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统人格:伍德罗.威尔逊的精神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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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亚历山大·乔治,朱丽叶·乔治 著,张清敏 译
图书标签:
  • 伍德罗·威尔逊
  • 美国总统
  • 精神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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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中央编译出版社
ISBN:9787511718297
版次:1
商品编码:11582079
包装:平装
丛书名: 政治心理学经典译丛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4-10-01
用纸:纯质纸
页数:362

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政治心理学经典译丛”丛书旨在介绍国外政治心理学的经典之作,能够给我们提供别具一格的思想启迪。目前已出版《权力与人格》和《政治心理学:情境、个人与案例》两种。

内容简介

《总统人格:伍德罗.威尔逊的精神分析》是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的生活经历和事业发展的心理分析著作,通过威尔逊总统和豪斯上校两个人的关系发展过程,独辟蹊径地揭示出威尔逊成长为美国总统时那些不为人知的心理历程和人际关系对其的重要影响。

作者简介

亚历山大?乔治,1920年5月31日生于美国芝加哥,2006年8月16日去世,美国当代著名的行为主义学家。本科、硕士和博士均毕业于芝加哥大学,1958年获得的博士学位,专业是政治科学。斯坦福大学政治科学教授。他是第一个把行为科学引入“非常痛苦而且危险”的冷战时期的核危机研究,并且把相关知识直接带入政策制定者领域的行为科学家。 Hamburg说他“聚焦了相当多知识于核危机研究领域的行为科学家”,“我认为他是一个真正的大学者和大写的人”。茱莉亚?乔治是他的妻子,他们夫妇二人共同创作了本书。

精彩书评

《总统人格:伍德罗.威尔逊的精神分析》是政治心理学领域的经典。初版于1956年的这本书确立了心理传记研究的标准,是这个学科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此外,乔治夫妇的叙述成为众多心理学视角对威尔逊及总统职位本身敢兴趣的学者,特别是政治学家用之不竭的源泉。最后,本书多年来一直是一系列持续不断和具有实质性内容的、对威尔逊乃至更广泛意义上的心理学研究争论的至关重要部分。

————————威廉.福瑞德曼(美国政治心理学家)


这本书(指《总统人格:伍德罗.威尔逊的精神分析》)已成为心理传记研究方法的经典,对这个学科产生了规定性的影响。

————————戴维.温特(美国心理学家)

迄今为止最知名和最有影响的心理传记研究,也许就是乔治夫妇的《总统人格:伍德罗.威尔逊的精神分析》。这本开创性的著作从心理动力角度精心探究了威尔逊总统生活和政治生涯。

————————罗斯.麦克德莫特(美国政治心理学家)

目录

第一章 威尔逊的童年时代
第二章 学徒政治家
第三章 普林斯顿大学校长
第四章 新泽西州州长
第五章 见习顾问
第六章 “人逢其时”
第七章 成功的模式
第八章 威尔逊与国会
第九章 世界大战:中立与干预
第十章 暗流
第十一章 世界的解放者
第十二章 巴黎和平会议
第十三章 “决裂”
第十四章 与国会之战
第十五章 失败

