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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老爷子朱旭》是朱旭的妻子宋凤仪女士生前所作，记录了朱旭的人生之路，艺术之路，也是作为妻子送给丈夫的一份凝聚着她晚年精力的礼物。宋凤仪是北京人艺的著名演员，也是著名的编剧，她和朱旭在一起五十多年风风雨雨，一起经历许多坎坷，也一起享受了成功的辉煌，他们有一个幸福却并不完美的家庭，但是一家人在一起用爱化解了许多艰难，朱旭和宋凤仪也一起迎来平静的晚年。
　　在宋凤仪的笔下，朱旭从一开始那个先天条件并不太好的傻大个儿，凭着自己的天分与努力，逐渐变成了一个优秀的演员。生活中的朱旭爱好众多，他可以给孩子们亲手做鸟笼子，也可以闷在屋里一个人给小鱼接生，他亲手做的风筝曾经参加北京风筝协会的展览，他爱下围棋，会拉胡琴，京剧唱得非常好，喜欢拉着于是之去钓鱼，经常跟英若诚在一起喝酒。可是朱旭在家里，经常什么东西都找不到，醋瓶子倒了也不扶一下。他就是这样一个可爱又可气的老头儿。
　　宋凤仪也以专业的态度，详细记录了朱旭的经典之作是如何诞生的，这些经典角色的背后又有着哪些感人的故事，在这本书里，可以看见朱旭的艺术之路是如何展开直至到达高峰。宋凤仪老师于2015年离开了人世，她留下来这部真实、生动的记录，一个妻子对自己丈夫的情深厚谊都在书里。

作者简介

　　宋凤仪（1928年1月18日—2015年2月12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著名演员、编剧。曾出演《北京人》《骆驼祥子》等多部话剧作品。著有著作《夕阳红中话朱旭》《沧桑岁月稠》。
　　1958年创作独幕话剧《误点》，被北京市文联评为优秀独幕剧剧本，后入选《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优秀独幕剧选集》。1981年创作多幕话剧《张灯结彩》，由河北话剧院演出，参加全国话剧汇演，获得全国话剧优秀剧本奖。后由珠江电影制片厂拍摄，中国电影公司发行。2012年，将著名作家李明宇长篇小说《坚守》改编成话剧《清纯依旧》，由四川大学表演系毕业演出。2014年，与李卫合作，创作剧本《理发馆》被列入“北京市文化精品工程”，2014年8月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出。

目录

序 001
一步一个脚印
“三次失言” 010
童年往事 017
自称“戏篓子” 025
终于当上了演员 030
克服了“口吃” 036
练习芭蕾舞 044
一切从生活中来 051
学习姐妹艺术 059
“只有小演员，没有小角色” 063
良师与益友
与焦菊隐 068
与舒绣文 075
与于是之 079
与童超 093
与英若诚 104
与牛星丽 116
与梅阡 124
与周寰 133
我们这个家
恋爱与结婚 144
爱玩的朱旭 155
共渡难关 171
漫长的岁月 176
下放劳动 193
缅怀 200
突如其来的灾难 204
喜做伯乐 207
少见的采访 212
特别的生日 217
爷爷和孙女 220
细中也有粗 227
金婚纪念日 233
艺术之路
舞台剧《哗变》的演出 240
舞台剧《芭巴拉少校》的演出 247
舞台剧《红白喜事》的演出 253
附录一：形象的矛盾和演员的创造| 朱旭 259
附录二：排练《红白喜事》中的几点体会| 朱旭 253
