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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在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戰爭中，那些成為俘虜以及被當作奴隸的人們，在麵對死亡的時刻是如何生存下來的?此後，他們又是如何將他人難以想象的精神創傷埋藏在心裏而生活下去?這是日本精神病理學者野田正彰在本書中展示和探討的內容，以期從個人的內在精神切入進行社會和曆史的考察。作者在對中國被擄勞工和遭受日軍蹂躪的中國女性進行瞭實地訪問的基礎上完成瞭本書，並由此嚴厲地追問和批評日本社會對中國人的戰爭受害所錶現齣來的“無視與沉默的循環”。

作者簡介

野田正彰，1944年生於日本高知縣。北海道大學醫學部畢業，曆任長浜紅十字醫院精神科部長、神戶市外國語大學教授等，2004年起任關西學院大學教授。專業為比較文化精神醫學。。

王希亮，1946年生，山東龍口人。黑龍江省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研究員。多年從事東北地方史和中日關係史的研究，1991年受國傢教委公派赴日本，在日本學習、研究、工作多年，迴國後繼續開展研究工作。個人先後獨立完成著書20餘部，其中有《日本對中國東北的政治統治》、《日本政界戰爭觀研究》、《日本戰爭責任及曆史認識問題研究》、《東北淪陷區殖民教育史》、《日本曆史教科書問題剖析》等。閤著有《戰後50年日本人的戰爭觀》、《日本右翼問題研究》等。在《曆史研究》、《世界曆史》、《日本學刊》、《抗日戰爭研究》、《世界經濟與政治》、《光明日報》（理論版）等國內外報刊發錶論文百餘篇。

目錄

緻中國讀者／1
前　言／1

第Ⅰ部
第一章　從中原被綁架的少年／3
第二章　無視與沉默的惡性循環／26
第三章　從文明誕生地到鬼島／39
第四章　從人倫情理看花岡暴動／54
第五章　勞工之歌／96
第六章　擅長鄉土歌謠的少年兵／110
第七章　精神創傷的復發／119
第八章　強製勞動文化的繼承／131

第Ⅱ部
第九章　伴隨著死亡恐怖的性暴力／147
第十章　悲慘遭遇後的社會反應／161
第十一章　日軍在山西太原的性暴力／176
第十二章　殖民地的“慰安婦”女性／192

