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为逃避东亚审判,命令销毁但被秘藏的《大本营机密日志》深度曝光 一部富于探索特色和激发讨论的著作 对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乃至因其存在而加重的东亚民族间的历史和解问题,都必须从问题的本质上着眼,才能看到究竟,觅寻到解决的路径。 诈死的帝国? 战败前日本对“欧亚—太平洋”地缘政治思考 历史审判了日本战犯,却遗漏了它的帝国野心
◆ 战争:日本狂妄吗?扬言发动侵华战争是为了确保中国在世界文明这一大框架下完成死亡到新生的周期? ◆
败局:日本愚蠢吗?日本挑起战争的真实意图是什么?“二战”最后阶段,日本在中国和朝鲜设下了怎样的局中局? ◆
野心:日本认命吗?号称无条件投降的日本早已在亚洲大陆布下陷阱?一旦东亚局势不稳,军国主义的阴魂会不会伺机复活? 日本战时领导人坚信,选择最合适的方式和最佳时机结束战争,能让日本保持大国地位,或者至少保留重建的基础,以便日后再度崛起成为强国。
内容简介
鲜见前例的绝密档案研究,再现日本官方对亚太地区的战局推测及战略考量。 ◆日本打着解放亚洲的旗号悍然发动侵略,并邀请苏联加入轴心国,憧憬建立一个称霸世界的欧亚帝国? ◆“二战”期间,日本对中国共产党进行了怎样的观察和预测?它早已知晓最后统一中国的人将是毛泽东? ◆原子弹并非日本投降的直接原因?早已密谋全身而退的日本,直接塑造了苏美冷战、朝鲜分裂、蒋介石败走的历史格局? “二战”后,日本主流学界对战败的叙述总跳不出“太平洋战争”的桎梏。这种历史观导致战后日本人对亚洲侵略行径的集体遗忘。亚洲要想走出战争的阴影,首先应充分发掘日本战时制定的“欧亚—太平洋”战略思考与规划。 作者找到了日本内阁、外务省和帝国大本营销毁的机密文件等一手资料,还原了战前日本与俄国的亲密关系、战时日本对中国国民党与共产党的评价以及随着败局日显,战时领导人制定的生存策略,并客观公正地详述了日本称霸全球的野心。 日本史学界的深刻反省之作。
作者简介
小代有希子(YukikoKoshiro),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博士,大平正芳纪念奖得主,小代有希子是日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美国大学、科尔盖特大学、贝茨学院、威廉姆斯学院客座副教授,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博士,著名东亚和当代中国研究基地韦瑟黑德东亚研究所学者。她所著的《跨太平洋的种族主义与美对日占领》(Trans-PacificRacismsandtheU.S.OccupationofJapan),因为对太平洋地区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荣获大平正芳纪念奖。
精彩书评
★《躁动的日本》让我们深刻认识到:一是否认历史并试图“销毁”铁证的日本无法自我救赎;只有深刻反省,明白“好战必亡”才是唯一出路。二是中国要明白“忘战必危”,不断强大自己,遏制日本这个亚洲的“麻烦制造者”。无论是谁,忘记历史,历史就会重现!
