节 欧洲历史上的“贡奉”关系
一、西欧历史上的“贡奉”关系
二、俄罗斯帝国与被征服者的“贡奉”关系
三、“朝贡”与“贡奉”内涵的比较
第二节 中西比较下对朝觐与朝贡制度的思考
一、华夏中心思想观念与欧洲中心主义
二、积极防御性和平地缘战略与殖民扩张战略
余论
参考文献
后记
精彩书摘
秦朝一统之后,官修礼典始于汉代,但东汉的《汉礼》、西晋的《新礼》都未能传下来。西晋始以“五礼”之吉礼、宾礼、军礼、嘉礼、凶礼等,为框架来规范礼仪。隋唐以降,元旦朝贺,百官大臣朝觐皇帝之礼归为嘉礼。蛮夷戎狄来朝觐皇帝,为宾礼。唐代《开元礼》将宾礼定位于接待宴请藩国君主和使臣之礼,包括“蕃国主来朝以束帛迎劳”,“遣使戒蕃主见日”,“蕃主奉见”,“受蕃国使表及币”,“皇帝宴蕃国主”,“皇帝宴蕃国使”。稍晚问世的《唐六典》记载:“凡四方夷狄君长朝见者,辨其等位,以宾待之”。①《新唐书·礼乐志》记载:“宾礼,以待四夷之君长与其使者”。②宋代的《政和五礼新仪》继承唐代,将接待藩国朝觐者的礼仪归为宾礼。《明集礼》之宾礼包括藩王和蕃使朝贡及遣使往蕃国两部分。《明史》记载:“宾礼,以待藩国之君长与其使者”;并评论说:“按古之诸侯,各君其国,子其民,待以客礼可也,不可与后世之臣下等。”③指出,先秦时期的诸侯见天子之礼不能等同于秦汉以降的文武百官朝觐皇帝之礼,强调宾礼是客礼,藩国使者不同于内地大臣,属于宾礼范畴。所以,明代的宾礼包括“蕃王朝贡礼”、“遣使之蕃国以仪”、“蕃国遣使进表仪”。《清通礼》之“宾礼”分为“外国朝贡”与“相见礼”(宋代完成了礼下庶人的转变,所以在宾礼之后附有百官庶人相见的礼仪之礼)。《清史稿·礼志十》也将“宾礼”分为“藩国通礼”、“山海诸国朝贡礼”、“敕封藩服礼”、“外国公使觐见礼”;百官庶人相见礼等,都不包括内地官员朝觐皇帝之礼。
前言/序言
朝贡制度是古代中国的重要政治制度,也是史学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以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先生为代表的西方学者较早地进行了研究,并使用了Tributary System(中文译成朝贡制度、朝贡体系、朝贡体制),将之视为中国古代的外交观念、华夷礼仪秩序等等,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但是,目前国内外学界更多的是关注中外关系范畴的朝贡制度,对于历代中原王朝朝贡制度的阶段性特征,以及国内边疆民族与中央王朝之间的朝觐纳贡关系,却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应该说,朝贡制度首先是针对国内边疆民族实施的一种政治制度,也是一种行政管理制度,随着古代中国的发展,所施行的范围逐渐扩大,进而发展成处理中外关系的一种模式。历代中原王朝施政的重点是在国内,与对外关系相比较而言,国内边疆民族地区的统一和稳定,更直接关系到内地的安危和长治久安。所以,对于中原王朝与国内边疆民族之间的朝觐纳贡制度本身以及对该制度下关系模式等方面的研究,更能够挖掘朝贡制度本身的特点和历史作用。
“朝贡制度”一词,人们已经耳熟能详,与本书所用的清代“朝觐制度”有什么区别呢?目前大多数学者,常常以“朝贡制度”涵盖先秦至明清时期的朝觐纳贡制度。“朝贡”一词在汉代才正式出现,越往后使用越广泛,延至清代。就制度模式来说,西周的朝觐制度就已经比较成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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