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g week”——“大礼拜”空袭是二战乃至20世纪军事史上的一个分水岭,是二战结束的序幕。
空军力量第*次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在此之后,一切都发生了改变,战略空军作为一种改变战争结果的方式正式诞生。
自“大礼拜”以后,一支成熟的美国航空队应运而生。
在通往二战胜利的大道上,“大礼拜”是一个重要的十字路口……虽然“大礼拜”既没能粉碎德国空军,也没能捣毁德国的飞机制造业,但它却摧毁了德国人的骄傲自满, “大礼拜”没能宣告一场血腥战争的结束,却标志着战争达到了高潮。
“大礼拜”以后,德国空军再也无法宣称他们对德国领土真正拥有并行使着制空权。事实将证明“大礼拜”是战争获胜的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二战进行到1944年初,希特勒凭借犀利的兀鹰军团,占尽空中优势,牢牢盘踞着欧洲大陆。盟军如果想要踏入希特勒的欧洲堡垒,就必须先从强大的德国空军手中抢过制空权。为此,美国战略空军制定了一项名为“big week”的秘密行动计划:
在1944年2月20日至25日的一周内,美国战略空军第8军和第15军将会同英国皇家空军轰炸机部队。冲过世界上守卫*严密的交叉火力网,向十余个德国飞机制造基地发起摧毁性的轰炸,并尽量给德国现役战机造成损失。
在这六天里,展开了一场二战开始以来规模*大的轰炸行动,约1万吨炸弹被投下,如一场毁灭之雨,倾泻在德国各地,希特勒的飞机基地无一幸免,元气大伤,短时间内难以复原。
比尔?耶讷(Bill Yenne)美国作家,历史学者,美国记者-作者协会、美国航空史协会会员。截至2012底,出版超过36本非虚构作品和数部小说。曾参与过两次世界大战百科全书的编写,并在美国“历史频道”、“国家地理频道”,“Smithsonian”频道(人文、自然探索类节目)和德国ARD电视台上过纪录片类节目。BBC在线历史栏目曾推荐其作品,俄罗斯之声电台对其做过访问。
前言/1
序言/1
第一章 空战的诞生/1
第二章 未来的战争将是一场空战/7
第三章 美国为空战做准备/12
第四章 参战/16
第五章 伯克利广场上的神秘住宅/28
第六章 一条陡峭的学习曲线/37
第七章 履行承诺/51
第八章 明确使命/59
第九章 波因特布朗克/66
第十章 不惜一切代价深入/79
第十一章 黑色一周/93
第十二章 抓住转机/107
第十三章 “论证行动”/117
第十四章 周日破晓之前/127
第十五章 星期天,2月20日/134
第十六章 机翼与希冀/149
第十七章 星期一,2月21日/157
第十八章 星期二,2月22日/164
第十九章 星期三,2月23日/176
第二十章 星期四,2月24日/183
第二十一章 星期五,2月25日/197
第二十二章 条条大路通欧洲/206
第二十三章 突破高墙/217
第二十四章 全面崩溃/224
结语/235
第一章 空战的诞生
“我看着它从空中坠落,几秒钟就消失不见。”三十岁的意大利飞行员朱利奥·扎沃迪回忆起自己朝利比亚的目标投下第一枚炸弹的经历时,仍然觉得惊心动魄,“不一会儿,我看到营地中央腾起一小团黑云。我击中目标了!”
2011年,全世界都目睹了北约空军在推翻穆阿迈尔·卡扎菲在利比亚长达42年的统治中所起到的关键作用。不过相比于二战时期那些伟大的战役,2011年的利比亚战争在空战历史上只能算一个脚注。
在整个空战历史中,2011年既不是转折点,也不是临界点,它只是一个百年纪念。
在整整一百年前的1911年,也是在同一片土地的上空,扎沃迪中尉投下了第一枚炸弹,从而开启了整个空战历史。
20世纪初期,随着重于空气的飞行器的出现,全世界的军队都开始采购飞机。不过就如19世纪军队所用的热气球一样,这些飞行器也只是作为静态的观测平台之用。
在20世纪早期欧洲各国的战争中,意大利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手中夺取了北非的一块殖民地,也就是后来的利比亚地区。当年11月,意大利便成立了一支空军分队,朱利奥·扎沃迪就是其中的一名飞行员。
“今天有满满两箱炸弹运达,”扎沃迪在给那不勒斯的父亲的信中写道,“我们会从飞机上将它们投下去。奇怪的是,事先没人告知我们此事,我们也没有从上级那接到任何指令,所以我们小心翼翼地将炸弹搬上飞机。把这些家伙扔在土耳其人身上应该很有趣。”
余下的故事就是历史了。
三年后,欧洲各大国的军队均已配备了小型的空军部,他们正处在一战开启前的痛苦关头。
然而,主流的技术机构在理解该项设置的战略重要性上还稍显迟钝。1910年10月,《科学美国人》杂志就抨击了将飞机作为战争武器的观点,指出:“除了完成侦察任务外,我们认为飞机的实用性相当有限,因为它的运载能力很小,而且如果要避开敌方炮火,就只能在高空操作,而且它朝陆地上的城市、堡垒、敌营或者军队投下的爆炸物的破坏力相当有限,更别提海上的战舰了。总而言之,飞机对战事没有任何实质效果。”
