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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本書是一本論文集，作者從地域研究、應用研究、災害研究、認知研究、宗教研究等多角度齣發，嘗試建構齣細緻的民族走廊以及走廊中羌族社會·文化的地域社會綜閤研究範式，藉以展示岷江上遊羌族地域的社會、文化實質，同時也對汶川地震後羌族地區的發展作齣瞭一定的思考。

作者簡介

張曦，男，四川理縣人，日本東京大學人類學博士。現任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副教授。主要從事文化人類學、應用人類學的教學和研究工作。著有《閱讀與寫作》《佛教精華故事大觀》《颱灣小說鑒賞辭典》《中國少數民族飲食文化》《中國少數民族風土漫記》等。
//張曦，羌族，1964年生於四川省理縣薛城鎮，1982年進入中央民族學院漢語言文學係學習，1986年留校任教。1996年進入日本東京大學大學院學習文化人類學，2006年獲得博士學位，同年迴到母校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任教，主要研究領域為文化人類學與應用人類學。

目錄

民族走廊的民族·社會·文化的研究路徑——以藏羌彝走廊為例
藏羌彝走廊中的文化殘存·“毒藥貓”
民族走廊中藏族傳統文化與觀光開發
羌族傳統文化的深層結構
災害·文化生成與羌族民間故事
自主與非自主的羌族移動
汶川“5·12”地震災害的記憶及敘事
地域變遷與影像記錄
羌族民俗宗教與民間傳承
20世紀90年代前羌族聚居區茂縣社會鏡像
後記

前言/序言

自　　序

步入人類學學科的世界，現在看來大概是我個人的宿命瞭。若以終極結果論來看宿命論的話，其實宿命論也並不是消極的、偶然的所謂單方麵的命運接受論，其中也包含瞭個體的諸多積極的努力。自1996年在日本東京大學大學院（相當於中國的研究生院）以外國人研究生身份開始學習人類學課程，到2006年3月獲得博士學位後迴到母校中央民族大學任教，再到今年，屈指算來已有21年，以小時計超過瞭18萬個小時。這期間，通過課堂學習、田野調研、閱讀、寫作，以及與國內外人類學同行的交流、學習，再加上迴國後的本碩教學，一不小心就跟人類學打瞭這麼長時間的交道。隻拿“光陰再難留”之類的慣用句來說，似乎逝去的歲月就有些蒼白無力瞭。王銘銘先生曾言，要把人類學做到絕望，其實在我而言，根本就沒有絕望二字，永遠都是期望，一直都在追求把自己的人類學研究、教學能夠做到自己的期望值。
1986年大學畢業之時，其實根本沒有要讀研究生的打算。畢業後留校預科部漢語文教研室任教，擔任“閱讀與寫作”與“中國古典文學”兩門課的教學，雖有徐殿文老師、陳重老師等諸位前輩的細心指點，但因自身原因，終究覺得教學進步不大，尤其是在需要厚重積纍的古典文學上，感到積纍還是相當薄弱。那時幸得本科的古典文學老師裴傢麟先生容許旁聽他的研究生課程，於是常常去北大燕園先生住處聽先生深入細緻的講讀。同時，課上課下與裴先生的弟子藍旭、楊昌牛諸人也時常交流。在這段聽課學習經曆中收獲頗多，也感覺到自己還是有讀研繼續深入學習的必要，也就是從那時起大緻有瞭考在職研究生的想法，但是1993年的赴日打斷瞭這個計劃。
赴日後因諸事蹉跎瞭兩年時光，待語言有所進步、生計稍安時，覺得還是應該進入日本的大學繼續學習，一來是期望在日本獲得另一個上進的颱階，二來是瞭卻在北京時就有的讀研的願望。但當時對日本的大學毫無認知，隻知道清末中國留學生最多的早稻田大學。不得已，嘗試著問瞭身邊的日本朋友，他們大都說日本最好的大學是東京大學、京都大學，而且京都大學的中國文學、曆史研究最強，話裏話外都透露著這兩所大學可不容易考的意思。因京都在日本關西，所以大著膽子決定去東京大學試試運氣。
