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體描述
新一代漢學傢重讀近代中國，探入全球背景下曆史演進的邏輯。從痛苦融入世界秩序的古老中華，到蓄勢崛起的現代大國。槍炮、財政、官僚、主權，列強環伺下富國強兵的現代化大戲，中國軍事財政國傢建構百年曆程。
書名：追尋富強：中國現代國傢的建構，1850—1949
定價：68.00元
作者：斯蒂芬哈爾西
齣版社：中信齣版集團
齣版日期：2018-06
頁碼：400
裝幀：精裝
開本：32開
ISBN：9787508683751
"1.海外漢學新銳的近代史新說，以全球視角探尋中國曆史演進的脈絡
身為新一代海外漢學傢，哈爾西承繼費正清、孔飛力、彭慕蘭開啓的學術傳統，在全球脈絡下嚮近代尋找現代國傢的起源。
近代中國受盡屈辱，但放眼當時的世界，全球八成土地落入歐洲列強之手，隻有六個非西方國傢尚能獨立，中國竟是其中之一。為何當時積弱的中國竟能保有基本主權？哈爾西用國傢能力建構連綴起晚清以降的中國曆史，點齣曆史演進的邏輯——主權意識主導下的富強追求。以此為綫索，近現代中國創造與轉化將呈現齣不同的麵嚮。
2.暗夜裏的現代化大戲，求富求強的世紀轉型，中華大地上建立軍事財政國傢的百年曆程
從1850年到1949年，中國麵對大變局，改革屢屢失敗。然而，哈爾西發現，海關、稅收、官僚製度、槍炮、交通、通信的改革，並非零散、徒勞的現代化努力，而是在新的治國原則的指導下，建構現代國傢的世紀轉型。
19世紀50年代，本不知主權為何物的老大帝國迫於列強壓力，探尋新的治國之道，此後一百年間，主權概念逐漸清晰，軍事財政國傢漸漸成形。追求富強以衛主權這種藉鑒自歐洲的經世思想，連同在危機與變革中形成的國傢治理方法，讓近代中國在弱肉強食的國際社會中，可以舉全國之力裝備軍隊，存留一綫生機。財富、槍炮、官僚體製的嶄新結閤雖不足以救近代中國於危亡，卻為現代中國的崛起埋下瞭伏筆。
3. 尋訪富國、強兵、捍衛主權的思想源頭，理解中國國傢能力，
對富強的渴求，源於列強環伺、危機四伏的年代；靠槍炮、財富捍衛主權的治國之道，成為中國國傢能力源頭之一。時至今日，中國早已成為有世界影響力的大國，在新的國際秩序中，追求富強的腳步將嚮何處去，曆史或能有所啓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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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紀後，歐洲列強倚仗航海大發現，憑藉工業革命帶來的先進科技，在世界各地擴張。20世紀初，歐洲殖民的觸手遍及全球各處，1914年，全球84.4％的土地都在歐洲人的統治之下。龐大如莫臥兒帝國，廣袤如非洲，都未能逃脫被殖民的命運，殖民勢力間的爭奪和英國的援助也沒能讓奧斯曼帝國保住領土。
在歐洲殖民的狂風暴雨中，中國卻仍然屹立，保有瞭基本的獨立。如果經濟體量和列強爭奪都不能讓一國免遭殖民，那麼，是什麼讓中國在19世紀走上瞭不同於世界上大部分地區的發展道路？在哈爾西看來，是那個時代中人們對治國之道的探尋，是中國麵對威脅時求富求強、捍衛主權的創造力。
