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潜心研究 在多国原始档案中寻求历史真相
以史为鉴 了解冷战时代大国关系案例种种
内容简介
共产主义革命的口号“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是跨越国界的,但当共产主义国家成立后,却不可避免的有了自身的利益,从而与上述观念产生了矛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关系中,自然也不例外。本书精选沈志华各个时期发表的论文,从中国与苏联、朝鲜及东欧的外交关系三个方面,探讨了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复杂性与两重性。
作者简介
沈志华,1950年4月出生。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终身教授,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历史系兼职教授,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高级研究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名誉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冷战史,苏联史,特别是中苏关系史和朝鲜战争。
目录
建国初期苏联对华经济援助的基本情况——来自中国和俄国的档案材料
一、提供低息贷款
二、援建重点项目
三、发展双边贸易
四、开办合股公司
五、提供技术资料
六、派遣苏联专家
七、培养中国专家
八、协助编制经济计划
赫鲁晓夫与苏联归还旅顺海军基地
一、斯大林得以继续使用旅顺基地
二、赫鲁晓夫主动提出归还旅顺口
三、苏联军队撤退及旅顺基地的交接
对在华苏联专家问题的历史考察:基本状况及政策变化
一、为了满足中国的政权和经济需要
二、专家派遣和管理工作的混乱局面
三、苏联专家来华的高潮时期
四、苏联的谨慎政策和中国的少而精原则
对在华苏联专家问题的历史考察:作用和影响
一、倡导“全面学习苏联”的方针
二、苏联专家的作用得到充分体现
三、提出“以苏为鉴”的口号
四、“大跃进”和中苏分歧的影响
对在华苏联专家问题的历史考察:生活及工作条件
一、关于苏联专家来华工作条件的谈判
二、苏联专家的待遇和中国的实际支出
三、对苏联专家日常生活的关心和照顾
四、苏联专家的工作环境及其变化
苏共二十大、非斯大林化及其对中苏关系的影响——根据俄国最近披露的档案文献
一、苏共二十大路线的实质
二、非斯大林化现象的由来
三、苏共二十大对中苏关系的影响
援助和限制:苏联对中国研制核武器的方针(1949-1960)
一、赫鲁晓夫开启了中国原子能和平利用之窗
二、苏联对中国核援助的方针出现突破性转变
三、苏联对中国研制核武器的帮助及其限度
四、赫鲁晓夫决心撕毁合同终止对中国的核援助
试论朝鲜战争期间的中朝同盟关系
一、关于军队的指挥权问题
二、关于越过三八线后是否南进的问题
三、关于朝鲜铁路的管理权问题
四、关于停战谈判和结束战争的问题
左右逢源:朝鲜战后经济重建与外来援助(1954-1960)
一、准备时期(1953–1954)
二、三年计划期间(1954–1956)
三、五年计划期间(1957–1959)
四、“缓冲”时期(1960)
朝鲜劳动党内权力斗争与中朝苏三角关系
一、起因:苏共二十大引起的风波
二、经过:八月全会前后朝鲜党内斗争和中苏的干预
三、结局:中国人民志愿军全部撤离朝鲜
朝鲜族居民跨境流动:中国的对策及其结果(1950-1962)
一、朝鲜族居民的国籍问题及其解决
二、中朝政府对边民流动的政策和措施
三、非法越境问题及中国的处理方针
1956 年十月危机:中国的角色和影响——波匈事件与中国研究之一
一、前提:苏联、东欧、中国三角关系
二、处理波兰危机:苏联未遂的军事干涉
