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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雪峰的传奇人生》三十年代党内的“左倾”来自苏联和共产国际,当时苏联认为中间派最坏,要消灭中间派。冯雪峰的“左倾”思想来自组织,个人是敌不过组织的,天平总向集体倾斜,这是没有办法的。冯雪峰又以他的“左倾”思想去影响鲁迅,当时批判“第三种人”是极“左”的做法。鲁迅喜欢冯雪峰,不抵制冯雪峰的做法。许广平回忆录中写道,冯雪峰要鲁迅先生怎样怎样做,最后总是冯雪峰达到目的。
内容简介
《冯雪峰的传奇人生》在冯雪峰身上,交织着多种角色:出生在祖祖辈辈不识字的农民家中,连中级师范也未能毕业的放牛娃,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诗人、作家、文艺理论家,1927年入党的老革命,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执行委员,陕北党中央派到上海的特派员,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上饶集中营中的“囚徒”,站在天安门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的嘉宾,被开除了党籍的“右派分子”,文化大革命中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等。这么多反差极大,相互背离的角色交织成他丰富而坎坷的一生。好在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档案的解密,过去一些迷惑不解的事情渐渐清晰。我应当尽力从各个角度写出一个真实的冯雪峰。一起来翻阅《冯雪峰的传奇人生》吧!
目录
序言 我所认识的冯雪峰
第一章 歌唱在湖畔
第二章 闯荡北京
第三章 “左联”时期
第四章 最佩服的人——鲁迅
第五章 危难相助瞿秋白
第六章 文章知己丁玲
第七章 转战在革命根据地
第八章 陕北来人
第九章 乡居神坛写长征
第十章 上饶集中营里的“囚徒”
第十一章 飞出牢笼到重庆
第十二章 重返上海
第十三章 解放初期的建树
第十四章 从“《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开始的厄运
第十五章 魂归故里
后记
精彩书摘
1921年春,金华的浙江第七师范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爆发了驱逐学监顾华钟的风潮,学生的带头人冯雪峰因此而被学校开除学籍。他当时才18岁,却很有胆识,绝不屈服,带着同学们为他凑集的17元钱直奔省城杭州,投考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并把自己的名字冯福春改为冯雪峰。当春暖花开时节,他的祖母随同乡里的老太太们到兰溪进香拜佛,顺道去金华探望心爱的长孙,方才知道他已不在七师读书了。从此,他完全冲破了家庭的束缚,义无反顾地奔向新的天地。
冯雪峰进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真是他的福气,在美丽的西子湖畔,他的人生掀开了新的一页。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只是一所中等师范学校,却是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在南方的主要阵地,与北京大学南北呼应,影响颇大。校长经亨颐改革时弊,提倡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聘请进步的教师,也支持学生参加社会活动。教师中有在新文化运动中被誉为“四大金刚”的陈望道、夏丐尊、刘大白、李次九,也有著名的作家与学者朱自清、俞平伯、叶绍钧、刘延陵等,吸引了进步的学生纷纷慕名负笈而来,学校呈现一派勃勃生机,政治、文化、文学方面的社团纷纷创立。冯雪峰在这样的环境中,如鱼得水,心情舒畅。在他两鬓染苍的晚年,心中还感念扶他走上文学之路的恩师。当年与他朝夕相处的同学,如赵平复(柔石)、潘漠华、汪静之、魏金枝等,都结下了终生不渝的友谊。
也许,满腔的热情更适合写新诗,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新诗崭露头角。1920年3月,第一部新诗集胡适的《尝试集》出版,1921年8月,郭沫若的诗集《女神》出版,各种新文学报刊——《新青年》、《新潮》、《少年中国》等都为新诗开辟了园地,澎湃的诗情激励着浙江第一师范的同学们,他们跃跃欲试,渴望登上诗坛。
在老师朱自清、叶圣陶、刘延陵的辅导下,浙一师在1921年下半年成立了文学团体“晨光社”,汪静之、潘漠华、冯雪峰、赵平复(柔石)、魏金枝等成为中坚力量,也有蕙兰中学、安定中学和女子师范学校的同学参加,还有个别的教员和《浙江日报》的编辑,出版了《浙江日报》副刊之一的《晨光》文学周刊。他们的活动场所就在充满诗情画意的西子湖畔,他们常常利用星期日,到西泠印社或三潭印月等处,一边品茶观景,一边观摩各人的习作,相互促进。在这种浓浓的诗的气氛中,冯雪峰于1921年11月19日创作了第一首诗《到省议会旁听》,刊登在1921年11月22日《时事新报·学灯》上,这首取材于省议会的诗歌表明他的创作崇尚现实主义,以针砭时弊为己任,不是无病呻吟。
1922年1月15日,朱自清、俞平伯、刘延陵等创办了《诗》月刊,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诗刊物,为新诗的发表提供了园地。冯雪峰的第二首诗《小诗》(作于1921年11月21日)即发表在《诗》月刊一卷二期上(1922年2月15日出版)。《诗》月刊发表的湖畔派诗有30余首之多,可见它在培育青年诗人的成长中所起的作用。冯雪峰在写作第二首诗的时间距离写第一首诗仅两天,也可见他的勤奋。
