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文学经典：丁玲精选集 epub pdf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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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张爱玲如此称赞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细腻的心理描写，强烈的个性，颓废美丽的生活，都写得极好。”
　　★“我固执地要在自由的天地中飞翔，从生活实践中寻找自己的道路。”丁玲如是说，如此活，如此创作。
　　★集结丁玲各时期小说代表作， 从民国范儿到革命红，展示丁玲一生创作成就，见证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历程。

内容简介

　　“世纪文学经典”精装书系，华文20世纪名家荟萃，读者和专家共同评选，名作汇聚，学者作序，宜读宜品宜藏。
　　在二十世纪文学史上，丁玲是一个特殊的存在。这不仅仅因为她开手写作就给当时“死寂的文坛上抛下了一颗炸弹一样”的作品，以后也不断有引人注目的作品问世，是五四以后少有的几位持续创作半个多世纪的女作家之一，还因为她是中国文学界深深卷入激烈变动的社会历史旋流中的人物，她的命运起落沉浮，都与时代的风云变幻紧紧纠结在一起，她的坎坷命运，典型地缩写着现代中国知识女性的命运。本书精选丁玲代表作《莎菲女士的日记》《韦护》《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

作者简介

　　丁玲，（1904—1986），现代女作家、散文家。原名蒋伟，字冰之，又名蒋炜、蒋玮、丁冰之，笔名彬芷、从喧等，湖南临澧人。1923年处女作《梦珂》发表于《小说月报》。1928年，完成代表作《莎菲女士的日记》，引起文坛的反响。出版第一本短篇小说集《在黑暗中》。
　　1930年5月，丁玲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丁玲写成著名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晚年又写出了《魍魉世界》《风雪人间》等100万字的作品，创办并主编《中国》文学杂志。
　　1986年3月4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精彩书评

　　★她自己则比迄今为止“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品中表现过的任何女性典范都更丰满，也更复杂更痛苦而又令人思量和欷歔。
　　——王蒙

　　★反复酣畅地写出一切，带点儿忧郁，一点儿轻狂，攫着了读者的感情，到目前，复因自己意识就着时代而前进，故尚无一个女作家有超过的惊人的作品可以企及的。
　　——沈从文

目录

现代中国知识女性命运的典型缩写
中短篇小说
莎菲女士的日记
韦护
我在霞村的时候
在医院中
长篇小说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创作要目

