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套写给21世纪中国人的中国史】
如何在世界中看中国?面对这个问题,我们已不必在他者的眼光中自轻,也不需要急于摆脱他者眼光的自负,而是可以带着建基于悠远历史的文化自觉与自信,体认中国何以成为今日之中国,我们如何成为今天的我们。
于是,我们更需要中国史学家探求历史的真实,亲切自然地呈现史学成果,来满足大众对历史知识的渴求。中国史领域新一代领军学者怀着敬意与温情,重建中国历史进程,呈现了这套中国通史读本。我们这些21世纪的中国人,正需要这样一套扎实亲切、兼收并蓄的通史,来了解自己身上承载的家国历史。
【反映学术和社会演进现状的中国史,国内史学界中坚力量的诚意力作】
“新编中国史”是少有的当代中国学者联合撰写的中国通史,王子今、王小甫、游彪、张帆等国内史学界中坚力量倾力襄助。在他们看来,重新创建整个中国史叙述的结构框架,写出一套反映学术和社会演进现状的中国史,是整整一代学人的责任。融会吸收国内外已有的诸多研究成果,反映迄今为止中国史研究的新进展,向社会大众提供关于中国史的和正确的知识是“新编中国史”首先追求的目标。
【传统中国史学学风与现代世界眼光相结合】
“新编中国史”各卷著者均为中国史领域的领军学者。这一批中国历史学人见证了中国社会的封闭与开放,他们的学术训练扎根于中国传统史学,又吸收了欧美史学的问题意识。传统史学的史料工夫,使他们的研究细密扎实,文字沉静内敛,句句以史为据;欧洲史学的学风、方法和论点,则让他们不拘泥于特定史观,具备世界眼光。二者结合,为我们呈现出一套严谨扎实而有新思创见的中国通史。
【用学界共识构建框架,融入学人观点以启发新知】
作为面向大众的通史著作,“新编中国史”建基于学界通识,凸显学术整体走向,尝试为读者提供认识中国的基本框架。同时,各卷著者亦在书中融入相对独立的学术观点和前沿视角,以期与读者一同读史知新。
?《宋史:文治昌盛 武功弱势》打破传统史书叙事框架,引入宋史研究新议题,由统治之术入手探究宋代文强武弱的根源,描绘宋人生活图景,展现宋朝积弱形象之外昌盛发达的一面。
【展现中国历史的宏大与精微,呈现中华文明的全景画卷】
朝代更迭,政治兴衰,这是历史的大走向;日用常行、思想情感,这是历史的动人细节。“新编中国史”各卷作者既留意中国传统王朝社会的周流演变,通过各个朝代的政治发展把握宏大的历史脉络,又不忘关注衣食住行、民间礼俗、精神气象等历史的细微之处,展现出一幅中国历史鲜活的全景图。
【一套面向社会大众、雅俗共赏、人人爱读的通史著述】
“新编中国史”意在为大众提供、有据的历史知识,因而行文严谨却不刻板,文字晓畅,娓娓道来。丛书还特别设计了“人物小传”“历史术语解说”等栏目,对于一般读者也有辅助之功。无论是希望建立历史认知的年少者,想更深洞察历史的年壮者,还是愿意温故知新的年长者,这套通史都能有所助益。
【两岸合作,历时10年,精心打造21世纪中国史新典范】
“新编中国史”由台湾三民书局组稿,从成稿刊行,到修订编校,直至中信出版社大陆版问世,历时10年有余,凝结两岸学人、出版人心血,代表两岸文化交流成果。两岸面向未来,共同书写历史,竭力打造属于21世纪中国人的国史新典范。
【设计精美,制作考究,典藏之选】
“新编中国史”全套以精装呈现,装帧设计精美考究,各卷封面中融入了不同时代的精神气象,体现传统中国的美学底蕴,相当适合个人和家庭典藏。
《宋史:文治昌盛 武功弱势》为“新编中国史”中的一卷。宋朝上承五代十国,下接元朝,论文别开生面,论武却无力自保。有人说,盛唐之后,尚有隆宋,也有人说,两宋已无汉唐雄风。其实,这正是宋朝的一体两面。