由於本科階段是在北京的中央民族學院（今中央民族大學）裏學的漢語言文學專業，那時得裴傢麟、王扶漢、李佩倫等諸先生教誨，選修課甚至還有《日語學習》雜誌主編李思敬老師的課，加之80年代時代清淨，無他事紛擾，因此自認為學習也有所獲。本科畢業論文做的是近現代散文傢麗尼作品的藝術特色分析，由魯迅研究者王冠英老師指導。王老師是忠厚長者，指導論文時意見中肯，也使我獲益匪淺。因此在申請進入東京大學時也想偷懶，希望在東京大學中國文學學科的研究生課程中繼續進步。那時雖然沒有網絡，但也沒費多大周摺，就打聽到瞭一位東京大學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特彆是魯迅研究方麵比較有名的教授。然後急忙去書店買迴一本他的書，藉助日漢辭典仔細閱讀瞭一番。其諸多觀點對於隻接受過80年代國內的近現代文學研究教育的我而言，當時不單單是新穎，而且展現齣瞭另一種思考維度。於是在1995年的10月用當時還十分蹩腳的日文寫瞭一封信，大緻錶示瞭景仰他的研究，非常願意跟隨他學習、研究中國的近現代文學，並按照日本的習慣，隨信還附瞭一個已貼好郵票的迴信用信封，可是我始終沒有等來迴信。2008年夏天我有機會在北京見到瞭這位老師，一起吃飯時，我隻是告訴瞭他我差點去他所在的文學部讀研究生。
眼看著離東京大學的入學申請期限越來越近，偶然的一天，與時在東京大學大學院綜閤文化研究科文化人類學專業學習的民大校友王永紅通電話時，跟她說瞭文學部還沒有迴音。她卻說你也是少數民族，還不如來人類學研究室學人類學呢。由於當時也沒有預備要申請彆的學校，所以病急投醫也慌，於是在申請期限到來之前，給東京大學綜閤文化研究科文化人類學專業寄去瞭申請材料。這期間還麻煩大學時代的學兄楊春先生從中央民族大學給我寄來瞭我的大學本科成績單，也還請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的黃成龍先生幫我找人寫瞭一封入學推薦信。後來纔知道東京大學的人類學教育始於1954年，其教學、研究的曆史還不短，而那時正是中國大學院係調整，社會學等學科被取消的時期。
1996年2月17日早上7點，我在東京武藏野市的蝸居裏接到瞭末成道男老師打來的電話，先生先用漢語、後改日語、再換英語告知我4月1日起可以跟隨他學習。我道謝後的心情相信大傢都能猜齣。隨後沒兩天，我就收到瞭東京大學綜閤文化研究科的外國人研究生的入學許可書。3月下旬去學校報到時，剛進東大駒場學校校門，就遇到瞭早我兩年進入大學院地域文化專業學習的畢業於中央民族大學曆史係79級的楊誌強。待我辦完報到手續，他已經擺好酒菜在校園內的駒場學寮他的房間等我瞭。就這樣，1996年的4月我開始瞭文化·社會人類學的學習。
因末成道男老師的研究室在本鄉校區東洋文化研究所，所以也就跟隨末成老師，在東京研究所的8樓度過瞭最初的兩年學習時間，其實也是強化日語口語、日文錶述以及惡補學科知識的兩年。在東京大學的外國人研究生學習階段隻需要聽指導老師的課，老師們往往也隻開一門課，因此隻需每周去一次學校。末成老師又給瞭我一份工作，讓我幫他整理他的諸多資料，其實就是將容量小的磁盤裏的資料轉存到大容量磁盤中，所以我還需要去研究所工作一天，當然工資待遇不錯，高於我當時打工的小時工資。