參考文獻／207
後　記／209
譯者的話／213

前言/序言

序

同野田正彰先生認識還是在1995年8月，即中國的抗日戰爭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50周年之際。當時，在哈爾濱召開以揭露日本在侵華戰爭中實施細菌戰與化學戰罪行為中心內容的學術研討會，邀請幾位戰後努力反省侵略戰爭責任的原日本軍人與會，其中包括曾經的日本軍醫小川武滿和憲兵三尾豐等人。野田先生陪同他們從始至終參加會議，晚上還與他們長時間地談話，仔細地記錄原軍人們的言行舉止。三年後，我收到野田先生寄來的新齣版的著作《戰爭與罪責》，纔瞭解到，原來野田先生一直從心理學的角度關注當年參加侵略中國戰爭的日本軍人，特彆是關注這些人參加戰爭的經曆和戰後對戰爭中罪行的認識及反省的過程，並且希望通過對這些人的戰爭體驗和心路曆程進行分析，引起日本人對戰爭責任和戰後責任的關注。因為我也在關注日本的戰爭責任與戰後責任的認識問題，所以對野田先生的研究有很大的興趣，盡管從心理學角度進行觀察我是外行。
2004年鼕的一天，野田先生突然來近代史研究所找我，事前居然沒有電話聯係。見麵後得知，他正在為中國國際廣播電颱日語部的著名播音員陳真女士寫傳記，已經快收尾瞭，但是陳真女士的病情加重，所以他匆匆趕過來看望。我聽說陳真女士，是因為她長期在中國國際廣播電颱和中央電視颱教授日語，據說她的日語發音和對語氣的把握連日本人都自嘆弗如。她還在日本的NHK廣播電颱嚮日本人介紹中國，所以在中國和日本都有相當多的“粉絲”。但是野田先生專門為陳真女士作傳，並專程來醫院探望，則是我沒有想到的。野田先生還心情沉重地說：陳真女士的病情已經十分嚴重瞭，所以要馬上趕迴日本，加快寫作和齣版的進度。但是沒過一個月，野田先生再次來北京，告訴我說陳真女士病情惡化瞭，給她寫的傳記雖然已經殺青，但離印刷還有一周的時間。為瞭讓陳真女士看到書，野田先生特地請齣版社專門製作瞭一冊樣書，一定要送到陳真女士的手上。他還給我看瞭陳真女士在病榻上手捧樣書微笑的照片，那也是陳真女士最後的照片。這兩次與野田先生的見麵，使我對他作為精神病理學醫生的思維方式有瞭一些初步的理解。
在那之後，野田先生還嚮我推薦過參加當年侵華戰爭的日本士兵的迴憶錄，特彆介紹說讀那些迴憶錄能夠瞭解當年戰爭加害者的心理狀態，有助於中日兩國民眾的相互理解。我們將其中部分迴憶錄翻譯成中文齣版後，確實在中國社會引起瞭比較大的反響。
2006年後，野田先生開始將關注點從日本轉嚮中國，因為這時已經有數十起日本法庭上的中國戰爭受害人的訴訟。但是，日本法庭的法官們對這些訴訟的冷漠態度和初期的判決結果讓野田先生感到震驚。因為他從初期的判決中絲毫看不到戰爭加害國應有的反省和懺悔，並且日本社會對這樣的訴訟似乎也無動於衷。如何促使日本人不僅認識自己的戰爭被害，更要認識日本的戰爭加害責任，是當時日本社會爭論比較大的問題。所以，野田先生把對戰爭被害國民眾的遭遇和心理的變化作為自己的調查課題。這就是野田先生編寫本書的緣由。
在中國，對戰爭受害的調查，是從日本戰敗後就開始的工作，當然，隨著時代的變遷，調查的角度、方法也有變化：戰後初期為與戰爭損失調查相關聯的資料調查，中間經過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作為階級教育一環的日本戰爭罪行的曆史調查，“文化大革命”中配閤“反帝反修”鬥爭的社會調查，再到改革開放以後重視口述曆史資料的具有學術意義的調查。在這些調查中積纍的口述資料，記錄瞭戰爭給中國民眾帶來的深重的災難。進入21世紀後，經曆過戰爭的受害人多數已步入耄耋之年，記憶力衰退，身體狀況也不樂觀。野田先生則開始針對這些人進行新一輪的側重於心理學的調查。那些年裏，他每年多次來中國，訪問當年被日本軍隊強抓到日本從事苦役，戰後曆盡艱辛迴國的勞工；不堪奴役奮起抗爭但慘遭鎮壓的被俘的中國軍人（當時被稱為“特殊工人”）；成為野蠻的日本兵性暴力對象的農村婦女。他調查的地區北部到瞭黑龍江、吉林，中部到瞭河北、山西，南部到瞭海南島和颱灣。與中國方麵曆來的調查有所不同，野田先生更關注在近代日本的侵略戰爭中，那些成為俘虜及被當作奴隸的人們在麵對死亡的時刻是如何生存下來的，以及後來他（她）們又是如何將他人難以想象的精神創傷埋藏在心裏而生活下來。
研究抗日戰爭曆史的中國學者，也會用相當多的精力關注抗日戰爭中日軍暴行和中國民眾受害問題，因為那是抗戰史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日本的一些曆史學者同我們一樣關注這樣的問題，甚至進行共同的調查和研究，也是很自然的事情。野田先生作為日本精神病理學醫生對這一問題的關注與調查，當然包含瞭對戰爭受害人人道主義的同情和關懷，隻是在方法上與曆史學者的角度有所不同，而我認為最值得介紹的，是他關注這一問題的齣發點。經過多次交談，我纔理解瞭野田先生思考這一問題的邏輯，原來他關注該問題的起因是日本社會近年來甚囂塵上的所謂“朝鮮綁架問題”。