宋朝结束割据,实现统一,力图拨乱世、反归正,自此祖宗家法立定,收兵权,重文治,从此武人跋扈局面不再。开国时制定的守内虚外、重文轻武的治国之策,使宋朝治文成风,被誉为“伟大的文艺复兴时代”,商业繁荣,被称为“现代的拂晓时辰”,也令宋朝面对外族侵扰时无力抵抗,节节败退,被贬为“中国社会由盛转衰的转折期”。
《宋朝:文治昌盛 武功弱势》所呈现的,正是这样一个矛盾重重、反差强烈的时代。在国力衰颓的阴影中,宋朝文化科技与商品经济发展并驾齐驱,社会安定,人民各安其所,培育出近代的萌芽。在外族侵扰的威胁下,宋朝创新规制,多行变革,教育大兴,文化摆脱世家大族的垄断,普及到更广阔的社会人群,华夏文明造极于赵宋之世。开放、文明、腐败、弱势、传统、革新,复杂的关键词描绘出矛盾的时代。时光荏苒,这个不同凡响的朝代距今已经千年之远,然而它留下的精神遗产、时代印记和重重疑问,仍为今人铭记和探求。
自 序
前 言
章 两宋政局之演进
第二章 祖宗家法与传统国策
第三章 北宋的社会变革运动
第四章 宋代的政治制度
第五章 法制体系
第六章 社会经济
第七章 国计民生与货币金融
第八章 繁荣的城镇与城市化进程
第九章 宋代的社会结构
第十章 宋人的社会生活及习俗
第十一章 教育与科举
第十二章 文化的昌盛
第十三章 宋朝与周边民族
第十四章 宋朝与世界各国的交往
附 录
大事年表
帝系表
注 释
参考书目
游彪,1965年出生,四川省简阳市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历史学博士。现在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多年来,一直从事辽、宋、西夏、金史研究,主要集中在宋代兵制、佛教寺院经济、政治制度、宋儒与佛教的关系等领域。著作有《宋代荫补制度研究》《宋代寺院经济史稿》《宋代特殊群体研究》《中国民俗史(宋辽金元卷)》,主要论文有70余篇。
章
两宋政局之演进
建隆元年(960),赵匡胤等人借口北汉与契丹军队大举南下,于是后周政权急忙派遣军队前去抵御。赵匡胤等人在陈桥驿(今河南开封市东北)发动兵变,夺取了后周政权。赵匡胤当皇帝之前担任归德军节度使,归德军在唐代被称为宋州(今河南商丘),因此赵匡胤将新王朝定名为宋朝。宋朝统治持续了三百二十年的时间,960—1127年为北宋,1127—1279年为南宋。早在宋朝建国之前,916年,耶律阿保机建立了契丹政权,辽太宗耶律德光改国号为大辽,历经二百一十年,至1125年为女真所灭。1038年元昊正式称帝,建立西夏王朝,至1227年为蒙古所灭,立国一百九十年。1115年,完颜阿骨打建立金朝,至1234年灭亡,历时一百二十年。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政权。可以说,宋朝始终伴随着这些少数民族政权的兴衰,而后为蒙古所灭。
节 北宋政局的走向
从赵匡胤建立宋朝至赵佶、赵桓二帝为女真人俘虏,北宋历经九朝,计一百六十七年,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前期包括太祖、太宗两朝,这一时期,以赵匡胤、赵光义兄弟为首的宋朝急需解决的问题是稳定新政权。宋初,北方有强大的辽朝和在其卵翼下的北汉政权,南方有吴越、南唐、荆南、南汉、后蜀等割据一方的藩镇政权。同时,在统治集团内部,各地依然存在手握重兵的武将。面对这种局面,宋太祖制定了先南后北的策略,即先集中兵力消灭南方诸国,然后挥师北上收复燕云地区。经过长期努力,至太平兴国四年(979),太宗亲率大军围攻太原,北汉主刘继元被迫投降,基本上结束了安史之乱以来两百多年的藩镇割据局面。在消灭各割据政权的同时,宋太祖又二度以“杯酒释兵权”的手段收回了石守信、王审琦、符彦卿、张令铎等重臣的兵权。为了削弱节度使的行政权力,朝廷派遣文臣出任知州、知县,这一制度逐渐推广后,至宋太宗时期,各地方行政长官基本上换成了文官。在财权方面,宋太祖派人出任诸道转运使,将一路所属州县财赋运输到都城汴京或朝廷指定的地方,将此前节度使以各种名目截留的财物一律收归中央。
