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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的音乐：指挥家迪图瓦访谈》是夏尔·迪图瓦的访谈录，由瑞士著名记者让·皮埃尔·帕斯托利整理。在迪图瓦与帕斯托利的一问一答间，自始至终弥漫着一种轻灵的音乐氛围，我们从中会体味到音乐世界的绚烂以及感慨一个音乐家的跌宕起伏的人生。夏尔·迪图瓦是当今欧洲最著名的指挥家、音乐家。激情与天才是夏尔·迪图瓦音乐生涯的写照。夏尔·迪图瓦的光辉令人晕眩，然而，这无限光辉的背后又有着何样的人生风景呢？他与那些最著名的乐团、舞蹈家、演奏家有着怎样的际遇？这些际遇是否都有着“田园诗”般的开始以及“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的结局？在经历了人生的种种纷扰和是非后，他又是怎样看待交响乐团的未来，以及如何地反省自己、他人与这个世界的？

内容简介

《世界的音乐：指挥家迪图瓦访谈》是享誉世界的瑞士指挥家夏尔·迪图瓦的访谈录，由瑞士著名记者让·皮埃尔·帕斯托利整理。在迪图瓦与帕斯托利的一问一答间，自始至终弥漫着一种轻灵的音乐氛围，我们从中会体味到音乐世界的绚烂以及感慨一个音乐家的跌宕起伏的人生。激情与天才是夏尔·迪图瓦音乐生涯的写照：13岁独自踏上开往巴黎的列车；16岁应卡拉扬之邀在维也纳国家歌剧院参加演出，拉开音乐事业大幕且攀至巅峰！他同时担任四个乐团的终身指挥；他熟知各个著名乐团的“性格”与“气质”；他指挥蒙特利尔交响乐团长达25年，赋予其至高的地位却终与之不欢而散；他拿走了所有最被青睐的国际大奖，包括格莱美“最佳歌剧唱片奖”、法国“金唱片奖”、“俄耳甫斯抒情音乐杰出奖”、“柴可夫斯基作品年度大奖”……
夏尔·迪图瓦的光辉令人晕眩，然而，这无限光辉的背后又有着何样的人生风景呢？他与那些最著名的乐团、舞蹈家、演奏家有着怎样的际遇？这些际遇是否都有着“田园诗”般的开始以及“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的结局？在经历了人生的种种纷扰和是非后，他又是怎样看待交响乐团的未来，以及如何地反省自己、他人与这个世界的？
《世界的音乐：指挥家迪图瓦访谈》给出的答案是令人向往且充满戏剧性的。

作者简介

让·皮埃尔·帕斯托利是著名的文化记者和洛桑地区电视台经理，出版过《从舞台到城市》、《洛桑剧院，1869-1989》等大量有关表演艺术的著作。他是瑞士舞蹈多媒体图书馆的创始人，撰写过一部上下两册的舞蹈史（伽利马出版社出版，“发现”系列）。帕斯托利曾经担任蒙特勒…沃韦音乐节的新闻专员、洛桑小交响乐团行政总监以及瑞士罗曼语广播电视公司许多音乐与舞蹈节目的报幕员。

