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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 陀思妥耶夫斯基著，荣如德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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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ISBN：9787532763719

版次：1

商品编码：11643039

包装：平装

丛书名：陀思妥耶夫斯基文集

开本：32开

出版时间：2015-01-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696

正文语种：中文

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陀思妥耶夫斯基，俄国十九世纪著名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文集：白痴》是他的重作品。无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文集：白痴》的读者还是观众乃至读者兼观众，看到女主人公娜斯塔霞·菲立波夫娜将十万卢布一捆钞票扔进壁炉付之一炬，恐怕任谁的心灵都会经受一次强烈的冲击。这一堆烧钱的烈火，象征着陀氏创作的一个高峰，它不仅在星光灿烂的十九世纪俄国文坛，而且在整个世界文学宝库中也当之无愧地堪称经典。

内容简介

　　《陀思妥耶夫斯基文集：白痴》系19世纪俄国大文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重要作品之一。小说描写19世纪60年代出身贵族的绝色女子娜斯塔霞常年受地主托茨基蹂躏，后托茨基愿出一大笔钱把她嫁给卑鄙无耻的加尼亚。就在女主人公的生日晚会上，被人们视为白痴的年轻公爵梅诗金突然出现，愿无条件娶娜斯塔霞为妻，这使她深受感动。在与公爵即将举行婚礼的那天，娜斯塔霞尽管深爱着公爵，但还是跟花花公子罗果仁跑了，最后遭罗果仁杀害。小说对农奴制改革后俄国上层社会作了广泛的描绘，涉及复杂的心理和道德问题。善良、宽容的梅诗金公爵无力对周围的人施加影响，也不能为他们造福，这个堂吉诃德式的人物的徒劳努力，表明作者企图以信仰和爱来拯救世界的幻想的破灭。

作者简介

　　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与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人齐名，是俄国文学的卓越代表，他走的是一条极为艰辛、复杂的生活与创作道路，是俄国文学史上最复杂、最矛盾的，作家之一。他的创作独具特色，在群星灿烂的19世纪俄国文坛上独树一帜，占有着十分特殊的地位。主要作品有《穷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死屋手记》、《罪与罚》、《白痴》、《群魔》、《卡拉马佐夫兄弟》等。