——军事专家 宋忠平 ★《躁动的日本》意在唤醒日本人正确审视危险而不为人知的战略史观,不要忘记对亚洲和亚洲人民所应承担的责任,彻底反省军国主义的侵略历史,直面对美苏战略思考和规划的善与恶,只有这样,日本才有机会最终克服战后长期以来的阴影,与欧亚大陆国家、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携手走向和解之路。
——湖南省中共党史学会常务理事 肖光荣 ★在《躁动的日本》中,小代有希子提供了从 世纪到“二战”结束期间日本和俄国及苏联关系的新证据。书所讲述的事情主要集中在战争年代,但也有大量关于早前数十年的重要历史材料。小代有希子展示,在日本的历史中,俄国的重要性丝毫不逊于美国或其他欧洲国家。
——哈佛大学历史系前主任 入江昭 ★优秀的历史并不是刻在岩石上的一条时间线。日本在太平洋战争结束后并不一定要成为美国的盟友。这本重要的著作为我们揭示了日本战争时期领导人对战后的愿景。《躁动的日本》是一本“修正主义”的杰作。
——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教授 迈克尔·A. 巴恩哈特 ★《躁动的日本》是重铸我们对日本在“二战”最后时期地缘政治思考的关键性著作。小代有希子在清晰的欧亚大陆和殖民地的框架下,对以美国为中心的太平洋战争叙事及原子弹事件的观点做出了有力的矫正和质疑。
——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教授 安德斯·斯特凡松 ★我向所有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学生强烈推荐《躁动的日本》。它引用了许多珍贵的日本史料,帮助人们重新认识日本在关键时期的真实决策,并从多个角度反映了当时日本的军事和政治状况。研究亚洲战争、“二战”结尾和冷战开端的大学教授都会从这本书中找到非常重要的信息。
——H-War 作者 泰勒·布拉姆福特 目录
前言被“选择性遗忘”的战争及不为人知的战略思考第一部分“二战”前复杂多元的对苏战略观第1章寻求主导地位:向左苏联,向右美国《苏日中立条约》:企图改变东亚格局的战略性目标近代日本:激进思想和革命运动的交汇预判战后地缘格局的洗牌邀请苏联加入“轴心国”新秩序第2章“大东亚”精神:占领亚洲的理想蓝图拉拢俄国人实现泛太平洋理想国际社会的“名誉白种人”《喀秋莎》风靡日本叶卡捷琳娜和她的日本爱人伪满洲国的“哈尔滨组织”
第二部分考量东亚大陆的霸权争斗及其归趋第3章在东亚创造权力平衡的理想状态抗衡国民党-华盛顿联盟丧心病狂的日本兵士及腐败的军事集团反日情绪与民族革命的成功结合国、共、苏的三角政治“佐尔格间谍组织”与“大陆跨越计划”第4章朝鲜:太平洋与欧亚大陆的战略通道对日朝一体化的“和平试探”消极被动的机会主义者一边忍受家长式统治,一边遭受骂名开辟远东第二战场的补偿条件
第三部分谋求战后苏美在远东对立的局面第5章和平斡旋:争夺优势而上演的闹剧“尊重”苏联对南库页岛的索取意图《近卫备忘录》:和平主义者之谋“以敌制敌”的终战策略如何在美苏争端中夹缝求生“麦淇淋式马克思主义者”第6章挫败苏联独霸东亚的野心“绝对国防圈”策略“大津号作战”计划:应对美苏双线进攻中美联合的“黑金刚石行动”朝鲜半岛:美苏角逐控制权的舞台四国托管的复杂政治局面第7章不可一世的帝国:瞬间崩塌“三位一体行动”:“小男孩”与“胖子”唱主角对《波茨坦公告》采取“默杀”态度摸不着头脑的投降方式日本没落后,谁能攫取最大的利益?附录《关于接受三国公告事宜》
第四部分虚构战争史:欧亚的销蚀第8章回顾战争:美国造成了日本的“拒不认罪”仁慈的上帝、精神的复燃和人性的进步“关东军特别大演习”计划红色中国:美日安全同盟框架内的潜在敌人日本文学里的侵略史走出超级大国意识形态所定义的历史后记重新认识历史,才能真正走向和平
精彩书摘