精彩书摘

　　莎菲女士的日记
　　十二月二十四
　　今天又刮风！天还没亮，就被风刮醒了。伙计又跑进来生火炉。我知道，这是怎样都不能再睡得着了的，我也知道，不起来，便会头昏，睡在被窝里是太爱想到一些奇奇怪怪的事上去。医生说顶好能多睡，多吃，莫看书，莫想事，偏这就不能，夜晚总得到两三点才能睡着，天不亮又醒了。像这样刮风天，真不能不令人想到许多使人焦躁的事。并且一刮风，就不能出去玩，关在屋子里没有书看，还能做些什么?一个人能呆呆的坐着，等时间的过去吗?我是每天都在等着，挨着，只想这冬天快点过去；天气一暖和，我咳嗽总可好些，那时候，要回南便回南，要进学校便进学校，但这冬天可太长了。
　　太阳照到纸窗上时，我在煨第三次的牛奶。昨天煨了四次。次数虽煨得多，却不定是要吃，这只不过是一个人在刮风天为免除烦恼的养气法子。这固然可以混去一小点时间，但有时却又不能不令人更加生气，所以上星期整整的有七天没玩它，不过在没想出别的法子时，又不能不借重它来像一个老年人耐心着消磨时间。报来了，便看报，顺着次序看那大号字标题的国内新闻，然后又看国外要闻，本埠琐闻……把教育界，党化教育，经济界，九六公债盘价……全看完，还要再去温习一次昨天前天已看熟了的那些招男女编级新生的广告，那些为分家产起诉的启事，连那些什么六○六，百零机，美容药水，开明戏，真光电影……都熟习了过后才懒懒的丢开报纸。自然，有时会发现点新的广告，但也除不了是些绸缎铺五年六年纪念的减价，恕讣不周的讣闻之类。报看完，想不出能找点什么事做，只好一人坐在火炉旁生气。气的事，也是天天气惯了的。天天一听到从窗外走廊上传来的那些住客们喊伙计的声音，便头痛，那声音真是又粗，又大，又嗄，又单调；“伙计，开壶!”或是“脸水，伙计!”这是谁也可以想象出来的一种难听的声音。还有，那楼下电话也不断的有人在电机旁大声的说话。没有一些声息时，又会感到寂沉沉的可怕，尤其是那四堵粉垩的墙。它们呆呆的把你眼睛挡住，无论你坐在哪方：逃到床上躺着吧，那同样的白垩的天花板，便沉沉地把你压住。真找不出一件事是能令人不生嫌厌的心的；如那麻脸伙计，那有抹布味的饭菜，那扫不干净的窗格上的沙土，那洗脸台上的镜子——这是一面可以把你的脸拖到一尺多长的镜子，不过只要你肯稍微一偏你的头，那你的脸又会扁的使你自己也害怕……这都可以令人生气了又生气。也许只我一人如是。但我宁肯能找到些新的不快活，不满足；只是新的，无论好坏，似乎都隔我太远了。
　　吃过午饭，苇弟便来了，我一听到那特有的急遽的皮鞋声从走廊的那端传来时，我的心似乎便从一种窒息中透出一口气来感到舒适。但我却不会表示，所以当苇弟进来时，我只默默的望着他；他以为我又在烦恼，握紧我一双手，“姊姊，姊姊，”那样不断的叫着。我，我自然笑了!我笑的什么呢，我知道!在那两颗只望到我眼睛下面的跳动的眸子中，我准懂得那收藏在眼睑下面，不愿给人知道的是些什么东西!这有多么久了，你，苇弟，你在爱我！但他捉住过我吗?自然，我是不能负一点责，一个女人应当这样。其实，我算够忠厚了；我不相信会有第二个女人这样不捉弄他的，并且我还确确实实地可怜他，竟有时忍不住想指点他：“苇弟，你不可以换个方法吗?这样只能反使我不高兴的……”对的，假使苇弟能够再聪明一点，我是可以比较喜欢他些，但他却只能如此忠实地去表现他的真挚!
　　苇弟看见我笑了，便很满足。跳过床头去脱大氅，还脱下他那顶大皮帽。假使他这时再掉过头来望我一下，我想他一定可以从我的眼睛里得些不快活去。为什么他不可以再多的懂得我些呢?我总愿意有那么一个人能了解得我清清楚楚的，如若不懂得我，我要那些爱，那些体贴做什么?偏偏我的父亲，我的姊姊，我的朋友都如此盲目的爱惜我，我真不知他们爱惜我的什么；爱我的骄纵，爱我的脾气，爱我的肺病吗?有时我为这些生气，伤心，但他们却都更容让我，更爱我，说一些错到更使我想打他们的一些安慰话。我真愿意在这种时候会有人懂得我，便骂我，我也可以快乐而骄傲了。
　　没有人来理我，看我，我会想念人家，或恼恨人家，但有人来后，我不觉得又会给人一些难堪，这也是无法的事。近来为要磨练自己，常常话到口边便咽住，怕又在无意中竟刺着了别人的隐处，虽说是开玩笑。因为如此，所以可以想象出来，我是拿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在陪苇弟坐。但苇弟若站起身来喊走时，我又会因怕寂寞而感到怅惘，而恨起他来。这个，苇弟是早就知道的，所以他一直到晚上十点钟才回去。不过我却不骗人，并不骗自己，我清白，苇弟不走，不特于他没有益处，反只能让我更觉得他太容易支使，或竟更可怜他的太不会爱的技巧了。
……

