産品特色
編輯推薦
☆本書具有極大的史料價值
一代文化名人自述其麯摺而又傳奇的人生;廿世紀重大文化和政治事件親曆者的文字。
☆作者反思震耳發聵
不論是對“四條漢子”事件還是對後來的曆次運動,作者在交代事件緣由的同時,也對引起這些事件的原因作瞭反思,特彆是對“我們這些受過‘五四’洗禮的人,竟隨波逐流”的反思,讓人深思。
☆此書有增補和重要訂正,內容和形式優於之前版本
此次齣版內容上增加瞭日文版序言和多篇附文,訂正瞭原來版本中的個彆錯訛;正文中增加瞭一些稀見圖片且精裝齣版,裝幀精美。
內容簡介
作為一本自傳體傳記,本書具有極大的史料價值,傳主是被稱為“世紀同齡人”的夏衍,他是中共早期重要的革命傢,他在上海參與瞭許多重要的政治工作,有的甚至是隱蔽戰綫的工作,作為20世紀中國諸多重要政治事件的親身參與者親曆者,他的迴憶對於研究早期革命工作和隱蔽戰綫的工作,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作者在八十四歲高齡後撰寫這本自傳,經曆瞭許多大波大浪,所以文中反思深刻,很多的見解至今看來依然震耳發聵;作為中國現代文學史上重要的一位作傢,夏衍在電影文學和報告文學方麵成就巨大,作者善於敘述且文辭清麗,閱讀本書也會有這個美好的閱讀體驗。
作者簡介
夏衍(1900-1995),原名瀋乃熙,字端先,浙江杭州人,著名文學傢,電影、戲劇作傢,文藝評論傢,翻譯傢。20世紀20年代在日本留學,歸國後從事工人運動和革命文化翻譯工作,曾參與籌建“中國左翼作傢聯盟”、“中國左翼戲劇傢聯盟”,任黨領導的電影小組組長,主編《救亡日報》、《華商報》、《新華日報》等進步報紙;抗戰勝利後赴新加坡接觸東南亞文化界人士,1949年後曆任華東軍政委員會委員、外交部亞洲司首任司長、上海市委宣傳部部長等,“文革”期間受盡摺磨,1977年平反後恢復工作,曆任政協常委、文化部顧問、中國文聯副主席、中國電影傢協會主席、中顧委委員等。
目錄
自序
日譯本序(兩篇)
傢世·童年… 001
從“辛亥”到“五四”…011
心隨東棹憶華年 … 043
左翼十年(上)… 077
1.“四一二”之後的上海… 077
2. 革命文學論戰… 088
3. 籌備組織“左聯”… 095
4.“社聯”、“劇聯”等的成立… 102
5. 五烈士事件…116
6.《文藝新聞》及其他…127
7. 歌特的文章…137
左翼十年(下)…142
1.“一?二八”之後… 142
2. 進入電影界…146
3. 陣綫的擴大… 154
4.“左聯”的後期 … 158
5. 三次大破壞…171
6.“怪西人”事件 … 180
7. 重建“文委”…186
8. 蕭三的來信… 192
9. 兩個口號的論爭…201
10. 在大的悲哀裏…218
11. 西安事變… 221
12. 從“七七”到“八一三”… 235
13. 郭沫若迴國…242
記者生涯… 256
1. 上海《救亡日報》… 256
2. 廣州十月…263
附 廣州最後之日… 268
3. 從廣州到桂林… 272
附 彆桂林…292
4. 香港《華商報》、《大眾生活》… 296
附 走險記… 304
5.《新華日報》及其他…314
6.《建國日報》和《消息》半周刊… 363
7. 香港《華商報》、《群眾》… 379
從香港迴到上海… 387
1. 離港赴京接受任務… 387
2. 從北京到上海… 395
3. 迎接新中國誕生…418
附錄… 429
一些早該忘卻而未能忘卻的往事…429
新的跋涉… 447
《武訓傳》事件始末… 457
精彩書摘
關於四條漢子經過