第2章 “大东亚”精神:占领亚洲的理想蓝图 很少人知道,20世纪上半叶旅居日本的美国人是备受歧视的。相反,共产主义的苏联倒是让日本充满复杂的情感,到底应该和俄国发展怎样的关系?弥漫全日本的泛亚主义又把俄国定位成什么? 战争爆发前,多数日本人无论从种族、心理还是文化上都对亚欧大陆有一种归属感。相比纽约和华盛顿,莫斯科和柏林离日本更近。在日本的殖民统治之下,横跨朝鲜和伪满洲国的铁路网已经建立,并与西伯利亚铁路相连。日本人乘坐火车前往欧洲的速度比海上航行快3倍。从1911年起,日本开始出售西伯利亚铁路的火车票。从1927年开始,日本游客能够殖民帝国的主要火车站,包括东京、横滨、大阪、釜山、平壤和大连等地,购买到欧洲城市的国际火车票。莫斯科是战前日本通往欧洲的门户。1937年,日本游客花上10~11天就能从东京到达莫斯科,13天则可到达柏林,14天到达巴黎。从横滨经檀香山到达美国西海岸的主要港口城市,则需要航行大约2周;之后从西海岸乘坐火车途经芝加哥到东海岸,还需要2天或者更长的时间。三条虚线是连接日本和亚欧的渡轮航线,途径港口分别是大连、釜山和符拉迪沃斯托克。人们可以从莫斯科坐火车到达巴黎、柏林、罗马、斯德哥尔摩、维也纳、伦敦(从法国加来坐轮船),甚至可以到达君士坦丁堡(即现伊斯坦布尔)。 拉拢俄国人实现泛太平洋理想 在民众心理和政权组织形式上,日本都与俄国更为相似,所以它更加希望与俄国一起建立东亚秩序。相比之下,日本与美国的文化、社会接触较少,与美国建立跨太平洋联盟来扩张日本殖民帝国似乎不太可能。日本一直在宣传日本与俄国文化的相似性,即使在战争时期也未停止,因为日本从未想过要以泛亚洲主义之名将俄国从亚洲剔除。 普通民众和学者都认为俄国的人口和文化是多民族的,这促使日本对俄国产生一种亲近感。与战后日本完全不同,战前日本帝国对民族的多样性十分宽容,并接受日本国民与殖民地人民联姻,许多日本女人嫁给了殖民地的男人。 1941年4月13号,《苏日中立条约》签署,这对日本而言不仅仅是一个军事条约,更是日本殖民帝国实现世界主义梦想的保障。据说,在签署该条约后,斯大林拥抱了日本外相松冈洋右,称赞日苏两国根系亚洲。斯大林还提及自己的故乡格鲁吉亚,强调苏联人也属于“亚 洲人种”。一些日本领导人,尤其是东久迩宫稔彦王,强调日苏同样是亚洲成员,因此应该团结起来,共同抵制英美入侵中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样的种族观念也体现在纳粹分子的宣传资料中。纳粹分子指责俄国人为“亚洲人”和“蒙古人”,称其“天生的野蛮”,导致了他们对共产主义的狂热。和犹太人一样,俄国人属于“劣等民族”。正是由于俄国人的“白种人特征”相对少一些,日本将俄国人纳入了“泛亚洲人”。 签署《苏日中立条约》时,日本政府称赞苏联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没有种族歧视。相反,它从未看好另一个移民国家美国。日本民众认为,黑人、犹太人、美洲印第安人以及亚洲人将永远被美国社会排斥在外。他们认为种族歧视削弱了美国的力量。相反,日本认为苏联与亚洲有着历史渊源,而美国没有,因此对两国得出的评价截然不同。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门在其国际关系的每月分析中,正面报道了莫斯科的亚洲特征。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苏联月刊》也时不时会提及苏联与亚洲的历史渊源,描述13世纪时还是蒙古附属国的俄国,是如何在14世纪吞并金帐汗国,最后在16世纪成为横扫西伯利亚的强大力量。《苏联月刊》声称,突厥各民族构成了苏联的历史、种族和情感基础,这些民族包括吐库曼人、乌兹别克人、塔吉克人、哈萨克人和吉尔吉斯人。上述文章还称,苏联建国过程中的种族融合使得苏联人具有亚洲人的某些特征。 