接下来的1914年到1918年间,在一战战场的上空,扎沃迪那一代的年轻飞行员们即将证明这本权威杂志言论的谬误。
的确,在战争初期,飞机仍然只是作为观测平台使用,然而空对空的战争却是空战进化史中的自然步骤。作战双方都拥有飞机和飞行员,他们很快就会在战壕上空狭路相逢,起初的对峙确实比较绅士,或者说很有骑士风范,因为这些空中勇士彼此之间还是有些共通之处的,这是他们在地面上的同胞们都遥不可及的。
然而要不了多久他们就意识到,那些在战壕里握着毛瑟枪瞄准你头颅的敌人,就和这些脖子上绕着丝巾、驾驶着喷漆的信天翁战斗机滑翔而过的敌人一样,向着同一面旗帜致敬。有人在空中拔出手枪,第一架飞机被击落,空战就此打响。
很快,像朱利奥·扎沃迪这样飞过敌军战线的空中观察员就意识到他们可以轻易地投下爆炸物。战术轰炸作为一种学说就此诞生了。用《科学美国人》杂志的话说,空投炸弹真正开始“对战事产生实质效果了”。
与此同时,一些富有远见的空军理论家开始想象,如果空军部署得当的话,很可能不仅只对战场产生“实质效果”,还会直接决定战争的进程和结果,这就是有名的战略制空权理论。
简单地说,战术轰炸就是从空中轰炸敌方目标,比如,军营、机场以及防卫工事等等,作为前线或近前线空对陆整体战争的一部分。总的来说,战术空军与海军和陆军的目标一致,并且相辅相成。
相比之下,战略空军的目标则与前线发生的战事并无特别关联。战略空军主要是一种通过打击敌人后方——比如工厂、发电厂和城市——用来支持战争的手段,最终达到打击敌方作战意志的目标。
战略飞机与战术飞机自然有所不同,前者航程更远,载重更大——当然超过了1914年制造的普通飞机。
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航空技术才发展到将大型飞机投入实用的阶段。伊戈尔·西科斯基是俄国的一名工程师和航空爱好者,也是战略制空权理论的先驱之一,他于1913年制成世界上第一架战略轰炸机,三十年后,他还发明了惊艳世界的首架实用直升机。第一架轰炸机以10世纪的俄国英雄伊利亚·穆罗梅茨(或者穆罗梅茨)命名,该机本来被设计为大型客机,战争开始后改装成轰炸机,由四个引擎驱动。在此之前,除了该机的原型“俄罗斯勇士”以外,还没有过四引擎飞机。
到了1914年至1915年间的冬天,这类大型轰炸机开始大量投入到对德战争中。每架飞机的载弹量超过半吨,航程接近400英里,能准确击中德国边界后方的目标。当时俄国人发动了400多起空袭,而德国人却无反击之力。只是后来随着其他因素的介入,俄国军队经历一开始的几场胜利后,在1917年的陆战中失利,沙皇退位,俄国十月革命很快来临。伊利亚·穆罗梅茨轰炸机的确立下了赫赫战功,但它在这场人类的大戏剧中却只扮演了一个无足轻重的小角色。后来伊戈尔·西科斯基从俄国移民到美国,直到下一场世界大战以后,战略制空权理论几乎一直处于休眠状态。
西线很快就开始效仿东线的战略空战。1915年2月,英国向比利时沿海城市中的德属阵地发起空袭,德国人进行反击,对巴黎和北至纽卡斯市的英国城市发动齐柏林飞艇式进攻。5月31日夜间,也就是一战开始后的第十个月,伦敦第一次感觉走到了穷途末路。大约一周以后,奥地利的飞行员们在南线战场完成了第一次远程战略任务,在威尼斯的圣马可广场及其周围燃起了数场大火。到1917年止,德国人一直使用远程的固定翼哥达轰炸机来对付伦敦。
1918年4月,英国皇家空军独立服役后不久,就对德国鲁尔地区以及南至法兰克福的城市发起了一系列空袭,不过这更多的是一场战略轰炸试验,而非真正的攻势。而英国原计划于1919年春天对德国展开全面战略空中攻势,并将柏林列为打击目标,然而一战在1918年提前结束,这一计划因此未能实施。
一战中,尽管美国的人力增援对协约国取得胜利至关重要,但其空中力量的投入并不广泛,几乎完全停留在战术行动的层面上。然而,战略制空权这一理念却给当时美国远征军(AEF)的指挥官比利·米切尔上校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米切尔的上级,也就是美国远征军的总司令,绰号为“黑桃杰克”的约翰·J.潘兴上将严格认定空军只能为地面战提供战术支持,这也是当时的传统观点。然而,米切尔却看到了空军广泛应用的潜力。他想见到美国远征军的飞行员们在他的武器供应下狠狠打击敌人,而不是像大炮一样,仅仅被地面指挥官们当作另一种武器。
后来米切尔成为美国战略制空权理论的第一位主要倡导者,但他的思想却从未在战争中得到实践,一部分是因为,尽管当时战略轰炸理论在英国和法国已经成为一种试验性的学说,但在美国军方却还未被接受。
“飞机在极短的时间内能移动数百英里,所以,即使敌国发现其正在越过边界入侵,也无法预测其打击目标是什么,”有先见之明的米切尔写道,他描述了未来多年后的一种战争方式,“飞机能用枪支、炸弹和其他武器来打击从空中可见的任何目标,城镇、铁轨和隧道全都无处遁形。这不仅适用于陆地,在水上更是如此,因为在水面上,任何目标都无法藏匿,除非它能潜入水下。”
一战以后,米切尔晋升为陆军准将,他成了支持战略制空权理论的核心人物。米切尔辩称,建造和操作战略轰炸机的费用要比战舰更低,而且能让美国军队更加快速和便捷地出现在全世界任何需要的场合。