三、处理匈牙利危机:苏联第一次出兵
四、处理匈牙利危机:苏联第二次出兵
五、结论:中国开始介入东欧事务
中国对东欧十月危机的反应和思考——波匈事件与中国研究之二
一、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不同声音
二、再次讨论波匈事件和斯大林问题
三、中国社会的反应和“少数人闹事”
四、中共采取的各种让步和安抚措施
五、毛泽东强调要注意思想动向
1956 年的波兰危机与中波关系——来自中国的档案文献和内部报道
一、中波在苏共二十大后开始接近
二、中国对波兹南事件的看法
三、中共八大期间中波领导人的接触
四、中国在阻止苏联武装干涉问题上的作用
五、中共帮助协调苏联与波兰的关系
六、中波之间对匈牙利事件的分歧意见
七、毛泽东对哥穆尔卡的认识和评价
中国“旋风”:周恩来1957 年1 月的穿梭外交及其影响
一、波兰危机和匈牙利动乱的余波
二、周恩来三国之行急需解决的问题
三、在新的基础上巩固社会主义阵营
精彩书摘
试论朝鲜战争期间的中朝同盟关系
二、关于越过三八线后是否南进的问题
还在朝鲜人民军顺利向南方推进时,毛泽东就与金日成的私人代表李相朝做过一次长时间谈话。毛泽东强调,朝鲜人民面对的是非常强大的敌人,对此必须时刻牢记。人民军只顾向前进攻,后方守备薄弱,敌人很可能从后方登陆,切断人民军的交通线。毛泽东警告朝鲜领导人必须认识到这种危险性,应该集中力量,实施战略性后撤。李相朝传达了这一意见后,金日成不仅根本听不进去,而且警告他不得把这一情况告诉任何人。
当志愿军胜利地结束了两次战役,将战线推至三八线附近后,作为战地指挥官,彭德怀考虑到战场的实际情况,要求部队进行休整。彭报告说,由于胜利,朝鲜党政军民情绪高涨起来,但速胜和盲目乐观的情绪也在各方面有所滋长。“苏联大使说:美军将速逃,要我军速进。这不仅是苏联大使的意见,而且是朝鲜党中央多数同志的要求。”彭认为,“朝鲜战争仍是相当长期的,艰苦的。敌人由进攻转入防御,战线缩短,兵力集中,正面狭小,自然加强了纵深,对联合兵种作战有利。”敌军士气虽较前低落,但现在还有26 万左右兵力,不会马上全部撤出朝鲜。所以,“我军应采取稳进方针”。周恩来也持同样意见,提出除非可以在汉城地区寻机歼灭敌军,否则,不论敌固守汉城或放弃汉城,我军均要休整一个时期。但出于国际政治方面的原因,毛泽东强令志愿军立即发动第三次战役,越过三八线。 不过在军事策略上,毛泽东还是赞成彭德怀提出的长期打算、稳步前进的战役部署,同意越过三八线再打一仗后就收兵,全军主力(包括人民军)退后几十公里进行休整。
1951 年1 月3 日彭德怀电告金日成:敌人在防线被突破后迅速逃跑,故战果不大,只俘虏3000 余人。如敌继续南逃,即跟踪追击至水原待命。此役以占领汉城、仁川、水原、利川等地以后即停止前进,准备休整补充。如敌以重兵防守汉城,则我暂不强攻,因各种条件均不成熟。毛泽东也把这一决定转告了斯大林。战局发展果如彭德怀所料,第三次战役虽然突破三八线并攻占了汉城,但联合国军是主动撤退的,中朝联军除占领了一些地盘外,没有对敌人作战部队造成什么创伤。鉴于此时志愿军在战场上已成强弩之末,且考虑到“敌阴谋诱我深入到洛东江的早已设好的坚固阵地,并诱我攻坚”,彭德怀于1 月8 日命令部队停止进攻,全军休整。此举引起朝鲜方面的强烈不满和反对。
1 月2 日,《劳动新闻》发表了金日成几天前在劳动党中央第三次常委会上的报告。报告指出,朝鲜党和人民对三八线的划分,“不能容忍,不能坐视”。因此,当前的军事任务就是对越过三八线逃窜的敌人“积极展开追击战”,并组织“决定性战斗”。由于前期作战失败的教训和压力,金日成曾表示同意越过三八线后休整两个月的部署,但他内心实际上主张速胜,只是发表意见时比较策略,总把新任苏联大使拉祖瓦耶夫和朝鲜外务相朴宪永推到前台。就在彭德怀下令停止进攻的当天,金日成向柴成文表示,部队休整不宜过长,有一个月足矣;若时间过久,河川及稻田化冰后,将增加部队运动困难,且敌人企图拖长时间,以利补充装备和部队喘息。金还拟赴彭处面谈。彭即将金的意见电告毛泽东,但坚持部队必须休整补充。1 月9 日上午,驻华军事总顾问扎哈罗夫得知在朝部队已经停止前进后也表示反对。他不满地说,世界上哪有打胜仗的军队不追击敌人、不发展胜利成果的呢?这将给敌人以喘息机会,犯下丧失战机的错误。虽经代总参谋长聂荣臻耐心解释,扎哈罗夫仍然坚持己见。同一天,斯大林来电称,为避免国际上对中国的责难,建议由志愿军控制三八线以北及其两侧海岸,而令人民军继续南进追击。毛泽东随即将此电转发彭德怀。
