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抗战刚结束,时在重庆的司徒乔意外地得到国民政府“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的一纸聘书,赴粤、桂、湘、鄂、豫五省,用画笔记录战时受到破坏的各地情景。《劫后行》就是冯伊湄在与丈夫司徒乔一路同行的过程中,始于1946年1月22门,迄于同年6月3日,沿途所见、所闻和所感的实录。作为附录,《劫后行:一九四六年五省灾情纪实》收入了冯氏1946年6月1日至7月14日的日记、相关剪报和司徒乔作于灾区的写生作品图录及款识;冈此,说《劫后行>是司徒夫妇的共同著作,未始不可。
内页插图
目录
序
引言
凡例
粤
桂
湘
鄂
豫
附录1:冯伊湄日记(1946年6月1日7月14日)
附录2:五省灾区之行日程表
附录3:司徒乔战灾画知见录
前言/序言
这是我存了20年读到的份量最沉重的一部书稿!
抗战刚结束,时在重庆的司徒乔意外地得到国民政府“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的一纸聘书,赴粤、桂、湘、鄂、豫五省,用画笔记录战时受到破坏的各地情景。《劫后行》就是冯伊湄在与丈夫司徒乔一路同行的过程中,始于1946年1月22门,迄于同年6月3日,沿途所见、所闻和所感的实录。作为附录,该书收入了冯氏1946年6月1日至7月14日的日记、相关剪报和司徒乔作于灾区的写生作品图录及款识;冈此,说《劫后行>是司徒夫妇的共同著作,未始不可。
众所周知,司徒乔是一位掌握娴熟的写实笔法和充满创造激情的现代主义画家,冯伊湄是大学教授和文笔优美的文艺作家;读过这部书的读者,绝对不会将其归类为煽情的文艺读物。在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时候,我更倾向j:将这部书看作中国人民经历的苦难生活和辛酸心境的写照——今天“以史为鉴”的明镜。
战争是人祸之最。家园破碎,田野荒芜,饿殍遍野,失去儿女的老人和孤儿寡妇孤苦无依——日寇在中国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另一种人祸,也是战后掐紧平民百姓命运的魔爪:官商勾结,横征暴敛,军警肆行无道,大小各路政客挖空心思窃取困难财——社会秩序的混乱和人心的麻木,凸显了国民政府令人触目惊心的腐败和行政管理能力的低下。——不错,《劫后行》,也完全可以作为“劫中行”来读。
司徒乔信奉基督教,冯伊湄则是无神论者。追求公平、正义,是他们共同的人生价值观;基于爱和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情怀,使他们在苦难岁月中相濡以沫,用真实描绘“劫景”的方式,指控日本法西斯的罪行,同时也意味深长地揭示了国民政府在大陆全面崩溃的序幕——有“因”必有“果”,人心向背,似乎已经为后者安排了万劫不复的“劫数”。
阅读司徒夫妇的作品,总是怦然心动。司徒乔抱病忘我丁作的精神境界,冯伊湄渴望将难童拥抱入怀而又无能为力的慈悲心怀……,令人肃然起敬,令人为之心碎。毫无疑问,他们的价值选择及其具有强烈时代感和道德担当的文风、画笔,已经以鲜活生动的形式,展现了人之为人的“良心”和中国正直的现代知识分子的“良知”。——我想,或许正是这种“良心”和“良知”历万劫而不衰的精神感召力来自现实情境的回应,促成这部书稿在尘封七十年后获得进入国人视野的机会!
我还想指出的是,国民政府“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CNRRA)是配合“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UNRRA)在中国开展救济工作的官方机构,中方总署负责人蒋廷黻一开始就意识到与某些非政府组织如美国红十字会、中国红卜字会和基督教组织密切联系的重要性;司徒乔之所以在当时画家人才济济的重庆被选择担当灾区调查写生工作,除了具备绘画才能,其基督信仰、国际人脉和流畅的英文交流能力,可能也是蒋廷黻考虑人选的主要因素。
由于惨烈的二战,作为盟国的重要成员,中国在20世纪40年代已不由自主地置身于风云谲变的国际背景中。中国绘画在这个特殊的现代时空构架中可能、并且已经产生什么价值功能、价值形态及其传播和媒体转述形式的变化,作为一位现代中国画家,司徒乔的“劫中行”成果及其通过冯伊湄的文字记录讲述的“故事”,相信能够为我们了解中国现代美术历史发展中一个长期被忽略的重要环节提供极为难得的机会。
感谢“司徒乔艺术基金会”和司徒双博士,感谢《劫后行》的文献整理者陈志云君!随着类似的这种文献整理和出版工作的进展,距离我们很遥远并且覆盖岁月的尘灰的历史屏幕,将会离我们越来越近和越清晰。
李伟铭
2015年12月30目于青崖书屋
