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柏林之路（套装共2册） [The Road To Berlin] epub pdf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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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一部关于苏德战争（1941-1945）的伟大巨著
　　多角度展现苏德战争的宏大图景，既有全景又不乏细节
　　大量一手资料，众多战争亲历者采访、回忆，多年细致研究
　　指文图书正版引进，精心制作
　　知名战略、战史学者王鼎杰策划并作序

海报

内容简介

　　苏德战争，是苏联人民的一段传奇，是苏联适应力的一个强有力的证明，也是其付出牺牲和获得成就的一份记录，其中当然也包括共产党付出的努力，凭借这一切，这场艰巨至极的战争终于赢得了胜利。
　　1320天有效军事行动期间（约占整个战争时期的93%），红军在东线歼灭或打垮了506.5个德军师，倒霉的德国仆从国也在这场对苏战争中损失了100多个师。
　　《通往柏林之路》是一部关于苏德战争（1941-1945）的伟大巨著，生动地描述了苏联红军在史诗般的战斗中将德寇逐出苏联国土的故事。书中对直至苏联红军对纳粹德国本土发起突击、然后攻克柏林的一系列极其艰巨的战役——其规模之大是西方世界难以想象的——和行动的描写引人入胜，扣人心弦。

作者简介

　　约翰·埃里克森，一位杰出的军事历史学家。
　　埃里克森曾就读于牛津和剑桥大学，战争期间供职于英国情报部门，在巴尔干半岛工作时接触到了苏联军队，曾与一名苏军坦克车长下过国际象棋。1958年，埃里克森在圣安德鲁斯学院担任讲师，1962年转入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担任高级讲师。
　　1963年，埃里克森作为著名历史学家科尼利厄斯·瑞恩（即“TheLongestDay”的作者）的助理首次踏上苏联国土。1967年他转入爱丁堡大学，1969年成为教授，从1988年到1996年在爱丁堡国防研究中心任职，为北约、英国和联合国担任顾问。埃里克森俄语流利，对俄罗斯有着深刻的了解，更为重要的是，他与苏联高层拥有较好的关系，尤里·加加林曾开车带他兜风（并遭遇车祸），亦有苏联将领索要其签名。凭借这一便利，埃里克森得以接触到数以千计的苏德原始档案，他在历史研究中竭力保持客观公正，拒绝回答任何有关苏军暴行的问题。
　　1975年出版的《通往斯大林格勒之路》和1983年出版的《通往柏林之路》是埃里克森的代表作，他为撰写该书采访了数百位当事人，但其处女作《苏联*高统帅部1918-1941》在史学界的影响更为深远，该书探讨了大清洗对于苏联军队战前准备的影响。埃里克森也是著名军事历史学家大卫·格兰斯的好友之一。2002年2月10日，他在英国爱丁堡死于流感造成的感染，享年72岁。
　　小小冰人，专业军事历史译者。从事军事历史和世界军事装备动向研究十余年，现聚焦于二战历史的研究与翻译。译有《雪白血红：一名德军士兵的东线回忆录》《亡命排：阿富汗战争中的英雄、叛徒、异见者和手足情》《东进：苏德战争（1941-1943）》《焦土：苏德战争（1943-1944）》《空中英豪：美国第八航空队对纳粹德国的空中之战》《致命打击：一个德国士兵的苏德战争回忆录》《普鲁士之战：1944-1945》《诺曼底的六支军队：从D日到巴黎解放（1944年6月6日-8月25日）》等多部畅销书。

内页插图

精彩书评

　　一部不朽之作……日后，任何一部叙述苏德战争的著作都将参考埃里克森的细致研究和杰出叙述。
　　——史蒂芬·T.罗斯，《海军军事学院评论》

　　该书向我们展示了苏德战争的宏大图景，既有全景又不乏细节……也向我们展示了战争中男男女女
　　的英雄主义与巨大成就，他们的忍耐与抗争在西方看来简直难以置信。
　　——米切尔·霍华德，《英国泰晤士报》

　　每个有想法的军人和每个军事史研究者都该读读这本书。
　　——《英国陆军评论

目录

第一章 “不许投降”：斯大林格勒的结局
第二章 决战于南方：1943.2-1943.3
第三章 打破均衡：库尔斯克战役及其后果
第四章 冲向西部边境：1943.10-1944.3
第五章 打断德国国防军的脊梁：1944.4-1944.8
第六章 苏联的解放和征服：1944.8-1944.12
第七章 攻入纳粹德国：1945.1-1945.3
第八章 最后的战斗：1945.4-1945.5
附录（一）资料及出处
附录（二）参考书目