在统一南方的过程中,宋太祖对辽朝采取了防御政策。宋太宗灭北汉后,不顾群臣反对,乘胜进军燕京(今北京市),企图一举收复被石敬瑭割让给辽朝的燕云地区。战争初始,宋军取得了一些胜利,但由于仓促出兵,准备不足,很快便在高梁河(今北京市西直门一带)为辽朝大将耶律休哥打败。辽景宗去世,新君甫立。雍熙三年(986),宋朝再次派三路大军进攻辽朝。东路由曹彬率领,出雄州(今河北雄县),准备攻涿州(今河北涿州市)北上;中路由田重进率领出飞狐关(今河北涞源境内),进攻蔚县(今河北蔚县);西路军由潘美、杨业率领出雁门关(今山西代县境内)。随着东路军在岐沟关(今河北涿州市西南)为辽军所败,西、中路军被迫撤兵。杨业在撤军过程中由于未能得到潘美的支持,在陈家谷口(今山西宁武东北)被俘,绝食三日而死。此后,宋朝对辽朝由主动进攻转为消极防御。
宋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哲宗五朝可视为北宋中期。从雍熙北伐失败后,辽朝对宋朝步步紧逼,不断派兵在边境挑衅,给宋朝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了严重威胁。景德元年(1004),辽朝萧太后和辽圣宗亲率大军南下,直趋黄河北岸的澶州(今河南濮阳市)。宋真宗在宰相寇准的劝谏下率兵亲征,双方在澶州城下相持一段时间后议和,这就是“澶渊之盟”(参见本书第502—505页)。此后宋辽之间大致保持了百余年的和平。
外患告一段落后,北宋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逐渐尖锐起来,寇准与极受真宗宠爱的王钦若等人明争暗斗,结果寇准被罢去宰相之职。在王钦若等人的怂恿下,宋真宗东封泰山,西祀汾阴,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至真宗统治晚期,由于其病情恶化,几乎无力处理政务。于是,朝中官员分成两派进行着激烈的政治斗争:一派以宰相寇准为首,包括李迪、王曾、杨亿以及宦官周怀政等;一派以刘皇后、丁谓为首,主要有曹利用、钱惟演等。后,寇准被排挤出朝廷,丁谓也很快被贬。王曾出任宰相,而朝政几乎由刘皇后把持。
乾兴元年(1022),仁宗继位,刘太后垂帘听政。宋朝的内忧外患日渐严重,统治集团面临危机四伏的局面。庆历三年(1043),宋仁宗任命范仲淹为参知政事,韩琦、富弼为枢密副使,要求他们陈述当世急务,以求“兴致太平”。范仲淹在《答手诏条陈十事》中认为,当时的中心问题是整顿吏治,应该裁汰老弱、病患、贪腐无能的官员,提拔并重用那些德才兼备之人。范仲淹等人在仁宗的支持下陆续颁布了一些改革弊端的政策,这就是“庆历新政”(见本书第50—56页)。然而,由于新政措施在一定程度上触动了特权集团的既得利益,因而招致了他们的强烈反对。以章得象、夏竦、王拱辰等为首的反对派攻击范仲淹等人为朋党,这无疑触犯了宋朝开国以来防范臣僚结党的祖宗家法。庆历五年(1045)初,范仲淹及支持新政的欧阳修、蔡襄、余靖等被贬出朝,新政宣告失败。