精彩书摘

　　《陀思妥耶夫斯基文集：白痴》：
　　
　　“是啊，人家说我相貌比较年轻。至于怎样可以不妨碍您，我很快就能学会，很快就会懂得的，因为我本来就很不喜欢妨碍别人……。还有，我觉得从很多方面看来……我们是大不相同的人，恐怕我们不可能有太多的共同点；然而，最后那句话我自己并不相信，因为往往只是表面上看来没有共同点，其实共同点很多……。人们光看外表把他们自己分成不同的种类，看不到任何相通之处，这是人们的懒惰造成的……。不过，也许我已经开始讨人嫌了吧？您好像……”“我想问一句：您有没有钱财，哪怕是一小笔？或者，您是否打算从事某项工作？请原谅我如此冒昧……”“不必客气，我十分欣赏和理解您提的问题。目前我没有任何钱财，暂时也没有任何工作，不过应该做些事情。我花的是别人的钱，是在瑞士给我治病、指导我学习的施奈德教授给我的路费，也只够路上花的，所以现在我剩下的钱总共才几个戈比。是的，我有一件事情需要跟人商量，可是……”“那么请问，眼下您打算靠什么维持生活？您有过一些什么样的设想？”将军截住了他的话头。
　　“我想找些工作。”“哦，原来您是位哲学家；不过……您是否知道自己有什么才具、本领？大小不论，只要是能换衣食的一技之长，有没有？我再次请您原谅……”“哦，您不用道歉。不，我认为，我既没有才具，也没有特别的本领；相反，因为我是个病人，所以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至于衣食问题，我觉得……”将军又把他的话打断，又提了一些问题。公爵把已经讲过的情况又讲了一遍。却原来将军听说过已经去世的帕甫里谢夫其人，甚至认识他本人。帕甫里谢夫为什么关心公爵受教育的事，连公爵自己也讲不清楚，——不过可能纯粹由于跟他已故的父亲是老朋友。双亲去世时留下的公爵还是个很小的孩子，他一生都在乡下度过，在乡下长大，因为他的身体需要乡下的空气。帕甫里谢夫把他托付给自己的亲戚——几位女地主；先为他请了一位家庭女教师，后来换一位男教师；公爵说，他虽然什么都记得，但很少几件事能讲清来龙去脉，因为很多事情他自己不理解。经常发作的癫痫把他弄成了一个白痴（公爵确实用了“白痴”这个词语）。最后他讲到，帕甫里谢夫有一次在柏林遇见了施奈德教授，这位瑞士人是专门研究这类病症的，并在瑞士的瓦莱州设有机构，用他的冷水疗法、体操疗法既治痴呆，又治癫狂，同时对病人施教，全面指导病人的精神发展。于是，帕甫里谢夫大约在五年前把公爵送往瑞士教授那里去，可他自己两年前突然死了，事先并没有作好安排。施奈德让公爵在他那里又继续治疗两年，尽管没有彻底治愈，但毕竟大有好处。最后，根据他本人的意愿，加之还冒出一个新情况，现在教授把他送到俄国来了。
　　将军大为惊讶。
　　“您在俄国没有熟人？一个也没有？”他问。
　　“暂时没有，但我希望……而且我收到一封信……”“至少，”将军没有听清楚末了那句话就打岔，“您是否学过点儿什么？比方说，您的病是否会妨碍您在某个机关里担任某项并不繁重的职务？”“哦，想必没有妨碍。要是能有个职务，我甚至非常欢迎，因为我自己很想看看自己究竟适合做些什么。我曾经连续学习四年，尽管不太正规，而是按照教授的一套特别方法学的，同时还读了好多俄文书。”“俄文书？这么说，您是有文化的，能正确书写？”“哦，完全能够。”“太好了；书法怎么样？”“我的书法出色当行。在这方面我也许有才华；我简直是个书法家。请让我马上给您写点儿什么试一试。”公爵劲头十足地说。
　　“那就偏劳了。这甚至是必要的……。我喜欢您这种直爽的态度，公爵，您的确非常可爱。”“您此地有这么讲究的文房用具，有这么多铅笔、鹅毛管笔，有这么结实、上好的纸张……。您的书房真是太漂亮了！这幅风景画我知道，这是瑞士的风景。我相信画家是实地写生创作出来的，我相信我见过这个地方——这是在乌里州……”“完全可能，尽管这画是在此地买来的。加尼亚，给公爵一些纸；这是纸和笔，请到那张小桌子上去写。这是什么？”将军问加尼亚——他刚从公文包中取出一张大尺寸的相片递给将军。“啊，娜斯塔霞·菲立波夫娜！这是她——她自己派人送给你的？”将军热切而又十分好奇地问加尼亚。
　　“适才我去道贺的时候她给的。我早就请她送一张给我。不知这是不是她暗示我在这样的日子空手前去，没带礼物。
　　”加尼亚脸带苦笑添上末了那句话。
　　“不，不，”将军很有把握地打消对方的疑虑，“你怎么想到这上头去了，也真是！她怎么会暗示？……她完全不是那种贪财图利的人。再说，叫你拿什么去送礼？那是要花成千上万卢布的！难道你也回赠一张相片？对了，我倒要问你：她还没有要你送相片给她吗？”“没有，还没有要过；也许永远不会向我要。伊万·费奥多罗维奇，您想必没有忘记今晚的聚会吧？您是在特地邀请的客人中间的。”“没有忘记，当然没有忘记，我一定去。今天是她二十五岁的生日，怎么能不去！嗯……听着，加尼亚，我来向你透个信儿吧：你得作好准备。她已向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和我许诺，今天晚上将在自己家里宣布最后的决定：是或者不！所以你得注点儿意。”加尼亚忽然着了慌，甚至脸色都有些发白。
　　“她的的确确是这样说的吗？”他问的时候声音好像颤动了一下。
　　“前天作的保证。我和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一起缠磨了好久，总算逼了出来。只是她要求先别告诉你。”将军定睛注视着加尼亚；见加尼亚慌成这样，他显然有些不悦。
　　……