末成老師的課麵嚮碩博士研究生，1996年主要是精讀弗裏德曼（Maurice Freedman）的Chinese Lineage and Society Fukien and Kwangtung（《中國東南宗族組織》）一書的原版。於我而言這也是第一次接觸人類學英文原著，諸多論述大多不懂，隻是囫圇讀下，師生的討論也難以插言，對於中國東南部的社會、文化、曆史也沒有任何知識積纍，因此睏惑也多。還好在北京養成瞭愛讀書的習慣，無非是找書來讀，再者就是認真聽末成老師及同學的講述，再以中文、日文混閤體做筆記。周復一周地重復著，漸漸地有些入門瞭。末成老師的課一直有眾多旁聽者，有校外的、有校內的，中日學生的比例大緻是五五開。因此除瞭王永紅、麻國慶、王建新外，也自然就認識瞭常來聽課的外校的何彬、謝荔等中國學生。正是因為聽課者多，討論踴躍，因此課程也常常延時。下午3點開始的兩小時的課，有時要上到晚上8點。一旦延時，晚飯自然就得在離研究室最近的本鄉校區的學士會館解決，10多個人的飯，學生們象徵性地一人齣500日元，剩下的就歸末成老師負責瞭。也記不清吃過老師多少次飯瞭，記憶猶新的是，麻國慶教授當年的結業論文最終發錶後，一眾人又去瞭學士會館，其間喝掉瞭末成老師珍藏的兩瓶25年紹興老酒。
在東京大學本鄉校區上課的兩年間，也隨末成老師參加過一些學術會議，見識過日本及其他國傢（西方居多）的一些人類學學者，算是打開瞭眼界。最難忘的會議應該是1997年在本鄉校區山上會館由末成老師主辦的日、中、美、濛、越五國人類學會議。會議上濛古、越南、中國的參會學者都用母語發言，再由東京外國語大學的學生翻譯為日語。廣東省民族研究所馬建釗學兄（中央民族學院79級曆史係畢業生）也來參會，他是自己從廣東帶瞭日語翻譯。而日本、美國的學者用英語發言，發言內容又需要翻譯為日語，再翻譯為濛古語、越南語及漢語。結果一到討論、提問階段，各種語言交錯，使得時間大為延長。也就是在這次會議上，末成老師告誡我和王永紅韆萬要加強英語口語的練習。遺憾的是一直到現在，我的英語口語進步都不大，很有些辜負末成老師瞭。
1997年本應參加進入博士前期課程的考試（相當於中國直博的碩士階段），但因末成老師遠在越南做田野調查，留的河內的傳真號碼也無法接通，我的申請材料因無導師蓋章，所以一直無法提交，隻好另外申請瞭研究生延期。不久末成老師迴東京，但隻說瞭一句話：“再在我這裏讀一年吧。”就這樣我又跟著末成老師在本鄉校區多待瞭一年。當然，這一年也沒白過。除瞭繼續上課讀書討論外，還參加瞭末成老師任大代錶的日本颱灣順益原住民研究會的“颱灣原住民研究資料叢書”的翻譯工作，大概是末成先生認為我是學中文齣身，也把叢書總序的翻譯任務交給瞭我。至今仍記得先生在總序中所言：“日本的颱灣研究以殖民地統治為背景而展開的事實是不可否認的。但是因此而將過去的調查及調查成果都看作是毫無價值，並加以拋棄的態度也非正確。盡可能客觀地把握這些材料並使之流傳後世，纔是彌補前人所付齣犧牲的可行之路。”近年來的由中生勝美、三尾裕子等學者所展開的日本殖民地人類學研究充分證明瞭末成先生言之不虛。
1998年1月，在提交兩年研究生學習結業論文後，我參加瞭人類學的博士前期課程入學考試，通過瞭有200餘人參加的初試，隨後進入復試圈，最後與大川謙作、森田敦郎等一起通過瞭復試。2月底收到瞭入學通知書，此時方纔明白末成老師讓我多待一年的真意。在這一年裏我不僅在專業上有瞭一些進步，日語的錶述能力也得到瞭提高，結業論文也就成瞭我第一次用日文寫作的論文。同時也要感謝末成老師給我安排的日本同學的細緻的考試輔導，當時主要用的是弘文堂齣版的石川榮吉編的《現代文化人類學》（『現代文化人類學』）與閤田濤先生編的《現代社會人類學》（『現代社會人類學』）兩本書，這兩本書現在在日本也堪稱人類學經典之作。我自己也非常喜歡其中清水昭俊老師的“文化的構成”、須藤健一老師的“性差”等章節內容。可惜的是這位日本同學後來選擇瞭去法國留學，直至今天，我都沒有再見過他，也沒能感謝過他。在進入正式課程學習前還有一段小插麯，因我在國內小學隻學瞭5年，初中、高中加起來隻學瞭5年，大學前的學習年限不夠日本的12年，在入學資格審查時被追問到，好在在我之前已有中國留學生的先例，略作解釋也就過瞭。
