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本书收入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1913年至1927年的论文、演讲、杂文和讲义等。李大钊曾参与中国近现代史上许多重大事件和重要活动,其论著不仅反映了他对所处时代社会、政治、思想文化和中外时局的观察与评论,而且展现了他在探索救国救民真理与道路的艰辛曲折过程中,对中国古代民本思想、西方近代自由主义思想和史学思想、马克思学说和社会主义思想的深入研究与思考。这些论著对研究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和中国共产党历史均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作者简介
人物简介
李大钊(1889—1927),字守常,直隶乐亭县(今属河北省)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早年毕业于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后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1917年底,被聘为北京大学图书部主任,后兼任北京大学政治学系、史学系教授,校评议会议员,校长室秘书。1920年10月创建北京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1921年起,任中共北京地方委员会书记、北方区执行委员会书记。1924年国民党改组后,当选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1927年4月被奉系军阀杀害。遗著编为《守常文集》、《李大钊全集》等。
编者简介
杨琥,1965年生,甘肃通渭人,历史学博士。先后就读于西北师范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现为北京大学校史馆副研究员。主要研究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选编有《宪政救国之梦:张耀曾先生文存》(2004)、《历史记忆与历史解释:民国名人谈五四》(2011)、《夏曾佑集》(2011)等书;参与编注《李大钊全集》(2006、2013)。另在《历史研究》、《中国学术》、《北京大学学报》等刊物发表论文若干篇。
目录
导言
隐忧篇(1912年6月)
大哀篇
——(一)哀吾民之失所也(1913年4月1日)
暗杀与群德(1913年5月1日)
裁都督横议(1913年6月1日)
论民权之旁落(1913年6月1日)
论官僚主义(1913年9月1日)
文豪(1913年11月1日)
风俗(1914年7月10日)
政治对抗力之养成(1914年11月1日)
国情(1914年11月10日)
警告全国父老书(1915年2月初)
国民之薪胆(1915年6月)
厌世心与自觉心
——致《甲寅杂志》记者(1915年8月10日)
民彝与政治(1916年5月15日)
青春(1916年4、5月)
《晨钟》之使命
——青春中华之创造(1916年8月15日)
制定宪法之注意(1916年10月20日)
省制与宪法(1916年11月9日)
宪法与思想自由(1916年12月10日)
矛盾生活与二重负担(1917年1月10日)
孔子与宪法(1917年1月30日)
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1917年2月4日)
新中华民族主义(1917年2月19日)
政论家与政治家(一)(1917年2月25日)
政论家与政治家(二)(1917年3月2日)
立宪国民之修养(1917年3月11日)
俄国革命之远因近因(1917年3月19日—21日)
调和之法则(1917年春)
战争与人口(上)(1917年4月1日)
动的生活与静的生活(1917年4月12日)
真理之权威(1917年4月17日)
中心势力创造论(1917年4月23日)
政治之离心力与向心力(1917年4月29日)
辟伪调和(1917年8月15日)
暴力与政治(1917年10月15日)
俄罗斯文学与革命(1918年1月)
“今”(1918年4月15日)
新的!旧的!(1918年5月15日)
强力与自由政治
——答高元君(1918年7月1日)
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1918年6月—7月)
法俄革命之比较观(1918年7月1日)
Pan……ism之失败与Democracy之胜利(1918年7月15日)
庶民的胜利(1918年11月底)
Bolshevism的胜利(1918年12月)
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1919年1月1日)
联治主义与世界组织(1919年2月1日)
战后之世界潮流
——有血的社会革命与无血的社会革命
(1919年2月7日—9日)
新旧思潮之激战(1919年3月4日—5日)
危险思想与言论自由(1919年6月1日)
阶级竞争与互助(1919年7月6日)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1919年9月、11月)
再论问题与主义(1919年8月17日)
“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1919年9月15日)
再论新亚细亚主义
——答高承元君(1919年11月1日)
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1919年12月1日)
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1920年1月1日)