目录

前言
回归本源
声音的文化
众星之舞
东方——新的灵感之源
大师们的佐证
指挥家的生活
环球旅行家
乐池与舞台
交响乐团的未来
夏尔·迪图瓦生平大事记
唱片精粹

精彩书摘

那么您是如何被赫伯特·冯·卡拉扬发现的呢？
我的苏黎世经纪人瓦尔特·舒尔特斯，同时也是卡拉扬的经纪人。有一次，他告诉卡拉扬说一位26岁的年轻瑞士人要指挥《春之祭》。而那时比我年长30岁的卡拉扬也恰好在准备第一次演奏这部作品。多么惊人的巧合啊！另外，我曾观看过他在卢塞恩音乐节上的演出，那是1964年的事情了。卡拉扬当时站在乐谱前，显得有一点儿紧张。您也知道，指挥5/16这样不均衡的拍子绝对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在卡拉扬的指挥棒下，《春之祭》表现出鲜明的瓦格纳风格。尽管不能说这是瓦格纳的嫡传，但依然非常美妙，非常引人人胜。而乐队也很出色。
在那个时代，很少有指挥家演奏《春之祭》。当时指挥的技法与现在不同。某些指挥甚至对于演奏柴可夫斯基《悲怆交响曲》的5/4拍都感到十分困难。他们对5拍很不习惯。其实准确地说，不应该用5拍来指挥，而应该用2拍，不过需要不同的速度起伏：一个2拍，另一个则3拍。近40年来，这方面的进步是惊人的，只要看看现在那些年轻的指挥家就可以相信了！
您是否在自己的学生中发掘出真正具有才华的人？
如果要同时负责32个学生的教学，那出现一个或两个真正出色的就不太可能了。不过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授课时，教过一个男孩，现在他已经成名了。这是一个委内瑞拉年轻人，名字叫古斯塔沃·迪阿梅尔。其实他没有什么需要学习的，因为他太有天分了。尽管如此，他还是来参加了四五天的课。当时他20岁，现在过去大概5年了，他已经在世界各地担任指挥。这确实是一个特例！
著名的指挥家是不是也能和那些有名的独奏家一样，能够找到自己的后继者？
顶级指挥家本来数量就不多，或许现在和过去的数量持平。可是高雅音乐的消费量却3倍，甚至4倍地增长：现在音乐会的数量远远超过了以往。独奏家也是层出不穷，像玛尔塔一样的钢琴家何其之多？而他们一样会举办音乐会。我说的不对吗？50年以来，钢琴与弦乐器本身并没有多大的变化。诸如柯蒂斯学院或者朱利亚德音乐学校③这样的美国高等音乐学府非常注重技法培养。学生们技法很快就能达到顶峰，而不必像我们在欧洲，尤其是在瑞士那样还需要重视技法之外的东西，也就是自身的艺术修养。就管乐器方面来说，他们的水平确实提高了，这可能要归功于拉威尔和斯特拉文斯基那样的作曲家对他们的要求。我们以首次用巴松管演奏《春之祭》为例——我一直在思考它是如何对作品进行诠释的。再有拉威尔的《大调协奏曲》，需要小号、短笛、竖琴、大号、长号……全部汇集到一起演奏，如今看来这可太困难了，除非在克利夫兰、费城、柏林，那里单独一件乐器就可以胜任！
您刚才暗示纽约的年轻音乐家们有很多互相竞争的机会。我想在其他大城市里学习音乐的年轻人也有这样的好机会。而当您在瑞士罗曼语区学习的时代，却无法拥有这样的条件。
我求学的开始阶段很艰苦。但机遇很快就来了。当时瑞士音乐家协会的秘书长让·亨纳贝格给予了我支持，并且建议我代表瑞士参加1962年在纽约举行的“米特罗普洛斯”（多音乐大赛。而且为了保证我能够取胜，他推荐我在洛桑、日内瓦、苏黎世以及洛迦诺等地的广播音乐会中练习我的参赛曲目。尽管如此，我还是第一轮就被淘汰了。当时我指挥乐队排练海顿《牛津交响曲》的第一乐章，不过他们演奏得的确太糟糕了。我停了下来，心想这就是评委团想要听到的演奏。其他的参赛者都是一气呵成，完成了演奏。其中一个是《达夫尼与克罗埃》开场舞，另一个是《火鸟》的终曲。最后比赛的前三名分别是：克洛蒂奥·阿巴多、摩西·阿茨蒙和佩德罗·卡尔德隆。当然，阿巴多最后取得的成就最高，而我们借这个机会成为了朋友。尽管我们后来再也没有见过面，但始终保持着这份友谊。
