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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当以儒学文化为代表的中国文明与以基督—天主教文化为代表的希腊—罗马文明相撞击与对抗时，两种文明彼此的影响与借鉴却是精彩纷呈的。雅克·布罗斯先生从西方的角度，以欧洲人的世界观，塑造中国形象和论述西方与中国关系史，对从唐代到民国年间的重要的中西方文化交流事件做了重点的描述。尤其关注那些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重要外国人，其中有传教士、使节、旅行家、商人……当中有许多细节故事是我们以往不太注意的，可读性极强。

内容简介

雅克 布罗斯先生著作的、耿昇先生翻译的《发现中国》，图文并茂地介绍了中西2000多年的交往史。从物质和精神两方面介绍了中国和西方世界的交流过程，时间跨度从公元前后一直到晚清，是对中国文化介绍相对较为客观的外国人著述。它是一部具有相当高学术品位的大众化读物。

作者简介

雅克·布罗斯，1922年生，自然学家、作家，曾师从法国著名汉学大师戴密微和格鲁塞，1943年就发表过有关毛泽东的论文。在日本、印度、中国长期居住，熟悉与西方完全不同的东方生活方式。

翻译者耿昇，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会长，从事有关中法关系史、法国汉学诸方面的翻译与研究工作，侧重于明清之际入华耶稣会士与中西文化交流方面的翻译与研究。主要是译介法国当代汉学家的名著与研究动态，代表作有：《丝绸之路》(译著)、《西藏史诗和说唱艺人的研究》(译著)、《法国学者敦煌学论文选萃》(译著)、《中国社会史》(译著)、《中国和基督教》(译著)。

内页插图

目录

第一章 中西双方的最早接触

一、丝绸之国

二、中介——大食人(阿拉伯人)

三、香料贸易

四、一扇半敞开的大门

五、北京大主教

六、中国的幻影

七、众家言

1.阿拉伯商人看中国

2.13世纪的杭州

3.1305年发自北京的一封书简

第二章 从瓷器到神学

一、一种崭新的面貌

二、“中国热”风潮

三、入华耶稣会士

四、一个新的时代

五、在北京的耶稣会士

六、入华耶稣会士心目中的中国

七、欧洲哲学家心目中的中国〖2〗八、欧洲商人心目中的中国

九、伏尔泰与中国

十、法国是如何发现中国的

十一、众家言

1.做耶稣会士学生的皇帝

2.康熙皇帝致礼部的圣谕

3.中国人的优良品德

第三章 中国的市场

一、鸦片战争

二、天朝大国

三、被瓜分的中国

四、义和团“拳乱”

五、中华帝国时代的结束

六、中华民国的建立

七、中国的一种新形象

八、汉学研究的兴起

九、考古学家和诗人

附录

一、“安菲特立特”号船远航中国记

1.“安菲特立特”号船首航中国

2.“安菲特立特”号船二航中国

二、西方对中国程朱理学的发现

1.最早期的概念

2.《中国的哲学家孔夫子》

3.龙华民

4.在德国遭拒绝的理学

5.杜赫德〖2〗6.莱布尼茨

7.布鲁克

8.18世纪大百科全书中的中国哲学

9.马若瑟和刘应对《书经》的研究

10.《中国杂纂》中的理学形象

11.《易经》的译本

12.《性理真诠书》译文

13.比丘林

14.雷慕沙

15.鲍狄埃的《中国哲学史》

16.新教徒们的早期贡献

17.威廉·朔特

18.马若瑟—鲍狄埃

19.伟烈亚力和梅辉立的两部教科书

20.麦克拉奇

21.两篇大学博士论文

22.跋尾

三、众家言

1.1841年的大烟鬼

2.1847年的一张“大字报”

精彩书摘

在无意识地发现新大陆的六年之后，葡萄牙人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e Gama)于1498年5月23日进入了印度西海岸的卡利卡特港(Calicut，古里)。当时正处于扩张之中的葡萄牙，将其目光转向了大西洋，向南寻找出路。由于其航海家们沿印度海岸航行，到达了曾于巴尔托洛梅·迪亚兹(Bartholomeu Diaz)于1488年绕过的好望角。教皇亚历山大六世(Alexandre Ⅵ)通过其1493年的谕旨，把欧洲之外的世界分成了两部分，指定整个亚洲为西班牙人的传教区，因而也是其征服地，把非洲海岸分给了葡萄牙人。葡萄牙以战争相威胁而获准把分界线向西推展，这就使它后来得以吞并巴西。西班牙人当时尚不知道这一地区，但约翰二世很可能知道它的存在。在亚洲，他必须迅速行事，以便使西班牙面对既成事实。