宋仁宗时期,宝元元年(1038)元昊称帝,国号大夏,其经济、军事实力得以大大增强。自康定元年(1040)以后,宋夏之间战事不断。宋朝虽然在西北边境驻扎数十万军队,但前线统兵将领直接听命于朝廷,作战时互不联络,互不支持,因而很难集中优势兵力抵御西夏的进攻。三川口(今陕西延安市西北)之战、好水川(今宁夏隆德县城北)之战、定川寨(今宁夏固原市西北)之战(参见本书第513—514页),宋军大将刘平、石元孙被俘,任福、葛怀敏等战死,宋方损失极为惨重。西夏虽然在战场上取胜,但由于双方贸易中断,西夏人极度缺乏茶等日常生活用品,可以说是得不偿失。在这种情况下,宋夏双方议和。
嘉祐八年(1063)仁宗去世,但无子嗣。继承皇位的宋英宗赵曙是真宗之弟商王赵元份之孙、濮安懿王赵允让之子,他是宋朝历史上位以宗室子弟身份成为皇帝的。正因为如此,英宗继位之初,便出现了一场严重的政治危机。由于英宗体弱多病,暂时只能由曹太后垂帘听政。然而,曹太后与赵曙非亲生母子,因而二人之间的关系极其微妙。为了国家大局,辅佐重臣韩琦、司马光、欧阳修等人在两宫之间做了大量协调工作。至治平元年(1064)四月底,英宗正式亲政。不久,有关英宗生父名分问题在朝廷内外引发了一场持续十八个月的大论战,以司马光、王珪为代表的一派官员认为英宗应尊其生父濮安懿王为皇伯,而以韩琦、欧阳修为首的少数派坚持称皇考。这就是北宋历史上有名的“濮议”。“濮议之争”表面上是礼仪之争,实际则是太后与皇帝之间争夺主导权,这是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反映。
英宗英年早逝,其长子赵顼继位,是为神宗。此时,宋朝统治已逾百年,宋初以来诸多政策的弊端逐渐凸显出来。官场腐败盛行,财政危机日趋严重,辽朝、西夏的威胁尚未解除,百姓生活越加艰难。在这种情况下,宋神宗立志革新,熙宁元年(1068)四月,王安石入京。在他的辅佐下,宋朝开始了一场两宋历史上的变法运动,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诸多领域推出了一系列新措施,以达成富国强兵的目的。然而,新法实施过程中,遭到了以司马光、韩琦、文彦博、富弼为首的官员坚决反对,几乎每项改革政策的推出,都无例外地招致他们的阻挠和反对。在变法与反变法的激荡中,神宗君臣面临着巨大的阻力和挑战,尽管出现了各种反复,但新法终还是在十分艰难的环境下得以逐步推进。
随着变革的深入,困扰北宋的财政危机得到相当程度的缓解,国力也大为增强。在这种情况下,宋神宗一改以前对西夏以被动防御为主的战略,转而采取主动进攻的边防政策。熙宁元年王韶给神宗上了《平戎策》三篇,以为“西夏可取,欲取西夏,当先复河、湟,则夏人有腹背受敌之忧”。他建议朝廷先收复河湟地区(今青海省乐都、民和、循化撒拉族自治县以及甘肃省和政、夏河、东乡族自治县),控制吐蕃与羌族部落,切断他们与西夏之间的联系,使西夏处于腹背受敌的不利地位。神宗认为王韶的分析和战术十分合理,但富弼、司马光等人纷纷上书,反对朝廷对西夏用兵。王安石力排众议,全力支持王韶。熙宁四年(1071),宋朝设置洮河安抚司,任命王韶为长官,开始经营河西走廊地区。至熙宁六年(1073),王韶采用招抚和镇压的两手政策占领了吐蕃部落居住的熙州(今甘肃临洮)、河州(今甘肃和政西北)、洮州(今甘肃临潭)、岷州(今甘肃岷县)等州。
元丰四年(1081),西夏内部发生政变。宋朝集中兵力分五路,分别从东北、西北和正北三个方向直捣西夏的重镇灵州(今宁夏灵武)和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宋军初进展顺利,连克数州,直抵灵州。然而,西夏坚壁清野,将黄河以南的夏军主力主动撤至黄河以北,并出奇兵切断了宋朝北路军的粮道,使宋军惨败于灵州城下。元丰五年(1082)五月,神宗得到环庆路经略司的情报,称西夏正在调集兵马准备进犯,神宗立即命鄜延路经略使沈括和副使种谔草拟作战计划,并诏令给事中徐禧和宦官李舜举作为朝廷特派官员,前往鄜延路共同主持迎战。徐禧执意修筑永乐城(今陕西米脂西北),希望以此为基地进逼西夏统治中心。西夏集中全国精兵包围了永乐城,切断水源,宋军大败。永乐城之役是神宗时期宋夏战事的转折点,此后宋朝明显地由攻势转入守势。
