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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百年五牛图》编辑手记
　　邹湘侨
　　《百年五牛图》终于出来了。拿到样书，颇有些感慨。这是我编辑生涯中耗费心力多的书，从申报选题到审查，从版面设计到付梓，可谓好事多磨，一波三折。
　　和梁由之先生的交往，可以追溯到2005年，那时他刚开始写《百年五牛图》之蔡锷篇。当时我还在漓江出版社，被派到北京的出版中心，正要雄心勃勃地想在文艺图书方面做出点什么动静。龙子仲先生，吾师也，把梁兄的这篇文字推荐给我。拜读之下，很为他的文字所动，有心想做这个选题，于是和梁兄通了一个电话，他告诉我，他写这个，只是玩玩，什么时候能写完，还在未定之数。于是就此断断续续保持一点联系，一晃眼就是两年多。
　　后来，我改弦易辙，投到广西师大出版社门下。而此时，梁由之《百年五牛图》也终于写到了鲁迅这大一牛。于是出版此书一事，重新提上议程。
　　我这人做事，一向比较保守，养成了向作者约稿时从不把话说得太满的习惯，说是畏缩也好，说是谨慎也好，总之，是不敢拍着胸脯说话的。社长是大力支持，毫不犹豫地点头同意，但接下来这书稿所遇到的为难，却还是出乎了我的意外。先是，我把《关于林彪》这一部分请有关人士预审，回答说没有问题，这才对梁兄说，这个选题我做定了。谁知等到正式报批，负责审读的人几经变换，时间已经到了九月。最后和龙子仲师商量了一个办法，对此部分内容加以处理，龙子亲自加一个按语。如此一办，倒也正好幽了一默，算是编辑过程中郁闷里的乐趣。
　　关于林彪，确实有些话可以说说。查当今的《中国共产党简史》，对于“九一三”那一段历史，是如此表述的：
　　九大结束后，林彪集团的权势膨胀到顶点，同江青集团之间争夺权力的矛盾急剧上升。他们担心江青集团的势力有可能超过自己，林彪的接班人地位会发生变化，因而妄图提前“接班”。1970年8月，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江青两个集团长期以来不断积累的矛盾集中地爆发出来。林彪集团的图谋及其宗派活动被揭露并受到批判后，毛泽东采取一系列措施削弱林彪集团的权势。林彪集团的骨干成员决心铤而走险。林彪的儿子、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林立果，召集他的秘密小组织策划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毛泽东、周恩来机智地粉碎了他们的阴谋。9月13日，林彪等人乘飞机仓皇出逃，在蒙古温都尔汗机毁人亡。
　　党史里如此这般地载明，可见那一场未遂的“反革命武装政变”， 其主持者并非林彪，明眼人也都可以看得出所谓“林彪集团”，其具体操作者也不是林彪自己。他所应负的罪责，当然也难洗刷得掉，不必违言。党史里的这一种表述，虽有它的微妙之处，态度却并不含糊。现在民间流传着的“林彪反革命集团”一说，是“文革”结束后对那一集团定性的余风。前些日子华国锋逝去，党中央对其评价中提到“林彪集团”而不加“反革命”三字，有心者大为兴奋，殊不知党史里早已经那么定论了。奇怪的是，我们的底层的“审查”机构，何以在这方面却如此与中央保持高度不一致呢？
　　做完这一本书，我才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在中国，写史者，尤其是写近代现代史者，不仅仅是需要能力的问题，还需要资格。所谓资格，就是那个话语权在不在你辈手里。这是题外话，不多说。
　　编辑《关于鲁迅》部分，也是感触良多。龙子仲师此前刚刚出版了《怀揣毒药，冲入人群——读野草札记》一书，正好可以拿来与梁文参读。为查证一些资料，又上网搜索一阵， 搬出手边那套《鲁迅全集》来，有很多新的体会。一些零碎的感想，便写在了《鲁迅为什么还让那么多人害怕》一文里，算是编辑的副产品。骂鲁迅者，八十年来不绝，可惜都没骂出个什么新鲜，无非今日“听说”，明日“推理”，在在离不开谩骂与人身攻击，吐几口唾沫，以示自己的高明，实在无聊也无趣。我更感兴的是，为什么鲁迅还这样让好些人不爽，不向他吐几口唾沫心里就不舒服呢？我的结论是：鲁迅挖了他们的祖坟，揭了他们的面皮。去读一读鲁迅的文字，便能明白这一点。比如鲁迅所谓的“西崽”，如今不过是换了个称呼，改叫“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了。对于这一点，梁文剖析深刻，文笔也够老到。《关于鲁迅》差不多占了《百年五牛图》三分之一的编幅，可见作者对此首牛是多么在心。
　　本书之另外三牛，蔡锷、张季鸾、陈寅恪，其为人为事，我所知道的，也只是平时报章上看到的一点传闻逸事。看过一本《王云五传》，知道了张季鸾这个人。梁由之以“国士精神”概括之，是很有见地的。张氏一方面很具有现代精神，一方面骨子里还是士大夫的气质。而其所创《大公报》之“不党不私”之宗旨，却既是一种理想，也是一种坚持，为后来媒体人的楷模。可惜后世对媒体与媒体人的一通改造，确可谓“脱胎换骨”，已经全成家养的喉舌，既是“家养”，你想“大公”那也不可能了。陈氏之“不党不私”，虽是借之域处，但在中国的语境里视党与私性质相同，是多么地有见地。梁由之对此一条颇有发掘，是《百年五牛图》引人之处。
　　至于陈寅恪之特立独行，传奇既多，有些已近乎传说，《百年五牛》对此作一梳理，很有拔开云雾之功。对陈氏居留岭南而没有流寓台湾，梁由之的评价很合我心。去与留，于陈氏而言，实在与党见毫无关系。寓居岭南，远离王气，这也正是陈氏的高明之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于党于“国”何干？后来者为否定现行的某些东西，大唱民国的赞歌，实在是相当可笑的。
　　此书稿的总体策划，由龙子仲师主持。为此书做设计的两位美编，也是社里的得力人手。封面初出的七个方案中，有三个让人难以取舍：放弃其中哪一个都觉得可惜，却也不能把三个的优点都集中到一个上来，那样可能就成了大杂烩。曾经听吕敬人先生讲课时说过，平面设计艺术，就是一种(产生)遗憾的艺术。从封面到内文版式，编著双方步步沟通，我相信我们都尽了大的努力。在编辑过程中给我帮助的朋友和同事，也令我感激。当然，还有在背后支持我的领导。
　　在《百年五牛图》面世之际，写下这几句话，算是放下了胸中的部分块垒，松了一口气。我相信，我的欣慰喜悦之情，是可以与作者以及引颈以待的广大读者们等量齐观的。
　　2008年11月26日