舞台剧《屠夫》的演出 259
电影《小巷名流》 266
电影《心香》 271
电影《阙里人家》 277
电影《变脸》 282
电视剧《酒友》 287
电视连续剧《末代皇帝》 293
电视连续剧《大地之子》 304

精彩书摘

　　恋爱与结婚
　　1948年的冬天，北京的人民带着紧张心情翘首以待数月，终于获得最大的喜讯。有着古老文化的北京城避免了遭受战火的涂炭，老百姓举双手赞成，发自内心地欢迎解放军不开一枪不放一炮地进驻北京城。我和朱旭都幸运地赶上新时代的诞生。在过去封建观念统治下，书香门第的家庭决不允许女孩子出头露面去演戏，
　　这是下九流的行业。中国解放了，戏剧艺术不再受歧视，更新观念的同时，文艺工作者的社会地位提高了，女人也不再受旧观念的约束，和男人一样有平等社会地位，有工作的权利。我就按照自己的意愿，不顾家人的反对，参加了人民文工团。为了充实自己，1949年根据我的请求，调进华北大学第三部，在戏剧系进行政治及戏剧理论等方面的学习。这时朱旭也已经进入华北大学戏剧系。我们同校同系并不同班，每星期总有一次大课，全系的学生都到礼堂听课。虽然有许多机会可以在大课堂认识，可我们并没有相识。
　　我从初中时代就开始演戏，为了不让家里人知道我演戏，就把名字雪如改成凤仪。每到冬天我都参加由同学自发办的为穷苦人募捐寒衣的义务演出。到新年的前夕，再次为他们义演一次，卖票的钱全部捐给穷人。首次排的是独幕话剧，由日本剧本翻译过来的，名字叫《父归》，我演女儿，由北京剧社社长刘景毅导演。这之后，我就参加了学生业余剧团北京剧社，从此对话剧发生了兴趣。
　　“八一五”胜利后，我随刘景毅参加演剧第二队，正式成了职业演员。1948年在演剧二队演出话剧《夜店》，根据高尔基原著《底层》改编而成，由焦菊隐导演。我演其中的林黛玉一角。这出戏的演出很轰动，也是我个人获得的创作上的成功。积累了几年的演戏经验，源于此。当政治理论学习结束后进入实践阶段的时候，校方免去了我的戏剧实践，提前毕业，并调到华北大学第二文工团成为正式演员。半年过后，朱旭也调到华北大学第二文工团，这样我们才彼此认识，可是并不熟识，接触的机会不多。因为朱旭刚来的时候分配在灯光组管理灯光，我在演员队，分工不同，部门不一样，很难得见着面，见面也不认识。
　　华北大学第二文工团改编成中央戏剧学院话剧团的时候，精简一大部分人员。人少了，在会议上，在食堂里常容易见着面，也只是说些不咸不淡的话：
　　“忙吗？”
　　“还好。”
　　“今儿天气挺好，没出去玩？”
　　“没有，在排戏。”
　　1950年抗美援朝，中央戏剧学院组织巡回演出队，我们话剧团参加了三个小戏的演出。我在《母亲的心》里扮演儿媳妇桂花，朱旭在《吃惊病》里扮演美国兵。这期间我们在化妆室里每天都能见面。由于他在《吃惊病》里演得很出色，引起全团人对他的注意，我也是此期间加深对他的印象。以后我们又同在一个演员
　　队，接触的机会逐渐多起来。
　　我们从无量大人胡同搬到史家胡同的大宅院。这里的房子和院子更多了，前后共有三层大院，是一座中国庭院式的建筑。有长廊，假山石，苹果树，正房带宽大的走廊，冬暖夏凉，真是有点景色呢！到了秋收季节，大家用竹竿去打核桃，摘苹果，采海棠，好不惬意。有一年核桃丰收，打了多半大竹筐的核桃呢！按人头分果实，数量不多，每人都能收到点。那时我们还是少男少女，三五知己聚在一起吃着收获的果实好不快活。休假时，冬天结伴去滑冰，夏天结伴去游泳。年纪大点的就留在花园式的大院打克朗棋，玩扑克牌。玩的时候大家可以尽情玩，工作的时候必须全身心地投入，决不允许懈怠。每到节日总有晚会，朱旭是俱乐部的主任，通常他都是这些活动的组织者和带头人。
