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2015 看清新常态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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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琏 著，胡舒立 编

出版社：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ISBN：9787513903813

版次：1

商品编码：11624979

品牌：博集天卷

包装：平装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5-03-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280

产品特色

编辑推荐

适读人群 ：经济、时政类读者
　　1.中国社会全面进入新常态，2015年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法制开局，经济变轨，房价走势，医改方向……方方面面的领域，都面临着重大变革。只有看清新常态，掌握中国政治经济大趋势，才能抢占制高点，顺风而飞。
　　2.中国国家智库吴敬琏、厉以宁、皮凯蒂、林毅夫、许小年、周其仁、张维迎、陈有西……首次解读新常态，助你读懂主流话语背后的真实含义。抓住机遇，抢占先机，获得新时期的发展红利。
　　3. 胡舒立担任主编，选取国内的学者，政经趋势预测，观点犀利，一针见血，帮你了解官方话语所阐述信息的本质内涵。

内容简介

　　2015年是中国全面完成“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也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开局之年。可以说，这是中国社会再次经历的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时期。身处巨大变革中的我们，唯有充分认清这一新时代的特点，才能站在“风口”，顺风而飞。基于此种情况，各行业最为优秀的学者、企业家，从各自所从事的领域出发，给出了极具建设性的观点，汇编为《中国2015：看清新常态》一书，为我们抢占新时期的制高点提供了宝贵助力。

作者简介

　　胡舒立，现任财新传媒总编辑。2009年和2010年，她两度被美国《外交政策》杂志评为“世界百名思想者”之一。2011年，她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全球具有影响力100人”之一。2012年，她荣获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颁发的“密苏里新闻事业杰出贡献荣誉奖章”。她带领的财新传媒采编团队荣获斯坦福大学授予的“2011年度美国肖伦斯特新闻奖”（ShorensteinJournalismAward）。

　　吴敬琏，中国经济学界的泰斗，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国务院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精彩书评

　　★GDP增长的速度下降了，是许多客观因素决定的，而且这些因素都不是短期的因素，所以旧常态已经不能维持，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逐步下行的通道。什么因素决定了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从高速增长逐渐下行到中速增长？我想我已经多次说过，我们现在通常运用的一种分析理论框架就是“三驾马车”，用它来预测中国的中长期增长，从方法论上来说，我们就错了。
　　——吴敬琏

　　★目前“十二五”时期即将结束，马上要开展“十三五”规划。对于“十三五”规划，很多专家（包括我在内）都提出，要保持适度增速，不能再追求超高速增长了。如果中国GDP每年能够增长7%就不错了，即使能保持在6.5% ~7%也属正常，要注重经济质量提升和结构的完善，而不是单纯追求经济增速。
　　——厉以宁

　　★中国的现状是：凡是能够投资的地方，都产能过剩；凡是产能不过剩的，都是不能投资的。例如电信、卫生系统等，很多投资机会。医疗卫生领域的问题是供应不足、过度管制。为何民营资本不能多投资多建几个医院，政府非要把住牌照呢？
　　——许小年

　　★当前是有些困难，但根据过去的经验，越冷的时候越是要调整预期。也就是要在所有人都说不好的时候，把未来谋划清楚；要在很多人还没有醒过来的时候，勇敢地决定投资；等人们都醒过来的时候，买啥啥贵，也就没你什么事了。
　　——周其仁

　　★当权力和法律冲突时，政治家能够收敛权力，而服从规则。这就是法治的长远目标，不可能一蹴而就。现在先将依法治国这个概念完整地呈现，上升为执政党的全党意志和目标，是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的重要战略步骤，本身就是一种历史性的进步。
　　——陈有西

目录

第一篇：经济新常态
吴敬琏：旧模式难以为继，新常态下要记住这几点
厉以宁：当前经济形势的六大前沿问题
杨伟民：新常态　大逻辑
许小年：持续性衰退刚开始
周其仁：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问题与挑战
陆　挺：2015 中国经济降中趋稳改革提速
沈建光：经济新常态需要新心态
周其仁：在"冬天"谋划、布局、投资