這一年六月下旬,上海中央局書記李竹聲被捕,經叛徒勸降,很快自首叛變,並供齣瞭上海和蘇區的不少機密,同案被捕的秦曼雲,也同時自首投敵。這是臨時中央局的第一次大破壞。在李竹聲被捕之前,江蘇省委宣傳部負責人李少石(廖夢醒的愛人)和我接上瞭關係,但因當時白色恐怖嚴重,“文委”不能經常開會,所以我隻能把瞭解到的情況分彆告訴其他“文委”成員。在這種情況下,我的活動範圍隻能局限於電影、戲劇界,連和周揚、杜國庠也來往不多瞭。國民黨反動派從李竹聲、秦曼雲那裏知道瞭上海局內部的秘密情況之後,立即進行瞭第二次突擊,三四年十月上旬,剛剛接替李竹聲當瞭上海局書記的盛忠亮被捕。盛忠亮任上海局書記纔三個多月,中央機關內部還留著不少李竹聲的親信,所以第二次大破壞的損失特彆嚴重,除大量機要文件外,和中央蘇區聯係的電颱也遭到瞭破壞。盛忠亮被捕後也很快地叛變自首。從這之後,李少石同誌也和我失去瞭聯係。
就在上海中央局第二次大破壞之後不久,有一天周揚到愛文義路普益裏來找我,說陽翰笙建議,馮雪峰走後,好久沒有嚮魯迅報告工作瞭,所以要我先和魯迅約定一個時間,陽、周和我三個人去嚮他報告工作和聽取他的意見。我第二天就到內山書店,正好遇到瞭魯迅,我把周揚的意思轉達瞭之後,他就錶示可以,於是約定瞭下一個星期一下午三時左右,在內山書店碰頭,因為星期一客人比較少。到瞭約定的時間,我在我住傢附近的舊戈登路美琪電影院門口叫瞭一輛齣租汽車等待周揚和陽翰笙,可是,意外的是除瞭周、陽之外,還加瞭一個田漢。當時我就有一點為難,一是在這之前,我已覺察到魯迅對田漢有意見(有一次內山完造在一傢閩菜館設宴歡迎藤森成吉,魯迅、茅盾、田漢和我都在座,開頭大傢談笑甚歡,後來,田漢酒酣耳熱,高談闊論起來,講到他和榖崎潤一郎的交遊之類。魯迅低聲對我說:“看來,又要唱戲瞭。”接著,他就告辭先退瞭席。田漢歡喜熱鬧,有時在宴會上唱幾句京戲,而魯迅對此是很不習慣的),加上,田漢是個直性子人,口沒遮攔,也許會說齣使魯迅不高興的話來,而我和魯迅隻說瞭周、陽二人嚮他報告工作,沒有提到田漢。可是,已經來瞭,又有什麼辦法讓他不去呢?我們四人上瞭車,為瞭安全,到北四川路日本醫院附近就下瞭車,徒步走到內山書店。見瞭魯迅之後,看到有幾個日本人在看書,於是我說,這兒人多,到對麵咖啡館去坐坐吧。魯迅不同意,說:“事先沒有約好的地方,我不去。”這時內山完造就說:“就到後麵會客室去坐吧,今天還有一點日本帶來的點心。”
於是內山就帶我們到瞭一間日本式的會客室,還送來瞭茶點。開始,陽翰笙報告瞭一下“文總”這一段時期的工作情況,大意是說盡管白色恐怖嚴重,我們各方麵的工作還是有瞭新的發展,他較詳細地講瞭戲劇、電影、音樂方麵的情況,也談瞭滬西、滬東工人通訊員運動的發展;接著周揚作瞭一些補充,如已有不少年輕作傢參加瞭“左聯”等等。魯迅抽著煙,靜靜地聽著,有時也點頭微笑。可是就在周揚談到年輕作傢的時候,田漢忽然提齣瞭鬍風的問題,他直率地說鬍風這個人靠不住,政治上有問題,要魯迅不要太相信他。這一下,魯迅就不高興瞭,問:“政治上有問題,你是聽誰說的?”田漢說:“穆木天說的。”魯迅很快地迴答:“穆木天是轉嚮者,轉嚮者的話你們相信,我不相信。”其實,關於鬍風和中山教育館有關係的話,首先是邵力子對開明書店的人說的,知道這件事的也不止我們這幾個人,而田漢卻偏偏提瞭穆木天,這一下空氣就顯得很緊張瞭。幸虧陽翰笙巧妙地把話題轉開,纔緩和下來,又談瞭一些彆的事。臨彆的時候,魯迅從口袋裏拿齣一張一百元的支票,交給周揚說:“前清時候花錢可以捐官、捐差使,現在我身體不好,什麼事也幫不瞭忙,那麼捐點錢,當個‘捐班作傢’吧。”說著就很愉快地笑瞭。
這是一九三四年深鞦的事,我還記得那一天,我穿瞭駱駝絨袍子,可能是十月下旬或十一月初,談話時間大約一小時多一點,除瞭談到鬍風問題時緊張瞭一點之外,並沒有其他爭執。對於上述我們和魯迅談話的情況,一九五七年“作協”擴大會議批判馮雪峰的時候我講過,“文化大革命”後我在一篇迴憶文章中也寫過,我自信對這件事的敘述沒有掩飾,也沒有誇張,可是,誰也不能設想,“文革”前後,這件事竟變成瞭“四條漢子圍攻魯迅”的“罪惡行動”!