　　朱旭也是球类爱好者，在我们史家胡同大院里有一块空地，他提出了一个设计方案，想把这块空地建成篮球场，这份建议书得到众青年和院领导的支持。他招兵买马动员起全剧院的小伙子，一时间平地的平地，运土的运土，热火朝天，连曹禺院长都被感动得参加到劳动的行列里。几天的工夫，一个像样的篮球场豁然
　　出现在眼前。朱旭很爱护这个篮球场，以他为首的健儿们经常出现在篮球场上打比赛，个个精神抖擞，其乐无穷。偶尔我也到篮球场上去看他们的比赛。因为那时候我父亲正瘫痪在床上，养家糊口的担子就落在我的身上，在心理上承受着压力，比较少地出现在这种热闹场合里，也许这倒引起他的关注。不知道从什么时
　　候开始，他经常到排练厅看我排戏，他总是很认真地经过思考再诚恳地提出建议。他的艺术见解很有独到之处，我经常从他的意见里得到启发，在艺术创造上我们逐渐地产生了共同的语言。随之，互相之间都有着好感。有优秀的影片上演时，相约同去观看。闲暇的时候，我们同去北海游园，在同伴中有敏感者提醒我：
　　“当心！他看上你了。”
　　“别瞎说了。”
　　我坚决否认，因为他从来没有用语言表示过什么，我们只是朋友而已。果然，在这一年的秋天，晚饭过后，他约我到他心爱的篮球场上去散步。那天晚上月亮特别的亮，我们边散步边闲谈，突然他站住脚注视我半天，抽冷子说了句：“我喜欢你！”
　　没想到他就直截了当提出来了，我一时精神准备不够，又觉婚姻大事应取慎重态度，而且我还需要征求父母亲的意见，不宜马上回答，就先婉言谢绝了。他有点懊丧并没有气馁，他仍旧鼓起勇气说：“你考虑考虑，不必立刻回答。”
　　“好！”
　　“我等着！”
　　“行！”
　　经过这么明确表态后，反倒觉得很不自然。我们俩人都不知道再说点什么，默默地走了一阵子。秋夜的风有点凉，互道了一声：“明天见！”各自回到自己的宿舍楼里。
　　第二天见面仍感尴尬，经过再三的思考，我认为我们并不合适。原因是我比他大两岁，艺龄也比他多几年。我比他成熟，他还是个单纯的小伙子，我们不宜做夫妻。更主要的原因还是来自中国旧传统的观念和女人的虚荣心。谁都想嫁给一个显赫的人物，我也不例外，在婚姻上也幻想着白马王子。50年代时候，我比他高一个级别，按照传统的观念，女人要嫁给比自己的学历、级别都高的人，甚至于家庭的社会地位、财富等都要高于女方，要讲“门当户对”，否则就要受到亲朋好友的非议，父母的谴责。这是我当时不能接受他的最大障碍。处在情感和旧观念的矛盾中，我内心深处撞击得很激烈，久久不能决定。可是我们还经常在一起。朱旭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他呢，什么都不再提了，我们仍旧是保持一定距离的好朋友。我看得出来，他心里也很不平静，是惆怅，是苦闷。他本来是很爱玩的人，这以后一反常态，当假日大家出游的时候，他总一个人留在宿舍里，不是打扫卫生，就是蒙头睡大觉，再不然就没完没了地洗衣服。这不像他平时的表现，很明显他的苦恼是我给造成的，我心里很觉不安。刚巧我排练曹禺所著《北京人》里的素芳，在创造角色的过程中遇到一些困难，他知道我在工作上碰到了苦恼。于是他抽出时间专门到排练厅看我排戏，从中找出问题，企图帮我解决，帮我排忧解难。他并没有因为我的拒绝有所忌恨，仍旧保持着友善的关心。从他的身上我找到了人与人之间最难得的东西——真挚。想起陶行知先生曾说过：“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