第二篇：依法治国
陈有西：依法治国的阶段目标和长远目标
季卫东：中国司法改革困境
任剑涛：释放社会是社会善治的前提
张建伟：年轻司法官为何人心浮动

第三篇：改革建言
李稻葵：哪些经济改革值得期待？
刘胜军：四中全会《决定》：破局现代治理
彭　森：关于如何全面深化改革的几点看法
皮凯蒂：现在进入了拼爹时代
林毅夫：中国的腐败、收入不均和环境问题
管清友：中国经济的"托、拖、脱、妥"
华　生：东亚奇迹对实现中国复兴的启示
梁建章：创新、创业与人才、人口

第四篇：民生热点
郑永年：反腐败与中国
第二次政治革命
曹　健：公立医院为何越控越大
祝华新：全面深化改革年代的互联网
于卿婵　Zach Friedman：美国的治霾经验与"大气十条"

第五篇：社会聚焦
陆　磊：存款保险制度：构筑国家金融稳定基石
李海辉：高房价还能维持多久
张　明：短期资本流动与中国货币政策
郭宇航：让P2P 当一回救世主又何妨
刘剑文　耿　颖：财税法治体系：理财治国之重器
韦　森：从"税收法定"走向"预算法定"
马蔚华：互联网金融和银行没有根本对立