1 月10 日晚,柴成文陪同金日成来到彭德怀的指挥部。会谈中,彭在分析了敌我实际情况后强调,我军必须休整,经过充分准备以求在下一战役消灭更多敌人。金表示同意休整,但提出时间要尽量缩短,可先出动3 个军南进,其余休整一个月。彭认为,现在出动可能压迫敌人再放弃几个地方,但过早将敌主力压缩到釜山狭小地区,不利于分割围歼。金争辩说,不能消灭敌人,扩大领土也是很重要的。彭说,扩大领土不如首先消灭敌人。消灭了敌军,自然就得到了领土。金坚持认为,目前多占领土,增加人口,才有利停战后的选举。彭认为不必多考虑这些,目前的中心任务是多打胜仗,消灭敌人。由于双方争执不下,彭这时拿出毛泽东9日电交给金日成。金则称,他谈的不是个人意见,而是劳动党政治局的集体意见,于是打电话叫朴宪永星夜赶来。
1 月11 日彭德怀收到毛泽东急电。针对金日成主张缩短休整时间的主张,毛依据斯大林来电提出:人民军一、二、三、五军团均可置于汉江以南之第一线,志愿军撤至仁川及汉江以北休整两个月至三个月,仁川及汉城之守备由志愿军担任。人民军应将现在东北训练的新兵加以补充,如金日成认为不必补充休整就可前进,亦可同意人民军前进击敌,并可由朝鲜政府自己直接指挥。志愿军担任仁川、汉城及三八线以北之守备。当日黄昏,彭、金、朴会谈,进行了更加激烈的争论。金日成和朴宪永认为,斯大林所说让人民军单独前进,是指目前形势有利,美军要退出朝鲜。朴宪永列举最近一些新闻和苏方提供的情报,得出结论说,美军一定会退出朝鲜,但我军不追击就不会退出,因为美国要找借口。彭德怀反驳说:“我不追击,美国可以自动退出,这对他们是很好的借口。”朴回答:“不追击就不会退出,应该利用美国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彭说,“只有再消灭美军几个师,才会加深这种矛盾,这一因素才会成为有利条件,而志愿军只有休整后才能再战。”这时金日成插话,重提在半个月内志愿军应有3 个军继续南进,其他部队休整一个月后即展开进攻的主张。彭德怀有些不耐烦了,提高嗓门激动地说:“你们的看法是错误的,都是从愿望出发的。你们过去说美国一定不会出兵,从不设想如果美国出兵怎么办,现在又说美军一定会退出朝鲜,也不考虑如果美军不退出怎么办。你们指望速胜而又不作具体准备,结果只会延长战争。你们把战争胜利寄托于侥幸,把人民的事业拿来赌博,只会把战争再次引向失败。志愿军休整补充需要两个月,一天也不能少,可能还要三个月,没有相当的准备,一个师也不能南进。我坚决反对你们这种轻敌的错误意见。如果你们认为我彭德怀不称职,可以撤职审判,可以杀头。”彭德怀接着根据毛泽东来电的意见指出:由仁川至襄阳线以北,全部海岸警戒和后方维持交通,由志愿军负责。人民军4 个军团约12 万人已有两个月休息,归你们自己指挥,照你们的愿望继续向南前进。美军果然如你们想象的那样退出朝鲜,我自当庆祝朝鲜解放万岁,如美军不退走,志愿军按预定计划南进作战。在这种情况下,金日成只得表示,人民军还没有准备好,元气也未恢复,不能单独前进,承认确有速胜情绪,并勉强同意志愿军休整两个月。最后,双方决定召开两军高级干部联席会议,交流经验,统一思想。