　　可见有什么比真挚更珍贵的呢？！这不是谁都能有的，也可以说这是做人的根本。我开始思考我们之间的关系，真挚的情感不光是他做人的根本，也是他作为一个好演员的素质。他的聪明，他在学习上的刻苦，在艺术上的表现能力，都是对于他在今后前途上有所发展的条件。凭我对他的了解，我相信，今天他虽然还是一个普通的演员，明天他就会成为舞台上一颗光彩夺目的明星。突然我对他产生了希望的寄托，把我对他的认识坦率地向父母亲说清楚，请他们不要只看现在，要看到将来的发展。终于，父母亲被我说服了，我取得了他们的同意。
　　一个星期日的下午，我约他到北海公园去散步，在这次游园中我明确地告诉他我的决定，他高兴地不想回来，只想在公园里走哇……走哇……这一天很晚了我们才回到宿舍。
　　我们于1957年12月12日，正式举行了结婚典礼。和我们同一天结婚的还有剧院的剧作者兰荫海与张虹，著名表演艺术家董行佶与陈国荣，我们三对集体结婚。剧院的领导把我们三对的婚礼当作一件大事来做。这一天，各戏组都停止排戏，行政部门和演员队的朋友们都来帮助布置新房。礼堂设在史家胡同新落成的小剧场内，全剧院的干部、家属都来参加婚礼。门外敲锣打鼓，门内大放音乐。由工会主席杨宝琮主持婚礼，副院长赵启扬主婚，剧院决定，大家自愿送份子，可以送五毛钱。这笔钱集中起来交给食堂做婚宴的酒席钱，差多少再由剧院给补上。全剧院好好地热闹了一天。那正是首次排演《茶馆》的时候，第一版里有一个人物叫“小心眼”的，是国民党时期的吉普女郎，这个角色由我担任。首次演出后发现这个人物跟小丁宝重复了，到第二次演出的时候“小心眼”就被删掉了兰荫海当时是核心组的成员，董行佶演马五爷，我们三个人都是本戏组的。焦菊隐先生为了祝贺我们三个人的婚礼，特别开恩，第二天全戏组仍放假一天。难得有这么一天休息，于是之和他的夫人李曼宜也为了庆祝我们结婚，第二天一大早，其实是十冬腊月的天时，也不知道是谁建议的，他们特陪我和朱旭跑到动物园去玩了半天。
　　一年以后，当朱旭知道他要当爸爸的时候，他高兴地找了好几位已经做了母亲的人，询问人家怎样注意胎教，应该怎样照顾孕妇。他买了许多这方面的书籍，闲时就翻阅一下。当我不能演出时，只能在家休息待产，正值春天到了，万物复苏，气象宜人，窗户的玻璃上贴了许多飘来的柳絮。我也是闲着无事可做，打扫着室内的卫生，一时高兴，爬上窗台推开窗户擦玻璃。朱旭正在排戏，乘中间休息，跑回来看看，看我正坐在四层楼的窗台上兴高采烈地擦玻璃，可把他吓坏了。他急跑到窗台前让我扶着他的肩头下来，因擦到半截，我执意要擦完，他又要急着去排戏无法帮我，怎么办呢？他急中生智找来一条捆行李的绳子系在我的脚腕上，把另一头系在桌子腿上，仍旧不放心地千嘱咐万嘱咐一番，带着100个不放心的样子去排戏了。这是结婚后我才发现他还是个细心的男人！
　　朱旭在关键时刻考虑事情很周到。记得正演《蔡文姬》的时候，我久病的父亲正处在弥留之际，忽而清醒，忽而昏迷，嚅嚅的轻声细语中可以辨认出，他想最后见我一面。晚上，我有演出不能请假回去，为了不影响演出，保证不让我带着难过的情绪上台，朱旭一晚上也没有告诉我这个不幸的消息。他替我向老人做了最后的告别。回来后，他一直在后台陪着我，演出结束，他仍旧没有告诉我，只是催我快卸妆早点回家休息。为了让我睡个好觉，到了第二天清晨，他才如实地通知我。虽然我深感遗憾，但是这不能怪他，那时的演出纪律很严格，要求：“以演出为主，一切为了演出，一切服从演出。”
　　生离死别虽是大事，也是个人的事情。“个人的私事再大也是小事，私事必须服从工作的需要，只要有演出对于任何个人的私事都不迁就，这是一条铁的纪律。”朱旭就是根据这条原则，替我细心地处理了个人和工作关系。
