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推薦
《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1996年由三聯書店齣版,很快在全國讀書界引發瞭“陳寅恪熱”,並帶齣許多話題:關於傳統文化、關於人文精神、關於學人風骨……還有陳寅恪可歌可泣的傳奇人生。此書遂成為90年代三聯的“標誌性讀物”之一。《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修訂本)》這本書的一個好處在於作者翻閱瞭很多檔案,找到瞭原始文件,根據大量珍貴的檔案、訪談和文獻等第一手資料,在書裏澄清瞭很多曆史疑問。第二個好處在於,作者抱著“瞭解之同情”的態度寫作,從20世紀中國文化的傳承角度來理解陳寅恪,寫齣一部以揭示傳主生存狀態、探索其內心世界為主題的個性鮮明的學人傳記。書中一大批與傳主有交往的各色知識分子之命運也有明晰的描寫。十六七年過去,此次再版,作者對全書做瞭全麵修訂,在訂正訛誤之外,特彆針對近年發現的新資料、新研究,做瞭幾十處的增補刪改,也增加瞭作者本人對一些問題的深入開掘。
海報:
內容簡介
《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為陳寅恪先生後半生(1949-1969年)的傳記。 陳先生學貫中西,文史兼通,學術研究有很高的境界。他一生潛心學問,不求顯達,深為國內外學人敬重。本書根據大量檔案文獻和第一手的采訪資料,詳盡描述瞭陳先生生命最後二十年的坎坷經曆,披露瞭許多鮮為人知的史實。
《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為讀者打開瞭一段塵封的曆史,從陳先生的生存狀態和人際關係入手,探索瞭他的內心世界,並以此分析、詮釋瞭陳先生晚年作品的內涵,提齣瞭不少頗有說服力的見解。 這部也許沉重的作品,能給讀者許多啓示。 本書1996年初版。此次修訂再版,作者參考瞭近年發現的新材料、新研究,在“時代與人”的一些節骨眼上,新注入近年治學的思考與心得,並補入當年尚未知曉的一些重要史跡。
作者簡介
陸鍵東,廣東南海縣人,廣州文學藝術創作研究院專業作傢、學者。主要緻力於中國知識分子曆史、明末清初史事、近代嶺南文化演進史等課題的研究。2007年,受邀為颱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訪問學人。
2010年,獲聘為法國人文科學之傢、法國高等社會科學研究院客座研究員。
內頁插圖
精彩書評
“以後你不要隨便寫東西,若沒有超過《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的,你就不要寫,你要對得起陳先生,你要對得起曆史”。
——王貴忱
目錄
新版前言
前 言
序 南 遷
第一章 陸沉下的抉擇
第二章 南土的溫情與生命的積澱
第三章 晚年人生的第一輪勃發
第四章 嚮北京關上瞭大門
第五章 磨難終於啓幕
第六章 1956年:一個罕有的春天
第七章 歡樂走到瞭盡頭
第八章 風暴中的孤寂者
第九章 “今日吾儕皆苟活”
第十章 哭泣的1958年
第十一章 劫後餘緒
第十二章 草間偷生
第十三章 今宵相逢
第十四章 中國學人的悲歌
第十五章 一段曇花一現的日子
第十六章 暮年“臏足”
第十七章 今生所剩無幾日
第十八章 挽歌已隱約可聞
第十九章 長 夜
第二十章 陳寅恪之死
第二十一章 身後是非誰管得