然而正是此年，末成老師已年滿60，依照當時日本公職人員的退休年齡規定（2006年後改為63歲）必須退休，因此先生不得不離開東京大學，轉去瞭私立大學東洋大學任教，同時也介紹我轉入伊藤亞人老師門下。退休前的一次見麵，末成老師鄭重錶明，自此以後，歡迎來聽課，歡迎來探討問題，但是有關博士論文的寫作問題一概免談，我也知道這也是為瞭尊重伊藤老師。依照東京大學大學院不成文的傳統，當自己的指導老師退休去彆的大學後，如果學校在東京，原來的學生得去新學校給老師捧場，所以1998年4月至1999年2月，又與王永紅、田村和彥等去東洋大學旁聽瞭末成老師一年的課，這期間也認識瞭先生在東洋大學新招的學生。其中有一位年近50歲、好學的齋藤和尚，他也時常邀請大傢去他在韆葉縣的寺廟，也就是在那裏，我見識到瞭原來隻在教科書上讀到過的日本老婦人佛教信徒的“觀音講”。“講”在日本原來是基於同一信仰的一種較為鬆散的社會組織，也是一種社會互助的組織，沒成想日本社會中曆史非常長的“講”能在東京附近的現代社會中觀察到。
1998年3月開學前我去緊靠東京繁華地涉榖的駒場校區（東京大學文化人類學研究室所在地）伊藤老師那裏報到。此時方知，其實在我申請外國人研究生資格時，他也看到瞭我的申請材料，隻是末成老師先要瞭我。自此以後，伊藤老師無論是開會還是聚會在介紹他的學生時，總會指著我說，這是羌族學生，羌在甲骨文上都有記錄，自然他知道此羌非彼羌。另外，當時我的日語敬語運用十分糟糕，加之在居酒屋打工時學會瞭一口流利的市井用語，因此在課堂上有時會顯得與教室嚴肅的學習氣氛不閤，十分滑稽。每當此時，伊藤老師就會打趣稱一個在山上待慣的人，能學會漢語還在北京教書，已經很不錯瞭，敬語嘛，慢慢來。
由此開始的駒場校區碩士課程是兩年內至少需學到20個學分，第一年還需去東洋大學白山校區聽末成老師的課，加之還需去新宿、涉榖的幾個語言學校教授漢語，所以外國人研究生時代的好日子就一去不復返瞭，一周有四天需要坐“井之頭綫”電車去學校。每到星期五因為我上午在早稻田外國語專門學校教中文，所以下午西裝革履去研究室上課時，剛開始大門口的校警以為我是老師總要嚮我敬禮，後來又見我著便裝頻繁齣入，再以後就不敬禮瞭。 碩士課程的兩年中除伊藤老師的發展人類學的課程以外，我還選修瞭山下晉司、關本照夫、並木賴壽、福島真人等先生的課程，諸先生都懂英文，因此英文文獻偏多，要占70%以上。學習也就變成瞭不分白天黑夜的英文、日文文獻的閱讀、理解，好在那時還算年輕，也就挺瞭過來。
最後在完成碩士論文寫作時，北京市人民政府外事辦的第一日語翻譯李誌勇先生外派東京，正好與我同住在久我山的“太田紀念寮”（在1999年石原慎太郎當選東京都知事前，此寮隻接受從北京來的中國留學生），經中日聯閤培養的北師大畢業生李誌勇先生的日語口語及書麵語都十分優秀，因此拜托他最後逐章把關、修改，好在他從繁忙的公務中抽齣瞭休息時間，總算在提交期限前一天全部完成瞭有點像樣的論文稿。上交論文那天一大早趕到學校時，研究室裏都是眾同學忙碌的身影，製作封麵目錄的、改訂參考文獻的、打印裝訂的，本來空曠、冷清的復印室顯得十分擁擠，這也是一年一度難得的景象，早早就交瞭論文的同學大川謙作諸人一大早也來幫忙，所以非常佩服較我年輕得多的大川謙作諸同學學習、寫作的遊刃有餘。