内容简介

　　本书是梁由之为他心目中百年中国五个杰出的人物所作的评传。所谓“百年五牛”。指的是文人鲁迅，报人张季鸾，学人陈寅恪，武人蔡锷、林彪。作者博览群书，集萃众说，纵横捭阖，独抒己见。成一家之言。本书以传为主，以评为辅，对这五位性格鲜明、建树、影响深远、命运各异的历史人物的生平和事迹，作了精彩独到的勾勒和评述，颇多心得和发挥。
　　全书体例独特，文采斐然，雄深雅健，汪洋恣肆，既有精神深度，又很具可读性，可作百年中国历史之导读。

作者简介

　　梁由之，20世纪60年代中期出生，楚人，居粤多年。
　　梁某大腹便便，兴趣广泛，尤好音乐、历史、军事、金融投资和旅行。2005年开始在天涯社区敲发文字，2006年起在《读库》等平面媒体发表文章。其《红尘冷眼》《风雨江山》《百年五牛图》《谋士群研究》等系列作品，影响巨大，广受欢迎。

内页插图

精彩书评

　　《百年五牛》百年窘
　　我时时有这样的感觉：民国人物比我们今天的人要牛气得多。大概在那时代，真正碰上了一轮王纲弛纽的乱世，士人心里似乎都很明白，自己要做自己的主，因为不再有人给他做什么主。所以那时候的人，仿佛都有一种自手打造新世界的自信力在。惟其有了这种自信力，其精神气格才大有不同。与之相比，我们这时代的人则娇气得多。每每见到的所谓“个性”，也多是这“娇气”的产物。——所谓娇气，其实就是任性有余而自信不足。
　　《百年五牛》写到的五个人，严格的说都可以算作民国人物，无论呆在战场还是呆在书斋
　　……

目录

序 梁由之《百年五牛图》
百年树人：关于鲁迅
再造共和第一人：关于蔡锷
一个人、一份报纸和一个时代：关于张季鸾
四海无人对夕阳：关于陈寅恪
将军百战身名裂：关于林彪 附：从凤凰到长汀
治史者(跋)