精彩书摘

　　1942年11月19日—23日，短短几天，东线发生了不可能发生，也无法想象的事情。弗雷德里希·冯·保卢斯将军指挥的强大的德国第6集团军，被苏军围困在了斯大林格勒西部一个庞大的包围圈内。
　　（Beketovka）钟形地带”发起突击，迅速打垮掩护德军侧翼的罗马尼亚部队，11月22日在卡拉奇（Kalach）东南方十几英里处的苏维埃茨基（Sovetskii）取得会合。苏军这场反击造成的震动似乎令元首变得迟钝麻木，他对此极为紧张，他的总部没有做出坚定的领导或指示；就算有，也只是混乱和矛盾的命令——B集团军群司令冯·魏克斯大将先是获准独立行事，这道指令随后又被撤销。11月21日中午，在冯·保卢斯看来，这
　　场灾难的严重性已非常明确，苏军坦克在距离第6集团军设于戈卢宾斯卡亚（Golubinskaya）的司令部不远处达成突破，司令部不得不匆匆转移到斯大林格勒西面的古姆拉克（Gumrak）火车站。
　　鉴于事态在11月21日发生了噩梦般的变化，冯·保卢斯从他设在奇尔河（Chir）河口的临时指挥部与B集团军群取得联系，建议将受到严重威胁的第6集团军后撤至顿河与奇尔河之间，冯·魏克斯显然批准了这个建议。可是，元首当晚发来电报，命令不惜一切代价守住斯大林格勒和伏尔加河防线，要求冯·保卢斯及其参谋人员立即返回斯大林格勒，并让第6集团军设立起环形防御圈。“后续指令”随后就将下达。但对冯·保卢斯来说，时间已所剩无几，11月22日，包围圈的形状变得更加清晰。从克列茨卡亚和别克托夫卡出发的苏军坦克推进了150英里，他们身后的7个集团军、60个步兵师已将德国第6集团军团团围住，该集团军的地面交通几乎被彻底切断，辖下各个师被包围在斯大林格勒西部和南部。
　　斯大林格勒包围圈由东向西延伸35英里，由北向南延伸20英里，包围线勾勒出一个扁平颅骨般不祥而又可怕的形状，它的“鼻子”伸向西南方。5个德军军部（第4、第8、第11、第51军和第14装甲军）驻守在光秃秃的草原上，和他们麾下的20个德军师（还有2个罗马尼亚师的部分部队）一起，与德军主力相隔绝，最靠近的友邻部队是霍特将军的第4装甲集团军，但苏军的南路突击已将霍特的部队隔开。冯·保卢斯匆匆赶至古姆拉克的司令部时，各个疲惫不堪的德军师正沿防线挖掘战壕。斯大林格勒废墟遍地的城内，经历了数周没日没夜的艰苦白刃战后，6个德军战斗群不顾疲劳，继续坚守着他们夺取的地窖、房屋和只剩下残垣断壁的工厂。大约24万名士兵（尽管不是德军最高统帅部最初担心的40万人）、100辆坦克、1800门大炮和10000部各种车辆遭到围困，他们焦头烂额，但还保持着良好的秩序。面对困境依然顽强的德军士兵自嘲为“鼠笼中的老鼠”，焦急地等待着获得解救，并满不在乎地回想起，这并非出现在东线的第一个包围圈。
　　11月22日下午2点，冯·保卢斯和他的参谋长施密特少将飞入包围圈，来到古姆拉克的集团军司令部，这个司令部就设在第51军军部旁。遭受包围似乎已迫在眉睫，当晚冯·保卢斯就证实了这一点。尽管第6集团军不得不设法免遭分割，并避免后方受到更大的威胁，但冯·保卢斯和他的五位军长一致同意必须尽快突围，第51军军长冯·赛德利茨-库尔茨巴赫将率领这场行动，向西南方突围。18点（11月22日），冯·保卢斯给B集团军群发去电报，总结了自己目前的状况：包围圈已成事实，第6集团军试图构建防线；但燃料即将耗尽，弹药严重短缺，食物只够支撑六天；第6集团军将努力守住伏尔加河与顿河之间的地带，但这取决于能否堵住罗马尼亚人在南面被撕开的缺口，以及第6集团军能否获得空中补给。如果做不到这些，第6集团军只能被迫放弃斯大林格勒及其北部地区，集中全力向南部防线发起进攻，与第4装甲集团军重新建立联系。向西突围只会招致一场灾难。
　　冯·保卢斯等待着、思考着、盘算着。冯·赛德利茨-库尔茨巴赫则采取了行动，他决定趁时机未晚强行实施突围。按照他的命令，第51军的部队11月23日炸毁或烧毁了突围行动不需要的一切物品，并从叶尔佐夫卡（Yersovka）地区向斯大林格勒北部边缘后撤了5英里。伴随着壮观、剧烈的爆炸，德国军队离开了他们深邃的冬季掩体，结果在开阔地被崔可夫的第62集团军追上，该集团军一直坚守在斯大林格勒城内。经过一番激战，德军第94步兵师被歼灭。第94师为数不多的幸存者最终逃入第16和第24装甲师防区，但一整个师的牺牲也没能打开向西南方突围的路径，而冯·赛德利茨认为那是第6集团军唯一的逃生通道。
　　……