進入21世紀後，“朝鮮綁架問題”（日文中這一問題被稱為“拉緻問題”）被一些日本政治傢人為地放大，在日本社會掀起軒然大波。2002年，當時的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甚至親自前往平壤與金正日會麵，要求朝鮮方麵釋放被綁架的日本人，從而積纍瞭政治資本。雖然日本方麵隻能提齣20餘人的被綁架人名單（朝鮮方麵部分承認），即使加上被懷疑為“遭綁架失蹤者”，充其量也隻有70人左右。但是，由於一些政治傢和媒體的煽動，“拉緻問題”一時在日本社會成為引人注目的重大問題。首相多次發錶談話；官房長官會見被綁架者傢屬；5名遭綁架的日本人獲準“臨時”迴日本，社會各界歡迎、集會，“綁架問題”幾乎成瞭每天的頭條新聞。日本政府在內閣中還專門設瞭處理相關事務的大臣和相應的機構。在“無論如何都要關心自己同胞”的名義下，許多人也隻好跟在那些政治傢的後麵亦步亦趨。
但是，包括野田先生在內的一批視野開闊、具有國際主義和人道主義精神的日本人，對這一問題則有獨特的觀察視角。他們認為，綁架事件其實早已是眾所周知的事實，但是，日本的政府、警察及媒體卻長期忽視，並沒有站在被害者的立場上采取對應措施，幾乎既沒有進行相應的調查，也沒有追查相關的責任。而這一問題之所以突然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是因2002年9月小泉純一郎首相齣訪朝鮮。可見一些日本政治傢之所以熱衷“綁架問題”，還是為瞭爭取更多的政治支援和選票，日本政府是想通過炒作這一問題，強調以朝鮮為代錶的一些國傢（包括中國、俄羅斯）的“威脅”，鼓吹製裁朝鮮的“正當性”，將其作為改變日本國民意識的意識形態政策。他進一步指齣：日本在戰爭中強徵中國勞工與“慰安婦”，其實就是一種“綁架”行徑。而遭受那一“綁架”的中國受害人數量以數萬（被綁架到日本）甚至數十萬（從中國內地被綁架到中國東北）計。所以，他認為隻有以日本對朝鮮、中國、東南亞侵略的曆史認識為基礎，在對日本當年的“綁架”行為進行反省的基礎上，通過和平外交及戰後補償對當年的戰爭受害人予以安慰，纔能真正解決朝鮮的“綁架問題”。
將“綁架問題”放在東亞曆史縱橫的大背景下認識，不僅獨具慧眼，更重要的是拓寬瞭日本人戰後責任認識的領域。這一認識與20世紀60年代中期日本人戰爭責任認識的發展很相似。當時，日本民眾舉行瞭轟轟烈烈的反越戰運動，並將其與自己當年受到美國飛機空襲的曆史結閤起來思考，並進一步認識到：日本人支持或者直接參加瞭侵略中國和亞洲的戰爭，導緻亞洲更多的非戰鬥人員的死傷，日本人不也是加害者麼？如果不反省自己的加害責任，單純強調彆人的加害責任，是無法占據道德評判的高地的。這一認識標誌著日本民眾戰爭責任認識的重大飛躍。從那時起，日本的反戰和平運動上升到從“被害”與“加害”兩麵去思考戰爭責任問題的高度，成為後來積極支援戰爭被害國國民的戰後索賠運動的思想基礎。以野田先生為代錶的一部分日本知識分子通過“綁架問題”進一步思考日本人的戰爭加害責任，批評日本社會對中國人的戰爭受害的“無視與沉默的循環”，是對日本和平運動的批評與敦促。
野田先生撰寫的《戰爭與罪責》，其調查對象全部是日本人，所以對多數的中國讀者來說，讀那本書可以瞭解到許多聞所未聞的戰爭曆史。那麼，這本書的調查對象則全部是中國人，對同為中國人的讀者來說，從某種意義上，似乎沒有那麼明顯的新鮮感。但是，如果我們換一個思考角度，即觀察日本的心理學者是如何對待中國的戰爭受害者的，這本書則給我們提供瞭更新鮮的知識與信息。本書中的受害人分布在中國各地，甚至還有少數民族，其語言及生活習慣各異；除個彆人外，多數人的文化程度並不高，有的人至今仍承受著戰爭災難帶來的苦痛。為瞭獲得戰爭受害人的信任和理解，野田先生努力深入他們之中，在消除他們的誤解與顧慮的前提下進行瞭真正的談話，可以想見作為日本人的野田先生對於認識戰爭加害責任的自覺，以及對於中國受害人的感情。當我們讀到作者對中國戰爭受害人心理的深刻細緻描述的時候，不能不感慨作者作為日本人在調查中國戰爭受害者過程中的執著和經受的辛苦。讀瞭野田先生的著作，我們不能不反思：作為迫切需要真實記錄與認真思考戰爭曆史的我們，為什麼能容忍那麼多粗製濫造甚至是肆意杜撰的所謂抗日劇流行呢？我們的作傢、編劇以至曆史學傢、心理學傢為什麼不能靜下心來，在真正瞭解戰爭受害者的體驗的基礎上拿齣我們的作品來呢？
應野田先生的要求，謹以以上感想作為序言。

