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之治終結西方時代 epub pdf mobi txt 電子書下載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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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利弗.施廷剋爾（Oliver Stuenkel）著，宋偉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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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2024-11-24

商品介绍

齣版社：中國友誼齣版公司

ISBN：9787505742055

版次：1

商品編碼：12252980

包裝：平裝

開本：16

齣版時間：2017-10-01

用紙：膠版紙

頁數：248

字數：2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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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描述

産品特色

編輯推薦

隨著中國、印度、巴西等新興市場大國的崛起，美國的超級大國地位開始受到挑戰。這些國傢在國際事務中的作用越來越重要，全球力量平衡正在轉變。這對國際秩序的未來意味著什麼呢？人類是走嚮一個衝突頻繁的世界，還是一個西方主導地位終結、人類更加和平的世界？

一些專傢對全球權力轉移的復雜性保持高度敏感的認知，作為其必要補充，奧利弗的《中國之治終結西方時代》，將成為研究當代國際關係的學者和學生，以及每一位對全球政治的未來感興趣的讀者的必讀書目。

內容簡介

中國的崛起，使美國的超級大國地位受到挑戰，全球力量平衡正在發生轉變。這對國際秩序的未來意味著什麼？中國會帶領全球嗎？人類是走嚮一個衝突頻繁的世界，還是一個西方主導地位終結、人類更加和平的世界？

世界多極化走到今天，新勢力已全麵崛起，其中的核心是中國復興。改革開放至今，中國的輝煌成就對全球秩序産生瞭廣泛和係統影響，中國方案也讓世界更多傾聽到東方的聲音，中國已成為一個能夠挑戰西方領導秩序的國傢。後西方時代真正到來。

中國和其他新興國傢，拋開狹隘的西方中心主義，將西方“民主法治”作為人類曆史進程中的臨時畸變，將東方崛起視為迴歸常態，規避簡單化的極端，麵對現有秩序或者建立“平行秩序”，補充瞭今天的國際機構，增加瞭新興國傢的自主性。中國之治顯為耀眼，它既開啓瞭盛世中國之路，又重塑瞭全球秩序，正帶領著全球治理的新航嚮。

作者簡介

奧利弗.施廷剋爾（Oliver Stuenkel）

巴西人，全球公共政策研究所（GPPi）研究員。德國杜伊斯堡-埃森大學政治學博士，哈佛肯尼迪政治學院公共政策碩士，西班牙瓦倫西亞大學學士。現為聖保羅熱圖力奧.瓦加斯基金會（FGV）的國際關係副教授，在聖保羅大學曆史和社會科學學院（CPDOC）協調工作，負責國際關係的執行項目。

奧利弗的研究集中在新興國傢（特彆是巴西、中國、印度），如他們的外交政策及其對全球治理的影響。齣版有《IBSA：南半球的崛起？》（2014），《金磚國傢和全球秩序的未來》（2015）等著作。評論文章多見於《紐約時報》《環球時報》《今天的紮曼》《印度時報》《亞洲時代》等。

精彩書評

本書將我們對政治和國際事務的理解作瞭令人耳目一新的詮釋。奧利弗.施廷剋爾提齣瞭一個令人信服的觀點，不隻關於“國際新興國傢的崛起”，還涉及一直被忽視的非西方世界的權力和影響力。這本書內容很吸引人，極具教育意義。”

——印度前外交國務部長沙西.塔魯爾

奧利弗.施廷剋爾代錶國際政治領域中的新聲音。在《中國之治終結西方時代》一書中，他探索全球秩序的很大挑戰，批判迎閤國際權力機構的西方中心論的狹隘視野。對於想瞭解一個多極世界秩序的麵貌及其如何能有效地實現的人而言，本書是必讀書目。

——巴西前外交部長和前國防部長塞爾索.阿莫林

精彩書摘

擺脫西方中心論的視角，使我們能夠欣賞全球秩序以及從人道主義乾預到金磚國傢集團和新興國傢供給全球公共産品等核心事件的多樣化解讀。這些關乎緊要因為對於核心國際事件的非西方觀點幾乎得不到關注。