精彩书摘

　　一、鲁迅最后的六年
　　无庸讳言，在鲁迅生命的最后六年间，他的思想明显左倾，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中共的同路人，这是不争的事实。
　　在此期间，他阅读、翻译了大量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和苏联文学著作，一度对苏联寄予厚望，写过不止一篇热情讴歌苏联的文字，以为它代表了人类未来的发展方向。现在看来，这在鲁迅十八年的创作生涯中，是最没有创造性的工作，是其著述中注定要“速朽”的部分。他为此枉抛了心力，虚耗了年华，损害了健康。
　　但鲁迅毕竟是鲁迅。作为一个独立的思考者，冷峻的观察者，深刻的怀疑者，彻底的悲观者，他对一切过于美妙的事物和期许几乎是本能地难以信任。他怀疑对于“黄金世界”的种种许诺和向往，明确反对预设一个最高目标，更对为虚幻的未来而舍弃此生幸福相当不以为然。
　　鲁迅曾为这一重要思想言之再四。他借阿尔志跋绥夫小说人物的口说：
　　你们将黄金世界预约给他们的子孙了，可是有什么给他们自己呢？
　　在给许广平的信中，他写道：
　　我疑心将来的黄金世界里,也会有将叛徒处死刑。
　　在《野草?影的告别》中，他说：
　　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
　　所谓“黄金世界”，不妨看作是“终极理想”的另一种说法。
　　正因为如此，鲁迅才能同流而不合污，能入而又能出，在众人陶然沉醉时保留了一份坚定的自我，不被喧嚣一时的时代大潮裹挟而去，而只是在衣衫上溅上了几朵浪花。
　　我认为，所谓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在五四一代知识分子中，只有在鲁迅身上（也许还可加上陈独秀），才得到了淋漓尽致、最为充分的展现。
　　1930年3月2日，在中共推动掌控下，以创造社、太阳社和鲁迅及其影响下的作家这三方面的人士为基础，“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正式宣告成立，鲁迅成为形式上的左联盟主。5月7日，由冯雪峰陪同，他应约在上海爵禄饭店会见了中共领袖李立三。会谈中，鲁迅断然拒绝了李要他写文章公开斥骂蒋介石的要求。1933年1月17日，鲁迅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立大会，并被推举为执行委员。这个组织有共产国际背景。中共把鲁迅当成同路人，并不完全是单相思。“鲁总司令”一说，倒也算是其来有自。
　　鲁迅与中共并无直接关系，主要通过两个中共文化事业的地下领导人冯雪峰和周扬，来作为中间人进行沟通。那么，冯、周与鲁迅的关系，又如何呢？
　　周扬是“四条汉子”之首，“空头文学家”的代表性人物。以鲁迅对周扬的厌恶和轻蔑的程度而论，在其所有论敌中，如果不排第一，起码也是名列前茅。
　　“奴隶总管”，“以鸣鞭为惟一的业绩”，“工头”，“元帅”，“大人物”，“英雄”，“深居简出，只令别人外出奔跑”，“轻易诬人”，“左得可怕”，“喊口号，争正统”，“借革命以营私”，“拉大旗作虎皮”，“大纛荫下的群魔”，“以指导者自居”，“哗啦啦啦大写口号理论”，“自有一伙，狼狈为奸，把持着文学界，弄得乌烟瘴气”……
　　——这就是鲁迅心目中的周扬其人。
　　有趣的是，鲁迅眼中如此不堪的周扬，从延安时期起，即成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代言人，并出任“鲁迅艺术学院”院长。这是不是颇具讽刺意味？赵超构当年的采访记录，或可作为注脚。
　　1944年夏天，重庆《新民报》主笔赵超构随“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走访延安，稍后，他写成风行一时的《延安一月》。赵超构同情中共，说了延安很多好话；同时，他敏锐而意外地发现，此间对鲁迅居然是“敬而远之”！他说，仅在鲁迅艺术学院和高岗书架上分别看到过一部红面精装的《鲁迅全集》，此外，“我们实在看不到鲁迅精神在延安有多大的权威。他的辛辣的讽刺，他的博识的杂文，并没有在延安留下种子来。唯一的理由，就是目前的边区只需要积极的善意的文艺，不需要鲁迅式的讽刺与暴露。要是需要的话，那也只有在对‘敌人’斗争的时候。”
　　“延安有许多事情出乎意料之外，比如鲁迅的作品，我们总以为是应该大受延安人的欢迎的了，而事实上则并不流行。”在延安的各个书店中，文艺书籍印得最多的是秧歌和其他通俗读物，还有高尔基的书，“鲁迅的作品，我非常奇怪，竟是一本也没有。”
　　1949年之后，周扬更上一层楼，成为实际上的文坛霸主。他忠实执行毛泽东的文艺路线，挥舞炮制的“鲁迅大棒”残酷整肃鲁迅精神的真正传人，弄得百花凋残，万马齐喑；自己最后也玉石俱焚，身败名裂。晚年周扬似乎有一些变化，在此不予置评。