那么您还参加过其他的比赛吗？
没有，这是我参加的唯一一次比赛。我对此并不感到什么遗憾，而且趁势成为了苏黎世广播公司的乐队指挥。其实我在伯尔尼的时候就已经担任过类似的职务了。几年之后，我又到伯尔尼接替保罗·克莱茨基。之后，我应邀担任苏黎世音乐大厅指挥，同时成为肯佩的助理指挥。等到了1964年，维也纳歌剧院邀请我担任指挥。总之，事情的进展速度越来越快。即使要冒身败名裂的风险，我指挥的曲目依然非常广泛，其中一些作品我是第一次接触。说句实在话，这对我来说也是一种巨大的折磨。不过这一时期确实令我受益匪浅，为将来前往蒙特利尔作了充分的准备。与此同时，我还在歌德堡交响乐团兼任三个演出季的指挥，在墨西哥国家交响乐团兼职指挥也持续了三到四个演出季。我曾经作为瑞士代表被派往日本参加大阪的世界博览会，与宫滕以及我的老朋友笛子演奏家奥雷勒·尼科莱共同进行了一次完整的巡回演出：东京、札幌、名古屋……从这个时候开始，我几乎每年都要去一次日本。
看来您具有一种非常强的接受能力。
您知道，必须得有20年或者25年的经验积累，才能够断言说自己是行家。所有能够推动我进步的机遇都被我抓住了。然而我并不因此而感到心满意足：我不认为自己已经达到了期望的目标。那时我学习的速度非常缓慢，对于一篇谱子消化和记忆最长竟需要3个月时间。而现在往往只要一个半星期就足够了。还是回到先前的话题：没有人教我该如何做，完全都是依靠自己摸索。如果能有人为年轻的指挥们讲解如何在有限的时间里掌握一篇乐谱，如何指挥乐队演奏它的话，那能为他们节省出多少时间啊！那么您是如何被赫伯特·冯·卡拉扬发现的呢？
我的苏黎世经纪人瓦尔特·舒尔特斯，同时也是卡拉扬的经纪人。有一次，他告诉卡拉扬说一位26岁的年轻瑞士人要指挥《春之祭》。而那时比我年长30岁的卡拉扬也恰好在准备第一次演奏这部作品。多么惊人的巧合啊！另外，我曾观看过他在卢塞恩音乐节上的演出，那是1964年的事情了。卡拉扬当时站在乐谱前，显得有一点儿紧张。您也知道，指挥5/16这样不均衡的拍子绝对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在卡拉扬的指挥棒下，《春之祭》表现出鲜明的瓦格纳风格。尽管不能说这是瓦格纳的嫡传，但依然非常美妙，非常引人人胜。而乐队也很出色。
在那个时代，很少有指挥家演奏《春之祭》。当时指挥的技法与现在不同。某些指挥甚至对于演奏柴可夫斯基《悲怆交响曲》的5/4拍都感到十分困难。他们对5拍很不习惯。其实准确地说，不应该用5拍来指挥，而应该用2拍，不过需要不同的速度起伏：一个2拍，另一个则3拍。近40年来，这方面的进步是惊人的，只要看看现在那些年轻的指挥家就可以相信了！
您是否在自己的学生中发掘出真正具有才华的人？
如果要同时负责32个学生的教学，那出现一个或两个真正出色的就不太可能了。不过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授课时，教过一个男孩，现在他已经成名了。这是一个委内瑞拉年轻人，名字叫古斯塔沃·迪阿梅尔。其实他没有什么需要学习的，因为他太有天分了。尽管如此，他还是来参加了四五天的课。当时他20岁，现在过去大概5年了，他已经在世界各地担任指挥。这确实是一个特例！