哈爾西從財政、貿易、海關、通信、航運等相關史料和地方誌中看到，在1850—1949年間，中國經過有意模仿和不斷嘗試，逐漸轉型為軍事財政國傢，那是財富、官僚體製和槍炮的嶄新結閤。官員們增加稅收，擴大政府規模，建立起能夠舉全國之力的官僚體係，用西方的軍事技術裝備起新型軍隊，在弱肉強食的國際秩序中捍衛主權。這些探尋僅讓中國在那個屈辱的世紀裏保有瞭低限度的獨立，卻為後來中國在國際舞颱上的崛起埋下瞭伏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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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引 言 世界曆史語境下的國傢建構與帝國
章 歐洲列強的全球徵服
第二章 對外貿易
第三章 財 富
第四章 官僚體製
第五章 槍 炮
第六章 交通運輸
第七章 通 信
結 語 中國的國傢建構（1850—1949）
注 釋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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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蒂芬•哈爾西（Stephen R. Halsey）
美國邁阿密大學曆史學係副，芝加哥大學博士，曾留學颱灣大學和北京大學。他的學術專長是中國近代史，也研究環境史、經濟史、比較殖民主義和全球史。
哈爾西的研究注重近現代史與當下的連續性。《追尋富強》迴到中國現代國傢建構之初，從時人對治國之道的探求中，尋找當代中國大國地位的伏筆；他正在寫作的新書《失去的和諧？環境治理與的傳統中國的遺産》則研究晚清到民國的環境政策和實踐，探索當代中國環境問題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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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尋富強》這一傑作從新的角度考察瞭19世紀中期中國與西方列強的關係。人們通常認為麵對西方列強，當時的中國隻能消極地做齣迴應，但哈爾西采用包括地方誌在內的新材料，指齣這一觀點其實相當片麵。他認為，當時從中央到地方的官員都對國際局勢有深刻的瞭解，正因如此，他們發起瞭政治和行政改革，積極應對新的局麵。
——入江昭
哈佛大學曆史學係榮休
《第二次世界大戰在亞洲及太平洋的起源》作者
★哈爾西在這本書裏做瞭個大膽的論斷：19世紀時，中國就已轉型為堪與歐洲現代民族國傢相提並論的軍事財政國傢。近年來，許多美國學者都把中國放在歐洲對亞洲、非洲殖民的脈絡中考察，但近代中國並未完全淪為殖民地，哈爾西看到瞭其中的政治意義，對中國現代國傢的起源提齣瞭新的解釋。
——王國斌
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曆史學係傑齣
《轉變的中國：曆史變遷與歐洲經驗的局限》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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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對外貿易（節選）
1907 年，英國時事評論人A. J. 薩金特（A. J. Sargent）曾為西方的貿易商行沒能在中國站穩腳跟而扼腕嘆息。中國本地官員對不平等條約中有關商業的條款置若罔聞，令他大為不滿。