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1920年12月1日)
原人社会于文字书契上之唯物的反映(1920年)
自由与秩序(1921年1月15日)
由平民政治到工人政治
——在北京中国大学的演讲(1921年12月15日—17日)
今与古
——在北京孔德学校的演讲(1922年1月8日)
马克思的经济学说
——在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上的演讲
(1922年2月19日)
宗教与自由平等博爱(1922年6月)
平民政治与工人政治(Democracy and Ergatocracy)
(1922年7月1日)
社会问题与政治
——在北京中国大学哲学读书会上的演讲
(1922年12月17日)
平民主义(1923年1月)
史学与哲学
——在复旦大学的演讲(1923年4月17日—19日)
报与史(1923年8月30日)
史学思想史(1923年9月—1924年上半年)
时(1923年11月1日)
史学概论
——在上海大学的演讲(1923年11月29日)
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1924年1月28日)
史学要论(1924年5月)
孙中山先生在中国民族革命史上之位置(1926年3月12日)
狱中自述(1927年4月)
李大钊年谱简编
精彩书摘
导言
一
李大钊,原名耆年,字寿昌,后改名大钊,字守常,1889年10月29日生于直隶乐亭县(今属河北省)大黑坨村。七岁起在私塾读书,1905年入永平府中学,1907年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青年时代,目睹在帝国主义侵略下的国家危亡局势和社会黑暗状况,激发了爱国热忱,立志要为苦难的中国寻求出路。1913年,东渡日本,就读于东京早稻田大学。在日本向中国袁世凯政府提出“二十一条”亡国条件后,参加中国留日学生总会的爱国斗争,向国内寄发《警告全国父老书》。1916年5月回国后,任北京《晨钟》报编辑主任、《甲寅日刊》编辑,积极参与正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1917年12月至北京大学工作,1918年1月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后兼任政治学系、史学系教授,参加《新青年》杂志编辑部。1918年12月,与陈独秀创办《每周评论》,介绍一战结束之后兴起的世界新思潮——社会主义。
1920年3月,李大钊指导北京大学进步学生邓中夏、高尚德、何孟雄、黄日葵、罗章龙等19人秘密发起成立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1920年初,他与陈独秀探讨了创建中国共产党组织的问题。1920年8月,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陈独秀在上海创建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党组织。10月,李大钊在北京发起建立了北京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任中共北京地方委员会书记兼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区分部主任,负责领导党在北方地区的全面工作。
1922年8月底,李大钊参加了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举行的特别会议。1923年6月,他出席了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积极参与了党的统一战线策略方针的制定。此后,李大钊多次会晤孙中山,商讨国共合作问题。同年10月,李大钊应孙中山电邀再赴上海,讨论并直接参与了国民党改组的筹备工作。
1924 年1月20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正式开幕。李大钊为大会主席团五人成员之一。此外,他还担任大会宣言审査委员会委员、国民党章程草案审査委员会委员、出版及宣传审查委员会委员等职,参与了大会各项主要文件的审定。会上,李大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1924年国共合作统一战线成立后,李大钊除继续领导中共北方区的工作之外,还负责国民党中央北京执行部工作,领导北方地区国共两党的革命斗争,以策应北伐战争的胜利进行。1927年4月6日,李大钊被奉系军阀张作霖逮捕,4 月28日,英勇就义。
二
在中国近代史上,李大钊是一个具有特殊历史意义的人物。他在世的时间仅仅38年,但他跨越了中国近代史上的几个重要的历史时期。他开始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时候,仅仅是天津北洋法政学校的一名青年学生,他交往的师友主要是北洋法政学会的成员,他的思想也主要受清末康梁维新派和立宪派的影响,与当时已经兴起的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及其主张尚有一定距离。可以说,他思想的起点并不高,主客观条件又很不利,但他锲而不舍,一往无前,冲破重重艰难险阻,一步一步地越过曾经走在他前面的同时代人,勇敢地站到了新的历史潮流的最前列,亲手揭开了中国革命史的新篇章。他不愧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和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