著名的指挥家是不是也能和那些有名的独奏家一样，能够找到自己的后继者？
顶级指挥家本来数量就不多，或许现在和过去的数量持平。可是高雅音乐的消费量却3倍，甚至4倍地增长：现在音乐会的数量远远超过了以往。独奏家也是层出不穷，像玛尔塔一样的钢琴家何其之多？而他们一样会举办音乐会。我说的不对吗？50年以来，钢琴与弦乐器本身并没有多大的变化。诸如柯蒂斯学院或者朱利亚德音乐学校③这样的美国高等音乐学府非常注重技法培养。学生们技法很快就能达到顶峰，而不必像我们在欧洲，尤其是在瑞士那样还需要重视技法之外的东西，也就是自身的艺术修养。就管乐器方面来说，他们的水平确实提高了，这可能要归功于拉威尔和斯特拉文斯基那样的作曲家对他们的要求。我们以首次用巴松管演奏《春之祭》为例——我一直在思考它是如何对作品进行诠释的。再有拉威尔的《大调协奏曲》，需要小号、短笛、竖琴、大号、长号……全部汇集到一起演奏，如今看来这可太困难了，除非在克利夫兰、费城、柏林，那里单独一件乐器就可以胜任！
您刚才暗示纽约的年轻音乐家们有很多互相竞争的机会。我想在其他大城市里学习音乐的年轻人也有这样的好机会。而当您在瑞士罗曼语区学习的时代，却无法拥有这样的条件。
我求学的开始阶段很艰苦。但机遇很快就来了。当时瑞士音乐家协会的秘书长让·亨纳贝格给予了我支持，并且建议我代表瑞士参加1962年在纽约举行的“米特罗普洛斯”（多音乐大赛。而且为了保证我能够取胜，他推荐我在洛桑、日内瓦、苏黎世以及洛迦诺等地的广播音乐会中练习我的参赛曲目。尽管如此，我还是第一轮就被淘汰了。当时我指挥乐队排练海顿《牛津交响曲》的第一乐章，不过他们演奏得的确太糟糕了。我停了下来，心想这就是评委团想要听到的演奏。其他的参赛者都是一气呵成，完成了演奏。其中一个是《达夫尼与克罗埃》开场舞，另一个是《火鸟》的终曲。最后比赛的前三名分别是：克洛蒂奥·阿巴多、摩西·阿茨蒙和佩德罗·卡尔德隆。当然，阿巴多最后取得的成就最高，而我们借这个机会成为了朋友。尽管我们后来再也没有见过面，但始终保持着这份友谊。
那么您还参加过其他的比赛吗？
没有，这是我参加的唯一一次比赛。我对此并不感到什么遗憾，而且趁势成为了苏黎世广播公司的乐队指挥。其实我在伯尔尼的时候就已经担任过类似的职务了。几年之后，我又到伯尔尼接替保罗·克莱茨基。之后，我应邀担任苏黎世音乐大厅指挥，同时成为肯佩的助理指挥。等到了1964年，维也纳歌剧院邀请我担任指挥。总之，事情的进展速度越来越快。即使要冒身败名裂的风险，我指挥的曲目依然非常广泛，其中一些作品我是第一次接触。说句实在话，这对我来说也是一种巨大的折磨。不过这一时期确实令我受益匪浅，为将来前往蒙特利尔作了充分的准备。与此同时，我还在歌德堡交响乐团兼任三个演出季的指挥，在墨西哥国家交响乐团兼职指挥也持续了三到四个演出季。我曾经作为瑞士代表被派往日本参加大阪的世界博览会，与宫滕以及我的老朋友笛子演奏家奥雷勒·尼科莱共同进行了一次完整的巡回演出：东京、札幌、名古屋……从这个时候开始，我几乎每年都要去一次日本。
看来您具有一种非常强的接受能力。
您知道，必须得有20年或者25年的经验积累，才能够断言说自己是行家。所有能够推动我进步的机遇都被我抓住了。然而我并不因此而感到心满意足：我不认为自己已经达到了期望的目标。那时我学习的速度非常缓慢，对于一篇谱子消化和记忆最长竟需要3个月时间。而现在往往只要一个半星期就足够了。还是回到先前的话题：没有人教我该如何做，完全都是依靠自己摸索。如果能有人为年轻的指挥们讲解如何在有限的时间里掌握一篇乐谱，如何指挥乐队演奏它的话，那能为他们节省出多少时间啊！