完全如同在卡利卡特一样，当时有人询问达·伽马的随从人员，他们前来印度寻找什么东西时，他们回答说：“基督徒和香料。”出于这一原因以及其他原因，他们的敌人就是穆斯林教徒“摩尔人(More)”。一旦当严厉和颇有能力的阿尔伯克基（Albuquerque)成为总督并开始行动时，当葡萄牙人在印度人的帮助下于1510年夺取果阿，它后来在数个世纪期间都成为葡萄牙帝国的东方首都)时，就曾有人写道：“我在把所有穆斯林教徒们都圈入果阿清真寺之后，便在那里纵火。”次年，阿尔伯克基令其军队向马六甲(Malacca)发动进攻，他宣布说这是为了我主耶稣基督的最大荣耀，我们才必须把摩尔人驱逐出该地，根除穆罕默德教派，使之永远不能玷污大地地面……如果我们从他们手中夺取了马六甲贸易，那么开罗和麦加(La Meque)就会完全毁灭，威尼斯为了不缺香料就将被迫派遣商人前来向我们采购。由潘尼迦引证：《16世纪至今的亚洲与西方的统治》，巴黎1956年版。最后发生的情况果然如此。葡萄牙人在排斥了阿拉伯人并在非洲东海岸建立转运站之后，一日之间就成了控制香料之路的主人。他们立即占据了欧洲市场。仅在1501年，他们就向荷兰出售一船胡椒。1504年1月，共有5艘装载380吨卡利卡特(古里)胡椒和香料的船舶驶进法尔默斯(Falmouth)。在同一年，5艘前往亚历山大港和贝鲁特装载香料的船舶却再也找不到香料了。11年之后，尊敬的共和国(指威尼斯共和国)则必须到葡萄牙寻求资源了。

更有甚者，当葡萄牙人到达中国时，他们便在那里出售香料以换取瓷器和漆器。事实上，在葡萄牙人于1512年夺取马鲁古群岛(Moluques)中的安汶岛(Amboine)后，他们不仅能确保有一个丁香花蕾的生产中心，而且还有了亚洲的主要市场，胡椒、桂皮和生姜不断拥向那里。从阿尔伯克基于1511年征服马六甲起，他就与中国商人建立了联系。1514年，第一艘欧洲船出现在中国海岸边。1517年，安德拉德(Fernāo Andrade)率8艘装满香料的船舶驶进广州。船舱中载有欧洲派往明朝宫廷的第一位大使皮莱资(Tomas Pirès)。中国广州当局友好地接待了他，要求北京允许他晋京入宫。但皮莱资则被迫一等就是三年。葡萄牙人和中国人的关系最早总体上是友好的，葡萄牙人在商务中表现出了谦虚有礼和以诚相待。但这种局面没有持续多久。大家很快便熟悉了，葡萄牙人在印度炸沉了某些船舶，轰炸了某些城市，并且在割掉战败者的鼻子和耳朵之后又放了回去。1519年，当一支新的葡萄牙船队出现在广州港前时，局势立即就恶化了。当时的船长就是安德拉德的亲兄弟西芒(Simao)，但此人却是货真价实的粗野军人。他以极端飞扬跋扈的态度对待中国官吏，在坦博岛(Tambo)建立了一座堡塞，令人拐骗了一批儿童并犯下了海盗罪行。所以，当皮莱资在北京受到款待时，由于在他携带的葡萄牙国王的国书中含有失礼行为，这就足可以使人把他当做间谍对待。皇帝因为这些“十足的番夷”们的背信弃义行为而龙颜大怒，诏令在广州处决23名葡萄牙人。至于不幸的皮莱资，他受刑后被戴上了桎梏，于1524年死于狱中。但葡萄牙人获得了在广东海岸的上川山和浙江港口宁波经商的权力，然而他们在那里却因敲诈勒索的行为而激起众怒。仅仅到了他们明白这种政策不会获得成功时，才开始保护中国船只对付海盗，并夺取了海盗们在广州河（珠江）江口处的澳门山岩半岛上建立的一个要塞，他们于1557年获许在那里落脚。

一、一种崭新的面貌

16世纪欧洲人到达的中国与马可·波罗所了解的中国已经大不相同了。自从汉族的明王朝于1368年夺取政权后，它又与蒙古人统治时期已略有失色的本民族的历史联系起来了。儒教重新受到了尊崇，宗派被铲除了。皇帝由一种行使秘密警察职务的“特务”组织(他们缉察非法分子)而实施了专制和镇压之权力。明朝从第三代皇帝永乐开始，为了粉碎传统的士大夫集团，便依靠了宦官(实际上是无家无业而又受过良好教育的平民)，这样一来就使文士失去了对教育的垄断权。永乐自南京迁都北京。北京紫禁城的建造就应归功于明成祖，该城用一道道同心圆的围墙把官方机构区(皇城)分隔开了，而皇城本身又被仔细地分隔成住宅区。