1973號決議之後對利比亞的乾預就是很好的一例。美國觀察傢將其描述成“模範型乾預”，但從金磚國傢的角度看，西方破壞瞭原則，將保護的責任轉化為政權更迭的任務。巴西和印度抨擊北約執行利比亞乾預行動的方式，華盛頓當局卻有些驚訝，因為他們根深蒂固的觀念認為，隻有西方勢力願意且能夠領導“睏難的”乾預行動，甘願派齣自己的士兵犯險，其他國傢隻能作為此類事務相關論爭的參與者。然而，從巴西利亞、德裏和比勒陀利亞當局的角度看，三大常任理事國對該事件的處理方式——包括法國在武器禁運的情況下決定嚮反對派提供武器，而且不願共享有關轟炸行動及轟炸何時停止的信息——象徵著一種觸及實質利益就不關心製度和規範的單極思維，凸顯瞭當今全球秩序的不包容性。

同樣地，土耳其和巴西發起與伊朗的核協議會談被美國否決，其中有一部分原因就是在華盛頓當局的政策製定者眼中，這兩個國傢沒有足夠的權威來引導這樣一項敏感的工作（或是沒有足夠的能量達成這樣一份協議）。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學者查爾斯.庫普乾（Charles Kupchan）寫到，時任巴西前總統路易斯.伊納西奧.盧拉.達席爾瓦（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決定會見伊朗總統馬哈茂德.艾哈邁迪-內賈德就是巴西“不接受西方全球秩序”的明證。土耳其與以色列的口角也被推定是土耳其“脫離西方”的證據，而印度在聯閤國上的投票行為也顯示瞭“其作為新興勢力的利益和地位在外交政策的製定中比起民主製度更為重要”，由此暗示在美國政策製定者看來，美國的民主製度在某種程度上比國傢利益更加重要。但現實中美國經常會為瞭國傢利益而與非民主政權建立強有力的閤作關係，此類外交政策比比皆是：比如，在中東地區，沙特仍然是美國重要的同盟。這種高度美國中心化的論斷凸顯瞭美國的態度，想要華盛頓當局的政策製定者接受真正的多極世界，美國隻作為若乾重要行為體中的一個是非常睏難的。巴西、土耳其和印度的行為從任何角度看都是反體係的，但是他們遭到的指責卻是因為沒有按照美國的利益行動。隻有那些將美國領導而非體係規則和功能看作當今秩序決定因素的勢力，纔會將新興勢力稱作修正主義。

與之相類似的，保護的責任（R2P）的理念以及關於主權的論爭都是圍繞西方彌漫說的構架而展開的。R2P通常被看作是一個西方理念，而西方評論員經常指責“修正主義”和“不負責任”的非西方勢力不願分擔全球責任，沒有真正支持R2P。多數西方觀察傢將R2P的本質看作是西方開明自由思想的錶達。對於他們而言，最大的挑戰在於說服新興勢力認同這個理念的有效性。恰如赫德利.布爾（Hedley Bull）和亞當.沃森（Adam Watson）在他們的重要著作的開篇所寫，當今的製度和規範從本質上可看作是“歐洲國傢國際社會圈嚮全球其他地區的擴張”。

這種觀點忽略瞭R2P部分起源於非洲的事實，忽略瞭包括金磚國傢在內的各國政府都在2005年的聯閤國全球峰會上緻力於推行R2P，使其成為一個真正的全球化理念。相比廣泛認為非西方的新興勢力不願接納R2P的想法，正在崛起的國傢對這種規範的態度就更加微妙瞭。西方世界將金磚國傢描述成不負責任的利益相關方具有誤導性，因為新興國傢在絕大多數情況下都是支持R2P的。此外，恰如埃塞剋.特瓦斯.桑普森（Isaac Terwase Sampson）所寫的：“盡管R2P被宣揚為國際社會應對嚴重人權災難的新範式，但其實如今的R2P有很多要素早已在非洲成為慣例，特彆是西非國傢經濟共同體（ECOWAS）地區。”全球各地很多政策分析傢仍然將R2P誤認為是人道主義乾預（R2P的理念要寬泛得多，還涉及一國保護本國國民的責任），而“ECOWAS已經建立瞭相應的衝突防控、管理和決議機製，並開始行動，取得瞭顯著的成果”。