前言/序言

　　拉缪曾提到“对崇高的渴望”，而确实有这样一类人，他们幼年时便已然目光远大，立下鸿鹄之志。追求理想的激情促使他们将个人的潜力发挥到极限，竭尽全力超越自我。13岁时，夏尔·迪图瓦便独自一人登上开往巴黎的火车，却因为没有得到父亲的许可而被边境警察遣送回家。或许别人会以为他的命运不过如此，毕竟太年轻，太早了——但少年迪图瓦却不相信这种“命运”，不久便带着所需的证明文件再次乘上火车远行了。这是夏尔·迪图瓦与生俱来的天赋，即渴望去探索、去发现。
　　生活环境在他周围筑起了高墙：出身贫寒，生活在一座小城市里……然后他绝不甘心受此桎梏。他预感到世界之大，坚信事在人为。一部电影成为他音乐事业的启蒙，至少也应算是为他打开乐队指挥这个行当大门的钥匙。电影中的音乐神童罗伯托·本齐成为了迪图瓦的榜样。他前去拜访本齐，并且想象着有朝一日自己也能登上指挥台。如果说雄心壮志可以成为发动机的话，那么艰辛的劳作则是所需要的燃料了。迪图瓦曾先后在洛桑音乐学院和日内瓦音乐学院求学，从不错过任何能够获取经验的机会。这既是个人的兴趣所在，也是出于谋生的需要，迪图瓦经常在周日大弥撒上演出，或者充当其他指挥的替补，要么就是参与夏季的音乐会，以此来获得酬金。他所具有的不同寻常的旺盛精力有时令他周围的人感到厌倦，却促使他接过了勒南斯②业余乐团的的指挥棒（当时，乐团正好需要增加人手来应付演出任务）。迪图瓦此时已经意识到他并不适合那种默默无闻、循规蹈矩的乐师生活。他除了拥有自身的才华之外，别无他物，而一切都取决于他个人的积极投入。首先，他在伯尔尼获得了一个指挥位置，后来又前往苏黎世；再后来是歌德堡，墨西哥城；最后则是蒙特利尔。
　　随着路途不断延伸，夏尔·迪图瓦的旅行渴望愈加强烈。在这位世界公民的眼中，国界线变得毫无意义。他最多不过是保留着瑞士护照，同时将那些曾为他的良师益友、日内瓦人埃内斯特·安塞梅（不过安塞梅的家乡是沃州！）带来荣耀的曲目成功地引入了加拿大。蒙特利尔成为他实现宏伟蓝图的理想之地：建立（或是重建）一支管弦乐队，并赋予它应有的地位，最终使它享誉世界。而夏尔·迪图瓦与蒙特利尔交响乐团团长达25年的合作一一借用德卡唱片公司的称呼：迪图瓦蒙特利尔乐团，正是他这一理想的佐证。
　　不过，指挥家似乎并不满足于这一成就。凭借一种开放式精神，他在同美国（芝加哥、波士顿、纽约、费城、洛杉矶、旧金山）和欧洲（阿姆斯特丹、柏林、维也纳，当然还包括英国的知名音乐团体）那些最负盛名的乐团的交往中，找到了摆脱困境的方法。迪图瓦还在这些乐团中兼任终身指挥的职务。几年之后，他还将担任至少以下4个指挥职位：蒙特利尔乐团、巴黎的法国国家管弦乐团、东京的日本广播协会乐团以及费城夏季音乐会。由此可见，如果没有极其强烈的追求、令人生畏的高效率、出众的组织协调能力，或者缺少一个能经受得住任何考验的健康体魄，上述那些任务是根本无法完成的。
　　夏尔·迪图瓦从不吝惜精力，总是全力以赴。因而，他对别人的期望值也很高。是否可以说这有些过分？无论是在蒙特利尔还是在巴黎，他与乐团其他成员的关系最终都变得十分紧张。有些人甚至称他是“独裁者”，而事实上，以卡拉扬为代表的一部分指挥家，他们与他们乐师之间的关系起初也总是如田园诗般和睦，最后却往往因为争吵而不欢而散。迪图瓦只有在他自己熠熠生辉时才会有所钟爱。他所遵循的理念正如他自己所言：“当应该结束的时候，一切就都结束。”
　　离开了乐团，他便重获自由，独自一人继续在世界各地旅行。一种极具条理性的精神驱动他前往联合国所承认的所有国家去游历，无论是面积最小的国家，还是最难进入的国家。就在本次采访结束数周后，他踏上了所到过的第195个，也是最后一个国家：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那个曾经没有钱买自己喜欢的唱片的洛桑少年，如今已经录制了170多部作品。年轻的勒南斯乐团指挥，现在挥舞的却都是传奇乐团的指挥棒。那些匆匆而过的地方再次吸引他。从荒凉的小岛一直到大洋的边缘，只要是他还未曾了解的地方，都会激发他强烈的好奇心。那么音乐呢？他坚信永远都不应该说“永远”！他从不排斥任何东西。他是否会再次担任一个终身指挥呢？让未来证明吧。眼下，年逾古稀的他正在享受完全由自己支配的行动为他所带来的自由，而他的日程表上，直至2010年都不会有空缺！
　　与我们所知相反，迪图瓦并没有达到他梦想的顶点。每一天，这个忙碌的人总能让自己相信这个世界依然比他所想象的要宽广。音乐的世界也是如此，艺术的世界通常也是这样；还有思想的世界。而他前方的道路，绝不亚于他已经走完的旅途。
　　让·皮埃尔·帕斯托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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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

迪图瓦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多次造访中国。从2009年起，他更是与上交音乐总监余隆一起，担任上海夏季音乐节的联合总监，他现在还是费城交响乐团的首席指挥和音乐总监。这本书阐述了他对于世界音乐的理解和关注，期间流露的真情和思索值得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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