前言/序言

　　解读作家是难事，何况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作家。一个半世纪以来，文学家、思想家、评论家，以至革命家们，虽然对陀氏其人其文多有阐发，却是众口异词，甚或径相抵牾。然而，陀氏的面貌终究还是深印在人们的心中，只是每个读者心目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尽相同。这首先是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本身的多义性，由此引出了后来的批评家们大相径庭的评论。这种现象，许多大作家都有。因为“大”，就多了包容，才生出种种阐释。那么作家真正的本义在哪里呢？当然是在作品里，但要使本义外化，又须通过阅读，而阅读的主体却又各有各的立场和观念，于是转而为无尽的，甚至相悖的评论。作品的本义游弋在阅读和评论之间。这种说法显得像一个悖论，却是事实。所以像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作家，最好还是不去寻求一劳永逸的解读，因为它不曾有，也不会有，就像不会有一劳永逸的文学批评理论一样。我们从批评家那里读到的文学解读，是经过特定批评视角折射的，凸显的是批评感兴趣的理解。这一点常常在读者那里产生错觉，以为批评家解读的即文学本身。其实两者并不相等，有时甚至相悖。所谓批评，并非完全客观的阐发，更多的是一种主观的解读，甚至还附带着对文学的要求。但好的批评视角会有十分精彩的发现和阐释，它体现的是批评家自身的睿智和素养。文学研究却比批评要稍稍显得客观，因为它的注意力多少还在作品或作家本身，尽管它也并不能完全做到这一点，因为批评和研究终究是相互依存，很难分割清楚的。
　　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批评和研究话题早已超越了陀氏本身。当一个人物成了大众的话题，他就成为各种思想的载体、对话的平台，人们会借他的名声来说自己的话，使它成为话题的注释或旁证。这是派生的现象，在学术研究中往往不可避免。《陀思妥耶夫斯基文集》已经摆在读者的面前，如何解释小说里的故事，每个读者本身就是批评家，因为任何阅读都是事实上的批评，毋庸笔者赘言。本文仅止于就陀氏本人、他的创作，以及与此有关的几个问题提出一些思考角度，读者尽可见仁见智，作出最富想象力的解读。
　　艰难踬蹶，创作一生十九世纪辉煌的俄国文学最引人注目的特点是它的思考深度和批判精神。但很多表现了这种思想深度的大作家如普希金、冈察洛夫、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人却并不出身于平民，相反倒有优裕的生活来保证他们的写作，就像当时俄国历史上第一次有组织有纲领的十二月党人起义偏偏发生在一批贵族青年中一样，俄国的思想和变革的号角是在知识阶层里吹起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虽然也不出身平民，但在俄国作家里，他的一生踬蹶困顿，充满了悲剧性的变故。疾病对他的折磨也造成他精神上的创伤，这在相当程度上反映在他的作品里。
　　一八二一年十一月十一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出生在莫斯科。父亲是一名普通的军队医官，薄有田产，也取得了贵族身份。青年陀氏醉心于文艺，还在莫斯科一所寄宿中学读书的时候，就在老师的影响下接触了当时俄国和西欧的文学，涉猎了从莎士比亚到西欧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经典作家的作品。但父亲的普通医官职务和小农奴主的身份只能勉强供陀思妥耶夫斯基求学。中学毕业后，他依照父亲的意愿，进了彼得堡军事工程学院，以冀将来在军队里谋职。一八三九年他父亲被自己田庄上的农奴殴打致死。一八四三年他从工程学院毕业后只工作了一年，就辞去公职，决然从事文学翻译和创作。