“除非上方的领空得以保全,否则任何陆军和海军都无法存活,”米切尔在1925年写道,“从另一方面来说,空军是当代唯一能独立作战的组织,因为陆军和海军都无法上升到2万英尺的高空来作战。”
1921年,米切尔向国会声称他的轰炸机能击沉海上的任何船舰,这个言论激怒了海军。为了证明他是错误的,美国海军同意米切尔在他们于一战结束时俘虏的、而且正待处置的一些德国战舰上试验他的理论。
交战规则由海军的大西洋舰队总司令制定,炸弹的重量和飞机的数量也由海军规定,而且海军保留在任何时候叫停交战的权利。在1921年7月举行的一系列演习中,米切尔和陆军航空勤务队对停泊在切萨皮克湾的德国船舰发起进攻,先是一架驱逐舰被击沉,接着是“法兰克福号”轻型巡洋舰,最后是重装战舰“东弗里斯兰”。米切尔有力地证明了自己的观点,不过美国陆军和海军的官方并没有心服口服。
“飞机上拥有人类发明的最有力的武器,”米切尔警告说,“它们装载的不仅有枪支大炮,还有重型导弹,导弹利用重力作为推进力,比任何其他武器更具破坏性。如果这样一枚导弹击中一艘战舰,能将其彻底摧毁。可以想见,这对将来的国防系统意味着什么。虽然说战舰相对来说较难摧毁,可是想象一下,要击沉其他船只和商船是多么轻而易举的事情。”
由于米切尔越来越直言不讳,美国陆军将他从弗吉尼亚的兰利机场(距离华盛顿太近)调到德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附近的凯利机场。1925年,海军的“谢南多厄河”号飞艇坠毁,人员伤亡惨重,米切尔给陆军部和海军部的国防管理扣上了“无能”和“叛国”的帽子。美国陆军也受够了米切尔,他被送上军事法庭,遭到指控,降为上校,并被革职减薪。米切尔于1936年过世,可惜他没看见几年后战略空军在二战中为同盟国取胜起到的关键作用。
不过在比利·米切尔死前,未经检验的战略制空权理论已经拥有一批支持者,而且他们在世界范围内的主要空军队伍中已经晋升到有影响力的位置。在英国和美国,大型的四引擎重型轰炸机正在研发之中,而在德国,制空权已经被完全纳入战争学说之中了。
第二章 未来的战争将是一场空战
当比利·米切尔正在神秘预言空军在未来战争中的应用时,大西洋彼岸风起云涌,推动了欧洲国家和整个世界进入二战的进程。
在一战后签订的《凡尔赛条约》中,协约国向德国征收巨额赔款和强加经济限制,将本就摇摇欲坠的德国经济推向了悬崖,也为酝酿下一场大战创造了环境条件。
20世纪20年代,其他国家正在经历十年的繁荣时期,德国却经历着危机。战前的德国一度是中欧的工业强国,但因为战败和《凡尔赛条约》的种种限制,德国经济陷入崩溃。失业和恶性通货膨胀达到了令人惊愕的程度,即便在现代工业化国家的历史上几乎都找不到可比的时期。而《凡尔赛条约》的限制还包括禁止德国拥有空军甚至航空工业。
雪上加霜的是,《凡尔赛条约》还要求德国接受作为战争的唯一责任人。尽管德国的确是同盟国的主要作战方,但一战双方均有众多国家参与,对于发动战争全都难辞其咎。正因为《凡尔赛条约》明显针对德国,所以它为德国形形色色的极端分子提供了达成共识的基础,也成为不同政治派别的煽动者们发表激烈演说时的众矢之的。
在群龙无首的混乱漩涡中,最终出现了一位强大而又魅力十足的领袖,他对民众许下诸多承诺,被这些渴望重回战前荣耀的民众所拥戴。
阿道夫·希特勒的纳粹党于1934年上台,这让德国一度下滑的经济得到了逆转。希特勒成为元首后,开始违背《凡尔赛条约》,重整德国军备。1936年,他的军队占领了国际联盟控制的莱茵兰,此举再次公然违抗了条约规定。
德国与他战时的对头英法之间的冲突迅速升级,但后者并无意挑衅希特勒而冒险引起又一场战争。苏联方面也是如此,尽管纳粹党和共产党之间的确存在巨大的意识形态分歧。在希特勒1926年发表的宣言《我的奋斗》中,他长篇累牍地阐述了欲将苏联的大片领土并入其第三帝国的野心,但因为这本大部头著作多半是他的自传,所以当时其他国家并不以为意。
随着希特勒入侵他最近的邻国,二战的定时炸弹开始进入倒计时。1938年3月,希特勒吞并奥地利,此举被称为“德奥合并”。这满足了两国日耳曼民族中心主义者们的愿望,他们乐于见到所有说德语的民族统一于一国境内。捷克斯洛伐克也有大量的日耳曼人,所以希特勒随后要求捷克境内讲德语的苏德台地区也并入他的第三帝国。在名义上独立的港口城市但泽,也聚居着很多日耳曼人。几个世纪以来,但泽被波兰和普鲁士轮流占领,直到1920年国际联盟从德国手中夺走但泽,波兰重组,成立了“但泽自由市”。但泽在波兰语中被称为“格但斯克”,被波兰的国土所包围,所以波兰人对它一直垂涎;而德国人对其也觊觎已久,因为他们曾经拥有但泽长达一个多世纪,所以想要收回“失地”。
1938年9月,在臭名昭著的首脑会议上,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和法国总统爱德华·达拉第飞往纳粹党的母城慕尼黑与阿道夫·希特勒会面。元首告诉这两位先生苏德台应该妥善归于德国,并承诺这将是他最后的领土野心。捷克自然表示抗议,但张伯伦和达拉第对此视而不见,同意了希特勒的要求。张伯伦飞回英国后,还得意地宣称他帮助达成了“我们时代的和平”谈判。