前言/序言

　　现代中国知识女性命运的典型缩写
　　王中忱
　　一
　　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丁玲是一个特殊的存在。这不仅仅因为她开手写作就给当时“死寂的文坛上抛下了一颗炸弹一样”的作品毅真：《丁玲女士》。，以后也不断有引人注目的作品问世，是“五四”以后少有的几位持续创作半个多世纪的女作家之一，还因为她是中国文学界深深卷入激烈变动的社会历史旋流中的人物，她的命运起落沉浮，都与时代的风云变幻紧紧纠结在一起，她的坎坷命运，典型地缩写着现代中国知识女性的命运。“新批评”放逐作者的文本解读方法，对解读丁玲的创作显然不很适宜，而如果我们说丁玲的生平就是她的代表作，肯定不是过甚其词；我们要了解丁玲的代表作，结合她的生平来阅读，无疑是一条可行的途径。
　　丁玲（1904—1986）是从地方漂泊到都市的知识女性。她的故乡在湖南临澧，临澧地处湘西北地区，县内山丘、平原交错，河溪纵横，其中最大的水系是澧水，其干流从西向东横贯全境，临澧县即因这条河流而得名，但在丁玲出生的时候，家乡的县名还称“安福”临澧于清雍正七年（1729）设县，称安福，民国三年（1914）改称临澧。丁玲出生于一个被称为“安福蒋家”的高门大族，原名蒋伟，字冰之，在她的记忆里，并没有这个家族的鼎盛景象，而是内部的尔虞我诈和衰败凄凉。丁玲在故乡生活的时间很短，四岁时父亲病逝，家道中落，翌年便随母亲移居常德，她是在母亲的呵护下长大的。丁玲的母亲余曼贞（1878—1953），是一位坚忍刚强、勤奋豁达的女性，她携带孤儿幼女，顶着社会习俗的压力，克服经济上的困难，到常德、长沙等地的女子师范学校求学读书，汲取新知，毕业后长期从事教育工作，成为自立于社会的职业妇女，以自身的行为给子女树立了榜样。丁玲说：“母亲一生的奋斗，对我是最好的教育”。而丁玲和母亲的人生经历，则体现了现代中国知识女性成长的历史连续性。
　　由于有母亲等新女性开辟前路，丁玲从小便在新式学校就读，1919年她在桃源湖南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预科读书时，曾和同学一起，参加呼应北京“五四运动”的游行和讲演，并到“贫民夜校”担任小先生；后来转学长沙，受到进步教师的教育和熏陶，1922年初，未满十八岁的丁玲因向往到“一个更遥远的更光明的地方去追求”，和桃源女师时期的同学王剑虹一起奔赴上海，先就读于陈独秀、李达等创办的平民女子学校，后进入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学习。
　　1925年秋，丁玲和胡也频在北京结婚。在胡也频的诗歌里，曾有多首写到他们甜蜜而浪漫的爱情，但生活的贫困漂泊和前行无路的思想境况，也时时在其间投下阴翳。对当时的思想与生活状况，丁玲后来做过这样的描述：
　　“我那时候的思想正是非常混乱的时候，有着极端的反叛情绪，盲目地倾向于社会革命，但因为小资产阶级的幻想，又疏远了革命的队伍，走入孤独的愤懑、挣扎和痛苦。”
　　“……形式上我很平安，不大讲话，或者只像一个热情诗人的爱人或妻子，但我精神上痛苦极了。除了小说，我找不到一个朋友。于是我写小说了，我的小说就不得不充满了对社会的鄙视和个人孤独的灵魂的倔强挣扎。”
　　二
　　尽管后来的文学史家常常把丁玲早期的写作放到“左联”新人群体中叙述，但事实上，早在加入“左联”之前，丁玲的文学写作已经有了相当的名声。与丁玲同一年以小说家身份在《小说月报》登场的茅盾后来所做的评价应该包含了他的直观感受，茅盾说，丁玲的第一篇小说发表的时候，她的名字“在文坛上是生疏的，可是这位作者的才能立刻被人认识了。接着她的第二篇短篇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也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了，人们于是更深切地认识到一位新起的女作家，在谢冰心女士沉默了的那时，以一种新的姿态出现于文坛”；甚至学院里的学者也注意到了这位女作家的出现，将其及时引进了刚刚在大学开设的新文学史课程时在清华大学任教的浦江清曾在1929年1月30日的日记上这样写到：“至图书馆，翻阅杂志。