第六篇：企业家视野
王　石：我的底线与荣誉
雷　军：极致就是把自己逼疯
马　云：我们在改变中国
周鸿祎：卖情怀这事我不懂
俞敏洪：在改变的时代改变自己

精彩书摘

　　当前经济形势的六大前沿问题
　　厉以宁（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
　　第一个问题：怎么理解“新常态”
　　最近，在中国报纸上经常可以看到一个词，就是“新常态”。怎么理解“新常态”呢？这是相对于我国前一段时期超常的经济高速增长而言的，意指经济应逐步转入常态。
　　要知道，经济的超高速增长是“非常态”的，它不符合经济发展规律，是不能持久的。所以，我们今天讲经济要进入“新常态”，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首先，做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盲目追求超高速增长对中国长期经济增长是不利的。其次，过高的增长率带来哪些不利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第一，资源消耗过快；第二，环境受到影响，生态恶化；第三，带来低效率；第四，出现一些行业的产能过剩；第五，错过结构调整的最佳时期，这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下面展开谈一下。
　　错过结构调整的最佳时期，会留下很多后遗症。现在我们不得不把调整经济结构放到重要的位置上。结构调整很重要，比单纯追求经济总量更重要。
　　举个例子。1840年鸦片战争时，中国的GDP是世界第一，要比英国高很多，但是中国的经济结构不行。具体来说，英国大约在1770年左右进行第一次工业革命，到鸦片战争时已进行了大约70年。经过这70年的发展，此时英国的GDP构成中，主要为蒸汽机、机器设备以及铁轨、铁路机车、车厢等工业品，纺织业中使用的也是机器。而当时中国的GDP完全是由农产品和手工业品构成的。同时，英国的交通工具已经是轮船和火车了，而中国当时仍然是帆船和马车。从出口来看，中国主要是茶叶、瓷器、丝绸等农产品和手工业品，而英国则是蒸汽机和机器设备。所以，英国在经济结构方面远远优于中国。
　　此外，在人力资源结构方面，英国也优于中国。当时英国有一千多万人，而中国据说有四亿人。但是，英国已经进行工业革命70年了，小学已经普及，并开办了大量中学，还兴建了很多大学，每年培养出大量科学家、技术人员，还有经济管理人员、金融专家等人才。而此时中国的绝大多数农民是文盲，妇女也多是文盲，少数读书人读的是四书五经，而且是为了考科举。所以，中国的人力资源结构也不如英国。
　　虽然现在中国的GDP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位，但是从结构上来说，中国还落后于一些发达国家。因为中国的高新技术产业所占GDP的比重还比较低，没有发达国家那么高。同时，虽然中国人力资源结构比过去改善了很多，但是大学毕业生占总人口的比重也比较低，中国的熟练技工队伍正在形成。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错过了结构调整的时机就是最大的损失。所以，现在提出“新常态”，就有避免超高速增长，尽早使经济结构合理化的意图。
　　目前“十二五”时期即将结束，马上要开展“十三五”规划。对于“十三五”规划，很多专家（包括我在内）都提出，要保持适度增速，不能再追求超高速增长了。如果中国GDP每年能够增长7%就不错了，即使能保持在6.5% ~7%也属正常，要注重经济质量提升和结构的完善，而不是单纯追求经济增速。
　　第二个问题：硬性的增长指标与弹性的预测值哪个更好
　　这个问题我以前曾谈过。多年以来，我们一直靠下死命令实现经济增长目标，全国各地拼命干，力求最终达到目标。这样下去，就会产生问题：无论对地方政府还是对中央政府，都同样形成压力，因为地方的发展规划是由地方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全国的发展规划是由全国人大通过的。一旦以这些硬性指标作为目标，就意味着要严格执行。于是，各地政府为了完成任务或者赶超别人，有时就不顾经济增长的质量和结构调整，政府就会很容易陷入被动。
　　为什么会很被动呢？主要原因在于：硬指标意味着一定要完成，为了完成指标，就会只顾增长，从而把产能过剩、高成本、低效率等都放在次要地位了。过去我们总干这种傻事，政府今后力争改变这种状况。可喜的是，关于把增长率从硬指标改为有弹性的预测值的做法，现在已经在一些地方开展试点，先试验一段时间，如果试行成功，再进行推广，这对于中国经济增长和调整结构是非常有好处的。
　　第三个问题：怎么看待当前经济增速的下降
　　经济增速下降有许多原因。比如，出口下降、过剩的产品销不出去等。但同时，应该看到另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即中国实际的GDP要比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高，而且年年如此。举几个例子：
　　第一，农民盖房子在西方发达国家是计入GDP的，而中国农民盖房子，包括自己盖房子、邻居亲戚互助盖房子等，统统不计入GDP。这个量是很大的，而且随着现在建设新农村和推行城镇化，这个数据会越来越大。
　　第二，中国的家庭保姆有几千万人，在西方发达国家，这些人的收入是计入GDP的，由于中国GDP计算中没有家庭保姆工资这一档，因此，几千万家庭保姆的收入就没有计到GDP里去。加之，近年来，当保姆的人数逐年增加，她们的工资逐年在涨。这种情况不能不引起经济学界的注意。
　　第三，中国个体户的实际营业额有多少？在中国，个体工商户一年的营业额是通过包税制倒推出来的，他们的实际营业额会高于包税制下推算出来的营业额。也就是说，大量个体工商户少报了营业额，中国的GDP统计也就少算了。最近还规定，月营业额不足三万元的小微企业免税。免税之后，就更不好统计他们的实际营业额了。
