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推薦
明代是中國瓷器史上光輝燦爛的時代,尤其是集閤一流能工巧匠與藝術傢們所共同製作的官窯,其成就更是令人贊嘆。由於製瓷技術的演進與各朝皇帝的愛好,各種前代所未見到的瓷器被成功地燒製齣來,譬如洪武釉裏紅、永樂白瓷、宣德青花、成化鬥彩、弘治嬌黃、萬曆五彩等等。較之民窯,官窯的製作不但精細優雅,而且宮廷用品有其定製常規,不論紋飾、型器、款識都有脈絡可尋,所以本書就現在公認的傳世品或齣土實物,佐以文獻資料,從官窯的製度、材料、製作、紋飾、款識等各個角度,來作一個客觀的分析與統計。
本書除瞭從文獻的角度進行探索之外,更提供瞭明代官窯鑒真辨假的入門知識及實務技巧,希望對於後繼者的研究有所助益。
內容簡介
明代是我國正式沒置官窯的開端,隨著明代曆朝皇帝的好尚與工藝技術的演進,明代官窯顯現齣多種不同的造形和款式。較之民窯,官窯的製作不但精細優雅,而且因宮廷用品有其定製常規,所以不論紋怖、器形、款識都有脈絡可循。《明代官窯鑒定》就目前已被公認的傳世品或齣土文物,佐以文獻資料,從明代宮窯的製度、材料、製作、紋飾、款識等各個角度作瞭一個客觀的分析與統計。
作者簡介
曾肅良,英國萊斯特大學博物館學博士。 著有《透視藝術市場》、《當代書畫市場》、《古文物探索》、《傳統與創新》、《當代藝術廣角鏡》、《山水畫技法》、《山水畫技法解析》、《藝術戰爭》、《冥想手劄》、《藝術概論》等多部專著。
內頁插圖
目錄
新版序
自序
明代的官窯製度/001
前言/001
明代官窯的發展與製度/002
明代官窯設置的年代/006
正統、景泰、天順無官瓷之探討/007
材料與製作的研究/012
明代官窯胎土的研究/012
明代的製瓷用土/012
明代官窯各時期的胎十特徵/014
明代官窯色彩的研究/016
前言/016
明早期:洪武、永樂、宣德時期/016
明中期:成化、弘治、正德時期/022
明晚期:嘉靖、隆慶、萬曆時期/026
明代官窯的器形和底足/028
洪武時期/029
永樂時期/030
宣德時期/040
成化、弘治時期/052
正德時期/057
嘉靖時期/065
隆慶時期/066
萬曆時期/074
明代官窯使用的青花料/081
明代官窯紋飾的研究/089
明代官窯的花紋裝飾/089
明代官窯特定紋飾的探討/101
龍紋/101
鳳紋/120
八吉祥紋、八寶紋/125
嬰戲紋/133
皇室宗教好尚與官窯之關係/139
前言/139
宗教的影響/140
明代帝王的宗教信仰與瓷器裝飾工藝的關係/141
洪武時期/141
永樂時期/145
仁宗時期/151
宣德時期/151
正統、景泰、天順時期/154
成化時期/155
弘治時期/157
正德時期/158
嘉靖時期到隆慶時期/158
萬曆時期/161
明代官窯款識的研究/164
前言/164
古代陶瓷官款源流/169
明代各時期款識/172
洪武時期的款識/172
建文時期的款識/173
永樂時期的款識/173
宣德時期的款識/176
正統年間款識/183
景泰年間款識/184
天順年間款識/184
成化時期款識/185
弘治朝款識/188
正德朝款識/191
嘉靖時期款識/194
隆慶時期款識/197
萬曆時期款識/199
明末天啓到崇禎時期的款識/201
明代各時期款識和釉色、器形的關係/202
宣德款識與釉色、器形的關係/202
成化款識與釉色、器形的關係/205
弘治朝款識與釉色、器形的關係/205
正德時期款識與釉色、器形的關係/207
嘉靖朝款識與釉色、器形的關係/209
隆慶時期款識與釉色、器形的關係/211
萬曆時期款識與釉色、器形的關係/212
結論——明代瓷器的影響/216
參考書目/222
精彩書摘
根據明史及《江西大誌》的記載,英宗在宣德十年即位之後,為瞭錶示對宣宗的哀悼,曾經依循明代皇室慣例,“一度減免徵役、造作,禦器廠亦曾停燒。”一直要到正統三年,纔又行恢復。而我們從文獻上得知在宣德八年時,曾由“尚膳監奏準,燒造龍鳳瓷器,差本官一員,開齣該監式樣,往饒州燒造各樣瓷器四十四萬三韆五百件”(注22),這麼龐大的數目,不是在短時間內能夠完成的,而宣德皇帝不到兩年的時間之後,即已駕崩,英宗皇帝以九歲的稚齡即帝位,為瞭服孝的傳統,照例罷燒禦窯、減免徵役等事宜,差不多三年之後,纔又恢復生産,所以這些在宣德八年纔決定燒製的四十四萬三韆五百件的官窯器,很可能隻燒製瞭一部分,便停瞭下來,直到孝期過瞭纔復窯,把剩下的件數燒完,所以今天我們可以將有宣德款的明代官窯器,從外觀風格上分成兩大類:一類器形威猛,用筆豪放,色澤濃艷的;一類是器形工整輕巧,用筆雅緻,且花紋緊密,僅在用筆重復處纔顯齣濃重的青色,部分學者認為,前者為宣德時期之宣德窯,而後者,則為正統初期的宣德窯(注23)。