日本中央大学教授小野信尔认为,与其他欧洲人相比,苏联人之所以对非西方民族更加宽容,较少出现大国沙文主义,是因为斯拉夫民族长期居住在亚欧大陆。 在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崇尚种族、文化平等的传统得到进一步巩固。但研究匈牙利语和芬兰语的语言学家今冈十一郎认识到,苏联内部也存在过国家及种族之间的冲突。斯拉夫民族和俄国民族在发展过程中对俄国内部的其他亚裔少数民族也有过迫害及歧视。泛图兰主义(泛图兰主义是阿姆河以北民族图兰人的极端政治运动,指在成立一个从日本至匈牙利的大图兰国。——译者注)研究专家今冈声称,苏联需要不断应对亚洲裔少数民族提出的保存自身语言、文化、风俗和生活方式的要求,这使得它比其他欧洲政府更了解亚洲人民对解放和自治的期盼。今冈总结道,这段历史让日本人觉得苏联能够理解他们的泛亚主义。 东久迩宫稔彦王与石原莞尔、小矶国昭、久原房之助、后藤隆之助一起,提议要使俄国人意识到自己的亚洲人身份。整个战争期间,东久迩宫稔彦王都表达了他对该提议的大力支持,他在日记中写道:日本必须使苏联意识到自己是亚洲的一员,这样苏联就永远不会站到白人那一边(1942年4月14日);斯大林已意识到自己是亚洲的一员,并对此感到骄傲,因此有必要使苏联人民也有同样感受(1944年9月27日);必须设法帮助苏联人民确立亚洲人身份,这样两国人民才可能携起手来对抗英美(1945年5月15日)。 1944年5月,《外交评论》杂志上刊登了一篇匿名文章,文章认为苏联是一个地理和种族上具有欧洲和亚洲双重特征的二元国家;现代日本也一样,既保留独特的亚洲特征,又吸收西方文明,这有利于两国外交在平等和互利的道路上不断前进。20世纪初,日本实行大陆扩张政策期间,日本人与俄国人的交往却日益密切,这证实了俄国人对亚洲人的宽容。十月革命兴起之后,数以千计的俄国政治犯在日本本土或殖民地定居。移民美国的日本人频繁引发外交冲突,而移民到日本的俄国人几乎没有与日本人产生文化上的摩擦,即使战时也是如此。但事实上,移民到日本的俄国人远少于移民到美国的日本人。从大正时代(日本大正天皇在位的时期,即1912~1926年,是短暂而相对稳定的时期。——译者注)的世界主义政策到20世纪30年代的孤立主义政策,俄国文化在日本一直备受青睐。伪满洲国建立后,旅居日本帝国的俄国人被视为日本与西方世界联系的宝贵纽带。日本政府将“种族和谐”作为国家的口号,赋予俄国居民合法权利,允许他们与日本人、中国人、朝鲜人和蒙古人共同生活在一起。 通过比较日本人与旅日美国人、俄国人之间的交流,可以看出美国人根本不会试图去消除种族隔阂。相反,战前的各种文献记录证实,对日本来说,相比遥远的美国,俄国是更加亲近的邻居。战争时期,日本有理由继续将俄国视为同盟,并且有理由视其为东亚的一员而非外来的入侵者。 国际社会的“名誉白种人” 谢尔盖·G.叶利谢耶夫(1989~1975年)出身于俄国圣彼得堡一个富商家庭。他是首位被东京帝国大学录取的全日制西方白人学生,后来在美国成为日本研究的奠基人。 叶利谢耶夫主修日本经典文学,并在1912年以优异成绩获得学士学位;1914年,他获得硕士学位,之后返回俄国;1921年,叶利谢耶夫为了躲避布尔什维克革命逃至法国,在巴黎大学教授日本文学;1932年,受邀到哈佛大学讲学,直到1955年返回巴黎,期间他一直默默地推动日本研究在美国的发展。 尽管叶利谢耶夫促进了日本、俄国和美国之间丰富而繁荣的文化交流,但日俄与日美之间的文化与种族关系存在显著差异,这些差异构成了日本发动亚欧—太平洋战争微妙的心理因素。叶利谢耶夫沉浸于日本文化,他与日本同学一起学习、游玩,住日本传统风格的房屋,同日本文学界人士交往。和叶利谢耶夫一样,成千上万的俄国移民与日本人生活在一起,而美国西海岸的美国人却非常歧视居住在当地的日本人。 更糟糕的是,侨居日本的美国人并没有被日本同化,而是住在与世隔绝的高档社区里,过着高人一等的生活。