強權西方對陣弱勢的其他國傢這種錯誤的兩分法不僅僅局限於R2P的支持者。這種理念的批評者也分為兩個陣營。如拉鬍爾.拉奧（Rahul Rao）所寫，其中一個陣營屬於“政治正確的西方左翼，對西方帝國主義犯下的罪行感到羞愧，發現自己無法譴責第三世界政權的行為”。第二個陣營大多位於全球南方（Global South），認為這種理念是強權國傢的帝國主義陰謀，旨在掩蓋保護經濟利益而采取的軍事乾涉行動。兩個陣營都錯誤地認定R2P的準則是一種西方理念，服務於西方利益，卻忘記瞭非西方思想傢和領導者對其發展的重要貢獻。

認為非西方國傢絕對反對為本國利益而乾預他國事務的論點是與曆史證據不符的。1964年，印度成為第一個正式嚮聯閤國提齣種族隔離問題的國傢。1966年，巴西組織瞭第一次重要的聯閤國種族隔離研討會，極大地促成瞭聯閤國大會通過外交隔離南非的行動——這種極強的乾涉主義立場遭到很多西方國傢的抨擊。同樣地，印度在1971年介入東巴基斯坦事務——幫助製止瞭對當地百姓的屠殺——不但遭到西方國傢的強烈譴責，也使印度遭到暫時性的外交孤立。所幸蘇聯一票否決，聯閤國安理會纔沒有製裁印度。因此，簡單粗暴的“西方vs.其他”的二分法以及認定R2P為西方理念的想法（隱含意味著需要說服非西方行為體相信其用途），從曆史、理論和政策角度來看都是沒有助益的。

同樣，在談及安全領域全球公共産品的供給時，非西方國傢的貢獻也經常被忽視。比如，過去十年裏，中國已經成為聯閤國五大常任理事國中維和行動軍事貢獻最大的一傢。中國組建常備8000名維和官兵，承諾未來五年嚮非盟捐獻1億美元，用於建立應急反應部隊，同時還將在未來十年裏捐獻10億美元，設立中國-聯閤國“和平和發展基金”。

2015年，大約五分之一的聯閤國維和人員來自中國。印度甚至派齣瞭更多的部隊。在印度洋打擊海盜的活動中，中國海軍貢獻巨大。與美國不同，中國在過去幾年裏沒有對聯閤國的纍積欠費。最近，中國派齣一支隊伍趕赴南蘇丹，伊拉剋也有中國軍事顧問協助穩定國傢局勢。盡管沒有一緻認同的具體數字，但是中國在數十年裏提供瞭大量的經濟發展和人道援助，而且近期還推行瞭一係列舉措，強化其所在地區的基礎設施聯通，比如“一帶一路”倡議，我們將在第5章詳述。同樣，印度也被稱作“新興捐贈體”，在其周邊地區和非洲的援助項目也逐步增加。最後，中國首次確定瞭碳排放量最高峰年份——2030年。中國（或印度）在全球事務中的行動時刻提醒我們，不能再簡單地將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其他新興國傢歸類為“免費搭車者”“逃避責任者”或“崛起的攪局者”，我們也不會像很多西方分析傢所說的那樣將麵臨後西方時代的混亂陰霾。再也不能一概而論地說中國不願承擔任何國際責任，或是說其在當今製度和規範框架下的行動相比美國要少很多。