彼得堡的生活，扩大了他对俄国社会的了解，他开始关注并决心“用一辈子”来探索“人和人生”之谜。经过短暂的准备，包括翻译巴尔扎克的长篇《欧也妮·葛朗台》之后，一八四五年发表第一部中篇《穷人》。这个篇幅不大的中篇引起当时俄国文坛极大反响，如别林斯基认为这是“社会小说的第一次尝试”，涅克拉索夫甚至惊呼是“新的果戈理出现了”。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学之路的第一次回响。革命民主主义派和“自然派”发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并引以为同道。但是陀氏在《穷人》中开掘了“小人物”主题之后，似乎并不满足于“社会小说”的界定。马上在一八四六年发表了另一个中篇《双重人格——高略德金先生的奇遇》，把眼光从社会问题转入了人物的内心世界、心理过程。正反两种对立的性格，其实是存在于一个人的身上，作家把他们幻化为性格迥异的两个同貌人，借助荒诞的手法把人性中的怯懦与野心、本分与嚣张、老实与无耻等等，作了极端的对比表现。从解剖社会转入解剖人性，预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不同凡响的多样化趋向。“双重人格”的倾向在这里只是最初的开端，它将在嗣后的作品里不断深化，成为陀氏最主要的母题之一。这部作品当然受到了以别林斯基为首的革命民主主义批评家的反对。这是文艺理论中政治倾向性的差异。陀氏当时对文学性的侧重，例如强调文学的“想象”和“幻想”，即后来所谓的“幻想的现实主义”，与革命民主主义派对社会使命的重视，强调文学应同专制农奴制度作斗争并宣传革命和社会主义的主张产生分歧。陀氏认为“这是强加给文学的……有辱于它身份的使命”。其实这不单是一种文艺论争。这种分歧，终于在一八四七年公开化，致使后来的许多批评家认为陀氏脱离了革命民主主义正确的主张。现在从陀氏的创作个性和作品整体来看，这种分道扬镳恐怕是必然的。然而，四十年代终究是陀氏创作生涯中一个重要的开始。接着发表的中篇小说《女房东》（1847）、《白夜》（1848）、《脆弱的心》（1848）以及未完成的《涅陀契卡·涅兹凡诺娃》（1849）等作品，都表明此时已经形成带有陀氏个性并在他后来小说里反复出现的一些旋律，如：“小人物”、“双重人格”、“幻想家”、“罪恶与情欲本能”、“被伤害地下人”、“自然人”这样的人性概念。早期的中篇《女房东》、《白夜》、《脆弱的心》或多或少都写出当时年轻人沦为无所作为的“幻想家”的母题，但其中有些作品如《白夜》，主人公内心的纯真和善良，不计利害的自我牺牲的爱心，说明作家对这一代年轻人的期望和同情。陀思妥耶夫斯基被人称作为“残酷的天才”，因为他对人物内心解剖的犀利与无情，常常令人不寒而栗。但《白夜》里的主人公给人以一种美好的希望。人性的善良哪怕是一种“幻想”，也显得那么令人向往。这是陀氏作品里少有的充满动人诗意和明邃风格的作品。晚年的《一个荒唐人的梦》则体现了一种对于“人类黄金时代”的幻想。
　　在陀氏的作品中，这种不断变幻的母题旋律，是很值得注意的现象，说明作家对这个世界有着十分概括性的认识。他通过这些关键概念演绎了他对人生的思考和对社会、历史的认识。这是他的创作与其他作家十分不同的地方。陀氏的这些认识，在相当程度上还有预见性，往往会在后来的历史里找到佐证。例如被评论家阐释得很多的《卡拉马佐夫兄弟》第五卷中“宗教大法官”那一节，历来有种种解释，但这一节涉及的问题，对于人类、世界、社会秩序、暴力与奴役等等问题的探讨，无疑带着某种寓意的性质。我们习惯于对一个作家描绘的内容作出判断，陀思妥耶夫斯基却总想留下一点让人遐想的余地，包括俄国评论家定义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复调结构”，正是这种特殊风格的表现。
　　独特创新的小说艺术小说艺术的经典样式从文艺复兴时期到十九世纪的三百余年时间里，经过从塞万提斯、拉伯雷到司汤达、巴尔扎克、狄更斯、托尔斯泰等一大批作家的创新，已经到了相当完美的境地。陀思妥耶夫斯基却使小说的内涵层次有了更饱满的展现，并在经典的小说样式中添加了新的元素，所谓“复调”现象。