这只能让日本人更加确信:白人有着明显的种族优越感,并对其他民族抱有歧视。 20世纪初,美国颁布一系列反东方移民及侨民入籍法。这些法律原本针对中国劳工,但很快波及其他亚洲人,严重伤害了日本的民族自豪感。日本人强烈意识到,美国人是根据肤色来区别看待他们的。作为一个蒸蒸日上的帝国,日本认为,自己仅被西方列强当作另一个亚洲国家是不体面和有失尊严的。由于移居美国的日本人这一特殊情况及美国在国际社会的政治地位,日本人为自己创造了双重种族身份。日本认为,美国政府应该把日本民族看作国际社会中的“名誉白种人”民族。但由于美国社会严格制定了反种族通婚法、移居法和入国籍法,限制不同肤色的人种之间的交流,它不可能将所有普通的日本移民当作名誉上的白人。更糟糕的是,尽管日本政府从19世纪晚期就做出种种努力,但美国政府最终还是将日本移民称为“非白人种族”中不受欢迎的群体。美国一方面在外交上把日本看作名誉上的白人国家,另一方面依然把日本人看作非白种人,这种矛盾一直存在。然而,1924年美国颁布的排日法案表明,它最终选择拒绝处理这一矛盾。这让日本民族主义者下定决心与美国疏远,进一步促进了日本走上泛亚主义道路。 “嗯,没错!这天菲尔早上睁开眼睛的时候,从窗户望去只见外面被大雪覆盖。他喜出望外,大声高喊着:‘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今天就是明天啊!’这话虽然看似理所当然,但对他来说,却真的是一个无比快乐的时刻,时间的魔法终于解除了。” “哇,爱情的力量真的很伟大吧。”J笑着说。 “是啊,爱情的力量真的很伟大,连那样的魔法都能战胜。不过,我所感受到的冲击并不是那个。” “那是什么呢?爱情的力量不就是这部电影的重点吗?” “不,对我而言,时间的魔法才是重点。因为当我回头看看自己,才发现我也陷入时间的魔法中。” “学长陷入时间的魔法中?怎么可能!”受困在时间的魔法里 “看电影的时候,我一直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觉得男主角的遭遇似曾相识。看完电影之后,我仔细地想了很久,这部电影究竟传达给我什么样的讯息。当时我回想自己的生活,觉得我也和菲尔一样,每天听着同样的闹钟铃声,在同一个时间醒来。然后每天搭乘同一个路线的公交车去上学,和相同的人见面,再每天搭同样的公交车回家。接着第二天,又是在同样的闹钟铃声里醒来……” 维珍听了一脸惊诧。“啊,这么说也没错呢!只不过是日期变了,实际上简直跟同一天没两样。”J点点头。 “没错,就是这个意思,我也算是受困在时间的魔法里了。因为每天重复过着相同的生活,结果就跟同一天不断反复差不多。当我察觉,回头反思时,才发现我已经失去了太多的时间。 ……
前言/序言
前言 被“选择性遗忘”的战争及不为人知的战略思考 本书根据大量的日本文献,探讨了“二战”前、“二战”期间,尤其是“二战”结束时日本政府的战略思考,其中许多文献之前无人引用或只是用作其他方面的研究。历史总是由胜利者书写。美国军事占领日本后,对日本战败的叙述总跳不出“太平洋战争”的条条框框,它不断地给日本人民灌输这样一种战争记忆:日本只有败给美国,战后才能复苏并重新融入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以至于战争结束时,这种印象在日本已经人尽皆知。在这种记忆中,日本在中国战场上的失败、日本殖民帝国的覆灭,以及日本在1945年8月战后“重生”以来应当汲取的历史教训都被选择性地忽略了。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日本的战争目标主要是针对欧亚大陆,而为了尽量还原整场战争的面貌,本书将苏联拉回到历史视野,并将这一战争重新命名为“欧亚-太平洋战争”,深入调查这个由日本政府制定并努力实施,最后却不得不放弃的扩张计划。 