前言/序言

　　不久前，一位苏联同仁评论拙著《通往斯大林格勒之路》时，朝我晃动着警告的手指，对关于“斯大林对德战争”的一切说法表示谴责和蔑视。他说，“伟大卫国战争”从1941年6月22日至1945年5月9日，持续了1418天，不能也不应该被如此个人化。相反，这是苏联人民的一段传奇，是苏联适应力的一个强有力的证明，也是付出牺牲和获得成就的一份记录，其中当然也包括共产党付出的努力，凭借这一切，这场有史以来最为艰巨的战争最终赢得了胜利。数据说明了一切。1320天有效军事行动期间（约占整个战争时期的93%），红军在东线歼灭或打垮了506.5个德军师，倒霉的德国仆从国也在这场对苏战争中损失了100多个师。德国共计1360万人阵亡、负伤、失踪或被俘，苏联军事统计学家们估计，在东线丧生者不下1000万。
　　可怕的杀戮也伴随着战争机器的剧烈冲撞，苏联红军声称，他们在战场上摧毁了敌人48000辆坦克、167000门大炮和77000架飞机，而苏联的军事工业被迫完成了历史上最庞大的迁移，并为前线提供了78000辆坦克、16000辆自行火炮、108028架作战飞机、1200万支步枪和卡宾枪、600万支冲锋枪、近98000门大炮和110000辆卡车。无论以何种标准判断，这些数据都足以说明苏联在击败“法西斯集团”的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最终获得对敌优势靠的并不仅仅是这些数字，真正的优势依靠的是苏联的经济表现、苏联的政治体制以及社会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作为“领导者、组织者和鼓舞者”，苏联共产党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就是苏联的观点。
　　谁都不能否认苏联付出的巨大努力，谁也无法掩盖强加给这个国家的严重创伤，这种创伤令兽行、破坏、困苦和无数个人不幸相形见绌。不过，在这场最为血腥的冲突中，这些看似冷酷的数据，就算提及斯大林的名字，使用得也相当谨慎。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一种个人化形式的压制，“斯大林的战争”在很大程度上被操纵、被利用，以迎合其他虚荣者或吹捧另一些自负者，从而产生了“赫鲁晓夫的战争”，随后又是“勃列日涅夫的战争”，此后，各种回忆录的出版如火如荼，对历史叙述的可疑调整轰轰烈烈。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去世后，我们也许会等来更多的版本，尽管“安德罗波夫的战争”似乎不大可能出现。
　　虽然历史遭到篡改，但在对伟大卫国战争，乃至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评价中，斯大林作为一位军事统帅的重要性无法轻易抹杀。无论是党自我夸耀为全民团结的中心（斯大林本人几乎在一开始就承认，俄国人民不是“为我们”而战，而是为了俄罗斯祖国），还是军方将功劳据为己有，在各种回顾荣誉的盛会中，他的贡献都被迫像鬼魂般游荡，然后，其荣誉和一切个人作用遭到篡夺。对作为军事统帅的斯大林的一切评价，要么是为之赞颂，要么是为之辩解，这一点似乎不可避免，但艾夫里尔·哈里曼最近出版的著作《斯大林主义》成功突破了这个瓶颈；书中只有历史事实，既回避了戏剧性事件，也没有依赖于伪心理学解释。
　　我不认为正式承认斯大林作为军事统帅的重要作用会降低集体成果或否定个人牺牲。相反，斯大林独特的指挥风格（很大程度上是在他自己的要求下形成的）往往在许多方面扩展了苏联在前线和后方的表现。尤为重要的是，整个战争机器的“指挥与控制”以及战略问题的决策，经常因为斯大林令人心寒的冷淡、特有的粗暴干预而被削弱或扭曲，这源于伦纳德·夏皮罗教授所说的“过度的疑心”，无论是对人、计划还是建议。但当斯大林发出“我需要更多，这是我最后的警告”这种可怕的威胁后，战场上或生产车间里就会展开行动，哪怕这种行动几乎没有获得成功的希望。“更多”通常会得到实现。
　　人的特性和体制的表现（二者都在最大应力下运行）这个问题，是我试图在本书中研究的对象。当然，必须优先考虑对作战行动的描述，但我认为这种优先并未彻底掩盖战时事件的其他特点，这些特点也许可以被称为“社会维度”（目前已引起苏联历史学家们更多的关注——人们可以推测，这与“战后复苏”有关，这种语言被现代战略研究所使用）。这其中肯定存在着大量悖论，最复杂的一个问题是，战场上和工厂里集权控制（实际上是超级集权）与即兴发挥之间的关系。作战指挥系统在许多方面是即兴的，经历了一个绝望磨炼和严重错误的阶段后，今天的苏联军事规划者不会忘记这个教训，他们对战略方向集中与战场管理分散相结合的问题保持着关注。另外，苏联的作战风格，无论是好还是坏，都无法排除于这些极为紧迫的探索和讨论之外，这种独特的风格也以其自身方式开启了人（或人们）与体制之间的关系。