精彩书摘

第三章 普林斯顿大学校长

普林斯顿大学时期是他后来辉煌生涯的一个缩影。只要对威尔逊担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的生涯进行过详细研究,一个政治观察家就能够准确地预测到威尔逊在担任美国总统后情况的轮廓……他拒绝在研究生院争议上妥协,是普林斯顿大学最大的失败,他拒绝在参议院围绕国联的争论上妥协是美国的失败。两者都具有希腊悲剧的特点并可与之一比。
威尔逊对担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一职非常高兴。领导一个大学就是一种政治。他欣喜若狂地给太太写信,说他觉得准备就职演说“像一个新首相在准备对选民的讲话”。他终于能够缓解他做〖HTH〗实践者〖HT〗而不是〖HTH〗空谈家〖HT〗的渴望。在经历了多年的渴求之后,他终于尝到了成功的滋味。其勃勃雄心给他带来的焦虑至少在短时期内消失了,威尔逊感觉到一种解脱。“有了这个短暂的放松,我觉得当选校长对我是一个非常有益的事情,”他给太太写信说,“它决定了我的未来,给我一种担任一种职务的感觉,一个具体的、有形的任务,让我不再烦恼和不安,精神也为之一振。”
威尔逊担任校长职务后首先采取的步骤之一,就是要求普林斯顿大学的董事会给他全部和独立的任命和解雇教师的权力。已经习惯了在这些事情上保持一定权力的董事们有些担忧。但是,因为对新任校长有很高期待,他们还是答应了他的要求。��
威尔逊立即提议,基本按照英国大学的做法在普林斯顿大学采取导师制。这是一个大胆的计划。因为在当时看来它需要大量的资金,并需要对课程设置进行一个彻底的修改。威尔逊不知疲倦地努力工作。在他就职三年后,新制度基本到位。威尔逊聘任了50个导师,清一色前途无量的年轻人。这一举措给校园生活注入了新鲜血液,使之更加充满活力。这个计划很快取得了成功,教育工作者对普林斯顿大学和这位充满首创精神的校长大加赞赏。��
威尔逊在任期最初几年所取得的成绩的确是非凡的。他不仅修改了全部课程体系,确立了导师制,还加强了对现有学术标准的落实,并提高标准。在物质方面也是如此。普林斯顿大学生机勃勃,几个新的实验室和宿舍楼就是威尔逊强有力领导能力的最好证明。��
由于专心致志的个性特点,他全速推进他的目标。没有一个人反对他或对他的方式提出挑战。他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他被赞扬为“普林斯顿大学最重要的财富”。尽管如此,开始可能偶尔有个别的批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他的批评不断增加。一些学生和老师认为新的纪律执行得过于严格;看到威尔逊掌握越来越多权力的发展势头,有些董事会的成员和教师越来越感到担忧。他不仅要求对教师拥有无限的权力,他还坚持在任命校董的过程中他必须有发言权。因为他说落实他的改革计划需要一个同情他的学校董事会。他与亨利?B�碧榔丈�的一个谈话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汤普森是校董事会和基建委员会的成员,他对一些拟议建设的实验室的地址有不同看法,并把这些意见告诉了威尔逊。“汤普森,”威尔逊说,“只要我还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长,我就要单独决定学校的基建政策。”
到1906年,几个在金融管理领域具有丰富经验的董事会成员认为,已经做出的承诺已经让普林斯顿的资金来源,包括实际和潜在资源捉襟见肘。他们认为在已经纳入计划的项目非常有把握地展开前,不应该从事更大的改革项目。