1939年3月,希特勒决定吞并剩余的捷克领土。“我们时代的和平”价码再次上涨。为了避免战争,张伯伦和达拉第几乎不遗余力地安抚希特勒。捷克就像医院病床上的临终病人,已无力回天。这个贫穷的国家最终被瓜分了,斯洛伐克地区成了一个受德国保护的半自治的卫星国家,而余下的部分则成立了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
两个月后,希特勒与意大利的法西斯“领袖”本尼托·墨索里尼签署了一份名为《钢铁条约》的协定,呼吁德意两国在战时进行合作。该条约的签订似乎令二战进一步逼近,而且取名为“钢铁条约”,听上去并不像是善意的联盟。
8月24日,希特勒派他的外交部部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前往莫斯科,与苏联的铁腕人物约瑟夫·斯大林签订了一项互不侵犯条约。这让常常对这两人大加讽刺和妖魔化的全球媒体大跌眼镜,右翼的恶魔希特勒居然与左翼的魔鬼斯大林为伍了。
一周后,在1939年9月1日早晨,德国军队横跨波兰边境,炸弹开始降落在波兰境内。在伦敦,内维尔·张伯伦提议再次谈判,但当时的希特勒已经拿到了最好的筹码——他表示谈判的时间早已过了。
张伯伦找达拉第协商,他们都意识到谈判的时机的确已经过了。9月3日,英法对外宣称他们与第三帝国已经开战两天,“我们时代的和平”将不复存在。
德国入侵波兰不仅震惊了世界政坛,精确整合的德国战争机器也让世界军事界感到惊叹,这是世界上最训练有素、装备精良、整体优质的军事力量。德国人的闪电战是一种陆军和空军密切协同的攻势,是世界上最为迅速和高效的军事进攻模式。迅速移动的坦克、机动部队、俯冲轰炸机、伞兵部队——通力合作成为一支紧密团结、纪律严明的军事力量——这让全世界尤其是作为防御者的波兰感到震惊。德国仅仅用了三周就征服了波兰,其中德国空军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这让空军的支持者和怀疑论者同样感到惊讶。
德国征服波兰以后——自然包括吞并大港口城市但泽——英法派遣了少量轰炸机飞到德国上空,不过多半并没有发起进攻。此时的欧洲迎来了二战的短暂平息。1939年至1940年间的整个冬天,盟军和德军分坐在戒备森严的法德边境两边,面面相觑。一切都太风平浪静了,以至于报纸记者称这段期间为“胶着战”或“非实战状态”。
1940年4月9日,德国进攻西线。
很快胶着战又变成闪电战。德国军队迅速占领了丹麦和挪威。5月10日,德国人对西线展开重大攻势,几乎复制了1914年一战开始时他们对比利时和法国的进攻模式。到5月28日止,卢森堡、比利时和荷兰悉数投降,德国军队开始涌入法国。到6月14日,德军控制了巴黎,他们在五周内取得了为期四年的一战持久战都没能达到的战绩。
6月4日,在几乎无法逃脱德国军队的情况下,英法联军将一切军备都弃置法国,从法国海岸的敦刻尔克撤退,靠着只有21英里宽的英吉利海峡将德国的精锐部队阻断开来。6月22日,法国最终也缴械投降了,只留下英国独自对抗德国闪电战的猛攻。
正当希特勒准备横跨英吉利海峡入侵英国之时,英国民众都团结在新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周围。丘吉尔于5月10日就职,他宣誓说:“能奉献的唯有热血、辛劳、泪水和汗水。”他向希特勒叫板说,在英国的海滩、街道和每一个村庄,德军都将遭遇顽强的抵抗。然而,纳粹空军司令、陆军元帅赫尔曼·戈林坚称他的轰炸机可以轻松征服英国,计划中的海上入侵将如履平地。
8月,德国空军对英国的港口、工厂和城市展开了一场惨烈的连续轰炸。很快,进攻转向英国首都,也就是残酷的伦敦闪电战。
唯一阻止德军轻松取胜的就是虽寡不敌众,却无比英勇的英国皇家空军,尽管他们与德军的对抗如同蚍蜉撼树。英国空军人数不足一千,而纳粹空军有其足足四倍之多,但是英国皇家空军每摧毁十二架德国轰炸机,自身仅损失一架。丘吉尔称那是英国皇家空军的“光荣时刻”。
6月,德国空军将荷兰鹿特丹的市中心夷为平地,这彻底浇灭了荷兰人的反抗之心,然而,几个月后,纳粹空军在英国人身上却未能重复这一战绩。不过,伦敦闪电战确实让不列颠猝不及防,也士气大降。
为了支撑闪电战,德国空军采用了整体的战术性空中作战,这为战术空战带来了一场变革。他们研发了成功的作战飞机,掌握了正确的战术,取得了威慑性的卓越战绩。
德国人向世界表明,未来的战争将是一场空战。
……
前言
1944年6月,在一个狂风大作的日子,拉里·库特登上了飞机。远远地在他下方,一场军事行动正在展开,这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当然也是二战中规模最大的行动之一。在他下方,156000名盟军战士正跨过法国古城诺曼底长达50英里的海岸线进行登陆,他们将要开始一场伟大的战役,誓将四年来占领西欧诸国的德军驱逐出去。