《风雨行舟:近代中国社会危机与个体命运的交织》 引言:历史的断裂与时代的喧嚣 本书并非聚焦于某一特定年份的灾害记录,而是以更宏阔的视角,审视近代中国社会在剧烈转型期所面临的结构性困境及其对个体生命产生的深远影响。我们选择的时间跨度,大致涵盖了二十世纪上半叶,这是一个充满剧烈动荡、思想激荡与物质匮乏的时代。彼时,旧有的社会秩序正在瓦解,新的力量尚未完全建立,留下的巨大真空地带,使得社会各阶层的人们,无论身处城乡,都不得不以迥异的姿态,与命运的洪流搏斗。 本书的核心关切,在于探究在国家权力结构失衡、经济基础动摇、以及外部冲击(如战争、瘟疫等周期性危机)的复合作用下,普通民众如何维系生存,他们的精神世界如何构建和重塑,以及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日常”行为,如何共同构筑起一个时代的侧影。我们摒弃了宏大叙事的单一线性解释,转而深入到社会肌理的褶皱之中,试图捕捉那些被主流史学所忽略的、关于“挣扎”与“适应”的真实细节。 第一部分:土地的重负与乡村的变迁 近代中国的社会结构,根基依然系于土地。然而,随着帝国晚期的财政危机加剧和民国初年的军阀割据,乡村社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本部分着重剖析了以下几个相互关联的议题: 土地兼并的再加速与佃农群体的边缘化: 军阀和地方势力为筹集军费,往往采取超额征税或强行征借的方式,加速了小农的破产。我们通过对数个省份地方志、契约文书的梳理,展示了佃农在“永佃权”逐渐被侵蚀过程中,所承受的日益沉重的地租和附加负担。这不仅仅是经济剥削,更是一种社会地位的塌陷。 乡村的“去中心化”与社会保障体系的瓦解: 传统宗族结构和地方士绅的维稳功能在政治动荡中失效。乡村的公共事务,如水利修缮、义仓储存等,因缺乏稳定的财政来源而停摆。我们考察了在缺乏有效国家干预下,乡村如何通过临时性的互助组织或宗教信仰来弥补社会安全网的缺失,以及这种弥补的脆弱性。 气候变异与人地关系的紧张: 近代中国频繁遭遇的旱涝灾害,其破坏力因乡村自救能力的衰退而倍增。本书不侧重于描述灾情本身,而是分析灾害如何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如何将经济上的困窘转化为社会性的流离失所。对特定年份(非1946年)局部地区的干旱记录分析表明,灾害引发的逃荒潮,往往暴露了政府救济体系的失灵与地方豪强对救济资源的垄断。 第二部分:城市化进程中的边缘生存 与乡村的衰败相对应,沿海和内陆的特定城市成为吸纳过剩劳动力的“熔炉”。然而,这些城市的发展是畸形和碎片化的。 工厂劳工的“流动性”与“固着性”: 城市中的产业工人,特别是纺织、矿业等部门的劳动力,其生活状态充满了不确定性。我们考察了他们如何在季节性的停工、工厂主方的任意解雇以及恶劣的工作环境中挣扎求生。对比了不同行业工人的组织化程度,以及他们试图通过罢工或非正式网络来维护基本权益的努力。 城市贫民窟的形成与公共卫生危机: 快速涌入的人口使得城市基础设施不堪重负。贫民窟的卫生条件成为常态化的危机源。本书通过城市医院的病案记录和地方政府的卫生报告,侧面描绘了伤寒、肺痨等传染病在底层人群中的肆虐,以及富裕阶层对这种“环境污染”的恐惧与隔离策略。 知识分子的彷徨与介入: 城市也是新思想和新政治力量的交汇点。我们关注了受过新式教育的知识分子,他们在国家民族危亡面前的理想主义、幻灭与最终的选择。他们的理论构建,往往是基于对底层苦难的观察,但其策略的有效性与他们自身生存的压力,构成了鲜明的反差。 第三部分:精神的韧性与文化的重塑 在物质极度匮乏的背景下,精神层面的应对机制显得尤为关键。 信仰的流变: 传统的民间信仰(如地方神祇、祖先崇拜)在社会结构松动时,一方面提供了心理慰藉,另一方面也可能被用作强化地方权力的新工具。同时,新兴的宗教和思潮的传入,为一部分人提供了超越现实苦难的路径。 日常生活的仪式化抵抗: 为了对抗无序和不确定性,人们往往更加依赖固定的生活仪式——无论是婚丧嫁娶的习俗,还是节日的庆祝。这些看似重复的行为,实则是个体在混乱中构建秩序感的努力。我们通过对口述史料中对“年节”记忆的分析,揭示了物质简朴背后的文化坚持。 家庭结构的适应性变形: 战争、饥荒和劳力外流迫使家庭结构发生变化。孀居、童养、大家庭的分散化与重组,都反映了生存压力对传统伦理的冲击。女性在这一时期承担了更为繁重的经济与社会维系责任,她们的“韧性”成为家庭存续的关键。 结语:历史的深层结构 本书旨在揭示,近代中国的苦难并非孤立的灾难事件所致,而是长期以来社会结构性矛盾积累的集中爆发。每一次危机,无论是天灾还是人祸,都像一次对社会韧性的压力测试,最终暴露了国家治理的短板与个体生存的艰辛。通过对这些交织的社会面向的细致考察,我们期望能更深刻地理解那个“行舟于风雨中”的时代,以及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所付出的巨大代价。这是一种对历史深层结构的探寻,而非对单一事件的侧重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