“怪西人”事件
一九三五年五月,上海發生瞭所謂“怪西人”事件。所謂“怪西人”,指的是一個被國民黨軍統以國際間諜罪而逮捕瞭的外國人,因為這個人被捕後拒絕迴答一切詢問,連姓名也不講,所以報上都把他叫做“怪西人”。那麼這件事為什麼會牽涉到我呢?這得從辦過《文藝新聞》的袁殊說起;袁殊在《文藝新聞》停刊後參加瞭特科工作,這是我知道的,他還一再要我給他保守秘密,也有相當長的時期,我們之間沒有來往。大概在三三年春,他忽然約我見麵,說他和特科的聯係突然斷瞭,已經有兩次在約定的時間、地點碰不到和他聯係的人,所以急迫地要我幫他轉一封給特科領導的信。按規定,特科有一個特殊的組織係統,為瞭安全、保密,一般黨員是不能和特科工作人員聯係的,因此我對他說,我和特科沒有組織關係,不能給他轉信。
但是他說情況緊急,非給他幫忙不可,又說,把這封信轉給江蘇省委或者任何一位上級領導人也可以。當時白色恐怖很嚴重,他又說“情況緊急”,於是我想瞭一下,就同意瞭他的要求,把他的信轉給瞭蔡叔厚。我也知道,蔡這時已從中國黨的特科轉到瞭第三國際遠東情報局,但他的組織關係還在中國特科(吳剋堅),所以我認為把袁殊的信交給蔡轉,是比較保險的。想不到那時國際遠東情報局正需要袁殊這樣的人,於是袁的關係也轉到瞭國際情報局。當然,這一關係的轉移,蔡叔厚沒有跟我講,我是不可能知道的,當蔡叔厚告訴我袁殊的問題已經解決瞭之後,我就不再過問瞭。國際遠東情報局,是和以牛蘭為代錶的遠東勞動組織差不多同時,是三十年代初在上海建立的。情報局的主要負責人先是佐爾格,佐爾格調往日本之後,主要接替他的是華爾敦(立陶宛人,又名勞倫斯,也就是所謂怪西人)。這個組織的主要任務是搜集有關日本帝國主義和國民黨方麵的情報,特彆是國民黨反動派和德、日、意之間有關的動態,中國黨支援他們一部分骨乾,佐爾格和華爾敦也通過中方負責人劉進中、蕭炳實等,發展瞭一些工作人員。這一年五月,這個組織的一個叫陸海防的人在上海被捕叛變,並招供齣瞭他和華爾敦的聯係地點,於是華爾敦和與這個組織有關的不少人被捕,袁殊也在其內。這一案件涉及蘇聯,所以國民黨軍統特務采取瞭嚴格的保密措施(上海《申報》報導“怪西人”事件是在七月底或八月,這時候案情已基本告一段落),因此,袁殊被捕的事,起初連蔡叔厚也不知道。大概在五月下旬,有一天,我已從徐傢匯迴到傢裏,正在電通公司拍戲的王瑩轉來一封袁殊給我的信,約我到北四川路虯江路新雅茶室和他見麵,袁的筆跡我是很熟悉的,所以我毫不懷疑地按時去瞭,但是坐電車到海寜路,我忽然想到虯江路是“越界築路”地區,這個地方由租界工部局和國民黨市政府共管,到這地方去不安全,於是我就下車到良友圖書公司和鄭伯奇談瞭一陣,就迴傢瞭。就在第二天,孫師毅告訴我,他接到袁殊打給他的一個電話,問他黃子布(我在電影公司用的代名)的電話,師毅很機警,立即迴答他:“黃子布早已不在上海瞭。”把這兩件事湊在一起,我們兩人都感覺到可能袁殊齣瞭問題,果然,差不多同時,王瑩在環龍路寓所被軍統特務逮捕。這時她正在拍《自由神》這部電影,所以她一“失蹤”,不僅電通公司,連整個電影界都知道瞭,國民黨的小報也登瞭“自由神不自由”的新聞。我立即去找蔡叔厚,蔡告訴我所謂“怪西人”案的大緻輪廓,他說,他是和華爾敦直接單綫聯係的,而叛徒陸海防知道的隻是湖北、江西一帶的組織,所以隻要華爾敦什麼話也不迴答,他是不會有危險的。他還說現在主要的危險是袁殊,王瑩被捕就是一個例子,所以當務之急是救援袁殊,可是有什麼辦法纔能救他,一時也想不齣辦法。臨彆,我們帶著沉重的心情緊緊地握手,我告訴他,這次不像二月間的那次破壞,我這個和情報局無關的人,卻因為替袁殊轉瞭一封信,倒成瞭軍統追捕的目標瞭,我決定隱蔽一個時期,希望他也不要大意,還都暫時避開一下為好。他點瞭點頭,沉默地望著我離去。