借《小说月报》数册归。读丁玲女士短篇小说数篇，喜其心理描写之细致及句法之流利。”同在清华大学任教的朱自清从1929年至1933年在该校开设“中国新文学研究课程”，他遗留下来的讲义《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第五章列有丁玲和她的小说。1937年，还在上海圣玛丽亚读中学的张爱玲在该校的文学杂志《国光》上发表《书评四篇》，其中一则为评介丁玲的《在黑暗中》，张爱玲特别称赞《莎菲女士的日记》“细腻的心理描写，强烈的个性，颓废美丽的生活，都写得极好”。但认为“《梦珂》是自传式的平铺直叙的小说”，“是没有成熟的作品”，其评价是比较中肯的。到了《莎菲女士的日记》，则产生了飞跃性的变化。这篇小说因为采取一个女性内心独白的叙述方式，得以有效利用女性的视角，更为充分地展现了现代女性的内在焦虑。《梦珂》所描述的社会阶层与性别之间的权力关系，在这部小说里都凝聚到了莎菲的内心世界，并以反转的形式表现了出来。表面看来，《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看”的主体是女性，“被看”的对象则是苇弟、凌吉士等男性青年，但实际上，莎菲品衡男性的目光，如她对凌吉士颀长的身躯、柔软的头发、娇贵的态度的倾倒和迷恋，以及由此产生的激情和欲望，“与其说是她一己的，不如说是男性中心的都市生活意识形态所制造并施予所有女人的”。因为这种以肉感为尺度的判断，“都是按男性都市生活色相市场上的标准塑成的”。自然，莎菲没有停留在官能的欲望层面，她内心里的深刻痛苦，来自理性与欲望、灵性与肉体的冲突，但是，在这冲突之中，理性和灵性并没有始终占居主导地位。莎菲渴望“有那末一个人了解得我清清楚楚的”，渴望建立在理解之上的“真的爱情”，但事实上连她本人也说不清自己，“我真不知应怎样才能分析我自己”。当然，莎菲这一人物的特出之处也在于她始终没有放弃自我分析，她的日记写作过程，就是对自我的不断分析过程。小说结尾，当莎菲最后决心弃绝丰仪美形中躲着“卑劣的灵魂”的凌吉士的时候，她一边在内心里想着“我胜利了”，同时也鄙夷起了自己。因为她知道：“我是给我自己糟踏了，凡一个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她并没有办法“去报复而偿还一切的损失”，只能到“无人认识的地方，浪费我生命的余剩”。这样的结局确实是黯淡的，但也可以说，恰恰是从这一角度，《莎菲女士的日记》预示了“新女性”自我意识的真正确立，所需要经过的路程还相当漫长。小说浓厚的颓废色彩，典型反映了“五四”退潮时期“新女性”的精神危机，也呼应了大革命失败后弥漫于整个社会的彷徨心态，引起广泛的共鸣，是很自然的。
　　三
　　1933年5月，丁玲被国民党特务绑架，囚禁在南京，失去写作和活动的自由。1936年9月，她在中共党组织的帮助下，逃离南京，奔赴陕北，由一位大都市里的知名作家，转而成为红色根据地的文学工作者。丁玲的行为对知识分子和青年具有强烈的感召力，她受到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欢迎1936年毛泽东曾做《临江仙·给丁玲同志》，肯定丁玲的转变：“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而在解放区，丁玲的生活和写作方式都发生了重大变化。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丁玲率领战地服务团奔赴抗战前线，写作则多是战地通讯、随笔，以及为宣传演出赶写的剧本，还有服务团的事务性杂记。而更多的工作，如行军、演讲、演戏等等，则不是可以用文字留存下来的，这一时期的丁玲是在用实际工作书写文字文学史无法记录的“行为文学”。但这样的生活经历对丁玲的文学写作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促使她思考文学家在新生活中的位置和身份认同，探索新的写作方式。