永乐经过在蒙古的多次征战之后，又发动了海上远航，甚至一度抵达波斯湾和非洲东海岸，但主要是恢复了与南印度、锡兰和巽他(Sonde)群岛的通商关系。这样就重建了中国在东南亚的威望。但在经过于永乐晏驾后骤然刹车的开拓时期之后，明代中国自我收缩，而且以某种方式“自我小市民化了”。古老的文学形式都被摒弃，取而代之的则是发展小说和戏剧。甚至在艺术方面，创作的勇敢精神被追求装饰的风尚所取代，这种时髦肯定会产生一批精彩的作品，但永远不会避免学究派作风。

继永乐之后，明王朝似乎已经疲惫不堪。它直到17世纪崩溃，也再没有出现过叱咤风云的出类拔萃的精英。当葡萄牙人在澳门立足之后，中华帝国正陷于绝境。作为成吉思汗后裔的蒙古人，又开始反攻并劫掠了北方诸省。1550年，他们甚至将其入侵一直推向被他们放火焚烧的北京郊区。时隔不久，又出现了新的灾难。在一名天才的和勇敢的冒险者丰臣秀吉统率下，日本人在其历史上首次奉行一种征服政策，他发兵去进攻已衰败的中华帝国。1592年，丰臣秀吉派遣一支2万人的大军入侵朝鲜，大军进入汉城。但朝鲜人的抵抗使得中国人以优势兵力进行干涉，日本人被击退了。日本于1597年又派遣一支新的远征军在朝鲜登陆，但丰臣秀吉于1598年的亡故结束了这场新的征服尝试。这种警告是很强烈的。中国感到被包围了，从此之后就可以理解它怀着非常不信任的情绪迎接贪婪和胆大妄为的佛朗机人(法兰克人)。

传教士们继少数海员和商人之后到达了果阿。1542年，当前来归化异教徒的方济各·沙勿略(Franois Xavier)在那里登陆时，他无不惊奇地发现了一个由欧洲基督徒和土著人居住的小里斯本：一座漂亮的大教堂、一位教主、一个枢机会和一座方济各会士的大修道院。但所有这些漫不经心地关心传教使命并容忍其同胞们的贪婪、粗暴和不道德行为的神父们，又能起什么作用呢?沙勿略本人是西班牙人，已加入由依纳爵·罗耀拉（Ignace de Loyola)创立的那个耶稣会。1534年，他在蒙玛尔特(Montmartre)与另外五名最早的耶稣会士，共同发愿终生为上帝和修会服务。方济各·沙勿略不遗余力地在果阿活动：布道、讲学、视察医院和监狱。但这尚不足以耗尽其全部热忱，于是便乘船起航前往刚刚发现不久的方济各·沙勿略于广州的上川岛的一顶毡帐中逝世。中国水墨画，很可能是一名中国艺术家的作品(尚蒂伊喷泉图书馆)日本。他首先穿戴得很褴褛，故意让人耻笑他，只取得了很小的成功。他于是变换策略，自称为葡萄牙国王派往琉球岛的强权大名之一的使节，他向该大名奉送一架座钟、一些望远镜、一架斯频耐琴。该大名从未如此大饱眼福，所以被征服了。这件事从此就一劳永逸地定论了。稍晚入华的耶稣会士们都对此记忆犹新。沙勿略在被召回果阿时，于1552年恰恰死在了中国广州附近一个荒凉的岛屿上。10年之后，耶稣会士在广州建立了一座住院，后又办了一所学院，但他们仍附属于其总部设在果阿的省会长。

葡萄牙人由于在非洲开发的金矿和在欧洲兑换的白银而致富，于是便在亚洲积极从事会使他们获得巨额利润的香料交易。但到了16世纪中叶，香料贸易倍增，它就不会长时期地受葡萄牙人的控制，而是先转移到荷兰人手中，后又落到英国人手中。葡萄牙除了从中国向欧洲出口香料之外，还有越来越多的制成品、丝匹、漆器和瓷器。

二、“中国热”风潮

在16世纪时，瓷器在欧洲极为时兴。瓷器被欧洲人描绘为中国及其文雅的一种新形象。马可·波罗曾吹嘘这种瓷器的极其细腻的和无法模拟的奇特质地。他利用直到那时始终专指珍珠质的porcella一词来为中国瓷器命名。因为人们在某一段时间内，曾认为瓷器是以贝壳为原料制造的。在13世纪时，中国的这一发明物就已经非常古老了。这种技术是在7世纪时形成的，阿拉伯航行家们从9世纪起就将其引入到近东，在那里对波斯陶瓷业产生了影响。由葡萄牙人在1502年左右携回的第一批瓷器花瓶在欧洲引起了强烈兴趣。中国人是怎样从土中提取一种闪闪发光和铿锵作响的半透明物质呢?在这一问题上，有一种神奇的巫术般的生产过程，一种在数世纪期间都充斥着神秘性的奇迹。各国君主及其达官显贵们，纷纷用黄金的价格互相争夺这些具有异国情调的艺术品。最早的瓷器搜集家是佛罗伦萨的梅迪奇(Médicis)家族、法国的法兰西斯一世（Franois Ier)和德意志的查理五世(Charles Quint)。