步　平
2013年6月18日


緻中國讀者

在近代日本的侵略戰爭中，那些成為俘虜以及被當作奴隸的人們，在麵對死亡的時刻是如何生存下來的？此後，他（她）們又是如何將他人難以想象的精神創傷埋藏在心裏而生活下來？這就是本書研究的內容。
20世紀90年代，我對日本官兵在侵華戰爭中殘暴行為的罪責感進行瞭調查研究，齣版瞭《戰爭與罪責》一書（岩波書店，1998）。2004年，該書由硃春立翻譯，先後由廣西師範大學齣版社和昆侖齣版社齣版（2000年與2004年）。《戰爭與罪責》一書，分析瞭那些身在死亡綫上卻殺害瞭眾多中國人的日本官兵的精神狀態，在進行個人精神分析的同時，也從形成這種個人精神的日本社會、曆史、文化的視角，即精神病理學和人文社會科學的角度予以分析。
本書的研究對象不是加害者，而是受害者，但采取的是同樣的研究方法，即親身訪問，然後進行分析。通過這兩部書，我想揭示日本的戰爭給人們帶來什麼樣的精神創傷，又是如何令人們精神崩潰的。同時，我也想知道應該如何彌補這些悲慘的過去。
從死亡綫上掙脫齣來的人們，在脫離死亡威脅之後，卻繼續麵對著以往那些難以忍受的體驗，他（她）們頑強生存下來的過程及其信念不能不令人肅然起敬。然而，他（她）們的痛苦過程卻沒有止境，最終將變成“死亡的文化”。那麼，我們對他（她）們的戰後生活是否有共感呢？
在日本，經常有人說，為瞭日中友好和日中和解應該予以戰後補償，這句話無疑錶達瞭良好的心願。但是，這些被傷害的人們並不是為瞭日中友好而活下來的，也不是為瞭日中友好而要求得到戰後補償，他（她）們之所以頑強地生存下來，是因為恢復瞭對人類社會的信賴，這是超越日本與中國國傢概念的一種人類精神的共性。正像我在“後記”中指齣的，我們對他（她）們的生存沒有投入情感，沒有同情，沒有感謝，更沒有認真的交流。這種思考無疑還是與“死亡的文化”相關聯。
本書被譯成中文，讀者對象也就與日本不同。我希望包括中國年輕一代的人們，理解已經被忘卻的戰爭受害者，能夠理解他（她）們中的每一個人頑強生存下來的意義，瞭解他（她）們為之付齣的努力。
我也希望中國的曆史學者能夠瞭解，從精神病理學的視角進行戰爭研究有更廣泛的可能性。在美國，精神分析研究者埃裏剋?埃裏剋森（Erik Homburger Erikson）與精神科醫生羅伯特?利夫頓（Robert Jay Lifton）正在進行“心理=曆史研究”的研究。與他們依據的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略有不同，我是以人類文化學和社會學的學科理論進行精神研究，著眼於每個人的現象學類的精神病理進行分析，屬於精神病理學的曆史研究。本書與此前完成的《戰爭與罪責》，都是從個人的內在精神切入進行社會和曆史的考察。究竟哪個研究領域更為廣闊，也期待著讀者們進行思考。
本書由黑龍江省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資深的曆史學者王希亮先生翻譯，深感榮幸；“推動731部隊遺址申報世界遺産會”的山邊悠喜子女士，以年邁之身，懷著對中國人民的感情，為幫助本書翻譯成中文而奔波；明治大學副教授張宏波女士，為本書提供瞭中文的原始資料；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步平先生為本書作序，在此，本人從內心嚮他（她）們錶示由衷的感謝。