在通過瞭論文答辯後，便開始等待後期課程的入學通知書，當然它如期而至瞭。隨後便是長達6年的博士階段的學習。博士課程的學分獲取因有充足的時間，已經不像碩士階段那樣緊張瞭，所以有時間去聽瞭一些非人類學專業的課程，也算對得起不菲的學費。由於讀博時我已年過35，沒好意思去申請35歲以下纔有資格的任何奬學金。隻是在第三年因為成績全優獲得瞭東京大學一年的學習奬勵費，每月75000日元，可惜的是此奬勵隻奬一次。因此學費需要辛苦教中文掙齣，不能浪費，要用聽課聽迴來。上博士課程時，在福島真人老師的課上獲益匪淺，其實他也是2000年剛拿到博士學位。福島老師當時講授STS（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也就是關注現代性的製度的社會人類學，人氣很高，幾乎所有的碩士、博士課程的學生都來，因此作為教室的會議室也擠得滿滿的，討論也十分熱烈。另外印象更為深刻的一門課就是名和剋郎老師的“社會人類學”，據名和老師自己所言，他在以前申請去喜馬拉雅地區做田野調查時，當時的審查官中根韆枝找來一位印度學者與他聊天，當發現他聽得懂印度學者的英語時，馬上就批準瞭他的田野調查申請。因為名和老師剛在研究室開課，加之其專業是喜馬拉雅研究，所以隻有我和大川謙作選瞭他的課。課上的精讀材料是利奇（E.R.Leach）的Systems of Highland Burma:A Study of Kachin Social Structure（《緬甸高地的政治製度》），師徒三人輪流坐莊，一周讀講一章，算是我讀得最為辛苦的一本書瞭。盡管三人努力，如果沒記錯的話，課堂上也隻讀到瞭第三部分的第九章“Myth as a Justification for Faction and Social Change”（為組織派係及社會變遷辯護的神話）。為瞭讀懂利奇，我還去東京神保町著名的舊書街買迴瞭他的《社會人類學》（Social Anthropology）的長島信弘翻譯的日文版，原價800日元的書，最後以5700日元買下，被店主狠宰瞭一刀。在東京大學承濛末成道男先生、伊藤亞人先生指導學業，也幸得諸先生教示，同時尚有與日本、美國、韓國、荷蘭、中國大陸、中國颱灣、中國香港各位同學的積極互動，在井之頭學寮也常與埃及、孟加拉國、法國的其他專業的留學生相互學習，我雖愚頑，但日日浸淫，也有進步。
學習人類學自然少不瞭田野調查，我的第一次人類學田野調查是1996年7月開始的，也就是入學後的3個月的暑假時，先跟現在京都大學的池田巧老師去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定縣沙德鄉做木雅語調查，之後自己去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汶川縣，當時準備去看看費孝通老師的弟子徐平博士的調查地羌鋒村。但在汶川縣威州鎮時，得知附近的秉理村有一場傳統葬禮，所以直接爬坡去瞭秉理村。擁有近100戶人傢的秉理村在汶川縣威州鎮西南的半山上，距離約6公裏，徒步需一個多小時。村裏因交通事故，剛剛失去瞭一位即將任教小學的年輕的師範學校畢業生，因此村子的整體氣氛很壓抑，喪主傢是我朋友的親戚，因而同意瞭我的拍照請求。雖然剛剛接受過初步的田野訓練，齣發前也讀瞭剋蘭（J.G.Crane）與安格洛西諾（M.V.Angrosino）的《人類學田野調查》（Field Projects in Anthropology），然而實際觀察與記錄時，卻是手忙腳亂，完全抓不住非正常死亡者的葬禮案例的頭緒，隻是記錄瞭葬禮中自己所觀察到的部分，以及一些簡短的問答，連秉理村的基本狀況都沒能把握。迴到東京，在課堂上給大傢匯報時，被各位聽課者提問問到崩潰，那時候纔知道人類學的田野工作的不易。不想末成老師在總結時隻是慢條斯理地說，第一次誰都會那樣，多做做就好瞭。實際也如末成老師所言，就是在不斷的重復實踐中，我的田野工作慢慢找到瞭狀態。其後在課堂上及平時大量人類學民族誌原本的補讀，對於民族誌撰寫的前期材料的廣泛收集也有瞭自己的一些心得體會，我也能夠較為專業地展開觀察、材料搜集、訪談等工作瞭。再之後的德格印經院調查、羌族地區的調查也都較為順利瞭。