第二十二章 絕 響
主要參考書目
精彩書摘
第一章 陸沉下的抉擇
陳寅恪的到來,也使陳序經“一手抓教授”的計劃達到瞭高潮。陳序經懂得陳寅恪的價值。陳寅恪到達嶺大的第二天,也即1月20日,該天齣版的《嶺南大學校報》登齣瞭“本校聘請到名教授陳寅恪”的消息。該報雲陳寅恪“精通十餘國文字。西洋漢學傢伯希和等曾從陳先生學中國史,壯年即享盛名……本校王力院長亦齣其門下……(一九四二年)由英國牛津大學聘為正教授,此為我國罕有之榮譽……陳先生以史學馳名海內外……其博學為學術界所公認。去年國立中央研究院院士選舉,陳先生榮膺院士之選”雲雲[1]。這是陳寅恪在嶺南大學第一次正式亮相,評價之高,甚為少見。除瞭“一九四二年”這個時間及“伯希和等曾從陳先生學中國史”這一點與今人所掌握的史料有齣入外,其他的評語很貼切。從陳寅恪抵粵第二天校刊即登齣消息此點去分析,陳寅恪遠在上海時,陳序經已周密地安排瞭一切,他對陳寅恪的行蹤瞭如指掌。陳序經到底以多少月薪聘請陳寅恪?從五十年代初陳寅恪填寫的有關錶格所反映,陳寅恪每月的工薪分一度達到二韆七百分,比很多教授高齣二三倍。陳寅恪在嶺大領最高薪水是不容置疑的。1952年,嶺大數學係主任薑立夫在思想改造運動中被迫交待這樣的“問題”:他自到嶺大之日起便每月領取特彆津貼港幣一百元,一直領瞭兩年多[1]。以此推論,陳寅恪每月所領取的特彆津貼也不應少於港幣一百元。至此,在陳寅恪五十九年不安的人生中,嶺南大學這段校園生活,成為陳寅恪後半生為數不多的一段有些亮色,泛起一些快樂波瀾的歲月。嶺南大學的校風以及有些遊離於現實政治的環境很適閤陳寅恪,而陳序經也是他一生中碰到的為數極少的知音式領導。命運的機緣在這位大半生淒苦的大師邁入第六十個人生的年頭,似乎開始展現它的寬容。陳寅恪有點像生活在美麗的桃花源裏。看看同一時期珠江對岸廣州市的情形,對此會有更深的感受。1948年底,國民黨在中國的統治分崩離析,各類機關紛紛南遷。廣州雪上加霜,社會動蕩,物價飛漲,多遭受一層大潰退前夕的浩劫;南國各院校的教學秩序接近癱瘓,“反飢餓、反迫害”等罷教罷學風潮迭起。1949年1 月13日,以國立中山大學中文係主任孔德為首的中大教授,聯名嚮當局發齣“因生活悲慘,要求依照最近調整待遇發薪,限十五日十二時前清發兩個月,否則全體罷考(按:即不給學生齣考題、批考捲)”的警告。2月2 日,因物價上漲,員工生活陷入窘境,中山大學教授會全體教授嚮當時的教育部負責人陳雪屏請願,要求一次性透支3 至7 月份的薪津。3月5 日,中大教授因生活受到嚴重威脅,從該天起實行罷教並“總請假”達二十四天。5月中,中大教授會嚮社會發齣快郵代電雲:“懇請代總統、院長、部長準予藉支生活費三個月……另每人疏散費二百塊銀元。”
最令輿論震驚的是,同在該月,中大教授在國民黨政府的教育部門前掛起瞭“國立中山大學教授活命大拍賣”的大字招牌,當街將首飾衣物、圖書字畫等當場拍賣,情景十分之淒涼。時人評之為這是“中外教育史上的一大醜聞……”[1]
雖是一河之隔,中山大學與嶺南大學的景況卻有天淵之彆,此為陳寅恪之幸抑是時代之不幸?投之以桃,報之以李。尚未完全熟悉嶺錶風物的陳寅恪,已開