战前的日本一面编织帝国梦想,一面高度重视欧亚大陆,并把强大的俄国及之后的苏联看作日本与西方文化、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交流的桥梁。只是在战争接近尾声时,为了整个国家生存的考虑,日本的未来规划者们才不得不把美国纳入到不断变化的欧亚-太平洋地缘政治圈。在美国的军事占领下,太平洋战争的历史叙述消融了日本的“欧亚大陆”概念,促成了战后的日本“集体遗忘”本国的殖民帝国时代。 对“二战”以及太平洋战争历史的研究汗牛充栋,但关于日本政府领导阶层在战时及战争进入最后阶段里对地缘政治的战略思考仍然鲜为人知。1944年秋天,日本政府和帝国大本营中就已经有不少成员认为苏联将最终对日宣战,但这个结论是如何推断出来的,也鲜有史料记载。当时的日本领导人深知莫斯科方面需要与日本保持中立,以便集中兵力对付欧洲战场,但德国一旦战败,这种中立将变得毫无意义。日本领导人一方面与苏联举行外交谈判,以期通过苏联的斡旋与美国达成停火协议,一方面又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苏联人着手准备发动对日战争。通过密切关注中国和朝鲜内部政治派系的争斗以及它们与美苏的关系,“欧亚-太平洋战争”策划者们得出结论:苏联与东亚各国的民族主义者之间的密切关系可以有效遏制美国在东亚地区的霸权。他们希望,苏联能够介入东亚,填补日本帝国覆灭后亚洲地区形成的权力真空,并与美国抗衡。 转变作战战略时,恰逢日本战时政府从根本上对作战指挥系统进行调整。这次调整发生在1944年7月,当时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失败已成定局。塞班岛陷落后,时任朝鲜总督的小矶国昭被选为首相,由他接管以东条英机为首的在“二战”绝大部分时间内执政的东条内阁。小矶国昭当时并非帝国首相的最佳人选,而且裕仁天皇和掌玺大臣木户幸一也因为其牵涉进“1931年3月事件”中(即由日本陆军内部“樱花会”发起的一次未遂的政变。——译者注),所以并不看好小矶国昭。因为没有更好的人选,小矶国昭才得以勉强上位。虽然只是个名义上的首相,但小矶国昭却在1944年8月4日成功组建了“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确立了统一的指挥体系,使首相和外相能够共同参与最高指挥部的决议,以保证战争策略和指令的有效执行。 这是在战时决策方面取得的一次重大突破。在此之前,帝国大本营包揽了日本陆军和海军的所有协调工作,拥有指挥特权,政府和首相却无法参与战时行动策划和战略规划。早在1937年11月,中日战争爆发数月后,新改组的帝国大本营成立了大本营与政府联络会议,旨在进一步促进陆军参谋总长、海军军令部总长与政府之间的磋商。结果证明,不仅联络会议很难让陆海军在战略计划上达成一致,而且也很难改变军队自行其是的习惯,很难协调政府其他部门的资源和政策,来配合陆海军的军事决策和需求。 小矶国昭于1944年7月22日正式上任,而此时恰逢日军在各个战场上节节失利,窘境连连。迫于形势,军方领导层批准了小矶国昭的提案,采用新的指挥机制,并同意与非军方机构代表分权。最高战争指导会议核心成员包括当时同盟国所熟知的日本六大领导人,即陆军参谋总长、海军军令部总长、首相、外相、陆军大臣、海军大臣,其他高级军官也应邀参加。与此前帝国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所不同的是,新的委员会有日本天皇列席,拥有无上权力,因此在制定战争政策时能够更好地协调政府与军队的关系。有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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