董事会成员认为应该优先考虑尚未完成的最重要的项目,是建立一个研究生院。这个项目在威尔逊被提拔为校长前就已经开始。1900年董事会正式决定建立一个研究生院,并推选安德鲁?弗莱明?韦斯特来领导该院的建设。他们授权韦斯特全权来落实这个任务。普遍认为这个项目对加强普林斯顿大学的声望是至关重要的。在就职演说中,威尔逊还特别强调建立“一所著名的研究生院”是他的目标之一。��
1902年夏天和秋天,韦斯特在欧洲考察和研究那里的研究生院建设。他一回来就写了一个报告,题目是《普林斯顿大学研究生院规划》,阐述他的主要想法。威尔逊在该报告的前言中表示支持。他说:“从学校的发展来看,设立一个研究生院毫无疑问是我们首要和最重要的需求,韦斯特教授的研究生院规划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都是值得尊敬的。”
虽然这样说,威尔逊在推动研究生院的建设方面显得很不情愿,他把大量的精力放在其他方面。在他担任行政职务的最初四年,他和董事会的成员将所有努力都投入到改革本科生教学方面。韦斯特院长不遗余力地支持他,但是对校方一再将学校的资源从研究生院抽走越来越失去耐心。
1906年秋天,麻省理工学院以支付普林斯顿大学两倍工资的条件邀请韦斯特担任该院院长一职。但是,就像威尔逊在19世纪90年代对普林斯顿大学一样,韦斯特这时也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杰出财富。韦斯特非常直率地告诉董事会,只要他建设研究生院的计划能够得到肯定成功的某种保证,他愿意留在普林斯顿,因为他已经为此辛苦工作10年了。1906年10月26日,包括威尔逊在内的董事会通过一个决议,真诚地敦请韦斯特留在普林斯顿大学。决议说,“董事会特别依赖他把他自己设计的研究生院付诸实施”。“它(董事会)让他相信,普林斯顿大学舍不得让他离开。”考虑到他在工作中将得到及时的合作,韦斯特心满意足,决定留在普林斯顿。��
因此,当威尔逊两个月后向董事会提议对研究生院建设计划进行修改时,他感到非常沮丧。因为如果这个修改意见获得通过,将使研究生院计划重新开始。威尔逊的计划是按照牛津和剑桥大学的模式将学生安排在不同的正方形的宿舍区。他说如果把一年级的新生、二年级学生、三年级和四年级的学生,以及研究生和未婚的教师安排在一起吃住,就会使他们有机会进行非正式的讨论,对学生们的学习生活将很有启发。��
董事会任命了由威尔逊担任主席的一个委员会来研究这件事情,并要他们将研究结果递交给董事会以后的会议。1907年6月10日,威尔逊提交了该委员会的报告。报告支持威尔逊建设宿舍区的提议,并建议授权威尔逊“采取步骤使这个普通的建议以最好的办法成熟起来”。董事会接受了该委员会的报告。韦斯特非常恼火,认为这是威尔逊分散研究生院建设精力的又一次努力。同样让他恼火的是,在这么重要的问题上,威尔逊没有与教授们协商就交董事会批准。一些老教授和不少校友和韦斯特一样愤怒,他们的批评意见很快公开化。威尔逊声明,他支持对建设学生宿舍的计划进行全面和自由的讨论。持批评意见的人反驳说,讨论应该在将计划递交董事会以前进行。既然董事会在教工听说这件事之前就已经接受了这个计划,威尔逊提出的全面和自由的讨论是一个伪善的表现,因为他实际上给教工的是一个既成事实。
随后进行了一场大辩论,威尔逊的专横跋扈作风与支持和反对这个计划的广泛争论纠结在一起。反对者表示,在其他项目,比如研究生院项目竣工之前,就承诺这个项目耗费太大。更重要的是,许多人对把普林斯顿大学的前途建立在令人怀疑的实验上觉得不妥。此外,支持高年级饮食俱乐部的人抗议说,这个居住区计划将毁掉俱乐部。俱乐部是普林斯顿大学当局取缔同学会以后成立的。威尔逊的支持者争辩说,这个计划的方方面面都是好的,因为俱乐部具有同学会的所有弱点,而且也不民主。��
这场争论持续了1907年的整个夏天。很清楚的是,校友会以绝对优势反对宿舍区计划,不愿资助这个计划。但是,讨论的焦点集中到俱乐部的一些缺点上,而且还有一种广泛的实施改革的倾向。
董事会内一些对威尔逊最忠诚的朋友敦促他将目标转向这个俱乐部。这是一个既合适又可行的目标,因为考虑到反对者的强烈程度,不可能实现宿舍区计划。但是,威尔逊固执己见,坚持认为俱乐部必须废除,宿舍区计划必须实施,美国未来的高等教育要靠这个计划。他坚持不改变他最初的目标。��
最后,威尔逊的计划失败了。1907年11月17日,董事会召开会议,宿舍区计划遭到非常强烈的反对,董事们正式要求威尔逊放弃该计划。威尔逊对这一失败反应先是短暂的失望,随后是更加坚定地决心为他的“原则”而战,尽管现在大家都反对,最终一定要赢得胜利。他发表了一系列的演讲,直接向东部和中西部的校友们呼吁。但是,他高超的演讲才能这次并没有多大用处:校友们仍然坚定地反对他的宿舍区计划。��
紧张不安,精疲力竭,威尔逊患上了神经炎,到百慕大度过了一个短暂的休假。他的设想在1908年4月18日最终失败。这一天,董事会任命的一个委员会对俱乐部进行了辩护,并拒绝接受威尔逊的指责。��
宿舍区计划的最终失败是对威尔逊的一个沉重打击。其中让威尔逊最痛苦的是,他最好的朋友约翰?格里尔?希本表示他赞成对俱乐部进行改革,而非彻底废除俱乐部。让威尔逊感到震惊的是,他密不可分的伙伴,多少年来他只要遇到个人危机都会寻求安慰的一个人,一个日常生活中的伙伴,也反对他的宿舍区计划。因此,他断绝了与希本的友谊。��
这种友谊的断绝给威尔逊思想上所造成的极度苦闷是难以言表的。因为希本多年来一直是威尔逊保持自信的源泉,是他安全感的依靠。希本的友谊也一直是他生活中让他感到高兴和最重要的。“我从心底里非常感谢您的信,”威尔逊曾经给他写信说, “我很难告诉您——我担心我的语言不能表达——你的体贴和爱是多么让我感动和愉快。您信中所说的正是我想听到的——正是那些消息,更重要的是,让我确信自己在被惦记、思念和爱。它给我的感觉,正是那种让我最幸福的感觉,因为有人需要我——不管是为了工作,还是为了快乐。”
威尔逊太太将他1908年病倒的原因归因于他与希本关系的裂痕。根据他女儿玛格丽特的判断,这是他一生中两个主要悲剧之一。另外一个是他没有能成功地让美国加入国联。威尔逊离开普林斯顿大学的时候,他试图(但没有成功)阻止希本担任该校校长。在随后的日子里,当他回到普林斯顿大学投票或参加同学聚会的时候,他总是以冰冷的礼节应对希本的友好姿态,直到他遇到豪斯上校后,他才再次形成如此亲密的关系。��
在建立学生宿舍区计划上的失败结束了,不能再继续回避在研究生院建设上采取行动了。威尔逊的目标转向了让普林斯顿大学解雇韦斯特。“他得出一个结论,”他的传记作者雷?斯坦纳德?贝克写道,“既然韦斯特院长不服从任何管束,如果想在大学事务上实现团结一致,就必须一劳永逸地把他清除掉。”
在他的鼓动下,威尔逊在董事会内的支持者于1909年4月成功地剥夺了韦斯特在建设研究生院问题上的多数权利,并把它转交给威尔逊任命的教授委员会。韦斯特抗议这种重组计划,因为这与1906年说服他拒绝担任麻省理工学院院长而留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承诺不一致。威尔逊的反应是明确宣布(根据韦斯特的回忆):“我想严肃地对院长说,他必须彻底融入普林斯顿大学。”
一个月后的1909年5月,韦斯特的一个朋友让他打出了他的王牌:普罗科特和甘布尔肥皂生产公司的威廉?库珀?普罗科特提出给普林斯顿大学捐款五十万美元,以“在让他满意的地址”建研究生院。普罗科特说,他已经看了威尔逊支持的校园内的地址,说“我认为不合适……”普罗科特提出的条件与威尔逊和韦斯特之间的争议是紧密联系的。威尔逊坚持研究生院应该建在校园里。他想让研究生和本科生居住在一起,以确立大学校园里的生活节奏。但韦斯特则支持将研究生院建在校园外。他认为这样可以保持将来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作为韦斯特的朋友,普罗科特提供资金事实上取决于韦斯特的观点能否被采纳。��
这个事情终于成了一个“问题”,围绕这个问题的争议变成一个维护道德使命,让威尔逊可以表达他怒火的合适理由。威尔逊和韦斯特之间的矛盾已经悄悄地积郁已久。在威尔逊接替巴顿之前,韦斯特显然希望担任下一任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长。如果说他对威尔逊担任这个职务有所不满的话,他外表没有任何表现。在落实本科生教学改革的过程中,他忠诚地与威尔逊合作。但是,威尔逊显然不喜欢韦斯特,很难接受韦斯特负责研究生院建设的努力,但是,因为韦斯特已经被授予此项权利,威尔逊无能为力。��
威尔逊不是一个能压抑住自己进攻性冲动的人。他好像害怕这种冲动,就像他在与其父亲所有重要方面的关系一样,害怕并压抑这种冲动。只有在维护道义原则的时候他才可能发火。他显然不会公开承认韦斯特对他权威的挑战是一种他所不能容忍的威胁,即使在他的内心里,他也不愿这么想。他更不会承认这可以成为他采取行动的理由。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韦斯特被邀请担任麻省理工学院院长的时候,威尔逊亲自起草了决议,敦促他继续留下,尽管他真心希望看到韦斯特离开普林斯顿。因为在那时他的确难以从道义上找到足够和令人信服的不喜欢韦斯特的理由。但是,现在他可以战斗了!因为现在他可以说韦斯特与一个富有的赞助商共谋,这个赞助商自认为他的金钱就可以决定教育政策!他可以说,韦斯特和普罗科特所设想的一个与大学校园分开的奢侈研究生院是不民主的!��
威尔逊坚持研究生院必须建立在校园。他的理由之一与先前接受的一个约瑟芬?斯旺的遗赠有关。这个慷慨的夫人给普林斯顿大学留下了25万美元的遗产,支持在校园建造一个研究生院。威尔逊争辩说,用这些资金在〖HTH〗校外〖HT〗任何地方建造研究生院都是非法的(9位著名律师和斯旺夫人遗嘱的执行者在这一点上并不赞同威尔逊的看法。他们的观点是,普林斯顿大学的高尔夫球场是在斯旺夫人死后购买的,用斯旺遗产中的资金在高尔夫球场上建设研究生院是完全合法的,普罗科特也赞同这是一个合适的地址)。��
普林斯顿大学的方方面面——董事们、教工、学生、校友——都卷入了这场激烈的争论。威尔逊要求拒绝普罗科特的捐赠。大多数校友认为以目前的理由拒绝这么大一笔捐赠是荒谬的。威尔逊争论说,通过规定研究生院的地址,普罗科特是想剥夺董事会和教员们管理大学事务的权利。那些对威尔逊的说法表示怀疑的人在纳闷,为什么他没有拒绝斯旺夫人的捐赠,她不仅规定了研究生院的地址,而且还在其他许多方面提出了自己的条件,包括房间的价格、出租的价格、奖学金的数目,以及获奖者的资格,如性格、性别和种族等。为什么威尔逊指责普罗科特的一个条件是对学术自由的侵犯,与此同时对接受斯旺夫人提出的更多条件却没有一丝怨言?��
威尔逊具有煽动性的保护大学不受富有赞助商操控的呼吁并没有说服大多数董事会的成员。1909年10月21日,董事会投票表决同意接受普罗科特的赞助。
他的意见被投票否决以后,威尔逊威胁说要辞职。1909年圣诞节,他给潘恩董事写了一封长信,详细阐述了他的观点,并坚称接受普罗科特捐款威胁到了大学的“选择自由”。他争辩说,对他来说,他已经做出了各种有道理的努力来妥协,但他还是被断然拒绝了。他写道,就在一周前,他还给普罗科特建议达成妥协,用斯旺夫人的钱〖HTH〗在校园内〖HT〗建一个研究生院,而用普罗科特提供的钱在高尔夫场建设另外一个研究生院。但是普罗科特拒绝了。“我不同意以剥夺董事会和教授们管理大学教育政策的条件接受捐赠,而让这种政策由捐钱者来决定。”整封信的调子是一种虔诚的自我辩解。威尔逊把自己说成一个总是尽力做出妥协,而总是被对手毫无道理地蛮横拒绝的人,一个在高度原则的祭坛上随时做出自我牺牲的人。��
在1910年1月13日举行的董事会会议上,威尔逊重申了自己的立场。要么取消接受普罗科特的捐款,要么他辞职。这时候潘恩董事宣布了一个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感到吃惊的消息,普罗科特愿意接受威尔逊最近提出的妥协,也就是建造两个研究生院,一个用斯旺夫人的钱在校园内建造,一个用普罗科特的钱在高尔夫球场建设。这一消息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感到兴奋不已。似乎终于达成协议了。但仅仅过了一小会儿,曾经在研究生院的位置问题上非常恼火的威尔逊,面对这个对自己非常有利的让步先是感到吃惊,然后突然说,地理位置本来就不是根本问题!那么,现在的问题又是什么?威尔逊举起一份韦斯特的报告,《普林斯顿大学研究生院规划》,记得他曾在前言中高度赞赏这份报告。��
“先生们,普罗科特的捐款必须被拒绝的真正理由在这里。这本书里有韦斯特教授关于研究生院的想法。这些是他个人的想法,不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想法,它们是极其错误的。”至于位置问题,他现在把它说成是一个细节的小事:“如果研究生院是根据正确意见建设的,我们的教师们会赞同在麦瑟县的任何地方建设。”
一个董事问威尔逊,为什么在韦斯特的小册子前言中高度评价研究生院规划。尽管事实上他还修改了韦斯特报告的校样,威尔逊说他在写前言的时候根本就没有看其中的内容。在等待已久解决方案就要到手的时候威尔逊突然改变观点,让所有人都不知所措。董事会决定推迟采取行动,任命一个由五个人组成的委员会在一个月后提交一份“有关普罗科特捐款所有问题”的报告。
现在威尔逊开始致力证明他的对手在维护一种特权,而他则是一个毫不妥协的民主斗士。韦斯特已经规划好了研究生院的建筑图纸,威尔逊指责他计划中的建筑太昂贵,太复杂——他说,这是韦斯特想把研究生院建设成富家子弟俱乐部,而不是适合努力学习知识场所的又一证据。他一次又一次地坚持,研究生院必须建在普林斯顿大学的中心,以方便研究生和本科生之间的有效交流。
1910年1月31日,纽约《时报》的一个编辑采访威尔逊,并在2月3日的一篇社论中引用了他的原话。社论谴责那些让学生“屈服于或降格”到“形成互相排斥的社会小圈子,麻木不仁的富人集团……对知识一知半解群体”的人。能让普林斯顿大学“被外行侵蚀……变成那些没有任何人生目标,依靠虚名,不是依靠自己的头脑和努力,而是依靠他们父母的头脑和财富那些人的大学吗?”社论问道。��
我们这一代对威尔逊进行过非常全面和公正研究的学者A�盨�绷挚耍�在筛选了所有的证据后得出一个结论,“威尔逊的指责没有任何根据。”他评论说:“谁能理解是什么原因导致威尔逊最终对研究生院的争论提出这样的解释吗?他古怪的思想……难以捉摸。”
如果从他童年时代就开始的对权力和独享主导权的渴求去考虑,威尔逊与韦斯特院长的激烈斗争还深不可测吗?如果这样,就可以把威尔逊面对韦斯特时坚持自己观点解释为对他权威的危险挑战。从某种方面看,韦斯特让威尔逊想起他的父亲,他发现韦斯特的活动是在控制他,因此他用他以前面对他父亲绝对控制时所产生的、但又不敢表达出来的所有力量来反抗韦斯特。他把他对韦斯特的所有猛烈攻击都掩盖起来,而让它们表现为他是为了“正义”的伟大道德使命而战。他对韦斯特各种进攻的激情源于其潜在的进攻性。因此,一旦研究生院的地址问题争议不再成为一个问题后,他马上抓住另外一个同样具有煽动性的问题:普林斯顿大学的“民主”问题。