冯雪峰在老师的培养下和同学们的切磋中,努力探索诗的奥秘,使他一举成名的是湖畔诗社的建立和《湖畔》诗集的出版。1922年4月,这个年仅19岁,从山间小路走来的少年登上了诗坛,在现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
前言/序言
1936年我在北平读中学时参加了“民族解放先锋队”,这是党的外围组织。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兵占领北平,我在日本兵进北平那天逃难到上海。我1938年初入党,认识了孙冶方、顾准、林淡秋等。我在北平时读了鲁迅很多文章,也读了冯雪峰的文章,知道他和鲁迅的关系密切,所以对他很敬重。但我到上海时,冯雪峰已离开上海,没有能够与他见面。
我那时爱好文艺,已开始发表一些习作。原来党的关系在学生界,后来就调到文委系统。文委书记是孙冶方,副书记是曹荻秋和顾准。当时上海是孤岛,但与内地关系还没有完全断绝。有许多进步的文化工作者集中在金华,骆耕漠、邵荃麟、葛琴、刘良模等都在金华。他们之中有人有任务到上海来,就与我们见面。在新四军的党员作家辛劳有时从皖南到上海,他说他见到过冯雪峰(可能在义乌或金华),带来雪峰的消息,他曾说到冯雪峰很关心上海孤岛的文艺活动,冯雪峰说你们几个搞理论的人的文章不错。
上海孤岛时期,党的文艺小组办过丛刊,有戴平万、林淡秋、楼适夷和我等人,人员变化流动很大,办的主要是《奔流》丛刊,是在租界里,被停刊后,又出《奔流新集丛刊》,出过两集,一集叫《直入》,一集叫《横眉》(是茅盾题的字)。楼适夷用真名发表了《怀雪峰》,因为当时冯雪峰生死不明,有种种谣传,就以为他已不在人世。当时雪峰的才华、看问题的深度都被人所敬重,楼适夷的文章也代表了当时上海地下党中的许多人对雪峰的感情。因为冯雪峰是有名的共产党,丛刊因此被禁,我们这样的做法没有考虑到当时的形势。
我与冯雪峰第一次见面,是在抗战胜利以后,他从内地回上海时。那时我与魏金枝、林淡秋、满涛等人经常在魏金枝任教的南屏女中见面,讨论文艺问题。我们一起办过《现代文艺丛刊》(第一辑名《新生代》)。冯雪峰与我们都在这个刊物上发表过文章。
三十年代的文艺理论家中,我以为雪峰最有才华,他写的《有进无退》、《乡风与市风》等书都很深刻。毛泽东说过他喜欢冯雪峰的文章,朱自清在清华大学任教时指定《乡风与市风》作为学生的课外阅读书。
冯雪峰对我们几个人说过,有一次晚上,他与毛泽东在树林里散步(长征时),毛泽东对他说了许多对鲁迅的看法,毛泽东很喜欢鲁迅的杂文,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对鲁迅评价很高。并不像后来有些人所说,毛泽东喜欢鲁迅只是为了政治需要。鲁迅打“落水狗”的精神与毛泽东主张的斗争哲学有共同之处。
冯雪峰很耿直、直率,说话不考虑入际关系。为什么毛泽东后来不喜欢冯雪峰?我听说因为冯雪峰写过文章,说关于文艺的政治性和艺术性要“反问三次……”这是针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所主张的政治标准第一的观点(注:这篇文章就是冯雪峰在1946年写的《题外的话》,收入《雪峰文集》2卷365页,文章中写道:“什么是先生所说的政治性?只要一连问三次,恐怕说的人也会不知所答的罢。”)解放后,我也写了一篇有关政治性和艺术性的文章,雪峰对我说,这个问题我已经写过了,你不要再写了。
胡风说:“我有许多看法是从冯雪峰那里来的。”后期胡风对冯雪峰不好,他信中写的二马就是指冯雪峰。
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郑效旬到上海来,他告诉我冯雪峰在写关于太平天国的小说。我与父亲合译的《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是英国军官呤唎写的,我父亲译八章,我译十六章。当时写太平天国的书都是反对他们的,只有这本是歌颂的。作者在前面写道:“献给忠王李秀成。”这本书当时已有影响。冯雪峰看这本我译的书是为搞清太平天国作战时走过的路线。
夏衍与冯雪峰有隔阂,我听说,1936年时夏衍听章乃器说冯雪峰说过:“夏衍是坏人,要扭关捕房,他(夏衍)不能代表党。”周扬在“文革”以后去看冯雪峰,解决了他们之间的隔阂,这很好。
解放初,冯雪峰调出时代出版社,我调进去。他那时把他的书都送给我,在“文革”爆发时,我想这些书不能再留了,就把他的书与胡适的书都烧了。
冯雪峰在解放后把他以前写的有关教条主义等文章都修改过,已不是原来的样子了。胡风反对他的修改稿。冯雪峰后期写的《党给鲁迅以力量》,就有些不符合鲁迅的实际情况。
冯雪峰在中央苏区时已是中央候补委员,当时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都很少,所以很不容易的。(注:冯雪峰于1934年1月被选为中华苏维埃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执行委员。)
三十年代党内的“左倾”来自苏联和共产国际,当时苏联认为中间派最坏,要消灭中间派。冯雪峰的“左倾”思想来自组织,个人是敌不过组织的,天平总向集体倾斜,这是没有办法的。冯雪峰又以他的“左倾”思想去影响鲁迅,当时批判“第三种人”是极“左”的做法。鲁迅喜欢冯雪峰,不抵制冯雪峰的做法。许广平回忆录中写道,冯雪峰要鲁迅先生怎样怎样做,最后总是冯雪峰达到目的。
2002年4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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