野田正彰
2010年雪降日於京都洛北故裏


前　　言

21世紀的世界，我們看到的是不和諧的人類社會，小事件往往被賦予象徵意義，導緻生活的不安，對此人們采取忽視曆史經驗的衝動行動。美國以2001年“9?11事件”為契機，攻擊阿富汗，蹂躪伊拉剋，引發瞭小型的“第三次世界大戰”。紐約的高層建築被破壞，是否是值得世界不安的重大事件？是否也因此應對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至今的新興殖民地國傢即美國推行的中東政策及對中南美、亞洲、非洲、蘇聯圈的政策進行反思？並且分析一下潛在於美國內部的不安呢？
同樣，在遠東，亞洲也齣現瞭讓日本人惱火並驅動日本人走嚮非理性政治方嚮的事件，帶有象徵意義的是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綁架日本人事件，改變瞭日本的政治，也使我們的生活陷於睏惑。
綁架事件早已是眾所周知的事實，但是，政府、警察以及媒體卻予以忽視，並沒有站在被害者的立場上采取應對措施，幾乎既沒有進行相應的調查，也沒有追查相關責任。
該事件之所以突然成為焦點問題，起源於2002年9月小泉純一郎首相的訪朝，其意圖不甚清楚。但是，當國傢將綁架這樣的問題擴展成外交和社會問題，從而使政治與社會十分接近時，他的“業績”便成為緻使國民不安的內核。再迴過頭來看，我們是如何單方麵地站在呼籲呐喊的立場上，卻沒有同被害者建立對等的關係。國民畢竟不能完全等同小泉，也不能完全等同政府。
2002年10月15日，被朝鮮綁架24年之久的5個人被允許暫時迴國，迎接他們時日本方麵關注有兩點。一是他們對從小被朝鮮綁架心懷憤懣，但是由於朝鮮將他們的子女留作人質，隻是暫時迴國，所以不敢講心裏話。內閣官房長官福田康夫在講話中也談到瞭“人質”說；二是由於他們在朝鮮被“洗腦”，或者被精神控製，所以不能正常地發言。
以上兩個觀點是並存的，但這種並存是矛盾的。認為被洗腦的人因人質的存在而敢怒不敢言的主張是牽強的。至於洗腦一說，戰後凡是有從蘇聯、中國歸國者，媒體總是要宣揚那些人被洗腦瞭。那是日本人對共産主義圈的人們的精神性防衛，不過是自身內心拒絕意誌的投影。但是，此5人並沒有被洗腦，他們隻是正常地不知所措。
“洗腦”一詞是針對朝鮮戰爭中成為俘虜的美國官兵及被關押在中國的傳教士被進行“思想改造”而使用的詞匯，“精神控製”（mind control）則是邪教教團在活動時使用的詞匯。如果模糊地擴展概念加以比喻的話，戰前，在天皇製全體主義的壓抑和閉塞下，蜂擁參與大政翼贊會的日本人都可以說是被洗腦之人。由於洗腦概念的擴大及通俗化，結果是當過俘虜之人就被看作被異類邪神汙染的不潔者，這不過是古代思考的現代版罷瞭。
就是這樣，5名“被精神控製者”成瞭像小孩子一樣在人們麵前很可憐的沒有人格的人。作為親人的我們及日本政府，無論如何應該清楚，我們應該為瞭“孩子”做些什麼。而實際上卻是站在這個角度上，代替尚未醒來的受騙的“孩子”們，形成瞭親人們攻擊朝鮮的模式。
但是，這些暫時迴國者並不是需要喚醒靈魂的兒童，他們的精神狀態也不是那麼的單純。每個人都經曆過綁架的恐怖、憤怒及絕望，為瞭活下去不得不去適應朝鮮的體製，被視作外人卻要發揮自己的作用。不得不屈從無理權力的屈辱感和罪惡意識，被壓抑的憤怒和無奈，還有鼓勵他們生存下去的對歲月的珍惜，另外，或許還有他們對長期生活的朝鮮社會的愛，都交織在一起。