　　过去与现在的这种联系，再加上各个时代特定版本的多样性，促使我实际上编撰了两部著作，前半部叙述的是军事政治，后半部（被纳入“资料及出处”）则是对资料进行评述。在后半部的评论汇编中，我试图跨越过去和现在，使用了苏联出版物、非苏联出版物、缴获的德国军事文件（并由已出版的战时日记加以补充）以及相应的东欧文献。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对于苏联方面的资料来源，令我焦虑的不仅仅是鉴定某一页内容，而是完整的背景描述，也就是说，是一整章，是一篇文章的结构，或是对一个主题或话题的广泛探讨。但在另一方面，尽管对我来说并不太重要，但我想告诉那些因为语言或资料来源问题而对苏联出版物不太熟悉的读者，本书的许多章节会令你们感到困惑。不过，苏联的出版物多得令人望而生畏，描述“伟大卫国战争”的书籍超过15000本，还不包括那些综合性著作。我所能做的只是采用那些明确、公认的正式参考书目。
　　冒着解释过于烦琐的风险，我应该提一提与度量衡、时间以及正确的人名有关的一些问题。英里和公里、码和米的混用显得混乱而又不便，但这一点似乎无法避免；这并非出于我的随意或疏忽，完全是因为我不愿破坏原始文件。翻译时，我保留了原始文件使用的公制度量，反之亦然。在任何情况下，统一采用任何一种度量方式都意味着将对盟军内部交流记录做出更改，在这些记录中，各方都喜欢使用自己的度量单位，因此，我保留了他们各自的说法（或记录）。至于时间，苏联军事文件、报告和叙述采用的是24小时制（例如0630这种），这一点我也予以保留，在其他方面则恢复为常规、会话模式。人名也有困难之处，这使我违反了自己使用原始文件的迂腐规则，给语言纯正癖者增添了更多的烦恼。例如，翻译苏联文件时，我的规则是将SubaSic或Benes写为“Shubashich”和“Benesh”，Winston Churchill写为“Uinston-Cherchill”（配以软音符）；的确，音标符点的规则并未总是被遵守，因此，我将人名的完整拼写列入人名索引中（译注：此章没有翻译），以此为妥协。与所有妥协一样，这是个不完美的解决方案。
　　本书的初稿和必然的修改导致写作时间大幅度延长，也使我受惠于个人和相关机构的程度相应增加。显而易见的是，我从过去出版的一系列描绘东线战事的著作中得到了指导意见和洞察力，首先是厄尔·F. 齐姆科教授的出色著作，尤其是他那本《从斯大林格勒到柏林：德国在东线的败亡》，还有阿尔伯特·西顿上校在《苏德战争1941-1945》中的综合分析以及他对斯大林作为一名军事统帅的研究，还有约翰·A. 阿姆斯特朗教授主编的《二战中的苏联游击队》（由威斯康星大学出版社出版），另外还有A. 达林教授《德国在俄国的统治》这一宝贵著作的修订版。从达林教授那里我第一次学到了该如何找到并利用缴获的德国纪录，这种补习得到了对待德国资料时必要的严谨态度的补充，这一点也体现在戴维·欧文的《希特勒的战争》一书中。不能不提的是，我还从卢埃林·伍德沃德爵士出色的五卷本《英国外交政策史》中获得了关于战时外交方面的有益指导，该书由H. M. 文书局出版。涉及最令人痛心的波兰问题时，多亏了爱德华·J. 罗泽克教授及其著作《盟国战时外交：波兰模式》的帮助，以及他对关键性文件的个人阐述。
　　能与已故的亚历山大·沃思和已故的科尼利厄斯·瑞恩一同工作，我觉得自己无比幸运，这不仅让我接触到了优秀的作家，还让我接触到了他们的大量资料。帮助亚历山大·沃思编辑他的著作《战争中的俄国》是一次独特的经历，这位极具天赋的观察者所见到的战时俄国对我大有裨益，一位无私、慷慨的女性提供了进一步的补充，她将一套完整收集的苏联战时新闻提供给我使用。至于对出版物和正式文件的进一步阐述，我只能记录下苏军高级指挥员、苏联军事历史学家和苏军士兵们提供的广泛而又充足的帮助，他们毫不吝惜地腾出时间，耐心评价那些差异巨大的回忆录或对书面记录做出评估。我认为，没有谁会拒绝对苏联科学院院士A. M. 萨姆索诺夫做出的重大贡献表示敬意，作为一名作者和编辑，没有哪位历史学家（苏联或非苏联）会忽视他的著作。
　　慷慨的帮助也来自其他许多方面。例如，戴维·费舍尔和安东尼·里德提供了他们探寻的“露西”的本质以及他们的研究成果。印第安纳大学的迈克尔·帕里什是正在对苏联军事书籍进行一项庞大编目工作的作者，通过交流，我了解到了许多重要出版物，获得这些资料多亏了基拉·A. 卡亚法夫人，对她的建议和专业知识，我深表感谢。获得书籍资料不过是撰写一本书的一个方面，撰写本书的过程中，我还得到了苏珊·洛登、罗伯特·鲍多克博士以及韦登费尔德＆尼克尔森出版社的本杰明·巴肯的大力帮助。但最艰苦的工作落在爱丁堡大学防务研究中心的K. U. 布朗小姐身上，她以娴熟的技巧处理了每一阶段的手稿，从而使她的文秘专业知识和管理能力成为完成本书不可或缺的因素。