一個又一個口岸反復發齣這樣的警示：貿易正在落入本地人之手，而外國人正在淪為純粹的掮客。目前，由於外國人語言不通，買辦[ 能溝通中外的中國掮客] 掌控著貿易，他們隻需投入很少的資本就可以發傢緻富；當下，本地的行商組織成員要麼一起哄抬市價，要麼與本地商人和管理厘金的官員私相授受，以求得關照。其結果無不相同：外國人獲得的利潤與其在華影響力一同下降。精明的本地人……越來越多地染指進口貿易，而對中國市場一無所知的外國人則很容易受到誘導，以微利甚至是虧本齣售貨物。除瞭聚眾鬧事和公開抵製之外，中國人又找到瞭其他法子來驅逐外國人，而這些法子是靠軍隊和條約應付不瞭的。
如薩金特所言，歐洲人難以將寫在法律條款中的貿易權利變為淩駕於中國生産者、銷售者和消費者之上的經濟實權。早在19 世紀40 年代，西方的堅船利炮已經迫使中國的許多口岸嚮國際貿易開放，但英國商人並沒有隨之大發橫財。舉例來說，英國宣稱，蘭開夏郡紡織廠的産品行銷全世界，但在中國4.5 億人口中，穿著産自那裏的衣料的人屈指可數。
與之相反，曆史學傢汪敬虞在談到19 世紀中國麵對“ 西方資本主義的經濟侵略”時認為，由於外國的競爭，中國的傳統手工業受到瞭打擊。中國雖免於被列強瓜分、吞並，卻在西方的經濟和政治剝削下淪為瞭“半殖民地”。在他看來，對外貿易不過是披著閤法外衣的偷竊，靠著壓榨中國為歐洲、美國以及後來的日本商人帶來滾滾財源。上述哪種解釋是正確的呢？19 世紀下半葉的中國是保有著經濟主權，還是成瞭外國操控下的犧牲品，這是過去50 年間曆史學傢們所爭論的問題。馬剋思主義學者認為，西方列強將類似於中國這樣的國傢捲入不公平的全球資本主義體係中，利用中國等國的財富和資源來維持歐美各國的工業發展。這種敘述方式從民族主義角度批判西方，為許多中國曆史研究者所采用。相比之下，日本學者的論著著力討論19 世紀東亞區域經濟的形成問題，特彆關注中國與鄰國間的貿易聯係對該國內陸市場的重要影響。按這種說法，西方影響從未超齣上海等通商口岸的範圍，而棉紗以及棉織品等亞洲齣口商品則在內陸地區大受歡迎。第三種論著中有一些認為，1850 年後本地商人控製著國內貿易，另一些則指齣，公司的商品銷售既要靠人脈，又要有賴於近代公司的層級體係。外國企業很難取代中國商人的位置，其商業行為是由本地和西方因素交織混閤而成的産物。
本章所給齣的證據證明瞭第三種論著中的說法，即國際經濟並未摧毀中國故有的政治體製。1900 年以前，外國對中國的經濟滲透反倒被本地那充滿活力、絲絲入扣而又復雜深奧的商業網絡限製住瞭。毫無疑問，在19 世紀，絲、茶、鴉片等商品的貿易將中國納入全球化貿易之中，但從中國經貿的結構特徵來看，其內部並未發生明顯的瓦解。在歐洲以外，世界其他很多地區因當地經濟韆瘡百孔，極易被外國勢力侵入。在孟加拉，英國東印度公司的活動削弱瞭本地統治者的財政實力，隨之而來的軍事衝突使孟加拉在1756 年被英國占領，並終被吞並。中國則與之不同，對外貿易為國傢政權提供瞭大量新增商業稅收，鞏固瞭國傢的統治，而沒有使中國完全淪為殖民地。
為什麼在次鴉片戰爭（1839—1842）之後，西方的洋行沒能破除中國故有的市場結構，在中國內地貿易中占據優勢呢？ 19 世紀大多數中國消費者的購買力有限，再加上來自本地的手工紡織品等産品的競爭，都抑製瞭歐洲商品的銷路。隻有中國的富裕階層纔買得起高級外國棉布，且相比之下，土布比相對低端的蘭開夏布料更耐用。産自雲南和四川兩省的本地鴉片（土煙）也比印度進口的鴉片更便宜。到19 世紀80 年代，這些本地商品甚至開始占領中國各海港周邊的市場。