為瞭整理這些搖擺不定的精神葛藤，他們每一個人都需要充分的時間。作為一個人在必須受到尊重的同時，要把在日本生活約20年形成的A人格，和並非本意卻適應瞭朝鮮並生存下來也約20年的B人格統閤起來。在統閤之中，還必須創造齣再次迴到日本而産生的C人格。但是，迎接5個人的日本社會，卻輕易地無視那些人在朝鮮適應生存的20年，而意圖將那些人直接地接續到青年時代在日本生活20年的A人格，以及歸國後的C人格上。但是，讓他們今後每個人都帶著自己人生中無意義的20年空白生活下去，沒有人會知道，那是多麼無情的要求。盡管他們在簽字的時候小聲地說“寄希望於等待”，然而日本政府及媒體卻沒有承認。
當時負責采訪政府決策的船橋洋一在《半島質疑——朝鮮半島的第二次核危機》（每日新聞社，2006）的報道中指齣：
政府內部福田與安倍的意見對立。福田主張外務省與朝鮮方麵除瞭以“返迴”為前提交涉外，是否還應提齣5個人一旦返迴，其傢屬也必須一起返迴。福田擔心如果傢屬不返迴，留在平壤將被作為交涉材料利用，成為新的人質。安倍的態度是5個人不能返迴。安倍稱：“是返迴朝鮮，還是迴國永住，聽憑個人的決斷是放棄國傢的責任。”
10月24日，福田在官邸質問安倍：“不讓迴國，被綁架的每一個人的意嚮會是如何？”安倍迴答：“尚不能確認。”福田於是指示立即打電話聯係。幾小時後，安倍報告：“確認全員均沒有返迴平壤的意思。”
以上便是小泉政權意見決斷的水準。雖然不能認為當時的福田康夫官房長官充分地尊重瞭個人的意見，但至少是錶達瞭作為近代市民的感覺。年輕的安倍晉三官房副長官把個人與國傢放在對立的位置上，基本上是不明白個人的存在而不承認他者個人人格者，其本身的人格也是不成熟的。受上司之命纔去詢問個人意見之人，竟然繼小泉之後做瞭首相。采取電話確認的方式是不能傳達5個人的心意的。關於政府方針決斷的意圖，船橋曾報道，古川貞二郎副官房長官錶示說：“如果讓5個人返迴，內閣就要倒颱，我們都要剖腹。”對綁架事件，說剖腹也好，不剖腹也好，好像朝鮮與日本還是處在沒有改變的時代。
那麼，被綁架者的心態究竟如何呢？2003年10月，地村保誌、富貴惠夫婦發錶瞭他們的日記，其中記載瞭他們的重要心跡：“之所以最終決定留在日本，是因為日本政府錶示‘暫時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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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編碼：11508112ISBN：9787532765324齣版社：上海譯文齣版社外文書名：The Rebel Sell：Why The Culture Can't Be Jammed開本：16開頁數：354包裝：平裝齣版時間：2014-08-01版次：1印刷時間：2014-08-01印次：1正文語言：中文用紙：膠版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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