李大钊从一个爱国青年成长为我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和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毫无疑问,主要是由近代中国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时代环境决定的。但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考察,除了诸种客观原因以外,李大钊的思想特点、人格品质和精神素质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综观李大钊短暂的一生,他身上具有一般历史人物不可比拟的思想特点和精神素质。这主要体现在:
1.忠贞爱国的情怀,提倡新爱国主义
李大钊生活在内忧外患、灾难深重的近代中国,自他步入社会起,即以救国救民、民族振兴为职志:“感于国势之威迫,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狱中自述》,本导言凡引用李大钊语,均收入本书,故只注篇名,具体页码省略。)而李大钊的这一特点,在他与陈独秀关于“爱国心”与“自觉心”的论争中非常鲜明地反映出来。
这场关于“爱国心”与“自觉心”的讨论,是由陈独秀引发的。1914年11月,针对“二次革命”后袁世凯实行的名为共和、实为专制的专制统治,陈独秀在《甲寅杂志》上发表《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提出“爱国心与自觉心”的问题。陈独秀说:“国人无爱国心者,其国恒亡。国人无自觉心者,其国亦殆。二者俱无,国不必国。”他尖锐地指出:“国家者,保障人民之权利,谋人民之幸福者也。不此之务,其国也存之无所荣,亡之无所惜。若中国之为国,外无以御侮,内无以保民,且适以残民。”国家本应是保护人民自由权利、增进个人自由幸福的工具,而中国的实际情形则是,国家为专制者所把持,成了他们残民以逞的工具,这样的国家值不值得人民去爱呢?他认为:“保民之国家,爱之宜也;残民之国家,爱之也何居?”愤激之余,他说中国只有听任亡国瓜分的命运:“立国既有所难能,亡国自在所不免,瓜分之局,事实所趋”,“海外之师至,吾民必且有垂涕而迎之矣” 。他以激烈的态度宣称:“穷究中国之国势人心,瓜分之局,何法可逃?亡国为奴,何事可怖?”“国家国家,尔行尔法,吾人诚无之不为忧,有之不为喜。”(陈独秀《爱国心与自觉心》,载《甲寅杂志》第1卷第4号,1914年11月10日)
陈独秀《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的主旨,本意是呼吁人们对个人自由权利的自觉,呼吁人们爱国应以对国家目的的自觉为前提。但“瓜分之局,何法可逃?亡国为奴,何事可怖?”的说法则又失之偏激、悲观,而“有国不如无国”说法的流行更表明了人们在自觉之后的彷徨心情,因此,这篇文章发表以后,招致许多误解与批评。经过半年的思考,李大钊撰写了《厌世心与自觉心》一文,进一步从理论与现实两方面探讨了爱国心与自觉心的问题,把近代以来中国人对国家与个人的关系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层次。
首先,李大钊说,陈独秀的文章,“厌世之辞,嫌其泰多;自觉之义,嫌其泰少”。 因此,他的立论主要针对陈独秀文中的不足而进行阐发。李大钊指出,要求爱国应当以对国家目的的自觉为前提,是要人们认识到不能保护自己权利的国家没有存在的价值,目的是要人们造一可爱之国而爱之,并不是要人们不爱国,更不是使人们自甘亡国。对中国人来说,真正的自觉,不仅仅是对国家目的的自觉,而应当是:“改进立国之精神,求一可爱之国家而爱之,不宜因其国家之不足爱,遂致断念于国家而不爱。更不宜以吾民从未享有可爱之国家,遂乃自暴自弃,以侪于无国之民,自居为无建可爱之国之能力者也。” 李大钊提出要“求一可爱之国家而爱之”,那么,如何才能求到一可爱国家呢?
李大钊指出:“吾民今日之责,一面宜自觉近世国家之真意义,而改进其本质,使之确足福民而不损民。民之于国,斯为甘心之爱,不为违情之爱。一面宜自觉近世公民之新精神,勿谓所逢情势,绝无可为,乐利之境,陈于吾前,苟有为者,当能立致,惟奋其精诚之所至以求之,慎勿灰冷自放也。” (《厌世心与自觉心》,载《甲寅杂志》第1卷第8号)所谓“近世公民之新精神”,就是“本自由意志之理,进而努力,发展向上”,以发扬“我”之“良知良能”,“尽我天职”,而“致国家于善良可爱之域” 。即培育个人人格的独立与自觉,改造专制国家为民主共和国家。反过来说,只有尽其在我,才能承担起挽救民族、重建民族国家的任务。 由此可见,李大钊所谓自觉,不仅仅是对个人自由权利的自觉,而且也包括对个体独立人格精神与自我意识的自觉。
从关于“爱国心与自觉心”的讨论中可以看出,李大钊继承了中国传统的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和爱国主义,又受到了近代西方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等学说的影响,提出了个体独立人格基础之上的新爱国主义。从他后来的表现可以看出,终其一生,李大钊都保持了这种精神和情怀。
2.全球政治与世界文化的眼光,追踪世界新思潮
李大钊是近代中国具有全球政治头脑和世界文化眼光的代表人物。他生活的时代,是中国与世界的联系越来越密切的时代,国际、国内问题互相纠缠、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一方面,世界局势的变动迅速而深刻地影响到中国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动,世界主要国家的语言、文化、思想通过不同渠道传入中国;另一方面,中国先进的仁人志士为了救亡图存,变革自强,也密切关注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时刻追踪和学习世界思潮的最新演变,以因应世界潮流,寻求使中华民族走向国家独立、民族振兴的真理与道路。作为这群仁人志士代表人物之一的李大钊,在他初登历史舞台开始成长之际,国际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影响着远东局势的变化;国内袁世凯逐渐暴露出复辟帝制的野心,引起反袁护国战争。这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发生,促使寻求救国救民之路的青年李大钊,将中国国内的问题与世界局势的变化联系在一起来考察。而这种中国与世界互相影响的客观形势,以及李大钊参加反袁护国运动的实际斗争的锤炼,又使李大钊在探索和寻求中华民族的命运和出路时,更加自觉、主动地密切结合世界格局的变化、世界思潮的演变、世界发展的未来趋势等世界大势来思考这一重大问题。在此,我们以李大钊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论述为例,说明他的这种思想特点。