西方中心主義不能客觀地評估新興勢力對全球公共産品的貢獻，而是經常引導分析傢關注中國政治崩潰的虛假期望。從西方的角度看，很難理解中國共産黨如何能夠掌握政權如此之久，因為他們認為中共的做法與廣泛認可的經濟發展需西方化和民主化的期望相悖——盡管曆史上能夠佐證這種斷言的證據很有限。普林斯頓大學教授阿倫.佛裏德伯格（Aaron Friedberg）有一定的政策製定經驗，他寫道：“美國策略的終極目標是加速實現一場革命，即使是和平革命也可，以此掃清中國的一黨執政政體，建立一個自由民主的國傢取而代之。”他斷言當中國發生意義深遠的政治變革時，“毫無疑問會對美國長期的參與政策有所虧欠”，這種說法嚴重誇大瞭美國對中國內部事務的影響力。

前言/序言

引　言

我們對當今世界的理解處於一種異常的曆史背景下。過去一個半世紀裏，西方在經濟和軍事上都處於統治地位。更重要的是，很多國際關係學者提齣的用於解釋國際關係的核心概念——在理解過去，分析現在，或預測未來時——也都有深刻的西方中心論烙印。價值中立和具有普世價值的國際事務闡釋並非主流，大多數英語文化圈的國際事務分析師所做的分析都為偏頗之論，宣揚和維護西方文明，將其標榜為全球政治的主題和理想的規範標準。

對於這些思想傢而言，在談及過去的時候，非西方的思想在思想史上幾乎不會起到決定性的作用。所謂的“全球對話”大體都局限於身處美國的評論員、學者和外交政策製定者之間。圈內普遍認為標準規範以西方為中心，嚮周邊逐步輻射。非西方的行為體或接受瞭這些新思想，或加以抵製，但是他們極少能成為發展的媒介。根據這種普遍認可的“西方傳播論”模型，曆史被看作是由西方引導的過程，而非西方對全球秩序觀念的貢獻則很少引起關注。早已被全球曆史學、人類學和其他學科學者采納瞭數十年的精微視角，至今在國際關係學科中仍然沒有體現。因此，對於國際事務曆史的主流分析大多都伴隨著西方的崛起而發端，西方崛起前或非西方曆史的關注度很低，甚至被徹底忽略。

這樣有很大的問題，因為全球秩序曆史中的一些重要事件——比如從帝國統治到民族國傢多邊秩序的轉變等——並非是由西方引導的過程，而是西方與非西方行為體之間反復博弈的結果。通常認為即使是殖民統治者往往也無法通過自上而下的強製方式推行製度。其中最重要的一例就是民族自決的興起。民族自決是當今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基礎，其産生並非源自西方思想傢而是反殖民運動。早在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之前很久，民族自決就一直在對抗西方利益——尤其是在二戰後數十年裏西方統治地位達到高峰時成功地建立瞭全球規範，而傳統曆史記錄中對二戰後這段時期的描述裏，非西方的勢力是完全缺席的。橫貫曆史，其思想的傳播遠遠比我們想象中更加動態、多層次、復雜混亂和分散化。

美國在二戰後秩序的建立中起到核心作用，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的話有些是對的，他稱，其他任何國傢都不具備美國的理想主義和資源應對如此多樣化的挑戰，也沒有能力在如此多的方麵取得成功。美國理想主義和例外主義對於新國際秩序的建立是至關重要的。然而，在解釋二戰後秩序興起時，尤其是美國自由主義國際關係學者，往往臆斷世界自願將權柄交於美國。在這種背景下，人們經常忽視閤法性和威壓之間的區彆，這是有問題的，因為後者是鞏固自由秩序的重要因素——在之前任何體係中都如齣一轍。這種秩序的建立涉及美軍在戰敗軸心國駐軍；對法國和意大利的共産主義者加以威脅和暴力打擊；推翻拉丁美洲、非洲和亞洲的反抗政府；還有在全球範圍內係統化地推行美國政治和經濟偏好。

這種具有選擇性的曆史解讀造成對西方勢力、所有權和文化吸引力的過分強調，弱化瞭軍事力量在當今全球秩序的建立和維護中起到的決定性作用。從更廣的範圍來講，諸如冷戰或所謂的“阿拉伯之春”的終結等有利的曆史大事件——有些人認為自由的親西方力量在其中起到主導作用——被解讀成西方主張的有力支撐；而近年來埃及、泰國和俄羅斯的民主終結等不利的曆史事件，並沒有敗壞自由主張和準則，而僅僅被解讀為曆史發展的低層次結果或暫時性的軌道偏離。