包括57500名美军在内的盟军将士在拟定了代号的地点登陆,这些代号对于诺曼底的本地居民而言也是陌生的,尤其是新近移民。德军扛起机枪大炮,死守着他们的钢筋混凝土堡垒。盟军在宝剑、黄金、朱诺和犹他四大海滩登陆。在名为奥马哈的第五个海滩上,美军遭到了格外沉重的打击,被重型机枪和大炮击得溃不成军。
无论是在英吉利海峡上的5000艘战舰上,还是在驻英国各地的司令部中,盟军的规划者们都在紧紧盯着这场正在海浪间、在沙滩上、在悬崖边展开的大战。
不过,拉里·库特的视线却停留在空中。当他所乘坐的“飞行堡垒”近乎懒洋洋地飞过冰冷的天空时,他并没有将望远镜对准2000英尺下方正在上演的大剧,而是投向了眼前这广阔的蓝色苍穹的东端。
他见到一群飞机在与他同一高度处飞行,机身上印着与他所乘坐的B-17上一样的白色星星。下方还有一群飞机,机翼上印着英国皇家空军的圆形机徽。
库特的轰炸机并没有飞跃英吉利海峡,而是改道飞向法国内陆,然后再回到海峡,在各登陆海滩上空交叉盘旋着——宝剑海滩、黄金海滩、犹他海滩和奥马哈海滩。在他下方,盟军战士正遭到装备精良的德军的残酷轰击,而在空中,库特一眼扫去,一片风平浪静。
空中到处都是飞机,但全都来自友军。局势本非如此。就在不久之前,德国空军曾是世界上最强大、最高效的空中力量。的确,就在几个月以前,驾驶“飞行堡垒”的机组勇敢闯入欧洲上空,还面临重重危险,他们深知德国空军在这片大陆上掌握着完全的空中优势。
六个月以前,任何冒险飞入欧洲大陆上空的盟军飞机很可能会惹怒一群“梅塞施密特”战斗机发起突袭,他们将以每分钟700发的速度向盟军发射20毫米的炮弹。事实上,许多像库特现在乘坐的“飞行堡垒”曾在那样的枪林弹雨下化成一堆变形的、陨落的残骸——在这片天空中,曾经有很多次,这些“飞行堡垒”的地板,就像库特下方这片大地一样,染满了美国士兵的鲜血,而这都是拜德国空军所赐。
四年前,阿道夫·希特勒的军团横扫欧洲,强如法国者,也在几周内败下阵来。德军这样辉煌的战绩,全是在空中力量的保护伞下取得的。在德国空军的猛攻和重击之下,敌国悉数投降。只要能被一架“梅塞施密特”或“斯图卡”从高空瞄准,在其猛烈炮轰下,地面目标无一能幸免。
这些恐惧困扰着盟军的作战规划者们,当他们想象着现在正在诺曼底发生的这场大战时,夜不能寐,脊背发凉,驻扎基地也变得像极地雪兔的巢穴一样寒意重重。
“如果我是德军指挥官,如果上天允许我挑选合适的天气来进行防御,我会选择这样的天气条件,”库特一边看向下方,一边思考道,“我希望厚厚的云层遮蔽在诺曼底海滩上空,一直延伸到英吉利海峡中央。如果云层顶端高12000英尺,底部高1300英尺,就能给德国空军制造完美的掩护,他们能从厚重的云层中俯冲而下,冲向军舰密集的英吉利海峡,向任何船舰发起狂轰滥炸,然后在几秒内迅速爬升回云层保护层中。在盟军亮出枪支或者上千架战斗机发起截击之前,他们已经来去无踪了。我比我承认的还要忧心忡忡。”
劳伦斯·谢尔曼·库特少将留着和克拉克·盖博一样的大胡须,举止充满活力,他是帮助形成和建立美国陆军航空队的一群年轻军官中的一员。在库特39岁生日的前一周,他已经是美军中最年轻的将军,他在1942年得到提拔,他是自威廉·特库赛·谢尔曼以后没有经历上校军衔而被“越级提拔”为将军的第一人。
1929年,这位来自伊利诺伊州罗克福德市的年轻军官已经从西点军校毕业两年,在加州的蒙特利担任海岸炮兵军官。不过他很快就被调到陆军航空兵团,并在德克萨斯州获得了飞行章。到希特勒的部队横扫欧洲之时,他正在华盛顿与一群优秀的年轻军官一起,围绕在他们所尊崇的长官亨利·哈里·“哈普”·阿诺德周围,组建这支未来世界上最大的空军队伍,并拟定以此作为武器来赢得二战的战略。
“云层中可能满是德军。”库特观察道,他心里想的却是:“云层中应该满是德军。”
库特将军目之所及,不论是英吉利海峡的上空,还是用高倍望远镜所能观察到的最远之处,到处都是飞机,全都印着星形或圆形机徽,纳粹空军的黑十字标记全然不见踪影。
“我们继续观察着,渐渐意识到,如果一场空战打响,一定是速战速决的,因为这时已经很少有飞机再冲上云霄来,即使有,也是来自友军,”库特后来回忆道,“不仅如此,无电线里也截获不到往常德国空中管制员发出的关于作战路线的信号了。我们这才知道获胜了,空中全是美国和英国的战斗机。极目远眺,一列列‘飞行堡垒’往回延伸至英国。那天早上,我们有1800多架‘重型轰炸机’盘踞在法国上空。德国兵再也没有出现过,也无法出现,因为他们已经一无所有了,他们的底牌已经被揭掉了。”
本书就是关于盟军如何打造大礼拜,揭掉德军底牌的这段历史。
“大礼拜”空袭是二战乃至20世纪军事史上的一个分水岭。在此之后,一切都发生了改变。它经过了一段漫长而又艰难的酝酿,标志着战略空军作为一种改变战争结果的方式正式诞生。
一年半以前,当英国军队取得了三年来第一次重要的对德陆战的胜利时,在阿拉曼,英国战时的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发表了一次难忘的战时演讲。
“我们有了一次新的体验。我们胜利了——一场确切的、非凡的胜利,”丘吉尔说道,“德国人屡屡加诸给他国战火和炮弹,这回他们也尝到了这个滋味。这不是结束,甚至这也并非结束的序幕已然到来,但或许,这是序幕已经结束!”