　　第四，据前几年数据统计，在中国GDP的构成中，国有企业不到35%，外资企业大约在10%或略多一些，而民营企业则超过55%。近年来，有外国专家认为中国的GDP掺水了，存在虚报的可能。实际上，这恰恰说明他们不了解中国。因为民营经济通常选择能少报营业额就少上报，上面不查就不报，因为报多了就要多缴税就吃亏了。同时，有些国有企业为了表现业绩或领导者为了获得提拔，可能虚报营业额，但是他们的虚报是有限的。因为一审计就审计出来了，多报就露馅儿了。总体上看，由于民营企业占了55%，他们少报的比国企虚报的要多，两者抵消后统计出来的GDP就比实际上少了。
　　以上四点说明了什么问题呢？说明单纯从GDP的变动看不出大的变化，而实际上，GDP的总量却在逐年增加，我们要承认中国实际的GDP比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要多。所以，不要怕GDP减速了，下降0.2或0.1个百分点，没什么问题，对中国经济增长要有信心。
　　第四个问题：如何看待投资与就业的关系
　　这是经济学中的一个老问题，却也是当前要着重研究的问题。因为经济学从来都是这么认为的：新的工作岗位是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作为投资的结果而显现出来的，也就是说，你要增加就业，就必须大量投资。但目前中国的情况变了。中国正在朝完善的市场经济方向走，在大力推进技术创新或不断更换成套设备的时候，在投资于高新技术产业的时候，就业人数往往反而减少了，因为机器人、自动化使得人力减少，在新技术下不需要那么多人就业。这成为高新技术发展过程中一个必然出现、必须面对的问题。
　　另外，还应该看到，中国正在加强环保建设，推动低碳化。低碳化必然要求关、停一些企业，在环保治理的同时就会有一部分人失去工作岗位。那么，中国增加就业靠什么呢？如何保持就业的可持续性？当前的政策是，要靠发展民营企业。发展小微企业，鼓励创业。
　　现在创办小微企业，可以先营业后办证，可以省掉很多手续。同时，对小微企业，还有贷款的支持。
　　第二个办法：搞农业。中央文件中已正式提出要发展家庭农场。这是个新提法。过去家庭农场主要出现在美国、加拿大、西欧等地，现在中国正在进行土地确权，也相应地提了出这个概念。确权是什么意思？过去农民的土地是集体所有制，但是没有确权，农民事实上是被架空的所有制承担者，现在不同了。2012年，全国政协经济组在浙江的嘉兴考察。我们进了一个村子，农民放鞭炮庆祝确权。确权主要是指“三权三证”：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发证，宅基地的使用权发证，农民在宅基地盖房子的房产权发证。嘉兴市在土地确权之前，城市人均收入和农村人均收入比是3.1∶1，确权以后变为1.9∶1，收入差距大大缩小了。我们问农民，收入怎么一下子多出那么多呢？这都是土地确权的好处。过去农民权利得不到保护，因为是集体所有制，要圈地就圈地，要拆房子就拆房子。确权以后农民能够依法依证保护自己的权利了，积极性提高了，养殖业和种植业也就发展了。同时，农民想外出打工就可以去打工了，土地转包给别人，收地租，因为确权了，就不担心回来后人家不认账了。
　　这就是中国农村发生的变化，中国的现代农业正在兴起。这就为就业开辟了新的道路。
　　第五个问题：如何看待“钱荒”
　　很多人对中国现在发生的“钱荒”感到很奇怪。因为中国的货币流通量并不少，按照M1、M2来看，流通的货币量都是很大的，但老百姓特别是民营企业却到处借不到钱，闹“钱荒”。为什么会发生“钱荒”？有两个原因：
　　一方面，中国正处在双重转型阶段：第一个转型是发展转型，从农业社会变成工业社会；第二个转型是体制转型，从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在这两个转型过程中，农村对货币需求量大增。现在农民自己经营土地甚至开办小工厂，都需要大量资金。同时，中国的货币需求量是很大的，不是光靠经济增长率、人口增长率就能够计算出合理的货币需求量的。通常，实际货币需求量比计算出来的货币需求量要大一些。
　　另一方面，“钱荒”的根源是由大量的国家投资以及贷款不配套造成的。银行将大部分贷款给了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很少能够获得贷款。贷不来款，民营企业就慌了，因为手上没有资金，万一有好的投资机会就丢失了；另外，如果资金链断了，到哪里借钱呢？连企业的日常运行都会感到困难。我们在广东调查发现，很多企业都有“超正常的货币储备”，用当地企业家的话说叫“现金为王”。几乎家家都有“超正常的货币储备”，自然货币流通量就不足了。
　　第六个问题：当前金融改革的目标是什么
　　主要有三个目标：一是宏观目标，二是微观目标，三是结构性目标。从宏观角度来看，中国金融业、银行业应该走向市场化。利率市场化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但利率市场化不等于对利率的自由放任，因为自由放任对经济是有害的。所以，从宏观上来讲，利率的市场化，也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所讲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从微观来看，银行作为金融机构和微观单位，应该既有经济效益又有社会效益，两个效益并重，这是微观目标。从结构性来看，金融改革应该把重点从虚拟经济转到实体经济中来，因为实体经济是最重要的。中国的产品要打入世界，必须有一个自主创新的过程，要帮助实体经济实现技术升级、产业升级。同时，在结构方面，大中小银行分别以大中小企业作为服务对象，就是大银行对大企业，中等银行对中等企业，小银行对小企业，在此基础上，所有的大中银行都应该为最底层的小微企业提供贷款服务，这是支持“草根金融”。
　　此外，还应该大力发展政策性银行。政策性银行目前还比较弱小。比如支持教育发展，可以成立教育银行，使政策性银行为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金融服务。又如，开发西部地区，有许多工作可由政策性银行做，所以，政策性银行应该进一步扩大。
　　……