元丰八年(1085),宋神宗去世,十岁的幼子赵煦继位,是为哲宗。其祖母高氏(英宗皇后)以太皇太后身份处理军国大事。她早就反对神宗和王安石的新法,因而刚一执政,便起用在反变法派中享有盛誉的司马光为宰相,由他主持朝政,废除新法。变法派的主要成员蔡确、章惇、吕惠卿、曾布等人陆续被贬外任。司马光还主张将宋神宗苦心经营而建立的熙河兰会路及在延州(今陕西延安市)、庆州(今甘肃庆阳市)修筑的重要军事要塞送还给西夏,以求双方暂时相安无事。
然而,元祐八年(1093),高太后病死,哲宗亲政。哲宗早就对高太后的所作所为大为不满,他立志继续实施其父在位时期的新法。于是以章惇为首的变法派再次掌握政权,在哲宗的支持下,章惇等人对受高太后重用的官员进行无情打击。绍圣元年(1094),朝廷下令追贬死去的司马光、吕公著,将吕大防、刘挚、苏轼、梁焘等人贬到岭南。与此同时,变法派还根据神宗时期的规定恢复了新法,为了克服新法在熙宁、元丰年间推行时所产生的弊端,绍圣之时对一些法令也有所修正。
在恢复新法的同时,章惇、曾布等人继续实行对西夏的拓边政策。绍圣二年(1095),宋朝终止与西夏的边界谈判,采取修筑堡寨、开拓疆界的措施,占据了河东路西北、陕西路横山及天都山一带的战略要地,屡次打败西夏军队。元符二年(1099),宋军攻占青唐(今青海西宁),以青唐为鄯州,邈川(今青海海东市乐都区)为湟州,但遭到吐蕃部落的强烈抵抗,宋将种朴阵亡,宋朝被迫放弃青唐等地。
徽宗、钦宗在位时期可被视为北宋历史的第三阶段。元符三年(1100)正月,年仅二十五岁的哲宗病逝,但无子嗣。神宗皇后向氏提议立神宗第十一子赵佶,但宰相章惇以赵佶轻佻为由,反对立他为帝。但是,曾布、蔡卞、许将等执政大臣附和向太后,于是赵佶继承皇位,是为徽宗。徽宗虽然政治上昏庸无能,但他广泛涉猎琴棋书画、诗词歌赋,成为中国古代帝王中富艺术天分且又才华横溢的皇帝,其在书画方面的造诣更是历代所有皇帝望尘莫及的。
徽宗登基之初,向太后“权同处分军国大事”。她早就反对新法,于是起用韩琦之子韩忠彦为宰相,变法派章惇、蔡京、蔡卞等人被贬出朝。徽宗亲政以后,改年号为崇宁,表示要崇法熙宁。被贬的蔡京乘机勾结宦官、后宫,因而得以顺利重返朝廷,很快又取代曾布出任宰相。从此,蔡京、童贯、梁师成、杨戬、朱勔、李彦、高俅等人在徽宗统治的二十多年时间里掌控朝政。蔡京当政时期,先定文彦博、吕公著、司马光、苏轼、苏辙等一百二十人为元祐奸党,后又将元符末年向太后执政时期的官员分为正、邪两等,共计三百零九人,刻石文德殿门,颁布全国,称为“元祐党人碑”,其中还包括了与蔡京意见不合的变法派。经济方面,蔡京以“不患无财,患不能理财”为借口,竭力搜刮财富。经过多次变革茶盐钞法等,朝廷获得了丰厚的财政收入。这些措施大大加重了普通百姓的负担,整个社会的各种矛盾日益尖锐起来。
当北宋内政混乱之时,蔡京、童贯等人又极力支持宋徽宗收复燕云十六州。宣和二年(1120),宋金签订“海上之盟”,双方约定夹击辽朝。然而,由于各种原因,宋军并未按计划攻取辽朝的南京(今北京)和西京(今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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