“大礼拜”是战争结束的序幕。
与其说它是一个转折点,不如说是一个临界点。
如物理学家所定义的,临界点是一个开端,是指从某一个点开始,一种物质从一个已建立的平衡转换成一个与之前的存在状态完全不同的新的平衡。临界点是一个临界质量时刻。
1944年2月的最后一周就是这个开端,而即将从已建立的平衡发生改变的就是第三帝国的经济和发动战争的能力。而那一周所达到的临界质量就是美国第八航空队战略空军所拥有的重型轰炸机数量。
在1944年2月20日至25日之间,美国陆军航空队开始对希特勒的德国经济中心发起大规模的空袭,这是一场发生在一个三维战场上的史无前例的战役。
在六天内,驻扎在英国的第八航空队的轰炸机执行了3300多次任务,而驻地为意大利的第十五航空队也出动了500多次,他们一起朝目标投掷了约10000吨炸弹,破坏了德国飞机制造业的90%。大礼拜期间,英国皇家空军轰炸机司令部也执行了2350起夜间任务,对这些目标实施夜间轰炸。
“大礼拜”经历了一段漫长的酝酿期。
事实上,它源起于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时有远见的战略家就已经注意到空中力量,预见到了它的巨大前景,并由此形成了这样的理论:在战争中,空中力量不仅可作为近前线的战术武器,也可作为能对战争结果产生深刻的、决定性影响的战略武器来使用。
战略制空权理论有许多创始人,但没有一个比威廉·伦德拉姆·“比利”·米切尔在美国军事界更敢于直言,更具影响力,他在一战时曾担任美国远征军的航空部指挥官。
“世界已经站在‘航空时代’的门槛上,”米切尔在他1925年出版的名为《空中国防论》一书中写道,“在这个新的时代里,整个人类的命运受制于天空。制空权已成定局。但你也许要问,制空权是什么呢?制空权是指能在空中或透过空中进行作战的能力,因为天空是覆盖着全世界的,飞机可以驶入这个星球的任何地方,它们不需要水或者地面来支撑其飞行。山脉、沙漠、海洋、河流和森林都不能成为阻碍。飞机在一瞬间消解了所有关于国界的概念。现在整个国家都成了国界,如果发生战争,此处和彼处一样容易受到攻击。”
虽然米切尔的逝世距离“大礼拜”前夕已经整整八年,一天也不差,但他的言论和思想对于“大礼拜”的策划者们产生了深刻的、重要的影响。
在二战中,空中力量第一次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虽然米切尔死于二战开始的三年前,但他对美国空军军官们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些军官是最早认为美国陆军航空队能让空中力量发生决定性作用的先驱者,他们追随着哈普·阿诺德上将的领导。阿诺德是二战中美国陆军航空队的总司令,他团结了那些赢得空战的功臣们。
其中最有名的包括卡尔·“图伊”·史帕兹上将,他是一名老牌飞行员,战争开始时,他在阿诺德的空军参谋部担任参谋长,当“大礼拜”来临时,他奔赴前线,任美国陆军航空队驻欧部队最高司令官。这群年轻军官们——战争开始时他们还不是将军——起草了总体规划,将比利·米切尔的愿景变成了一个帮助赢得战争的事实。这些人包括拉里·库特、哈罗德·L.“哈尔”·乔治、奥维尔·安德森、霍伊特·范登堡、海伍德·S.“珀桑”·汉塞尔。
在图伊·史帕兹的密切督导下,这些前线军官们执行着这一总体规划,在“大礼拜”时达到高潮。这些人曾一度是,或者现在也仍然是,一些家喻户晓的名人,包括伊拉·克拉伦斯·埃克、弗雷德里克·路易斯·安德森、詹姆斯·哈罗德·“吉米”·杜立特以及柯蒂斯·爱默生·勒迈。
还有一些人不眠不休地为制定作战目标提供具体细节,这些目标合在一起拼凑成了一幅巨大的二战战略空战的胜利版图。这些人中有男人,也有少数女人,他们一直默默无闻,其中最重要的要数理查德·多伊利·休斯。
而真正实施规划的则是成千上万飞赴前线的年轻战士们——1944年6月,240万身穿美国陆军航空队制服的战士——历经艰险,投下炸弹,浴血奋战。这些人中有还不到二十岁的年轻航空兵,像阿奇·马蒂斯,比尔·劳利和沃利·特穆培。他们也并不为人熟知,但他们在“大礼拜”中表现出来的英雄主义让他们时至今天在美国空军中也仍然被拥为偶像。