斯大林得知中朝之间在军事指挥上的争论后,曾在一封电报中说,“中国志愿军的领导是正确的”,“毫无疑义,真理在彭德怀同志手里”,称赞彭以那样劣势的装备打败了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帝国主义,是当代天才的军事家。斯大林还批评苏联大使不懂军事,不准他再干扰彭德怀的指挥。此时,毛泽东也进一步施加压力,于1 月14 日致电金日成指出:“在最近2–3 个月内,中国志愿军和朝鲜军队要克服严重困难,并完成繁重而艰巨的工作,具体包括:用经过训练的新兵补充部队,使经过训练的新兵学会老兵的经验;加强部队的武器装备;恢复铁路;准备好给养和弹药;改善运输和后勤工作。只有做好这一工作,才能保障取得最后胜利。”毛泽东认为,在敌人准备继续抵抗的情况下,“我们必须进行充分的准备,才能继续作战。不然,我们就会重犯朝鲜军队1950 年6 月至9 月所犯过的错误”。“中朝两国同志必须耐下心来,进行必要的准备”。第二天毛又将此电转发斯大林。于是,在1 月16-18 日再次与彭德怀会晤时,金日成表示朝鲜人民军单独南进是带有冒险性的,朝鲜劳动党政治局经过讨论,认为中方提出的必须利用两个月时间进行休整的建议是正确的。然而,金日成心中的不满是可以想见的。苏联驻朝鲜大使后来报告说:“当美国人已经准备从朝鲜撤出的时候,中国人却离开水原回到三八线地区,他们放弃了大规模的进攻行动,经常派出一些没有准备的军队去参加进攻行动,明显地追求在三八线地区停止战争——所有这一切都严重地损害了中国人在朝鲜领导人心目中的威信,尽管朝鲜人也清楚,中国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直到战争结束后很久,在朝鲜党内都流传着一种说法:中国的志愿军似乎不愿意在1951年初武装干涉者遭到失败时彻底解放朝鲜。可见此事对金日成的刺激之深。
……
前言/序言
编者说明
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追寻当下诸多问题的历史根源,是历史研究者的重要使命之一。冷战持续了近半个世纪,不仅主导了战后世界的政治格局,影响到许多国家的发展方向,甚至对当前一系列国际纠纷和冲突还在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正因为如此,在冷战结束后的国际学界掀起了“冷战国际史”研究的热潮。
作为中国“冷战国际史”这一新兴学科的创建者之一,沈志华教授为该学科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自费从俄国和美国收集了大量宝贵的第一手档案文献,并无偿地提供给国内外学者使用,从而为该学科的长足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而他本人,更是与这些档案朝夕相处,潜心研究,近二十年来主编了多部档案文献集,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文和专著。这些成果,在很大程度上改写了中国乃至国际史学界对中苏关系、朝鲜战争等重大历史过程和历史事件的叙述。
为此,我社把沈志华教授1994 年以来发表的部分论文,根据“冷战的起源”、“冷战的转型”、“冷战在亚洲”、“冷战中的盟友”、“冷战的再转型”五大主题编辑为五册,以飨读者。除了对冷战史这个广泛领域中许多不同事件或过程的描述,这些论文集也收入了沈教授对同一论题在不同年代的研究成果,虽然有些内容显得重复,但更多的是对历史过程表述的细微变化,甚至是完全不同的结论。这恰恰显示出随着档案文献不断解密和公布而反映出来的冷战史研究发展和变化的历程。对于年轻一代的研究者,了解这一历程可能更为重要。同时,在每一册中,作为附录,我们还挑选了沈教授整理、编辑的部分国外档案文献,相信对学者的研究会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九州出版社