消費模式的改變麵臨著來自文化的阻力，這是洋貨在中國的銷路不盡如人意的又一原因。糖、茶、可可、咖啡以及巧剋力等殖民時代的商品改變瞭歐洲人的工作習慣、社交禮儀和生活方式，但很少有西方商品能讓中國人也如此。鴉片是一個重要的例外。然而，19 世紀70 年代，中國人已經開始自己製造這種毒品，比之洋煙高昂的價格，土煙很快展現齣其強大的競爭力。多數西方商人還對中國人的流行喜好或口味一無所知，中國人不喜歡染成“ 不祥”顔色的布料，西方商人卻熟視無睹，繼續輸入這類商品。哪怕中國消費者將給布料上蠟或上漿視為摻假，西方商人還是企圖推銷經過這種處理的重漿（heavily sized）布匹。直到20 世紀前幾十年，在廣告宣傳攻勢下，大眾消費主義在城市地區抬頭，洋行纔開始在刺激中國人對煤油、香煙等新産品的需求上有所作為。
此外，每當洋行試圖進行商業運作時，總要麵對由中國商人構成的絲絲入扣的網絡。洋行很快就發現，同業公會等商業機構對洋行打入中國內陸地區構成瞭組織上的嚴重障礙。這些自發形成的聯閤體常常從各省當局那裏購得包稅權，可以在當地範圍內淘汰掉競爭者，並控製茶、絲等商品的供應。中國各通商口岸的行商們從內地的中間代理人那裏獲得貨物，然後轉賣給歐洲商人以此獲利。這些人實際依附於像怡和洋行這樣的英國公司，他們並未構築起一套新的商業聯係，而隻是作為舊有的中國商人供應鏈的末端而存在。舉例來說，絲、茶等産品在到達上海、廣州或天津的洋商手裏之前，就已經過瞭五次甚至更多次轉手。後，歐洲的洋行雇用買辦來安排管理同本地商人的交易。即使是外國人也已經精通中文，他們仍要依仗於買辦的個人關係網。一言以蔽之，歐洲商人在中國所麵對的是一種“ 中介經濟”，他們幾乎無法直接接觸到內陸地區的基層消費者和生産者。洋商力求在內地開闢茶和絲的銷路，而他們發現這些努力受到來自中國官方的乾擾。例如，西方人的運照在內陸可作為免繳厘金的準證，而課稅官僚及下級吏役常對此拒不承認。經過西方人幾十年的抗爭，江南各省當局終於應允履行19 世紀90 年代訂立的條約中規定的義務，但他們又在很多地方用落地捐取代瞭厘金。簡言之，截至1900 年，在地方上，齣於政府的乾擾阻撓，歐洲人無法將在法律、政治、外交上取得的貿易特權轉變為商業上的優勢。中國當局對蘊含於這種行為中的政治意涵瞭然於心，他們看到瞭對外貿易對國傢主權的乾擾。19 世紀晚期，曾對經濟事務發錶過重要評論的鄭觀應寫道：
前與外國所立不公之約未能改換耳。查我國有自主之權，凡外人托庇宇下，自應歸我管轄，稅務亦應在我權衡……殊失國威。
清政府的官員們在設法處理對外貿易問題的同時，也開始運用新概念去清晰地錶達他們的訴求以及政策選擇。在帝國晚期的中國，諸如“自主”“獨立”“公法”等術語的含義雖然還未固定，但已進入日常官方辭令中。久而久之，為給新的治國之道打下廣泛的知識基礎，在此過程中，官員們將這些理念運用到瞭一係列商業和外交實務中。
盡管國際貿易在晚清中國的國內生産總值（GDP）中所占比重僅在5% 到10% 之間，但19 世紀50 年代，新組建的大清帝國海關保證將關稅稅收源源不斷地投入國傢建設之中。這個新的政府財政官僚機構隸屬於總理衙門，同時雇用中西方雇員，、高效，凝聚力強。盡管該機構是在19 世紀50 年代的叛亂中臨時創立的，但在中華帝國晚期，它迅速成為構建起這個軍事—財政國傢的一大要素。中外貿易提供瞭新的稅收來源，從而鞏固瞭政府的地位，而銳意改革的官員們則將這些資金投入捍衛國傢主權的工程之中。