經2002年2月至2003年3月一年多的茂縣黑虎鄉鷹嘴河上寨、理縣桃坪村、理縣休溪村的調查後，我將在四川、北京搜集到的相關紙質資料打包寄迴東京，隨後迴到日本開始博士論文的寫作。本以為可以在2005年3月畢業，博士論文寫作的艱難事先真沒想到，其實在2005年的年初纔寫齣初稿。2003年、2004年我還按慣例做瞭追蹤調查。博士論文的撰寫從始至終，很讓伊藤老師操瞭不少心，章節內容數度調整。伊藤老師去英國開會時，也帶著我的初稿，抽空就作修改。2009年不幸因病去世的並木賴壽老師（1948—2009）更是從日語語法到專業錶述細心批注，博士論文的初稿上幾乎每頁都有先生留下的紅色筆跡，仿佛就是魯迅先生筆下的藤野先生，這本初稿我至今珍藏著。並木賴壽與末成道男老師都是東京大學中國曆史、文化研究的重鎮，都精通中文，也都來過北京外國語大學日本學研究中心擔任客座教授，對中國留學生也是齣奇地關照及負責。並木老師的一部分骨灰還被他的學生楊誌強帶迴瞭貴州被供奉著。
2005年的初夏，博士論文大緻成形，連同歸國的護照簽證復印件（一整年田野調查的時間證明）提交給瞭研究室，請求“中間發錶”（相當於中國的預答辯）。還好“中間發錶”通過，匿名評審的老師們都還認可論文成形稿，並提齣瞭諸多中肯的修改意見，由此正式進入黑白顛倒的寫作衝刺階段。其間，韓國學兄樸東誠又從首爾迴到東京來趕寫他的博士論文，因為都住在東京大學的井之頭學寮，我們也經常切磋探討，他雖然做的是日本漁村的研究，但在研究方法、框架方麵對我也有諸多啓發。所以迴國後每次去韓國開會時，都願意在首爾跟他喝上幾杯。2013年6月底，正好伊藤老師也來首爾作“脫北者”的口述史調查，師徒三人在首爾暢飲瞭一晚。由於日語書麵語十分復雜，因此也請瞭我的中文班學生、《朝日新聞》的編輯竹內純先生幫助做瞭語法、錶述的訂正。這是一次麵對麵的、討論式的修正，對我而言相當於是日文的深度學習課，熱心的竹內先生還幫助我做瞭些章節結構的調整。
自然，最為關心論文寫作的就是伊藤老師瞭，因為2006年他麵臨退休，而且已經決定好瞭要去衝繩的琉球大學繼續教書，因此想在退休時把我以及阪垣龍太、樸東誠送齣校門。因此時時追問寫作進度。2005年7月的一天，樸東誠學兄去伊藤老師那裏討論論文，伊藤老師問張曦在乾什麼？學兄說在寫論文，每天晚上都看見他在煮麵條。伊藤老師說麵條哪有營養，結果學兄隻好開著老師的車來寮裏接上我，去外麵爆吃瞭一頓烤肉。其實我吃的麵條是有豆腐、澳大利亞牛肉丸子、蔬菜、烏鼕麵的混閤物，伊藤老師知道後纔不擔心我的營養問題瞭。最難忘記的是2005年9月的一天，半夜三點多接到伊藤老師的電話，問在乾什麼？我說正在寫論文呢。伊藤老師說我就在你樓下，我急忙下去把他請上樓，他一看兩颱電腦開著、榻榻米上擺瞭一地的書，終於放心瞭。接著又跟我講瞭導論中重點要強調的問題。這是伊藤老師第一次來我的學生宿捨，也是最後一次。當他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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