1939年至1941年间，丁玲主要在延安学习、工作，得以有时间把自己的生活与思考转化为文学。这是丁玲抗战时期文学写作的丰收季节，几个短篇精品都发表于这一时期。其中《我在霞村的时候》（1941）因选取一个被迫充当日本侵略者“慰安妇”的女性做主人公，而触及了一个重要而敏感的题材。小说把贞贞回乡之后遭到村人的歧视和诋毁推到前景予以浓重的表现，刻画女性在民族战争的新状况里所遭受的多重侮辱，从一个特殊的视角，接续和深化了“五四”新文学“国民性批判”的主题。还有必要注意的是，“霞村”和“贞贞”的故事，都是通过“我”的见闻呈现出来的，小说设置作家身份的“我”作为第一人称的叙述者，应该有深意存焉。如果联系到“左联”时代的作品，对比“我”在“霞村”的感受，可以看到，丁玲对知识分子与大众关系的思考，已经由诗意的想象，转向关注其严峻的现实一面。在这一脉络上，《在医院中时》（1941，后改题为《在医院中》）表现得更为强烈。小说描写年轻的医生陆萍被分派到一个新建的医院，目睹到肮脏环境和涣散懈怠、人浮于事的工作状态，击毁了她曾有的“愉快的理想”，她努力以自己的工作改变这里的习惯，也联合几位同事对医院的工作提出批评，结果不但没有得到医院领导的理解，反倒招致很多有关个人私生活的流言，甚至连住院的“病员们也对她冷淡了，说她浪漫”。这篇小说曾被认为揭露了革命根据地的“阴暗面”、表现了“反集体主义”的主题而遭到批判，20世纪80年代以后，陆萍与环境的冲突被解读为“和高度的革命责任感相联系着的现代科学文化要求”与落后的“小生产者封建习气”的对立严家炎：《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桩旧案—重评丁玲小说〈在医院中〉》，南京，《钟山》1981年第1期。，获得了文学史家的高度评价。但《在医院中时》的另外一条线索，即陆萍的知识分子“自我”意识的变化，也应该得到重视。小说不仅写了陆萍和环境的冲突，也写到她对自我和环境关系的调适。她学医，本来不是自己的志愿而是依照父亲的意思，但到了革命根据地，又被“‘党的需要’的铁箍”束缚到这个脏乱的医院，她不能“不顾这铁箍”，只能“打扫了心情，用愉快的调子去迎接该到来的生活”。在小说中，陆萍这方面的心理矛盾没有作为追问的重点，但似乎也没有得到令人信服的解决。在文化教育普遍落后的国度，在民族危亡的战争年代，知识分子置身于士兵和农民大众之中，怎样才能既参与社会的变革实践，又保持“自我”的主体个性，做到“经过千锤百炼而不消溶”，尽管小说结尾用的是肯定的陈述语态，但结合小说的整体情节看，毋宁说作家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问题。
　　这当然也是从城市转往革命根据地的众多知识分子所共有的、不断争论的课题，1942年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此做出了结论性的解释。丁玲服膺《讲话》的精神，认同知识分子改造的论述，按照她的理解，改造的最重要途径是投身工农大众的生活：“要改变自己，要根本去掉旧有的一切感情意识，就非长期地在群众斗争生活中受锻炼不可。要能把自己的感情融合于大众的喜怒哀乐之中，才能领略、反映大众的喜怒哀乐，这不只是变更我们的观点，而是改变我们的情感，整个地改变这个人。”从逻辑上说，丁玲似乎理清了思路，但一进入生活与写作实际，问题就变得复杂，这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写作过程中表现得特别明显。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丁玲抗战胜利后，以在晋察冀参加土改运动的生活经验为基础创作的长篇小说。过去人们习惯把这部小说看作“反映土改运动”的作品，从题材特征来说，当然是可以的，但这样的概括只看到了小说表现农民阶级从政治、经济方面“翻身”的一面；其实，这部小说还相当广泛地展示了传统的宗法观念、思想积习对这场变革的障碍，以及农民们在破除这些障碍过程中的精神成长。