　　历来小说理论的着眼点，或在小说体裁的限定，如长篇、中篇、短篇；记事体、传记体、虚构体、书信体，或人物小说、事件小说、家庭小说、社会小说、历史小说、哲理小说、抒情小说、纪实小说等；或在构成小说的要素，如：情节、人物、场景、语言、风格、主题等。小说的要素是小说存在的形式，是小说之所以为小说的理由，是小说区别于其他文学体裁的依据。但小说的价值还取决于它的内涵层次，不同类型的小说有不同的内涵。陀氏的小说却通常能提供更加饱满的阅读层次。不同的读者，在陀氏作品里可以找到不尽相同的内涵。这种见仁见智的现象，虽然在其他大作家那里也不乏表现，但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绝对是一种特色。
　　小说的内涵是分层次的。小说可以在故事情节层次上被阅读，也称作事件层次。这是可以用叙述梗概的方式来表达的那一部分内容。一个年龄不小的小公务员杰武什金和一个苦命的、饱受凌辱的年轻姑娘杜勃罗谢洛娃相爱，而终因周围世界中人、事和生计的迫促，只得深受别离之苦而抱憾终身的故事。主人公善良而软弱、自尊而无奈、深情而无力的处境，社会与生活对小人物的重压和摧残，贫苦情侣在生活重担下无出路的状态等等，这就是陀氏第一部小说《穷人》的故事情节层次。一个读者，单读这个感人而痛苦的爱情故事，也可以受到感动。再看另一所谓“偶合家庭”的故事。父子、兄弟五人间种种思想的、感情的、物欲的、精神的冲突，在冲突、矛盾，以致仇视的过程中，引出一起弑父的案件。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后的长篇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故事情节层次。这个事件对于读者也一样有它的吸引力，它显示了一个家庭悲剧，每个人物都有着自己的性格和行为的理由。读者也看到了人性的罪恶与奸诈，情欲对人的毁灭力量。这样的事件，在生活里是可以得到印证的。许多小说在这个层次上就结束了。这类小说被称作为情节小说，或者事件小说。但陀氏的小说通常还可以进入第二个层次的阅读。
　　社会历史的层次较之情节和故事要更进一步，因为它着眼在与故事相关的社会、政治、历史的主题，也就是时代的层次。这些主题也许并不具有永恒共通的意义，但它们有着时代的迫切的内涵。不仅促使当代人思考，而且是长久的历史鉴照。《穷人》在这个层次上表达了社会的混乱和失衡。好人受苦，恶人当道；有活力的青春被毁灭，为非作歹者左右他人的命运，一个是非颠倒的社会，它的出路在哪里？谁的罪过？这是十九世纪俄罗斯社会的写照。对于生活在这个社会里的人们有着震撼人心的力量，所以它会引起别林斯基等人的惊呼，但它也会引起后来某些社会阶段里人们的共鸣。在《卡拉马佐夫兄弟》里，处在这一个层次上的问题表面上并不十分显著，但是作家从六十年代初开始关注的“西欧道路与俄国方式”的社会变革观，在这里得到了综合性的表述。作家在一九六三年发表的《冬天记的夏天印象》里尖锐批判的西方资产者的贪欲与自私、伴随西方式自由与平等而来的罪恶，在《卡拉马佐夫兄弟》里以文学形象作了充分的展示。深植在人民土壤里的宗教意识与文化知识载体的完美结合，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心目里的“俄国方式”。这是《卡拉马佐夫兄弟》这部作品中时代的层次，是当时整个俄国社会都以不同的方式关心着的社会历史内涵。是当时俄国具有相当迫切性的主题。但这样的母题，对于中国的读者来说可能会因为文化宗教背景产生现实的距离，但对今天的俄国社会和文化来说，始终是一个十分引人关注而且一时难于解决的问题。“西欧道路与俄国方式”、“欧洲与亚洲”、“东方与西方”，这些思考从一九一七年以来俄国八十余年历史进程中，从来也不曾消停过。俄国方式的宗教影响依然是一种潜在的激流。