　　1958年是龙腾虎跃大跃进的一年，日夜大炼钢铁，工作的繁忙超过往年。朱旭毫无怨言，一切工作都是奋力而行。也正是在这一年，我生下第一个儿子，取名小龙。当我要临产时，朱旭要到农村去演出《刘介梅》。刘介梅这个角色没有B制，只有他一个人演，所以不能请假，也无法倒换，只能委托年轻的小伙子李源照顾我。李源刚从工厂调到我们剧院来，那时候他还没有结婚，是个单身汉。我们都住在首都剧场的四楼，也很邻近。朱旭临走前把我托付给他，请他在我临产的时候照顾一下。10月份已经刮起了秋风，也有了丝丝的凉意。一个凌空皓月深夜的12点钟，我打点好日用物品，敲开了李源的房门。他还在睡眼蒙眬中听说我要生产了，把他吓清醒了，急忙用自行车把我送到医院。拂晓的时候我听见孩子的哭声，随着我被送回病房，婴儿送进婴儿室。第二天上午医院打电话通知李源说：“恭喜你！你爱人给你生了一个大小子，今天下午可以来探视。”
　　还没等李源解释我跟他的关系，电话挂上了。李源急忙通知朱旭我们母子平安，希望他能第二天回来一趟。直到第四天的中午，朱旭趁白天没有演出的空当，匆匆忙忙跑回来看望他的长子。他手里提着一包蛋糕，站在病房门口迅速用眼睛扫视着每一个床位，我一眼就看见他喊了一声：“朱旭！”
　　他激动地赶快走过来，一屁股就坐在床头的椅子上，看了我一下不知说什么好，突然伸手摸摸我的头说：“不发烧？”
　　“是，生孩子不发烧。我挺好。”
　　他放下心来，欣慰地笑了，很抱歉地说：
　　“我来不及给你买什么，在村里的合作社给你买了一斤蛋糕。”
　　他急速打开包：“吃一块吧！尝尝。”
　　“不饿呢！待会儿再吃。”
　　“想着，饿了就吃啊！孩子呢？什么时候能让看？”
　　“要吃奶了，就会抱来了。”
　　他抬起手腕看看表，心里有点急地站起来说：“我能到婴儿
　　房去看吗？”
　　“可以，就是隔着玻璃窗看，不让进去。”
　　“哦，我一会儿就得走！”
　　我张大眼睛问他：“干什么这么急？”
　　“没办法，晚上还有演出，坐汽车还得两个多小时才能到，
　　从汽车站走到村里也得50分钟，还得化妆呢，时间挺紧。”
　　“噢！你给孩子起个名字。”
　　“好。嗯，唉！是男孩还是女孩？”
　　“瞧你！是男孩。”
　　他欣慰地笑了。
　　我说：“要是女孩你就不这么高兴了吧？”
　　“谁说的？女人是半边天，我敢不高兴？！”
　　他又欣慰地笑了。护士抱着孩子进来喂奶，刚到床前，他就急着接过去。第一次做爸爸的喜悦时时浮现在他的脸上。他用双臂抱起刚生的婴儿，小小的软软的身体在他长长的手臂里感觉不舒服，嘎啦……嘎啦……地哭起来，他手足无措的不知该怎么办。只好交给我赶快喂奶吃。他目不转睛地看着渐渐入睡了的婴儿，很认真地思考着给儿子起个什么名字，还没等想好就离开了我们，匆匆赶回大兴去演出。刚出医院两天，我就患上乳腺炎，半夜急诊住进协和医院，只好把孩子交给做过母亲的人轮流看管着。第二天早晨做的开刀手术引流，没想到是由外地来的实习年轻小大夫做的，开错了奶管，把好的奶管切开了，奶就不停地往外涌出，使得刀口无法愈合。发炎的奶管没动，病灶依然存在。又做了第二次手术，本来这不是大手术，这么一来，一时半会儿的我也回不了家，孩子没有人照看。朱旭不得不在上午赶回来找保姆，下午再匆忙回去，晚上演出。他没有时间到医院里去看我，使他心悬两地十分劳累。