始將全副身心交給嶺南大學。第一次透露陳寅恪即將授課消息的是1949年4 月20日齣版的《嶺南大學校報》,在“下學期各院係開設科目”中,有這樣兩欄——中國文學係:白居易詩;曆史政治學係:唐史。此兩課程為陳寅恪所開無疑。嶺南大學的曆史專業一嚮很弱,沒有獨立的曆史係,故曆史與政治閤為一係。有此原故,在陳寅恪的教學生涯中便齣現瞭這樣的現象,選修陳寅恪所開課程的學生很少,有兩個學期甚至隻有一個學生在聽他的課。聽課人少的直接原因,是當時嶺南大學曆史政治學係,總共隻有二三十個學生,大部分人選讀的還是政法專業[2]。所以,五十年代廣東知名的曆史學傢杜國庠曾與選修過陳寅恪“唐代樂府”一課的嶺大學生鬍守為開玩笑,“你恐怕算是一個最高價的學生瞭”。意謂領最高薪水的教授隻是指導個把學生,該學生也可稱“最高價”瞭[3]。往深一層看,這未嘗不是中國文化在這個裂變時期的一種悲哀。陳寅恪一生學貫中西,能運用十數種語言文字從事文史研究,這種學識與眼界,錶明陳寅恪在二十世紀中葉已站在一個旁人難以企及的學術境界,實惟世紀難遇的一個奇纔。陳寅恪前半生涉獵的學術領域繁雜,公認已作齣卓越貢獻的便有佛教經典研究、中亞古代碑誌及古語言研究,及魏晉南北朝史、隋唐史等等。他在這些領域的建樹,已顯現陳氏學術的博大精深。使人一直深以為嘆息的是,這位文化巨匠留給後人的東西,與他淵博的知識係統相比實在是太少瞭。這不僅意味著陳寅恪尚可以開掘更多的領域,對曆史與文化有更多精闢獨到的發見;它還意味著當文化的豐厚與曆史的沉澱因人生機緣凝聚於文化大師一身時,大師身後,後人竟無法繼承其遺産的幾分之一。文化的源流在流過大師這一座碑石後,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新的碑石不知將在何處齣現……實際上,當年的一些理智者已經感覺到瞭這一點。在陳寅恪的晚年,順應極“左”思潮,中山大學一直沒有放棄改造陳寅恪“唯心史觀”的努力,但一個憂慮的問題一直壓在學校決策者的心頭:怎樣纔能把陳寅恪的東西學過來。於是纔有瞭以後一連串飽含著淚水的故事。嶺南大學在四十年代末至五十年代初,為陳寅恪提供瞭一個“世外桃源”,卻不能提供更多的後學跟隨文化大師承襲學問與學業,這是曆史一個深深的遺憾。即使是辦學妙手陳序經也無法挽迴這個遺憾。遠離“國共”大決戰的中心,偏於南隅的廣州,意外地齣現瞭由多種因素造成的嶺南大學這塊綠洲,卻不能使陳寅恪在這裏尋找到更多的後代學術知音,這也是嶺南文化一個深深的遺憾。在未來,後世的嶺南人將會為這一曆史性的失之交臂而深深嘆息。而在1949年,沒有誰意識到這一點。陳寅恪似乎很快適應瞭這塊土地,似乎喜歡上這座康樂園。
不過,現實世界並沒有世外桃源。河北岸的廣州,形勢一天比一天緊張。6月,國民黨在廣州組織瞭“戰時內閣”,其中有兩個學人齣身的人物擔任瞭在此時變得異常重要的兩個職務。一為杭立武任教育部長,一為葉公超代理鬍適任外交部長。杭立武,安徽滁縣人,十九歲畢業於金陵大學,二十二歲獲英國倫敦大學政治學碩士學位,二十八歲任中央大學政治係主任。以後即投身政界,擔任過國民政府教育部次長。杭立武是國民黨“搶運學人計劃”與“搶運兩院古物”最有力的倡議者。葉公超,原清華大學及西南聯閤大學教授,曾齣任過外國語文學係主任一職,陳序經和陳寅恪,與葉曾是同事又是熟人。在這段風雨飄搖、很多人都想遠走異鄉的日子裏,杭立武一直未遺忘在嶺南大學的“二陳”。他曾多次派人勸說陳序經動員陳寅恪離開大陸。陳序經一直沒有答允。杭立武同樣懂得“二陳”的價值,多次碰釘子後退而求其次,力勸“二陳”不妨先到香港看看情形再說。在解放軍的大炮已震撼南粵大地的9月某日,杭立武拉著“戰時內閣”的財政部長徐堪最後一次急匆匆地趕到嶺南大學,親自嚮陳序經攤牌,要陳序經一同前往勸說陳寅恪與薑立夫到香港。杭立武已到瞭哀求的地步,對陳序經說,如果陳寅恪答應去香港,他馬上給陳寅恪十萬港幣及新洋房。陳序經當即迴答,“你給十萬我給十五萬,我蓋新房子給他們住。”杭立武帶著財政部長一同勸說,大概有即時兌現之意[1]。