本章將依次審視這四個因素，繼而探討海關在19 世紀後半葉的發展情況。本章將通過分析19 世紀晚期中國進齣口貿易中的主要商品來闡明上述各點，也會適時論及一些重要性略為遜色的商品。縱觀全章，讀者還能聯想到對外貿易在孟加拉、馬來亞和爪哇的影響——改變瞭南亞等地區在近代的曆史軌跡。與之相反，處在帝國晚期的中國，擁有不容易被滲透的經濟體製，中國的對外貿易以大清帝國海關為依托，支撐起這個軍事—財政國傢。
棉紡織品與鴉片
19 世紀下半葉，歐洲人在中國的銷售額較之該國龐大的經濟體量顯得微不足道。中國人的可支配收入遠不及歐美消費者，特彆是19 世紀早期以後，在工業革命轟轟烈烈的發展勢頭之下，情況更是如此。此外，棉布等一些洋貨麵臨來自本地商品的激烈競爭，土貨一般比同類的洋貨更便宜，而且質量更好。一篇在1922—1931 年的中國海關所做的十年報告迴憶道：中國本地手工製品無論品質還是價格都更符閤本地需求，因此更受本國人的喜愛。中國成為英國紡織品消費國的大障礙在於，中國可以生産更為耐用的商品，更能迎閤人們的需求，而這些商品的價格卻與同類洋貨持平，甚至更為低廉。土布很粗糙，紋理不均，凹凸不平，且未經處理，但土布製成的衣服卻比用一般的曼徹斯特産的布料製成的衣服耐穿兩三倍。英國的工廠主們感到左右為難：如果增加棉綫用量以使布料結實耐用，其價格就會飆升；如果想走廉價路綫，勢必無法兼顧布料的品質和耐用度。1900 年，一位英國觀察傢佐證瞭這點，他注意到“[ 西方紡織品] 的品質……往往不閤時宜——一位四川婦女曾嚮她認識的一個英國人抱怨洋布的質量粗糙，‘隻配給蠻夷穿’，給洋布上重漿隻是為瞭掩飾它的劣質罷瞭。該省的苦力則認為土布比英國産的洋布更耐穿”。兩種看法都錶明，土貨的、耐用及低廉的價格，阻礙瞭西方同類産品在中國的銷路。
盡管棉紡織品可以滿足人們對奢侈品的需求，手工織造的土布還是在本地市場中占據優勢地位，甚至經由上海、天津和牛莊，輸入到朝鮮。上海社會科學院的一項研究稱：“西方資本主義國傢要推銷的棉紡織品等，不容易擴大銷路。”其原因在於“ 中國耕織結閤、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生産結構的抵製”。華北和華中地區的婦女或自己紡紗，或用日本和印度進口的棉紗織布，把自産的多餘紗綫和布料賣掉來換錢，好在鼕季農閑時節補貼傢用。這種“粗糙但結實耐用”的布料易於上色，且價格和舶來品相同。靛青一直是常見的顔色，織工們把這些“相當厚重”的原料織成等同於或幾倍於中國人衣服尺寸長度的布匹。甚至在機器紡織大行其道後，次世界大戰期間，江南的市場上仍然可以看到這些傢庭手工紡織品。
絕大多數中國消費者有限的收入讓西方布料商人在長三角地區進一步受挫。“實際情況是，”一位1896 年來華的英國商團成員抱怨說，“我們並沒能讓數百萬中國人都穿上我們的衣料；他們穿衣保暖，自給自足，一個人的購買力決定著他穿或者不穿外國棉布製成的衣服。”盡管在19 世紀晚期，歐洲人努力拉動需求，棉質高級襯衫布料的銷量也從未趕上過質量較低的白、灰床單布料的銷量。襯衫布料的棉紗密度為20~40 支/ 英寸，齣售的布料每匹為3 英尺（約91 厘米）寬，40 碼（約37 米）長。中國的富人買得起本地的絲綢，也同樣買得起進口的高端紡織品，這些産品麵嚮的正是這一人群。18~20 支/ 英寸的重漿床單布料以更低的價格占據瞭更大的市場份額，但中國消費者仍將其看作奢侈品。在19 世紀和20 世紀早期，由於中國商人偏好36 英寸（約91 厘米）的寬幅布料，而非窄幅布料，卡其布和牛仔布備受冷落。對於一個歐美中等消費者來說，除瞭那些昂貴的布料，沒有什麼是他們買不起的；但一位觀察傢則指齣，中國“國民極其貧睏，他們需求極低，易於滿足”。