哈佛大學的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將過去的一韆年稱作“歐洲為世界政治中心的韆年”。這種論斷嚴重低估瞭非西方思想傢和文化所做的貢獻，也忽視瞭西方在經濟和政治發展中對外來——比如來自中國和伊斯蘭世界的知識、科技、思想和規範的依賴。他們還對另外一件事實全然漠視，其實上一個韆年的大部分時間裏，是由非西方勢力控製著世界經濟。曆史上有很多重要事件發生在歐洲之外，比如奧斯曼和濛古帝國的建立和持續壯大等事件。國際準則和規範的演變受很多西方外事件的深遠影響，比如十六世紀莫臥兒王朝阿剋巴大帝在印度推行的宗教寬容政策，再比如十九世紀初期激勵瞭全美洲奴隸的海地反抗殖民主義運動。然而這些事件往往難以融入西方中心論的曆史敘事中。實際上，西方中心論使我們被動地將諸如民主、人權和外交等很多影響深遠的思想和規範歸為西方的，將當今西方的優勢地位追溯至以往，由此創造齣簡單的目的論曆史，枉顧此類思想往往在很多不同的地方同時萌芽，或互為基礎發展，因此並沒有單一源頭的事實。

當今時代也有同樣的問題，大多數觀察傢都認為西方是維護全球穩定的關鍵。七國集團（G7）、經濟閤作與發展組織（OECD）和北約（NATO）等西方領導的組織，往往被看作是溫和友善的；而沒有西方國傢參與的組織要麼被看作是低效的（七十七國集團[G77]），要麼就是古怪荒謬的（金磚國傢[BRICS]），要麼就是有威脅且心懷惡意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簡稱“亞投行”，AIIB] 或上海閤作組織[簡稱“上閤組織”，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很少有分析傢關心此類組織對全球公共關係的貢獻，他們普遍對這些組織持懷疑態度。盡管很少有人明言，但這種狀況也指嚮潛在的西方天然享有權力思想，非西方領導的工作缺乏正統性。同樣地，全球計劃的製定——在經濟或安全領域某一特定政策問題的發起、閤法化和成功宣傳——也往往被看作是西方行為體所專享。在構建現代世界正統知識體係時，非西方思想很少被納入源頭的考慮範疇。

最關鍵的是（也是本書的主要論點之一），我們對當今秩序形成和現有形態的理解及對未來的預測都有很大的局限，因為他們對“後西方世界”的猜想是基於狹隘的西方中心論角度展開的。這種視角由主流現代國際關係學者共同建立，慣常於將西方普世主義和非西方特殊主義、現代西方和傳統非西方割裂來看。主流西方敘述下仍然認為有一種先行的現代化、一種理想型的西方現代化將主導世界。非西方行為體被看作是國際社會中相對被動的規則接受者——或是抵製現存秩序或是融入其中——但是很少被看作是正統的或有助益的規則製定者和製度建設者。很多著名的美國學者預測西方全球領導地位的確立將與全球秩序中大國興衰周期性的結束相吻閤，這並非巧閤。

總體而言，隻有無法適應西方標準或對西方造成根本性威脅時——比如百年之前針對中國爆發的“黃禍”，非洲的反殖民運動，來自伊斯蘭世界的恐怖分子，或是伊朗帶來的核武器威脅，非西方行為體纔會得到重視。另外，有時對非西方思想的重視是為瞭將西方與一些當今認為不閤宜或危險的理念撇清關係，比如對斯大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攻擊等等。然而，共産主義根本不是反西方的，反而是正宗的西方思想；其誕生源自烏托邦實驗，追本溯源要歸因於歐洲啓濛運動的激進思想，而卡爾.馬剋思的思想從根本上講也是西方中心化的，也是具有區域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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