這一針鋒相對的場麵,多年來一直不為世人所知。陳序經的迴答自然是氣話。他不可能給陳寅恪十五萬港元,他也沒有給陳寅恪蓋新房子。不識時務的倒是杭立武,他似乎直到最後也不明白,“二陳”兩人人生的價值取嚮,遠非世人所看重的金錢、房子所能衡量。從杭立武多次勸陳序經動員陳寅恪齣國這一點來看,可知此時的嶺南大學校長陳序經,對陳寅恪有著多麼大的影響力。若從忠心對君的角度看,杭立武、葉公超等人對自己所服務的政府做到瞭忠心耿耿。直到10月初,葉公超主持的外交部還在廣州辦公,還在為國民黨認為必須要離開大陸的各色人員辦理齣境護照。換句話說,直到這時“二陳”若想離開大陸,隨時都有機會。但陳序經與陳寅恪,顯然始終都不屑這種機會。10月14 日下午5時許,最後一支國民黨軍隊在撤齣這座城市之前,用烈性炸藥炸毀瞭溝通廣州城南城北的海珠橋,無辜市民死傷近韆,在廣州的曆史上留下瞭罪惡的一頁。一個小時後,共産黨的軍隊開進瞭廣州市。陳寅恪堅決不齣國有著很深刻的原因,這裏暫且不提。陳寅恪直到被迫害至死也許都不一定知道,正是他堅決不齣國這一點,幫助他渡過瞭在極“左”路綫下麵臨的許多次難關。陳寅恪也沒有料到他身後的十多年間,關於他是否想去颱灣這個問題引發瞭一場筆墨論戰。當政治浮躁的煙塵漸漸被拂去,陳寅恪在1949年的人生抉擇,便閃現齣最樸質的文化靈光。難以想象,如果在1948年陳寅恪的生命中沒有陳序經的齣現,陳寅恪晚年將會漂嚮何方?
陳序經,海南島文昌縣人,1903 年生。1920年入讀嶺南中學,1925 年畢業於復旦大學,1928 年獲美國依利諾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同年受聘嶺南大學社會學係助理教授。1930年赴德國柏林大學進修,次年重返嶺大。1934 年起任南開大學教授,並主持“南開”經濟研究所及政治經濟學院。到1948年為止,共在南開服務瞭十四年(內含西南聯大八年)。縱覽其一生,陳序經是個永不失厚道與雅量的教書匠。他對東南亞史研究的聲譽,他齣國留學的經曆,以及他齣生的籍貫,曾使他有很多次平步青雲的機會。在三十年代的廣東,同為“嶺大”校友的林雲陔,擔任廣東省政府主席,數次勸時在學校教書的陳序經齣任廣東省教育廳長一職,為陳所拒。抗戰勝利後,宋子文在廣東碰到同鄉陳序經,力邀陳擔任駐泰國大使,並雲“以君之聲望,定能受到暹羅華僑的歡迎”。陳再拒。1949年國民黨組織“戰時內閣”,有意讓陳擔任教育部次長,陳三拒。這位一生淡泊官場名利的教授,卻有很高的管理院校的纔能。他有一句口頭禪:“我是為教授服務的。”知人知心,優容雅量,是他從事管理的宗旨。這一點,早在他擔任西南聯大法商學院院長時便已名聲在外瞭。當時法律係主任是燕樹棠,其時燕在中國法律界大名鼎鼎,他有一個特點,甚少當律師替人打官司。燕氏傢中人口多,故生活睏難,燕樹棠隻好親自當街擺賣傢私雜物,引起轟動。陳序經知道後,設法給燕樹棠送去錢,還打恭作揖懇求燕氏“以後不要再當街擺賣瞭,沒有錢可以告訴我一聲”。一時傳為趣話。正是這種過人的器量與待人摯誠的吸引力,令陳序經在1949年前後創下瞭好幾個值得一書的奇跡。前文提到的中國放射學權威謝誌光,其時正去意彷徨,陳序經三番相請,結果謝誌光不單自己來瞭,還帶動瞭一批醫學專傢南下廣州。前中央研究院數學研究所首任所長薑立夫,1948年底已奉硃傢驊之命將數學研究所轉移到颱灣,薑立夫本人亦已在颱灣待瞭半年。當陳序經從其傢屬處得知薑立夫有離颱意時,即寫信邀薑立夫迴大陸,並為此作瞭一係列精心安排。1949年7 月,薑以“傢有急事”為由離颱到達香港,陳序經立即請薑到嶺南大學執教。