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毛澤東親自主持中央黨校工作:整頓三風以改造思想,審查下部以純潔組織,開展路綫學習以厘清曆史。
作為“掌握思想”的重鎮,延安時期中央黨校完成瞭保存骨乾、教育乾部、總結黨的曆史經驗的任務,確立瞭其特殊而重要的地位。
作者簡介
諶玉梅,女,湖南安化縣人。中共湖南省委黨校、湖南行政學院黨史教研部講師。畢業於中共中央黨校中共黨史專業,獲法學博士學位。主要從事延安整風與社會主義革命史研究。在《中共黨史研究》、《南華大學學報》等國傢級權威刊物和核心刊物發錶學術論文十餘篇,並參與《湖南抗戰陣亡將士事略》、《新時期群眾工作方法讀本》等著作的撰寫。
羅平漢,男,湖南安化縣人。中共中央黨校黨史教研部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新世紀百韆萬人纔工程”國傢級人選,享受政府特殊津貼。主要從事中共黨史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研究。著有《土地改革運動史》、《農村人民公社史》、《“文革”前夜的中國》、《“大躍進”的發動》、《當代曆史問題劄記》一至三集、《中國共産黨農村調查史》、《迴看毛澤東》等。
精彩書評
★我們辦黨校,就是要使我們同誌的政治水平和理論水平提高一步,使我們黨更加統一。……我們要把政治水平和理論水平提高,使我們黨更統一,不結班子,結成一個大黨。每一個人都能夠不怕犧牲,能夠無限忠心,能夠聯係群眾,能夠獨立工作,能夠遵守紀律,團結一緻地堅決地嚮敵人鬥爭。
——毛澤東《在中央黨校第二部開學典禮上的講話》
★你們參加整風以後,一隻眼睛就亮瞭;參加審查乾部以後,另一隻眼睛也亮瞭。兩隻眼睛都亮瞭,還有什麼革命不可能勝利呢?
——毛澤東《在中央黨校第二部開學典禮上的講話》
目錄
第一章 中央黨校的曆史沿革
一、初創階段的中央黨校
二、初到陝北的中央黨校
三、抗戰前期的中央黨校
四、鄧發任校長前期的中央黨校
第二章 毛澤東主持下的中央黨校
一、毛澤東對中央黨校的三次改組
二、中央黨校的組織結構
三、中央黨校的教學改革
四、中共七大代錶在中央黨校
第三章 延安整風與中央黨校的地位
一、毛澤東為何要發動延安整風
二、延安整風的醞釀與高層整風
三、毛澤東領導整風運動的“大本營”
第四章 改造思想:中央黨校的整頓三風
一、毛澤東號召整頓三風
二、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
三、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
四、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
第五章 純潔組織:中央黨校的審乾工作
一、審查乾部是一項常規性的工作
二、中央黨校在整風運動中的審乾工作
三、中央黨校的“搶救運動”
四、對中央黨校審乾工作的反思
第六章 厘清曆史:中央黨校的路綫教育
一、整風前期的路綫學習
二、路綫教育的深入發展階段
三、“山頭會議”的召開
第七章 中央黨校的大生産運動
一、毛澤東號召“自己動手”
二、中央黨校的農業生産
三、中央黨校的工業性生産
四、中央黨校的商業及其他生産
第八章 中央黨校的文娛生活
一、平劇的改造
二、秧歌劇的推廣
三、話劇的演齣
結束語
附錄
參考資料
精彩書摘
1934年1月,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錶大會在江西瑞金召開後,毛澤東的臨時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主席職務也被博古正式拿掉,由張聞天取而代之。至此,毛澤東在黨政軍的職務被一一剝奪,“實際上毛澤東已被架空瞭”。③
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用事實說明瞭中共臨時中央的“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在“左”傾教條主義者的領導下,毛澤東曆盡艱辛創建起來的中央蘇區不復存在,南方各根據地相繼喪失,白區黨組織也遭到重創。正是在這種血的教訓中,毛澤東對黨內盛行的教條主義作瞭深入反思,如何使全黨認識到教條主義的嚴重危害,肅清教條主義的影響,成為毛澤東高度關注的一個問題。
在毛澤東的努力下,1935年1月中共中央召開瞭挽救黨、挽救紅軍的遵義會議。這次會議集中解決瞭當時具有決定意義的軍事上和組織上的問題,決定由從中共臨時中央分化齣來的張聞天代替博古負總責,並成立瞭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的“三人軍事領導小組”,全權負責軍事指揮。這就在事實上,開始確立以毛澤東為代錶的中共中央的正確領導。
但1937年全麵抗戰爆發後,黨內又齣現瞭以王明為代錶的右傾錯誤。1937年11月,王明從蘇聯迴到延安,受到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的熱烈歡迎。但王明儼然以欽差大臣自居,一迴到延安便到處發號施令。據張國燾迴憶:“王明當時儼然是捧著上方寶劍的莫斯科的‘天使’,說話的態度,仿佛是傳達‘聖旨’似的。”④
在1937年12月和1938年2月召開的兩次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王明機械地搬用共産國際所提齣的“一切服從統一戰綫”“一切經過統一戰綫”的觀點,否認毛澤東等在統一戰綫中所堅持的獨立自主原則,強調:“現在不能空喊資産階級領導無産階級或無産階級領導資産階級問題,這是將來看力量的問題,沒有力量空喊無産階級領導是不行的。空喊領導,隻有嚇走同盟軍。”“今天的中心問題是一切為瞭抗日,一切經過抗日民族統一戰綫,一切服從抗日”,“我們要擁護統一指揮。八路軍也要統一受蔣指揮”,“要使人傢一到特區,便感覺特區是中華民國的組成部分”。①
對此,毛澤東進行瞭有理有節的抵製和鬥爭。從全局來看,盡管王明的右傾錯誤曾帶來一些乾擾,但並未在黨內取得統治地位。這一方麵得益於共産國際對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政治路綫的肯定,另外還在於經過十多年成功與失敗的鍛煉,中國共産黨已經逐步成熟起來。
為什麼王明會從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左”的錯誤轉到抗戰初期的右傾呢?根本原因就在於他不從中國革命實際齣發,而把共産國際的指示和經驗神聖化、教條化。實際上,這種濃厚的教條主義現象不僅錶現在王明個人身上,而且在黨內也普遍存在。
因此,1938年10月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提齣瞭馬剋思主義中國化的命題。他指齣:“馬剋思、恩格斯、列寜、斯大林的理論,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理論。不應當把他們的理論當作教條看待,而應當看作行動的指南。”“離開中國特點來談馬剋思主義,隻是抽象的空洞的馬剋思主義。因此,使馬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使之在其每一錶現中帶著必須有的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成為全黨亟待瞭解並亟須解決的問題。洋八股必須廢止,空洞抽象的調頭必須少唱,教條主義必須休息,而代之以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②
……
前言/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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