自16世纪以来就在欧洲重新分配由葡萄牙人运回之瓷器的荷兰商人，很快就在亚洲取代了他们。1604年，在阿姆斯特丹以公开拍卖的形式分配了一大船货物，在采购者中有英吉利国王雅克一世(Jacques Ier)和亨利四世。17世纪上半叶，在东印度的唯一一个荷兰公司进口了近300万件中国瓷器，这些瓷器不会不对欧洲陶器业发展带来巨大影响。不仅德尔夫特(Delft)的蓝色和白色陶器是直接模拟中国样品派生而来的，而且讷韦尔(Navers)、鲁昂和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的瓷厂都受其影响。

在17世纪末，荷兰中止了对进口中国瓷器的垄断权，瓷器成了印度各公司的主要贸易商品。在这些公司中，名列前茅者有英国公司，其次是在1720年左右才得以真正发达的法国公司。这样就导致创建了一个专供这种贸易使用的港口。“东方”(L�餺rient)变成了洛里昂(Lorient，法国一城市)。

如果说瓷器在16和17世纪时仅仅是由珠宝商们出售的那些用黄金或镀金铜镶嵌的珍异物，如路易十六用一个配有金把手的中国大瓷杯喝清汤，那么18世纪所有那些拥有如此手段的人，则都希望拥有这些非常适宜饮热汤(其时已传播开了)、中国茶、阿拉伯半岛咖啡和墨西哥巧克力的餐具。当时变得非常流行的是订制全套餐具，欧洲为此而提供了样品。中国的瓷工按照欧洲装饰的要求而仿造。这些装饰物主要是衣橱，但也有一些宗教和神话内容，上面绘有带褶眼睛之圣母和美人。

在16—18世纪的整个期间，欧洲的陶瓷工继续不断地研究，企图揭示中国那迷人瓷器的奥妙。这些瓷器具有极明显和典型的中国特征，导致在英文中就称瓷器为“中国”(China)。在两个世纪期间，他们只能成功地制造一些仿造品：镀锡的不透明玻璃物，然后是软胎瓷器。如果说从18世纪末就几乎到处都制造一些用于同来自中国进口物相竞争的“中国工艺品”，那么它们仅仅是名义上的中国瓷。为了更进一步地仿造，则必须揭示中国瓷的真正化学成分。这种成分仅仅在1709年才由瓷器家博特格测定。他是萨克斯国王的囚犯，曾徒劳无益地试图人工制造黄金。他在制造瓷器的问题上则比较幸运，一种位于迈森附近的含铁土矿层，使他获得了一种可由珐琅覆盖的白色泥团。他们如此长期研究的原料却是蚀变的长石——高岭土。这是根据在景德镇皇家作坊附近开采这种土的山岭名称而命名的。从1710年起，萨克斯地区的迈森生产了第一批欧洲硬胎瓷器，但也严格地保密。这种制造术长期笼罩着一种炼丹术的光晕。那些监视瓷窑炉运转并长期流浪的技工，均自称“秘术家”，其制造秘方被仔细收藏在不被人发现的簿子中。

在法国，仅仅到了1756年，才发现了制造瓷器的秘诀，仅在1769年才在塞夫勒(Sevres)制造出第一批法国瓷器，这是经过长期研究之后，于前一年在圣—伊里埃(Saint Yrieix)发现了高岭土矿脉之后才实现的。但在1712—1722年，一位居住在江西景德镇的法国耶稣会士殷弘绪神父在两封泽被后人的书信中，描述了在这座拥有100万人口和有3000座瓷窑运转的城市中，官窑制造瓷器的全过程。

从1668年起，路易十四令人在凡尔赛建立一座瓷器“特里亚侬宫”(Trianon)，后来被毁。如果说“中国热”风潮最早遇到了一定程度的怀疑，那是由于在脱离了路易十四艺术风格的宏伟壮观特点的摄政时期，使之逐渐赢得了整个装饰阵地。从此之后，法国则更钟情于精巧和色情的曲线、变幻莫测的和异国情调的装饰了。细木护墙板和家具受到了新形式的启发，瓷器和织物一直发展到照搬照抄来自中国瓷器上的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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