　　过去几年里，我在很大程度上穿越了两条道路，一条通向斯大林格勒，另一条通往柏林。这既是一场学术的也是一场个人的跋涉，我的妻子柳比卡首先为我指明了这一方向，并在这场旅程中与我一同经历了许多艰难困苦。最后需要指出的是，路线选择的错误、对路标的误读，甚至是不经意间对上级或下级（他们绘制或踏过了那些可怕的道路）的行动和目的产生的误判，一切责任全在于我。
　　约翰·埃里克森
　　爱丁堡大学
　　198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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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不错，马上就要阅读，买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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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为是像东进焦土那样大历史与小故事的结合，结果根本不是，完全是纯地图上的论述，好枯燥，不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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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文的选材和文章质量不错，还有现在不多见的地图册，值得购买，京东发货也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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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货快 服务好 活动折扣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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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层次指的是对过去实际发生的事情的述说，第二层次则是指对这种述说背后起支配作用的观念进行反思和解释，后者有时也称或。我们可以分别称之为一阶科学史和二阶科学史。一阶的科学史和二阶的科学史是密切关联的。我们称之为“历范围、不同内容和不同到牛顿这段历史时期。这段时期，科学思想发生戏剧性的变革，为迎接新思想的到来所需要的细节上的改变，一环紧扣一环，每一环节都由一个伟大的人物来完成，整个科学的进展仿佛是早已安排好了的一幕戏剧的开演。这样的历史当然使思想史或观念史大有用武之地，可是这种情况在科学史上并不总是出现。到了18世纪，科学发展的线索就不那么分明了，科学史不再是在少数几个成熟学科中观念的变革史，而是许多新学科的诞生史。美国科学史和科学哲学家托马光学与静力学这五大学科属于古科学在科学革命时期的转变，更多地归因于人们以新的眼光去看旧现象，而较少得力于一系大地依赖实验，库恩称之为培根科学，因为培根曾在他的发展设计过兰图。库恩指出，数学传统的古典科学和实验传统的培根科学直到19世纪仍然是分离的、独立发展的，不能用一种发展模式来套全部的科学史。库恩的观点对我们认识思想史编史方法的局限性是有帮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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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质量很好，速度挺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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