“大礼拜”期间的一切总结起来就是一件事——美国空军为打败德国空军以确保一场史诗般的地面战役取得胜利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在那关键的第一天,我们的部队牢牢抓住至少一个滩头堡,遭到狂轰滥炸的已经不是美军,而是德军。”库特观察道,“德国的空军力量在他们盘踞欧洲的垂死挣扎中已经无足轻重了,已经名存实亡了。”
1944年6月6日,当拉里·库特思考着他上下左右发生的这一切,他意识到战争结束的序幕终于拉开了。战争还没有结束,远远没有,但结果已成定局。
这是一场可怕的战役,是一场在诺曼底长达50英里的海岸线上绵延开来的大规模战役。6月6日,直到太阳下山之时,盟军的伤亡人数已经达到1万,这些年轻人中有四分之一没能见到6月7日的日出。然而,重要的是,他们仍然坚守在诺曼底。可怕的苦战还在前方,可盟军的战士们将不会退回到英吉利海峡。在“霸王行动”的一周年纪念日上,响彻诺曼底海滩上空的将不再是炮火雷鸣,只有汹涌而来的海浪声——阿道夫·希特勒也将彻底消失。
正如比利·米切尔在二十年前写道:“现在即使敌人的海陆军联合起来,也无济于事,除非他们能获得空中霸权。”
序言
一天,两个男孩从学校往家走。这一天和平常并无二致,在我们的记忆中,这更像是普通的一天,而不是什么特别的日子。这也许是春天,或是还没放暑假的初夏,甚至是早秋。也许是他们五年级的最后几个月,但肯定就在那段时间左右。那天,柳树长出了绿叶,不过这并不重要,这只是一个背景,并不是固定的。其中一个男孩随意抓了一把叶子,又随手丢掉,就像乡下的男孩们可能会随意拔起一根长长的草,然后嚼上一会,又随口吐掉一样。
这只是那些年月里的一天,对于那些亲身经历或者只能在想象中经历那一切的人而言,回忆里的这一天还处在“纯真年代”。那是1929年,虽然很可能是1928年甚或是1920年。对于十一二岁的男孩来说,日子就是日子,并不是历史书上的日期。回想起来,对于并未身处其中而只能依靠想象的我们而言,那些年正是我们称之为美国“最伟大的一代”(汤姆·布罗考提出了这一说法)的成长岁月。
情况往往是这样的,那些注定伟大的人自己并不知晓。通常是我们这些不在场的,而只是通过历史来认识他们的人,为其冠以伟大之名。
后来被称为“最伟大的一代”的那些人,在成长时相信他们只是“更年轻的一代”。和所有时代一样,他们也生活在“我们和他们”的世界里,在被称为“年长的一代”的神秘人物的阴影之下长大。
阿奇·马蒂斯和约翰尼·弗瑞尔从二年级开始就是好朋友,他们一起开怀,分享奇闻怪谈和秘密,也一起冒险。一起冒险往往是男孩们会做的事情,而分享秘密则是由来已久的划分两代人的界限之一,“如果我们的母亲知道我们一半的麻烦……”
两人最常聊起的一个故事——虽然他们都不愿意与各自的母亲分享——就是开头提到的这个故事,两个男孩走在放学回家的路上,那是他们五年级的最后几个月。
途中,他们遇到了另外几个男孩,一起继续赶路。他们的家在宾夕法尼亚州“图书馆”镇西边的一排双层公寓楼里。据阿奇描述他的少年时代,这个小镇现在名叫“自由”,这倒还算合理,可当时它有一个更离奇的名字,叫作“图书馆”,因为在20世纪初有人记得一位名叫约翰·摩尔的男子早在1833年就来此郊区建立了一座图书馆。在那之前,这里多年来都被称为“懒人空谷”,这个名字如果安置在你带回家和母亲分享的严肃故事中,就会显得更加另类。
事实上,“图书馆”当时不是一个小镇,现在也仍然不是。它仅仅是阿勒格尼县南方公园镇的一个非自治的小区,距匹兹堡市中心南部约有十几英里的高速路程。在“最伟大的一代”人的词汇中,它只是“一个小城镇”。
而在那前后的许多年,匹兹堡都是一座钢城。事实上,在整个美国,匹兹堡也是一座有名的钢城。钢铁业主要依赖煤和铁矿,而匹兹堡的地下正好蕴藏着丰富的煤炭,人们称之为“煤块”,这些煤块遍布宾州西部。也许你不能常见到“煤块”,但随处可见现存的或废弃的煤矿入口。
这些黑漆漆、脏兮兮、布满尘土的、有些呛人的煤炭成了宾州西部的命脉。在阿奇·马蒂斯和约翰尼·弗瑞尔的成长岁月中,几乎所有人的父亲都在煤矿上班,大都是蒙土尔10号煤矿,而且几乎所有人都住在匹兹堡煤矿公司名下的一栋不错的双层公寓楼里。
阿勒格尼县南部的地形和大部分产煤区一样,是由陡峭的山丘和深谷组成的。“图书馆”就是围绕着山谷建立起来的,这一山谷是很久以前被往来的人流走出来的,名叫“松树叉”。为了从一边走到另一边,你不得不走下去,又爬上来——或者走捷径。