　　满月的这一天，我痊愈出院，朱旭也结束了下乡演出，胜利归来。大家络绎不绝地到家里来看我们，我们俩手忙脚乱地操作饭菜邀大家一块庆贺。突然噩耗传来，朱旭的母亲煤气中毒，预备好的庆贺午餐也没来得及吃。我们急忙赶到医院，因抢救无效，当天下午辞世。老人在世的时候对朱旭百般疼爱，我们整天忙碌在工作中，几乎年年的三十晚上都在舞台上彩排，没有时间陪伴老人家吃年夜饭。初一是大年，照例要演出，有时还要加演日场，很少能和家人团聚在一起过年。老人在世的时候我们疏于照料，反而还要劳累老人家照顾我们。想起这些他总是很内疚。一直过了很长时间，他对母亲的思念和歉意才渐渐地淡化下去。
　　……

前言/序言

　　序
　　今年是我和朱旭的金婚，作为妻子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纪念我们结婚50年（1957年—2007年），送给他凝聚着我晚年精力的一份礼物。
　　提起笔来，想说的太多了，又不知从何说起，我仰头望着静静的夜空，漫天的繁星，有的星星黯淡无光，有的星星熠熠闪烁，这景象使我产生了许多联想……我想到它们像地球上的人群一样，有人奋斗一生都没有获得成功，有人却一生光彩夺目，都是一样的星星，一样的人，为什么呢？它让我思索着，这是多种因素形成的，有主观的因素，有客观的条件，禁不住又让我联想到朱旭能跨进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大门，这是客观条件，是他的运气，为什么这么说呢？从朱旭的外在形象讲，他不是靓仔帅哥，更不是风流倜傥的小生，只不过是个一米八一的傻大个儿，黝黑的皮肤，说话还带着结巴嗑儿的东北哥们儿。可是从他的眼睛里却时而闪烁出一种智慧和内秀，这种含蓄的内在素质成了他做演员的优越条件，但是结巴嗑儿又是他做话剧演员的最大忌讳。这是一个矛盾，面对一个这样条件的人，如果不是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他会不会做演员呢？如果不是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他能不能有今天的成就呢？当年很难说，现在肯定地讲，朱旭是经过北京人艺的系列锤炼，才成才的。这是事实，恐怕这就是主客观互动作用的结果。那么，就先从朱旭这些年取得的成绩说起吧！
　　1984年舞台戏《红白喜事》获文化部颁发的表演一等奖。1988年舞台剧《哗变》是他一举成名之作，在美国电台及《纽约时报》都进行了报道，并且得到了好评。1991年《芭巴拉少校》演出后，英国向24个国家报道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首次上演萧伯纳的剧作，演出是十分成功的。中国话剧艺术研究会于第二届、第五届两次颁发给他“中国话剧金狮奖”。
　　1990年朱旭离休后，他的艺术生活转移到影视圈内，此时比他在舞台上演出更加繁忙。观众的影响面扩大到国际影坛，《阙里人家》《变脸》《红衣少女》《小巷名流》《刮痧》《洗澡》《心香》等影片上映。除在我国的台湾、香港、澳等地放映外，在日本、美国、新加坡等众多国家放映，均获好评。
　　《阙里人家》于1992年获第一届文华奖（原“政府奖”）最佳男主角奖。
　　1990年为纪念世界电影100周年、中国电影90周年在上海举行隆重的纪念会，来自台湾、香港及世界各地的著名导演、演员、摄影家、评论家等齐聚一堂。朱旭被邀请参加，他和许多国内外的老朋友久别重逢，促膝长谈，进行着艺术上的交流。他被内外行一致推荐荣获本次颁发的“中华影星成就奖”，这是对他在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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