　　个别的事物走向本质的共通，具体的形象趋于抽象的普遍。小说在经过了故事情节画面、社会历史含义之后，最后的境界是永恒共通的哲理。它是无数具体故事情节和社会历史图像的普遍概括。它不会因事过境迁而失去活力，却能把表象指归到本质。并不是所有的小说都具有这样的品格，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的着眼点，往往正是在这人性共通的哲理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哲学有相当透彻的了解，这从他论述到的哲学家的数量上可以证明，但他不是哲学家，作为小说家，他必然要透过人性来观察现象的本质。他说过要“在人身上发现人”，所谓“窥视心灵的奥秘”。这是作家最终的着眼点。如果说一部《穷人》，苦难的爱情是它的情节，善恶的失衡是它的现实，那么主人公心理的变幻是它最终要探索的奥秘。就像《双重人格》，情节是一个精神错乱的小公务员的故事，我们完全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精神病人的感觉和体验。所指社会现实是弱肉强食，强力和扩张对软弱与安分的排挤，但作家在永恒的人性层次上要说明的却是善与恶原本就共存于一体，人性与生俱来有着“双重”性，魔鬼与天使共居一处乃是人的天性，人性的复杂和变异都来源于此。当然，这一命题在这里还只是一个开篇，更深的探究还有待后来的几部大作品，《罪与罚》中斯维德里加依洛夫性格里那种善与恶、崇高和卑鄙的难以想象的结合，《鬼》里斯塔夫罗金幻觉里看到的那个可怕之至的“蜘蛛”，其实就是他内在本性里恶的幻化。他那种对善恶界限虽然内心清楚，却行为放浪，淫乱无耻、不断作恶，两种相互排斥的思想可以同时宣教，却并不相信其中任何一种，“我……希望做好事，并从中感到愉快，同时我又希望干坏事，并且也感到愉快”，终于在无法解决的矛盾里以自杀了结生命。《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伊万与“鬼”谈话，正是一个人身上善因与恶因的交锋。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里这类题目有许多，例如“人的社会性与生物性”、“人的非逻辑行为”、“潜在意识与外部行为”、“直觉现象”、“偶然与必然”、“理智与感情”、“诱惑与理陛”、“灵与肉”、“真性情与无个性”等等。总之，他善于把真正人性面上那一层遮掩物毫不顾惜地揭开，示世人以人类本性的真相。所以永恒共通的层次是陀氏作品中最值得关注的部分。在这个层次上来读小说，可能具体的情节故事和社会历史画面反倒显得不那么重要，因为这时作家探讨的是在抽象共通层面上的题目，所谓“义主文外”，“秘响旁通”的部分。它们超脱了具体的图像和事件，进入共通的境界，把人身上最最隐秘的部分呈现在读者的面前。涉及永恒哲理的层次有许多，人性的奥秘是重要方面，当然也有超出人性范畴的命题，如“真实与假象”、“宗教与道义”、“教条式与创造性”、“生命的本质”等等。这些题目的产生，当然并非完全抽象的永恒，而有陀氏自身的历史限定性，但他所提供的思考角度，至今仍不乏现实意义，所以对陀氏作品的不同层次的内涵，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因为它们都包含着作家十分独特的发现。
　　二十世纪现代主义文学兴起，虽然在最初颠覆传统的时刻，也有一些流派宣告过要把陀思妥耶夫斯基扔进大海，但随着现代主义文学的深入发展，许多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却开始谬托师承，把陀思妥耶夫斯基奉为现代主义的偶像。这是很值得思索的现象。
　　其实陀思妥耶夫斯基与现代主义虽说也可以强调某些传承关系，但陀氏终究还是经典小说的代表。不过他小说里的创新，的确有十分独特的个性。十九世纪俄罗斯的小说是以它的思考深度、现实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