丁玲曾说：“我在写作的时候，围绕着一个中心思想——那就是农民的变天思想。就是由这一思想，才决定了材料，决定了人物。”事实确如作家所说，在小说里，表现农村政治经济的历史变革，与表现农民思想意识的变革，是两条紧密联系、平行推进的线索，尽管前一条线索呈现得更明显，但表现农民不断克服“变天思想”，确立自己的精神主体性，才是小说情节和人物性格发展的内在推动力。由此也导致小说不以紧张的情节变换见长，事件进展比较缓慢，以致于过了三分之一的篇幅，才出现农民和地主直接斗争的场面。外部行动缺乏戏剧性，是为了强化内心冲突的激烈性，而这一切，都是作家立意表现思想变革主题的结果。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注意把人物心理放在历史转变的时刻和复杂的社会关系中表现，写出人物性格的多重性；小说不仅没有把农民干部张裕民、程仁写成“无缺点的英雄”，也没有把农民斗争的对象地主钱文贵写成面目狰狞的坏蛋，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小说把相当多的笔墨用在了处于农村阶级斗争边缘的人物，如被错划为富农的富裕中农顾涌，以及地主钱文贵的侄女黑妮。小说第一章写顾涌赶着胶轮大车回村、带回有关土改的消息，本身就寓意深长。如同小说里写到的那样，土改的重要内容就是把农民划分成若干阶级，按阶级身份决定对他们的态度。《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以一个阶级身份含混的“中间人物”开篇，从他的视角和心理展开这场大变动的序幕，以及设置既与地主钱文贵有叔侄关系又与农会主席程仁热恋的人物黑妮，不管作家有意还是无意，都表露了对把人截然划成黑白两极的做法的怀疑。而她以同情的笔触描写这些“中间人物”的处境和心态，并在一定程度上借助这些人物的视点去感受土改，无疑具备了更复杂地发掘这场疾风暴雨式阶级斗争运动中“人性”深度的可能。但作家还在写作当中，就受到了警告：“书没有写完，在一次会议上，听到了批评：说有些作家有‘地富’思想，……这话可能是对一般作家讲的，但我觉得每句话都冲着我。我想：是呀！我写的农民家里是很脏，地主家里的女孩子像黑妮就很漂亮，而顾涌又是个‘富农’，我写他还不是同情‘地富’？所以很苦恼。”1948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初稿写出后，交给了文艺界的有关领导，受到了冷淡，后来因为毛泽东的关心，书稿交给胡乔木、艾思奇、陈伯达等人审读，得到了肯定评价和修改的建议，作家做了一定的修改和调整，如把黑妮从钱文贵的女儿改为侄女等，才得以出版的。丁玲后来曾多次谈起这段写作经历，她强调说，顾涌、黑妮这些人物都是从她亲身参与土改的实际生活中得来的，并且融合了她长期对农民生活的关注，表示了她对所谓“地富思想”之类的批评不能理解。而丁玲在写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过程中遇到的苦恼，则从一个侧面说明，作家投身到群众斗争生活之后，在大众生活中获得的经验和情感，与党的意识形态、工作政策的关系，并不像丁玲想象的那样简单，那样容易解决。从这一角度看，《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写作、修改与出版过程，作为新的人民文艺生产方式的标本，也是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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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文姑娘，今朝武将军。阅读了解丁玲的一本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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