大清帝國海關的一名雇員持有同樣的看法。“對洋布的需求隻是個彆現象，而非普遍情況。”他以頗為誇張的筆觸寫道，直到19 世紀晚期“中國仍像200 年前一樣自給自足”。尚無定量數據可供曆史學傢們來估算洋貨銷售額在中國紡織品市場銷售總額中所占的比重，但這個比重應該非常小。1911 年，喬治•安德森在給美國商務和勞動部（U. 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and Labor）的報告中提到：
外國棉紡織品的固定消費人數至多不過各開放口岸人口總數的兩倍。從中國沿海和揚子江上的上海至重慶一綫對外國棉品的消費可觀，這種消費形成幾近封閉的鏈條，無法觸及中國廣大地區……不僅地域上的錶現是如此，實際貿易額上的錶現也是如此，中國紡織品市場的主要貿易份額中並無外國棉紡織品的一席之地。
工業革命為節省勞動力進行瞭多方麵的革新，這使英國的工業品頗具競爭力，蘭開夏的棉製品行銷亞非市場。然而，穿著西方紡織品製成的服裝的中國人卻鳳毛麟角，在20 世紀之前尤為如此。簡而言之，在江南這樣的沿海地區，洋布尚且無法在和土布的競爭中取得優勢，更不用說在中國偏遠的內陸地區瞭。
……
19 世紀中國的文化與消費
中國人隻接納瞭鴉片、香煙、煤油和火柴，除此之外，歐洲人嘗試引入的其他新商品以及為重塑中國物質消費模式做齣的種種嘗試都遭到瞭抵製。茶、糖、咖啡和巧剋力等殖民時代的商品改變瞭當時英國人的日常生活，但是中國人的飲食習慣和穿著與鴉片戰爭之前彆無二緻。S. G. 切剋蘭德（S. G. Checkland）的研究提到：
在中國做生意，就要從中國人的消費模式中發現迄今為止未被發掘的那些對新奇的工業品以及工廠生産的洋布的需求。這意味著改變這個帝國的傳統文化——恰恰是這些招緻中國人對新生事物的巨大敵意。想用中國人沒接觸過的新奇事物來取悅他們，這種可能性微乎其微。
C. F. 雷默（C. F. Remer）在他的中西貿易關係史論著中得齣瞭相同結論：
他們[ 中國人] 的保守不是無緣無故的……中國人享有世界上好的食物——大米，好的飲品——茶，好的衣料——棉布、絲綢和毛皮。擁有著這些日常必需品，以及數不清的其他本地農副産品，他們無須在他國産品上再花一分錢……中國經濟的自給自足，是至今為止我們的工商業擴張大業遇到的大障礙。
絕大多數歐洲商品在中國銷量低迷，它們的遭遇錶明，19 世紀西方人的在華貿易麵臨著文化上的障礙。例如，歐洲商人對中國消費者的消費喜好知之甚少，一直推銷輕薄布料以及染成“ 不祥”顔色的織物。相反，中國棉花歉收的時候，T 紋布很暢銷，因為它在質地和厚度上和本地紡織品相似。中國人和印度人可以用這些紋理呈巨大“T”字形的白色平紋布設計齣符閤自己習慣的衣服。另外，1885 年以後，紗綫等半成品的進口量超過瞭製成品，部分原因在於中國消費者可以用這些半成品製成類似形狀、大小和紋理的布料。有人不滿地評論道：“托歐洲著裝材質和流行趨勢的福，中國人竟全然不在意著裝是否輕便。”他的話並非諷刺、誇張。歐洲紡織品的漿染和打包方式對本地人來說很陌生，並犯瞭忌諱，這使蘭開夏工業品在中國的銷售變得更為棘手。“在某些方麵適閤中國市場”的棉製品常常滯銷，原因在於它們不是本地消費者所喜歡的靛藍色，而被“染成瞭‘不祥’的顔色”。此外，洋布的運輸和包裝更符閤歐洲人而非中國人的行為方式。有時個彆貨物沒有加蓋公司公章，或蓋“戳”（chop），無法確保貨物的質量和內容。盡管一些上海的洋行雇用中國工人設計布料的印花花紋，但大多數花紋與歐美市場上的彆無二緻。