1918年11月11日,持续四年之久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这件事在中国引起很大反响。作为加入“协约国”一方参战的中国,虽未出一兵一卒,但毕竟也跻身战胜国之列。为庆祝胜利,北洋政府国务院发布通告,规定:“本月二十八日,庆祝欧战完全胜利,所有机关应放假一日。”段祺瑞在紫禁城太和殿前指挥了盛大的阅兵式。14日至16日,北京各校放假3天,庆祝“协约国”胜利。28日,北京政府各机关全天放假,而北京大学师生及各界群众一连3天,在中央公园再度举行庆祝大战胜利的讲演会。
大战胜利了,但如何认识这次大战胜利,或者说对这次大战的意义如何认识?对此,当时思想文化界的代表人物有不同的认识和答案。
在蔡元培看来,这次的战争是互助主义战胜了竞争主义;而将来的世界是“光明主义”代替“黑暗主义”(蔡元培《黑暗与光明的消长》,载《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11月27日)。胡适指出:“这一次协商国所以能完全大胜,不是‘武力解决’的功效,乃是‘解决武力’的功效。”(胡适《武力解决与解决武力》,载《新青年》第5卷第6号,1918年12月)陈独秀认为,这次大战的胜利是“公理战胜强权”的结果,因此,他认为,今后的中国与东亚“对于战后的觉悟和要求,最要紧的是对外对内两件大事”:“对外的觉悟和要求,是人类平等主义,是要欧美人抛弃从来歧视颜色人种的偏见。……对内的觉悟和要求,是抛弃军国主义,不许军阀把持政权。”(陈独秀《欧战后东洋民族之觉悟及要求》,载《每周评论》第2号,1918年12月29日)
对于北洋政府的这一系列庆祝活动,对于报刊舆论对段祺瑞的颂扬,对于知识界对战后世界的乐观分析,李大钊都是看在眼里的,而究竟如何认识第一次世界大战,认识战后世界的发展趋势,尤其是战后世界与中国的关系以及中国的前途和出路,是李大钊在大战结束前后思考的重要问题。
早在1917年,在主持《甲寅日刊》国际版时,李大钊就发表了一系列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及中国是否参战的文章,而在俄国发生了二月革命、十月革命这两次革命以后,李大钊于1918年7月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更加密切关注着国际局势的变化和欧战的结局。
而此时,当欧战胜利以后,在政府、民众和大部分知识分子异口同音的欢呼声中,在中央公园召开的庆祝大会讲演会上,李大钊发表了题为《庶民的胜利》的著名演说。在这场讲演中,李大钊面对听众发出了疑问:这次战争中获胜的“究竟是那一个”?我们大家“究竟是为那个庆祝”?他的结论是:“这回战胜的,不是联合国的武力,是世界人类的新精神。不是那一国的军阀或资本家的政府,是全世界的庶民。”“ 我们庆祝,不是为那一国或那一国的一部分人庆祝,是为全世界的庶民庆祝。不是为打败德国人庆祝,是为打败世界的军国主义庆祝” (《庶民的胜利》)。
首先,李大钊论述了一战的社会基础,指出其爆发的真正原因是资本主义的发展、竞争与扩张,需要更加广阔的市场和组织,以掠夺其他国家的资源与市场,这种发展就促使资本之间的斗争转化为国家力量的斗争。他指出:“原来这回战争的真因,乃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国家的界限以内,不能涵容他的生产力,所以资本家的政府想靠着大战,把国家界限打破,拿自己的国家做中心,建一世界的大帝国,成一个经济组织,为自己国内资本家一阶级谋利益。”(《庶民的胜利》)他又说:“此次战争的真因,原来也是为把国家界限打破而起的。因为资本主义所扩张的生产力,非现在国家的界限内所能包容;因为国家的界限内范围太狭,不足供他的生产力的发展,所以大家才要靠着战争,打破这种界限,要想合全球水陆各地成一经济组织,使各部分互相联结。……这种战胜国,将因此次战争,由一个强国的地位进而为世界大帝国。”(《Bolshevism的胜利》)
在此基础上,李大钊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则是帝国主义国内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互相转化的结果,是俄国、德国工人阶级觉醒并发动革命的结果。他说:“俄、德等国的劳工社会,首先看破他们的野心,不惜在大战的时候,起了社会革命,防遏这资本家政府的战争。……这亘古未有的大战,就是这样告终。这新纪元的世界改造,就是这样开始。资本主义就是这样失败,劳工主义就是这样战胜。”(《庶民的胜利》)他进一步指出,大战的结束,并不是帝国主义武力之间的胜利,不是德国被“协约国”的武力所打败,而是德国军国主义被国内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所打败:“原来这次战局终结的真因,不是联合国的兵力战胜德国的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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