前言/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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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的内心世界:一项关于政治领导力与个人心理的深度探索 导言:权力、性格与历史的交汇点 本书并非聚焦于任何特定的历史人物,而是深入剖析“总统”这一职位所要求的独特心理素质、在巨大压力下的决策机制,以及政治领袖的个人性格特质如何不可避免地塑造了其政策走向与历史遗产。我们旨在构建一个关于最高权力角色的通用心理模型,一个可以应用于理解任何时代、任何政治体制下领导者行为的分析框架。 我们相信,理解一位领导者——无论其头衔如何——必须超越其公开声明和政策文件。真正的洞察力存在于对驱动其行动的内在冲突、未被满足的需求以及无意识动机的探究之中。权力场域是一个极度压缩的心理空间,它能放大个体的优点,同时也暴露其最深层的脆弱性。 第一部分:权力场域的心理结构 1. 领导者的原型与情结: 本部分将探讨那些反复出现在政治领导人画像中的心理原型。从“全能的父亲”形象到“理想化的导师”,这些原型如何被领导者内化,并影响他们与追随者、对手乃至国际社会的互动方式。我们将分析“拯救者情结”在政治动员中的作用,以及当现实的政治挑战与领导者内心对完美形象的渴求发生冲突时所产生的内在张力。 我们考察的是权力如何成为一种“替代性满足”的载体。对于某些人而言,总统职位是弥补童年缺失、完成未竟的个人抱负的最终途径。这种个人叙事与国家叙事交织在一起,常常导致政策的个人化倾向。 2. 压力下的认知过滤与决策偏差: 总统职位是人类所能承受的最高等级的认知压力环境。在本章中,我们将系统地梳理在高度信息受限、时间紧迫的决策情境下,人类大脑容易产生的系统性偏差。重点分析“确认偏误”如何被安全顾问和幕僚精心构建的信息流所强化,以及“锚定效应”如何使领导者难以在中途修正已经投入的政治资本。 我们还将探讨“群体思维”(Groupthink)在核心决策圈内的运作机制。探讨高压下,对共识的追求如何压倒了对异议的尊重,从而导致对明显风险的集体性视而不见。这种环境中的心理防御机制——投射、合理化、否认——如何成为外交和军事决策的关键变量。 3. 个人风格与公共表演的辩证关系: 政治领导力本质上是一种持续的公共表演。本部分着重分析领导者的气质、表达习惯和非语言信号如何被公众解码,以及领导者如何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利用这些工具来构建其“政治人格”。 我们区别对待“真实自我”与“被建构的公众形象”。探讨在现代媒体环境中,两者之间的界限如何被模糊,以及当一个领导者过度沉浸于其构建的角色时,可能导致的心理失衡——角色固化与现实脱节。 第二部分:关系动力学与外部投射 1. 幕僚系统的心理依附与边界消融: 最高权力者的周边环境是一个高度浓缩的人际关系场。本章关注总统与核心幕僚、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纽带。探讨“共生关系”在决策圈内如何形成,以及当这些关系失去专业边界时,对客观判断的侵蚀作用。我们将分析“忠诚”的心理价值如何超越“能力”,成为高层人事任免的核心标准。 2. 政治对手的心理重塑: 领导者如何构建其政治对手的形象,是理解其政策取向的关键。本部分考察“理想化/贬低”的心理机制在政治对抗中的应用。领导者往往需要将对手“非人化”或“污名化”,以合理化其自身的强硬立场。这种心理投射不仅影响选举策略,也深刻影响立法和改革的力度。 3. 危机与创伤的世代影响: 重大的历史危机——战争、经济崩溃、自然灾害——不仅是政治事件,更是对领导者个人心理的深度创伤。我们分析这些创伤经验如何被编码进其世界观,并影响其未来应对类似情境时的反应模式。一个在动荡中上台的领导者,其对“秩序”的偏执可能导致过度集权;而一个经历过失败的领导者,则可能展现出极端的规避风险倾向。 结论:超越传记学的领导力心理分析 本书的最终目标是提供一个超越对个体生平叙事的纯粹心理学工具箱。通过对权力环境的普遍性心理规律的揭示,我们希望能帮助读者理解:总统的特质并非偶然,而是特定心理结构与极端环境互动所产生的必然结果。 领导者的内心世界是理解历史进程最复杂、也最常被忽略的维度之一。理解这些机制,是审视未来政治走向的基础。