1896 年，一個中國人在與布萊剋本商會（Blackburn Chamber of Commerce）貿易代錶團對話時指齣，有必要采用具有本地特色的圖案，引入新圖樣來與日本産品競爭。一個代錶團報告人也建議，曼徹斯特的工廠應該參照他帶迴英格蘭的綢緞上的圖案設計印花，但他的建議幾乎未得到任何迴應。歐洲人還在他們的紡織品加入澱粉、蠟和瓷土以保證布料的重量，並起到潤色布麵的作用，但中國商人沒見過上漿布，把在布上用這些東西看成一種摻假。19 世紀60 年代早期，用上等棉花織成的曼徹斯特紡織品經常會發黴，部分原因在於漿料中的一種化閤物會破壞植物縴維。中國人對此怨聲載道，甚至到瞭19 世紀60年代末，美國棉産品纔重振聲威，蘭開夏紡織品的質量隨之得到改善，這種聲音仍然存在。隻需洗一次，洋布就會喪失它的大優勢。
從19 世紀60 年代末開始，西方布匹商人落下一個“ 弄虛作假”的名聲。19 世紀70 年代，厚重的、未經上漿處理的美國紡織品在中國市場上取得瞭較大成功，但是本地手工紡織品仍然不可替代。1869—1872 年，中國本地棉花供應量較低，一時間，歐洲棉産品進口激增，與中國棉布相似的T 紋布因之銷量大幅上升。大清帝國海關的一名官員稱：“這一商品靠模仿本地織物直接與本地産品競爭，在各類外國紡織品中鶴立雞群。”T 紋布在紗支密度上和土布相似，市麵上齣售的T 紋布布匹幅寬是土布的兩倍。中國消費者買不起用絲綢做的長衫，也買不起用那些重新染成他們喜歡的顔色的歐洲布料做的外套。由於棉花歉收，T 紋布的進口額由1867 年的730 604 匹暴漲到1871 年的4 167 103 匹。然而1873 年，中國棉産量再度恢復，這種布料的進口額迴落到19 世紀60 年代中期的水平，漲勢就此終結。
與此成鮮明對比的是，歐洲和南亞紗綫的銷量卻早從1878 年就開始攀升，到1898 年為止，這些半成品的進口總額已經超過瞭紡織成品。在19 世紀80 年代，中國對印度紗綫的需求量翻瞭10 倍，到1911 年，已占中國紗綫進口總量的60%。進口紗綫主要是8 支、10 支、12 支和20 支的中低支紗，而蘭開夏仍在供應更高支、更昂貴的紗綫。在19 世紀90 年代，日本紗綫年均價值已經達到瞭600萬兩，到20 世紀10 年代，其市場份額占有量位居第二，達市場總份額的21%。江南地區的消費者初喜歡的是高支紗而不是粗糙的印度紗，但到瞭1895 年，這一地區已在同時大批購入印度和蘭開夏兩地的進口紗綫。20 世紀10 年代晚期，上海建成瞭紡織廠，中國對進口紗綫需求量下降，但在紗綫進口的鼎盛期，其重要性蓋過瞭床單布、卡其布、牛仔布和襯衫布。文化對於紗綫等“半成品”的中立態度，將中國人對這類消費品的抵觸情緒降至低，但它們仍無法取代本地商品。一位曾在1885 年後對中國人對外國紗綫的需求進行過調研的海關官員認為：
中國人並不需要外國人提供這麼多工業成品，他們需要的是原的商品，原材料半成品是這類商品的佳詮釋。標誌性的例子就是棉紗，中國人用它織成土布；而究其原因……這些原商品顯現齣一個共性，即可塑性，在進一步加工後或終投入使用時，其形態將是純中國的，而絕不是外國的。
紗綫不是工業成品，沒有任何文化上的包袱，消費者可以用它製成時裝、帷幔、橫幅以及其他具有中國風情的裝飾品。從19 世紀中期的鴉片戰爭到20 世紀頭幾十年間，中國的物質消費模式大緻上沒有什麼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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