《东方战线:二战后苏联与东欧国家关系研究》 本书深入剖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内部错综复杂、充满博弈的国家关系。不同于聚焦于表面上的“盟友”叙事,本书着重考察了在该意识形态框架下,各成员国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多个层面进行的深度互动,以及由此产生的张力与合作。我们将重点关注苏联作为核心力量,如何通过各种手段维持其在东欧的影响力,以及东欧各国在服从与寻求自主之间的艰难抉择。 第一章:历史的余烬与意识形态的播种 二战的硝烟尚未散尽,欧洲便被新的铁幕分割。本章将追溯战后初期东欧各国社会经济的剧烈转型,以及苏联如何利用其军事胜利和意识形态优势,在这些国家推广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我们将详细探讨斯大林模式的输出,包括对政治体制、经济结构、农业集体化、工业化道路等方面的深刻影响。同时,本章也会审视东欧各国在这一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内部阻力与外部压力,以及不同国家在接受苏联模式时的微妙差异。从波兰的社会动荡到捷克斯洛伐克的和平演变,再到南斯拉夫的独特发展道路,我们将通过具体的案例展现意识形态的传播并非铁板一块,而是伴随着本土化的挣扎与适应。 第二章:政治的羁绊:集权模式的普适与变异 社会主义阵营的政治权力结构呈现出一种高度集中的模式。本章将系统梳理苏联如何通过共产党情报局(Cominform)和军事联盟(华沙条约组织)等机制,对东欧各国的政治生活施加影响。我们将分析苏联对各国共产党领导层的任命、意识形态的统一要求、政治清洗的蔓延,以及对异见的压制。然而,本书并非仅仅描绘服从的图景。我们将深入研究在这一高度集权的体制下,东欧各国政治精英如何试图在维护苏联领导的同时,争取一定的政策自主权。例如,一些国家在经济改革问题上曾有过不同于苏联模式的探索,虽然这些探索最终往往以失败告终,但它们揭示了阵营内部并非完全的同质化。本章还将关注赫鲁晓夫时期“非斯大林化”浪潮对东欧各国政治带来的冲击,以及随之而来的震荡与调整。 第三章:经济的纽带:计划经济的协同与矛盾 苏联主导下的经济合作是社会主义阵营维系其凝聚力的重要手段。本章将详细考察经济互助委员会(Comecon)的运作及其在协调东欧各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我们将分析Comecon如何试图通过专业化分工、资源互助和贸易协定来促进成员国经济的同步发展,以及其在工业生产、原材料供应、技术交流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然而,计划经济体制固有的弊端,以及苏联在其中扮演的“中心”与“边缘”关系,也导致了诸多矛盾。本章将重点探讨东欧各国在经济发展中普遍面临的效率低下、创新不足、与西方经济脱节等问题,以及苏联对东欧国家原材料的掠夺性开发和对先进技术的保守态度如何加剧了这些矛盾。我们将通过分析不同国家的经济结构和发展路径,展现计划经济在实践中出现的种种困境和挣扎。 第四章:军事的屏障:华沙条约的构建与影响 面对西方军事集团(北约)的威胁,苏联主导下的华沙条约组织应运而生。本章将深入分析华沙条约组织的军事战略、指挥体系、联合演习以及武器装备的统一化进程。我们将考察该组织在维护苏联在东欧的军事霸权、威慑西方、镇压内部异动(如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等方面所扮演的角色。同时,本章也将探讨华沙条约组织内部在军事战略、装备发展和部队部署等问题上存在的不同看法和利益冲突。例如,一些东欧国家在军费开支、武器采购以及国家安全战略上,都曾试图摆脱苏联的完全控制,虽然收效甚微,但这些尝试反映了阵营内部并非完全的军事一体化。本章还将分析苏联如何利用其军事实力,在东欧国家内部施加政治和经济压力,进一步巩固其领导地位。 第五章:文化与意识形态的传播:统一与裂痕 意识形态的统一是社会主义阵营维系其合法性的重要基石。本章将研究苏联如何通过文化输出、教育体系改革、媒体宣传和官方意识形态控制,试图在东欧各国建立统一的社会主义文化认同。我们将分析官方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在东欧各国的传播方式,以及其对文学、艺术、哲学、历史学等领域产生的深远影响。然而,文化并非单向的灌输。本章也将关注东欧各国在接受和本土化社会主义文化时所表现出的复杂性。