用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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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最让我着迷的地方在于,它没有简单地将伍德罗·威尔逊标签化,而是展现了他人格的复杂性和演变性。作者通过精神分析的视角,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框架来理解这位总统。我之前总觉得,历史人物的评价往往过于简单化,非黑即白,但这本书显然不是这样。它像一位经验丰富的心理医生,耐心细致地挖掘威尔逊内心深处的动机、恐惧和渴望。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书中关于威尔逊在面对巨大政治压力时,其人格特质如何被放大或扭曲的分析。例如,他坚持己见的固执,究竟是源于坚定的信念,还是某种童年创伤带来的自我保护机制?这种深入的洞察,让我对“领导力”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它不仅仅是策略和技巧,更是人格力量的体现。这本书让我看到了,即使是公众人物,其内心深处的挣扎,也同样值得我们去理解和关注。它鼓励我们,在评价历史人物时,要超越表象,去探寻更深层的人性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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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德罗·威尔逊,这位美国历史上极具争议且影响深远的总统,其复杂的人格魅力和政治决策,一直以来都是历史学家、政治评论家乃至普通读者津津乐道的话题。这本书《总统人格:伍德罗·威尔逊的精神分析》光从书名就勾起了我极大的好奇心。我一直觉得,要真正理解一位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除了梳理其政治生涯的脉络,更需要深入探究其内心世界。威尔逊总统身上有着太多值得剖析的特质:他坚定的理想主义,却又常常显得固执己见;他对民主的追求,却又在某些时刻显得不近人情;他对国际和平的渴望,却最终将美国卷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漩涡。这本书试图从精神分析的视角来解读这些矛盾,这本身就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角度。我非常期待能通过作者的笔触,看到一个不同于传统历史叙事的威尔逊。我希望这本书不仅能为我揭示他为何会做出某些看似难以理解的决定,更能让我理解这些决策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心理动因和情感驱动。例如,他对于“使命感”的极度推崇,是否源于某种深层的个人不安?他与个人政治对手的尖锐对抗,又是否反映了他某种难以调和的内在冲突?这些都是我迫切想要从书中找到答案的疑问。我深信,一位伟大的领导者,其成功与失败,往往与他的人格特质息息相关,而精神分析正是解开这些复杂心灵密码的有力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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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人格:伍德罗·威尔逊的精神分析》的阅读体验,对我而言,是一种智识上的愉悦和情感上的触动。作者的笔触细腻而富有洞察力,将复杂的精神分析理论,巧妙地融入到对威尔逊总统生平事迹的解读之中。我之前对精神分析理论有些模糊的认知,但这本书让我看到了它在理解历史人物方面的强大力量。它不仅仅是学术上的探讨,更是一种对人性本身的深刻反思。我尤其对书中关于威尔逊的“道德优越感”的分析感到着迷,这种优越感是如何形成的?它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与国内政治对手以及国际盟友的关系?这些问题,在书中得到了令人信服的解答。我感觉,这本书让我得以窥见历史人物决策背后,那些不为人知的心理暗流。它也让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在理解任何一位公众人物时,忽视其内心的复杂性,都可能导致片面甚至错误的判断。这不仅仅是一本关于威尔逊的书,更是对如何理解复杂人性的一个绝佳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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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翻开这本书,我便被一种强烈的学术探索精神所吸引。作者并非简单地罗列威尔逊的生平事迹,而是以一种严谨而又不失文学性的笔触,将我们带入了一个充满心理博弈的世界。我尤其对书中关于威尔逊童年经历如何塑造其成年人格的论述印象深刻。很多时候,我们评价一位领导者,往往只关注他在位期间的言行,却忽略了那些塑造其早期价值观和行为模式的关键时期。这本书似乎就致力于填补这一空白。通过对威尔逊成长环境、家庭教育以及早期经历的细致挖掘,作者试图勾勒出他内心深处那张由童年阴影、家庭期望和个人理想交织而成的复杂图谱。这种“溯源”式的分析,让我看到了一个更加立体、更加人性化的威尔逊。我开始理解,他身上那种近乎偏执的道德感,以及对既定目标的坚定不移,或许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早年经历在他内心深处埋下的种子。这本书不仅仅是对一位总统的传记,更是一次对人类心灵深处秘密的探索。它提醒我们,政治决策的背后,从来都不是冰冷的理性,而是滚烫的情感和复杂的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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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白说,在阅读这本书之前,我对伍德罗·威尔逊的印象大多停留在历史教科书中的刻板形象——那个在凡尔赛和会上坚持“十四点原则”的理想主义者,或者那个因为未能说服国会加入国际联盟而黯然离场的总统。然而,《总统人格:伍德罗·威尔逊的精神分析》彻底颠覆了我的认知。它以一种近乎“解剖”式的精准,深入探究了威尔逊总统内心的纠葛与挣扎。我之前从未想到,一位公众人物的内心世界,可以被如此细致、如此深刻地剖析。书中对于威尔逊的自信与自卑、他的公开形象与私下情感之间的张力的描写,让我看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充满矛盾的威尔逊。他似乎是一个被自身理想所驱使的巨人,却又常常被内心的不安所困扰。这种 dualism (二元性)的呈现,使得人物形象更加丰满,也更加令人信服。我尤其被书中关于他个人情感经历如何影响其政治判断的论述所打动,这让我意识到,即使是最伟大的政治家,也无法脱离情感的羁绊,而这些情感,往往是他们最真实的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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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夫妇的叙述成为众多心理学视角对威尔逊及总统职位本身敢兴趣的学者,特别是政治学家用之不竭的源泉。最后,本书多年来一直是一系列持续不断和具有实质性内容的、对威尔逊乃至更广泛意义上的心理学研究争论的至关重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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