自述“一不懂廣東話,二不信基督教,和嶺南環境不相宜”[1]的薑立夫,就這樣留在瞭廣東。因為薑立夫的到來,陳序經在嶺大新設瞭數學係,聘薑為主任。這位公認的中國數學界現代數學最早和最有成就的播種人之一,在1911年到美國留學,進入著名的哈佛大學研究院。院中有兩位老導師的經曆給瞭他很深的刺激。這兩位導師年輕的時候美國尚未有高等數學,他們到德國哥丁根大學留學,立誌為美國研究高等數學。最後用瞭三十年時間,將高等數學從德國搬到瞭美國。薑立夫也立誌要將數學從美國搬迴中國。1920年,獲得博士學位的薑立夫迴到中國,在南開大學育纔二十八年,桃李滿天下[1]。
薑立夫從颱灣返迴大陸,影響很大,留在大陸的中央研究院全體同仁聯名發來慰問電。五十年代初,國傢籌建新的數研所,所長一職首先考慮薑立夫。時薑立夫已經六十歲,他在1950年赴京時以年老力衰親自嚮郭沫若麵辭。薑立夫自颱迴大陸,對一個人同樣有重大的影響,這人便是陳寅恪。許是曾經同為“西南聯大”教授,同是終生服膺“超政治、純技術”(薑立夫語),這段時期薑、陳兩人多有來往,交談甚為投契[2]。這就是身處嶺南大學的陳寅恪,在1949年能強烈感受到的身邊四周特有的氛圍。它有助於我們探尋陳寅恪與陳序經的心路軌跡,以及這兩個學人在文化品格上相互吸引、相互砥礪的撞擊點。僅僅用愛國一詞,已無法概括深植在“二陳”身上的那種特有的文化意蘊。也不足以解釋那種對文化至死不渝的眷戀。抗戰時期,有關當局明令各大學院長都要加入國民黨,陳序經堅決不肯加入,有言“如果一定要我參加國民黨,我就不做這個院長”[1]。最後還是由張伯苓齣麵說情,陳序經沒有“入黨”,院長還是繼續當。直到1967年含冤而逝,陳序經還是一名“無黨派人士”。1953年,新加坡醞釀籌辦南洋大學,有意聘請陳序經為校長。中共華南分局書記陶鑄知道此事後,贊成陳序經赴新加坡辦學,陳序經卻搖頭。事後陳序經對其子女說,從南洋歸國,其父就告誡他從此要為國傢的教育事業盡心盡力,這段囑咐他銘記終身。南洋大學最後請瞭當時居住在美國的林語堂齣任校長。林語堂舉傢去瞭新加坡,結果卻是很多人始料不及的。林語堂以校長名義籌辦南洋大學,終因與學校“執委會”意見相左,不得不在1955年4月辭職。[2]終其一生,中國傳統賢者“恭寬信敏惠”兼不入俗流的操行在陳序經身上有很鮮明的體現。但正是這位謙謙君子,在三十年代卻是力倡“全盤西化論”的得力猛將,名字與鬍適等風行一時。數十年來,“全盤西化論”一直遭到社會的痛詆與圍剿,今天已沒有必要“為賢者諱”。陳序經很特彆的一生與其很復雜也是很深厚的文化觀與曆史觀,可以說得上是二十世紀中國某一類知識分子的典型。在人文的意義上,這一典型永遠有啓迪與值得探尋的作用。在五十年代的中山大學,流傳著這樣幾則無法證實的軼聞:其一,某次陳序經與陳寅恪同乘一輛小車進城,恰逢走到某處司機要倒車纔能繞行,陳寅恪忽與陳序經打趣,陳校長,快捷如小車有時要倒倒車纔能跑得快,你的“全盤西化”怕也要倒倒車瞭。陳序經聞言隻是笑笑。其二,某日陳序經與陳寅恪同席吃飯,陳寅恪知道陳序經習慣用筷子,便笑著說,陳校長的“全盤西化”是假的,我的“全盤西化”纔是真的。一席人皆大笑。原來陳寅恪大半生已養成習慣,喜歡吃牛油、麵包、牛奶等,故有此噴飯之語。自然,這都是學者間的幽默趣事,不必當真。但它已反映齣“二陳”在個性上的差異及在文化同歸之前殊途上的差異。這種差異使文化與人這類形而上的話題顯得分外親切與分外有魅力。就性格而言,陳寅恪孤清、倔傲,這與他坎坷的人生有密切的關係;陳序經則謙和、優容。一剛一柔似無共通之處。就年齡而言,陳寅恪比陳序經大十三歲,亦師亦友;就經曆而言,陳寅恪目睹過本世紀之初的社會裂變,與陳序經可算是兩代人。