一些国家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在坚持官方意识形态的同时,也试图融入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元素,或在夹缝中进行一些有限的艺术探索。此外,西方文化和思潮的潜移默化,以及阵营内部各国之间在文化上的交流与借鉴,也共同构成了东欧文化景观的多样性。本章将通过具体的文化事件和思潮演变,展现意识形态的传播与接受过程中所产生的裂痕与张力。 第六章:分歧的种子:寻求自主的努力与苏联的应对 尽管面临强大的外部压力,东欧各国在发展道路上从未停止过寻求自主的努力。本章将重点关注那些试图突破苏联模式、进行改革的国家,如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之春”,及其被苏联及其盟友镇压的惨痛教训。我们将分析这些改革运动的动因、内容以及其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产生的深远影响。本书将深入探讨苏联在面对这些“异端”时所采取的策略,包括政治施压、经济制裁、军事干预以及意识形态批判。我们将分析苏联的“有限主权论”是如何在实践中被用来压制东欧国家的改革呼声,以及这种高压政策最终如何加剧了阵营内部的不满和离心力。本章还将审视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等国走上“独立”道路的复杂历史进程,以及它们与苏联之间的疏远与对抗。 第七章:内外的双重压力:阵营的走向与最终的瓦解 进入20世纪80年代,社会主义阵营的内部矛盾日益尖锐,外部压力也愈发沉重。本章将分析苏联国内经济停滞、政治僵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以及戈尔巴乔夫改革开放政策对东欧各国产生的连锁反应。我们将考察东欧各国在这一时期普遍出现的经济危机、社会动荡以及民众对现有体制的不满情绪。同时,西方世界的和平演变策略、经济援助以及价值观的输出,也对阵营的稳定构成了严峻挑战。本章将详细回顾1989年东欧剧变的历史进程,从波兰团结工会的胜利,到柏林墙的倒塌,再到捷克斯洛伐克的“天鹅绒革命”,以及罗马尼亚的革命,我们将在历史的宏大叙事中,还原那些关键时刻的细节与人物。本书将着重分析导致社会主义阵营瓦解的深层原因,包括计划经济的不可持续性、政治体制的僵化、意识形态的失信,以及东欧各国民族主义情绪的复苏。 结论: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启示 本书的结论部分将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关系进行总结性回顾。我们将强调,尽管在意识形态的旗帜下,各国之间存在着表面的“盟友”关系,但权力博弈、利益冲突、文化差异以及对自主权的追求,共同塑造了这段复杂而充满张力的历史。本书并非仅仅是一部历史的陈述,更试图从中汲取现代的启示。理解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国家关系的演变,对于我们认识当今世界地缘政治格局、理解国际关系中的权力运作、反思意识形态的局限性以及探讨国家发展道路的选择,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任何试图通过强制手段来实现的统一,都难以持久;而真正的合作,离不开相互尊重、平等对话和共同发展。 《东方战线:二战后苏联与东欧国家关系研究》旨在提供一个全面、深入且客观的视角,带领读者穿越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理解那些曾经的“盟友”之间,是如何在共同的旗帜下,进行着各自的博弈与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