另一方麵,為瞭進一步瞭解這一時期的官窯作品,無一件傳世的原因,我們可以從史料人手,大略談談“土木堡之變”、“景帝以監國繼統”及“奪門之變”這三件大事。
英宗即帝位時,年僅九歲,國傢方針大計,全由太皇太後張氏主持,尚能維持國傢正常的運作。而張氏一死,自小照顧英宗的太監王振便專橫起來,朝廷中的大員,在王振的積威之下,不對王振屈腰或下跪的極少。正統十三年,也先嚮明廷進貢馬匹,王振故意減估馬價,迴賞的很少,激怒瞭也先,而大舉入寇中原,王振力主親徵,英宗那時年方二十三歲,不僅毫無作戰經驗,甚且不曾齣過京師的城門。王振更不用談瞭,五十萬大軍,浩浩蕩蕩從京師齣發,未曾遇到敵人,糧食已經吃完,再加上遇上風暴,士氣頹喪,終於在距居庸關三十公裏處的土木堡戰敗,英宗被俘。消息傳迴宮中,監國硃祁鈺順勢坐上皇位,就再也不想把皇帝頭銜還給英宗。也先將英宗送還之後,他更將英宗軟禁起來。此時的景帝很可能將有英宗年號的事物,大舉毀去,意圖埋沒史跡,以維持己身的帝位。就像“靖難之變”一樣,永樂帝大毀建文遺物,甚且一把火燒瞭南京宮殿,即可能造成瞭目前正統器物的一片空白,但是事與願違,所冊立的太子見濟因病早逝,而數年之後,景帝也病瞭,朝中便在國中無主之下,放齣英宗,復闢再即帝位,改元“天順元年”,英宗復闢之後,大肆報復景帝舊臣,又大毀景泰年號器物,以報前仇,緻使正統與景泰兩朝二十二年間,競無一件官瓷傳世(注24),所以英宗復闢的天順元年,由於急需補足有關器用,所以在“天順元年委中官燒造”(注25)。
另外,依據《浮梁縣誌》捲八的記載,景德鎮在正統至天順年間,共發生過三次較大的飢荒。即在正統元年至二年,景泰三年,天順二年,而在景泰三年的飢荒是最嚴重的一次,很可能迫使瓷業暫時停歇,所以在景泰五年五月“減饒州歲造瓷器三分之一”(注26)。而另一方麵,在元代已傳人我國的銅胎掐絲琺琅工藝(原名大食窯),經明初的積極發展,景泰年間,已經相當純熟,加上景泰帝的喜愛,大量昂貴的色料很可能被挪用來燒製此種所謂“景泰藍”的器物,而造成色料的匱乏和瓷器生産的冷落。而天順二年的飢荒,更使得經濟拮據,民生凋敝,一再減燒或停燒,在文獻中可以看齣來它的影響,《明英宗實錄》:“(天順三年)光祿寺奏請於江西饒州府燒造瓷器共十三萬三韆有餘,工部以饒州民艱難,奏減八萬,從之。”又《明史》捲八十二記載:“天順八年正月,江西饒州府,浙江處州府,見差內官在彼燒造瓷器,詔書到日,除已燒完者照數起解,未完者悉皆停止,差去官員即便迴京。”由於此時期官窯製作的燒燒停停,斷斷續續,可以說是造成瞭此一時期器物少見的主要原因之一。
由於此三朝的器物,目前見到的多是民窯製品,我們隻能從這些民窯器看齣大略當時的燒瓷風格。大體上說,正統時期的風格,比較接近於宣德晚期,而天順時期則接近於成化時期,依據文獻記載來推斷,天順時期應當是這三朝官窯燒造得數量較多的時代,其時代特點也較為容易辨彆,至於所謂正統官窯器,依據江西省景德鎮研究所所長劉新園先生認為,在永樂、宣德禦器廠遺存的同一地層中,挖掘齣一批無款青花器,很有可能即是屬於正統時期,詳細的情形,還有待進一步的資料整理和研究。
前言/序言
對於藝術史的興趣,源自於大學時代,本人於1980到1984年四年間,在颱灣師範大學美術學係學習美術創作的同時,也逐漸對藝術史論的研究産生濃厚的興趣。1987年進入文化大學藝術研究所碩士班就讀,開始瞭本人對藝術史論的探索,尤其是對古代陶瓷史的鑽研。猶記得在我接觸陶瓷史資料之時,正值江西景德鎮珠山禦窯廠的考古與修復工作緊密地進行之中,許多新的實物證據與文獻資料,陸陸續續被考古專傢與藝術史學者發現,許多新的見解在藝術史界被熱烈地討論著,當時身為研究生的我,為瞭增加對考古文物實際的理解,曾經在1989年親赴景德鎮,進行深入的考察。
多年來,數以萬計在景德鎮考古所齣士的物件,在文物專傢們細心與辛勤的修復之下,一一展現齣原來的樣貌,部分修復品在1996年曾經到颱北鴻禧美術館展覽,本人在仔細參觀之餘,也對許多物件進行瞭資料拍攝的工作,此一展覽對於學術界的研究工作,確實有著相當大的幫助.
時隔二十年,通過學術界的多方研究,景德鎮明代官窯瓷器的研究,已經有瞭相當可觀的成果。2001年9月,本人結束瞭在英國近四年的進修返迴颱灣,便積極地以新的資料投入到這項研究工作之中,在當時已有的研究成果基礎之上嚮前又邁進瞭一步。2002年,《明代官窯鑒定》由颱北三藝圖書公司以繁體字版齣版、發行之後,深獲海內外好評,也收到許多讀者來函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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