男孩天性使然,在回家路上,他们总不愿意多费不必要的力气来绕弯路,更喜欢走捷径。而看上去最方便,也最常走的日常路线就是蒙土尔铁路上的栈桥,这座栈桥架在距“松树叉”山谷100英尺的上方。过栈桥能省掉爬上爬下的许多麻烦。
笔者本人在十岁或十一岁时也走过这铁路上的栈桥,可以证明,第一次还是有些胆战心惊的,不过多走几次,就越来越轻松了。
另外,回想起来,关于十一二岁这个年纪有一个明显的真理,那就是,这个年纪的男孩还没有见过太多世面。接下来他们经历了一件最刺激的事情。
阿奇、约翰尼和他们的小伙伴们走到栈桥的一半,脚下的铁轨开始战栗和摇晃,运煤车要来了,他们从没有在半路上遇到过这种状况。当他们抬头看的时候,运煤车正疯狂地驶了过来,他们无路可逃,也无处可藏。
由于每辆车都载着50吨煤,司机无法刹车,除了疯狂地吹哨子以外,他也无能为力。
栈桥距离地面安全距离有100英尺高,男孩们眼看无路可逃了,只好爬到栈桥下面,悬在半空中,默默祈祷。
“我见到阿奇高高地悬在我们上方,当运煤车经过栈桥的时候,他倒挂在铁路的轨枕上,只有脚趾着力,”约翰尼后来告诉阿奇的弟弟大卫,“我们拼命抓住横梁。”
据阿奇后来和他弟弟解释,他在两个轨枕间往下滑,然后突然用脚勾住另外一组轨枕。
“他实际上不只是用脚趾倒挂住轨枕,”大卫在位于马克斯韦尔空军基地的空军历史研究部所作的一次录音采访中,这样回忆道,“他是成弓形悬挂在栈桥下方……你可以想象栈桥上的剧烈震动……我曾好几次路过那座栈桥去看,它还在那里。从他们被困的那个点往下看,我估计至少是离地75至100英尺高。也许听上去并不高,但当你像蝙蝠一样悬在空中,如果跌落下来,一定会被摔死的。”
阿奇·马蒂斯曾身处险境,他几乎见到了死神的模样,就在1929年的那一天,他死里逃生。
阿奇注定要成就一番伟业。
阿奇·马蒂斯原名叫阿奇博尔德·汉密尔顿,于1918年6月3日出生于南拉纳克郡的斯通豪斯,这里距苏格兰格拉斯哥东南部20英里。他从没见过他的生父,对苏格兰也没有印象。他最早的记忆产生于宾州威斯特摩兰县的雅各布溪。1921年,他的母亲再婚,嫁给威廉·詹姆斯·马蒂斯,包括马蒂斯的姐姐杰西在内的全家人一起移民到了美国。威廉·马蒂斯在匹兹堡北部的罗斯特瑞瓦镇范米特街上的匹兹堡煤炭公司上班。
在大卫·马蒂斯出生的几年后,1922年,全家搬到了另外一个矿区。阿奇的母亲玛丽·马蒂斯对于离开范米特感到很轻松,因为那里的人们一直沉浸在一起矿难的哀伤之中,那是1907年发生的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矿难之一,239人遇难。马蒂斯一家来到了“图书馆”镇,住在这座美国有名的钢城南边,威廉在匹兹堡煤炭公司旗下的另一家蒙土尔10号煤矿上班。
据大卫回忆,在他们来到“图书馆”后不久,阿奇就遭到了同龄的“矿区恶霸”的挑衅,但他马上就让对方感到“一点都不轻松”。
阿奇·马蒂斯迎难而上,恶霸很快退避三舍。
在那些日子,仍然有送奶工人把奶送到家,“图书馆”的送奶工遇到了一个特别的麻烦。那个欺负阿奇的恶霸似乎在偷牛奶,当他停车去挨家挨户的后院送奶时,恶霸就会偷偷溜进他的送奶车里。
送奶工得知阿奇打赢了这个恶霸,于是雇阿奇为他保驾护航,每天结束时付给阿奇50美分还有1夸脱巧克力牛奶。
就在“松树叉”栈桥事件发生时,用大卫的话说,母亲向威廉抱怨,“她已经受够了矿区的生活了”,意思是她已经厌倦了一家人挤在公司的双层公寓了。包括杰西在内的小孩们都变成十几岁的青少年了,此外还有七岁的大卫和刚满两岁的内蒂·梅,一大家子挤在四间房里,只有后院有一个公共厕所。玛丽想要搬出去住,所以她打发威廉·马蒂斯到4英里外的芬利维尔的一个小镇,在那里可以租到房子——有五间房的房子。
阿奇很快适应了芬利维尔的生活。他发现了“巴顿的修理铺”,白天这里是汽车维修铺,晚上则变身成一家拳击俱乐部。拳击很符合阿奇好胜心切的气质,他坚持去打拳击,直到1933年的一个晚上,他的一条胳膊被打伤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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