前言/序言

　　新常态　新一年
　　过往的一年，是积极拓进和充满期待的一年，我们为改革和发展取得的成就而欣慰，也对若干领域和环节的改革进展不畅而担忧。2014年下半年以来，“新常态”成为财经领域的高频词，其内涵之一，就是改革深水区的“拉锯战”。在新的一年里，观察中国现实仍可聚焦于“新常态”，继续落实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两个决定的相关任务会成为最重要的看点，全面改革方案落地的步骤会加快，力度会加大，而道路仍将充满曲折。
　　2014年的中国经济，已经从改革进展中获得红利。中央政府力推简政放权、混合所有制、户籍等改革。金融领域的利率市场化等项改革快于市场预期。特别是工商登记便利化和营改增改革已初见成效，这是经济增长“减速不减势、量增质更优”的根本原因。不过，比起未来更为重大、更具突破性的改革，今年仍只是牛刀小试。经过一年多的准备酝酿，全面深化改革的需求更加迫切，条件也更加成熟。倘若新一年能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克服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在一些关键领域取得突破，将显著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社会公平。
　　新常态是新改革的引领目标，也会为进一步改革提供良好的环境；而新改革是新常态的发动机和推进器，是达到新常态的唯一途径。2014年年末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新常态做出了权威的界定，并强调了中国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等新旧转换特征。不难看出，新常态是“进行时”，而非“完成时”。超越经济领域，当今中国的新常态特征还表现在：强烈的改革诉求和巨大的利益集团阻力并存；民间不可压抑的活力和顽固的桎梏并存；百姓公民意识的觉醒和现实的阻碍并存。在这一阶段，新旧因素交织缠绕，旧观念、旧体制如同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欲除旧布新，平稳抵达理想彼岸，唯有全面深化改革。
　　我们不应忘记，改革蓝图是何等来之不易。中共十八大前后，多种思潮曾激烈碰撞交锋，而现有的顶层设计，正是可涵盖“社会最大公约数”的改革方案。在这个意义上，方案所定的目标、范围、深度乃是今后改革应坚持的底线，在土地、国有企业、司法等分歧较多的领域不容动摇，更不应后退。对改革蓝图最好的珍惜，便是义无反顾地将其变为现实。
　　目前，中国改革进入了顶层设计制定后的紧张施工期，是“攻坚期中的攻坚期”“深水区中的深水区”。在此阶段，改革方案落地，一方面有着迫切的现实需求，一方面难度却不断增大。“大有大的难处”。
　　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发展不平衡，社会利益格局空前复杂，形成改革共识不易，将改革决策付诸实施则更为不易。为了让改革方案“穿透”旧体制、旧观念盘踞的堡垒，使改革取得突破，需要有清晰的战略。在这里，首先，应坚持问题导向、发展导向，围绕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推进改革。实施顺序并非要机械遵循顶层设计，但是，相机抉择不能成为畏难避险的借口。其次，要坚持实践导向。制定改革方案，需在对现实情况有准确把握、清楚认识的基础之上，要摒弃那种高坐机关大院却轻率决定千千万万人命运的政策倾向。再次，还要坚持效果导向。改革的目标要让公众知晓，改革的举措要让公众评判，改革的成果要让公众享有。如此，改革方可言落地。
　　对改革策略的把握，也要适时做出调整。过往30多年，“试点先行、全面推广”“摸着石头过河”曾是中国的宝贵经验。如今，这样的策略仍然有意义，但也要警惕“试而不推”“摸而不过”，更多增加对改革问责的制度性安排，注重改革举措的标志性、关联性作用。决策层提出改革立法先行，无疑有助于促进顶层设计和底层的实践和经验的结合。改革落地，还须抓住关键“节点”。比如，上海自贸区因立意高远、涉及面广而备受关注，及时将其经验扩大到天津和深圳等地，当有助于提升中国对外开放水平。
　　2014年“反腐风暴”持续推进，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等人的落马，表明了决策层切除腐败毒瘤的决心。但高层腐败分子曝光，也使现存体制的痼疾更加突显，铲除腐败土壤的需求更为迫切。2015年的改革必然伴随着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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