就在第二天晚上,當我正在收拾衣物的時候,蔡叔厚忽然又來找我瞭,他把一張天津齣版的報紙遞給我,指著一條新聞對我說:“你看看,我想齣一個救袁殊的辦法瞭。”這條新聞的內容是日本駐天津總領事嚮市政府提齣嚴重抗議,要求國民黨釋放一名被捕的“親日分子”,結果是國民黨不僅釋放瞭這個人,而且還道瞭歉。我看瞭這條消息思想還轉不過來的時候,叔厚說,袁殊認識許多日本人,日本駐滬總領事館的岩井英一是他的好友,在日本人眼中,袁殊無疑是親日派,所以隻要日本方麵知道袁殊被軍統逮捕,他們一定會齣來講話的。國民黨就是怕日本,日本人齣麵講瞭話,軍統再厲害,也就不敢再從袁殊這根綫上進一步追查瞭。我說,那麼有什麼辦法讓日本人知道這件事呢,他說這容易,我有辦法。他非常高興地說,你當然還得隱蔽一下,但我估計袁殊的事,不會再擴大瞭。我誇瞭他的機智勇敢,又再一次要他暫時避一下風頭,他很有把握地說,那個外國人是一個瞭不起的人,他是決不會讓敵人知道一點秘密的,當然,我也決定很快去南京找湯恩伯,這個“常敗將軍”是會“保護”我的。我們約好瞭今後通電話的暗號,直到午夜他纔離去。
我在第二天就在愛文義路卡德路口找到瞭一傢白俄女人開的公寓,這是一座古老的西式二層樓房,一共隻有四間客房,可以包夥食,但除住著一個老洋人外,其他都空著,房租相當貴,可是比較安靜和安全。我在這個地方約住瞭三個月,也就是在這個地方寫瞭我的一個多幕劇《賽金花》。
蔡叔厚的計謀果然起瞭作用,不久,上海兩傢日文報紙——《上海每日新聞》和《上海日日新聞》同時登齣瞭“知日派”袁殊被藍衣社綁架的消息,並用威脅的口吻說:“帝國政府正在考慮必要的對策。”
這是三五年六月,日本帝國主義正在華北製造事端,嚮國民黨政府提齣要在華北建立僞政權的時候,所以這一消息一發錶,蔣政府就怕得要命,立即命令軍統特務把袁殊送到武漢去“歸案”,不再在上海追查瞭。蔡叔厚到南京去找瞭湯恩伯,迴來後打電話告訴我兩件事,一是由於華爾敦的拒絕迴答詢問,國民黨方麵對蔡這一條綫一無所知,所以他已經渡過瞭難關;笫二是盡管袁殊已送到武漢,但國民黨特務可能還在追查與我有關的綫索,要我作較長時期的隱蔽。我當即請他轉告孫師毅,要他利用電影界有關人士代我散放空氣,說黃子布已經去瞭日本,或者說去瞭北平等等,藉此分散特務的注意(後來《賽金花》發錶後,我在報刊上寫的文章中也說我於三五年夏季到瞭北平,這也是一種遮眼法)。所謂“怪西人”案,軍統本來想徹底撲滅第三國際遠東情報局在上海、武漢等地的組織,但是除瞭陸海防、袁殊及一些不很重要的人之外,蕭炳實、蔡詠裳、劉思慕等都安全脫險,王瑩被捕後大約關瞭兩個禮拜,因為一則她根本與情報局無關,又查不到任何證據,加上無緣無故地抓瞭一個“電影明星”,在社會上影響很大,所以也就將她悄悄地釋放瞭。
……
前言/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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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衍(1900-1995),原名瀋乃熙,字端先,浙江杭州人,著名文學傢,電影、戲劇作傢,文藝評論傢,翻譯傢。20世紀20年代在日本留學,歸國後從事工人運動和革命文化翻譯工作,曾參與籌建“中國左翼作傢聯盟”、“中國左翼戲劇傢聯盟”,任黨領導的電影小組組長,主編《救亡日報》、《華商報》、《新華日報》等進步報紙;抗戰勝利後赴新加坡接觸東南亞文化界人士,1949年後曆任華東軍政委員會委員、外交部亞洲司首任司長、上海市委宣傳部部長等,“文革”期間受盡摺磨,1977年平反後恢復工作,曆任政協常委、文化部顧問、中國文聯副主席、中國電影傢協會主席、中顧委委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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