陳寅恪一生在海外求學十餘年,陳序經亦有在東南亞、日本、美國、英國及德國遊曆與求學的經曆,但在這兩個人身上都保留瞭很多濃鬱的中國文化傳統:陳寅恪一生用文言文著述,刊行一定要用繁體字;二三十年代陳寅恪尚年青時,已是終年唐裝長袍,典型的傳統服飾打扮;帶書籍資料上課講學,多用一塊布裹好提著上講壇,此特徵已成為清華學子辨認陳寅恪的最好標記。在極“左”年代一直為“全盤西化”罪名所纍的陳序經,其生活方式與待人接物之道,也一直都是中國式的。最後,最能溝通“二陳”精神世界的,恐怕莫過於靈魂深處已深深根植的“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的意識。此點,成為二十世紀渴望做一個純粹的學人那一類知識分子不能躲避政治漩渦而隻好潔身自守最見品格的一個閃光點。今天,人們終於可以發問,無論是昨天、今天還是未來,中國社會是否需要或者說能否容得下這一類純粹的學人?
比起陳序經,傅斯年很不走運。
在國民黨政府中,最有可能把陳寅恪“搶運”走的,恐怕隻有傅斯年。1949年,身在颱灣的傅斯年,多次緻電陳寅恪催其赴颱。
曆史還為後人留下瞭更多的綫索。1948年底陳寅恪自北平飛抵南京的第二天,也即12 月16 日,國民黨政府便宣告傅斯年齣任颱灣大學校長[1]。1949 年1 月20日,傅斯年在颱灣正式就職。傅斯年當然知道陳寅恪的價值。遠在1928年,傅斯年等人創辦瞭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在這一點上,傅斯年對中國曆史文化的研究是有相當貢獻的。該所雲集瞭一批可算是中國曆史研究領域的精英。史語所共設曆史組、語言組、考古組三個機構。三個組的負責人皆一時之俊傑。曆史組負責人是陳寅恪,語言組負責人是趙元任,考古組為李濟。趙元任,現代傑齣學者,在語言學等領域有很深的造詣。趙早年已負盛名,為清華國學研究院四導師之一。李濟,中國現代科學考古發掘的開山人之一,領導瞭被世界稱之為“二十世紀人類最偉大的發掘之一”的安陽殷墟的發掘。三組負責人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三人都曾遠赴美國哈佛大學求學,趙、李兩人並獲哈佛大學的博士學位。陳寅恪、趙元任、李濟三人後來都成為各自學科領域的巨匠,而傅斯年把他們招至麾下時,陳寅恪纔三十八歲,趙元任三十六歲,李濟更年輕,隻有三十三歲。作為一個管理學人的行政人員,傅斯年亦可算是一個高手。他太瞭解二十世紀前期像陳寅恪這樣一類知識分子的個性與人生理想,他極少與所內的學人談論實際的政治問題。傅斯年死後二十多年,李濟在迴憶文章中尚如是說,“傅斯年知道我們這些人不懂政治,他從不跟我們談政治”[2]。這是傅斯年治事用人的高明之處。這樣的例子還有一些。傅斯年當年在史語所有一硬性規定,不準所內人員兼職。陳寅恪與趙元任時為清華教授,無奈,傅斯年隻好特允陳、趙兩人例外,兩頭兼顧。據說,當年也隻有這兩個人是例外。陳寅恪雖是曆史組負責人,卻一直是掛名的,並不負責具體的行政工作。傅斯年也不苛求陳,但對陳的意見幾乎是言聽計從。由此可見傅斯年對陳寅恪相知之深。
撇開其將自己的命運與國民黨聯結在一起的一麵,傅斯年其實也算是一個很有天賦的學人。這位生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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