　　鲁迅对周扬的观感，毛泽东一清二楚。但自诩“与鲁迅的心是相通的”的伟大领袖，为什么不选择别人，而是独具只眼单挑周扬周起应作为自己的文艺总管呢？周扬还是那个周扬；但是，鲁迅还是本来的鲁迅吗？这太耐人寻味了。我没有看到任何一个非议鲁迅的当代学人能对此作出合乎情理和逻辑的解释。
　　“被他们据为私有，眩惑群众，若偶像然。”从另一个角度解读徐懋庸当年的这一说法，倒是很有几分近似。
　　冯雪峰与周扬一直不和，而与鲁迅关系相对比较好。但我注意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1936年夏秋，鲁迅病重，体重仅为38.7公斤，亟需静养。可是树欲宁而风不止，“国防一派争曾烈，鲁迅先生病正危”（聂绀弩诗），周扬等人挑起两个口号之争，徐懋庸更是“雄赳赳打上门来”。以鲁迅的战斗性，势必予以有力的反击。争奈病体难支，有几封信只得口授，由冯雪峰执笔，他再修改定稿。
　　有一天，胡风在鲁迅面前称赞冯雪峰代笔很像鲁迅的文风。鲁迅淡淡一笑，说：像吗？我看是没一点相像。
　　而冯雪峰也有他的不满。他曾对人抱怨：
　　鲁迅还是不如高尔基。苏共要什么样的文章，高尔基就给什么，由党委派的秘书拟好稿子，他签个名就是。鲁迅不行，非要自己动手，自己说话。
　　这说明了什么呢？
　　“既懂政治，又懂文艺”（毛泽东语），与鲁迅最为投契的的中共领袖，当数瞿秋白，鲁迅甚至以平生知己许之。但据冯雪峰说，瞿秋白在上海领导左翼文艺，是出于他的个人爱好，而非党的指派。瞿果然很快就被“指派”离开上海，去了江西苏区。红军长征，秋白不获从军，在福建长汀被国军捕杀，留下千古奇文《多余的话》。
　　1936年8月1日，徐懋庸奉命向鲁迅下了战书。其中说：
　　但我要告诉先生，这是先生对于现在的基本政策没有了解之故。
　　堂堂“鲁总司令”，居然对中共“现在的基本政策没有了解”，以至需要一个乳臭未干的无名小子来予以教诲，耳提面命，这是哪门子“总司令”？
　　鲁迅1936年5月2日曾致信徐懋庸：
　　集体（按：指左联）要解散，我是听到了的，此后即无下文，亦无通知，似乎守着秘密。这也有必要。但这是同人所决定，还是别人参加了意见呢，倘是前者，是解散，若是后者，那是溃散。这并不很小的关系，我确是一无所闻。
　　……好在现在旧团体已不存在，新的呢，我没有加入，不再会因我而引起一点纠纷。我希望这已是我最后的一封信，旧公事全都从此结束了。”
　　这个总司令原来是假的。鲁迅表示了彻底分手的决绝态度。
　　1936年10月5日，鲁迅致沈雁冰信中说：
　　“顾问”之列，我不愿加入，因为先前为了这一类职衔，吃苦不少，而且甚至于由此发生事端，所以现在要回避了。
　　老子不玩了。
　　在去世前约两个月写下的《死》一文中，鲁迅说：
　　我只想到过写遗嘱，以为我倘曾贵为宫保，富有千万，儿子和女婿及其他一定早已逼我写好遗嘱了，现在却谁也不提起。但是，我也留下一张罢。当时好像很想定了一些，都是写给亲属的，其中有的是：
　　不是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一文钱——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
　　赶快收敛、埋掉、拉倒。
　　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 。
　　忘掉我，管自己的生活。——倘不，那就真是胡涂虫。
　　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
　　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
　　此外自然还有，现在忘记了。只还记得在发热时，又曾想到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完全是一个存在主义者的态度。
　　迄今仍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鲁迅所谓“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不以为然，甚至以此认定他心胸狭窄，人格缺陷明显；对“一个都不宽恕”大加诟病的各色人等更是大有人在。让我不解的是，这些人怎么对“损着别人的牙眼”和“让他们怨恨去”这两个极为重要的前提条件视而不见了呢？鲁迅去世已经七十年，这些人不是仍在不遗余力地“损着别人的牙眼”而充满“怨恨”吗？何尝有丝毫“宽容”、“宽恕”？
　　夏济安写道：
　　鲁迅面临的问题远比他的同时代人复杂得多，剧烈得多。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正是他那一时代的论冲突、渴望的最真实的代表，认为他与某个运动完全一致，把他指派为一个角色或使他从属于一个方面，都是夸大历史上的抽象观念而牺牲了个人的天才。
　　国民政府播迁到台湾之后，鲁迅著作还曾被禁多年。大陆用一顶纸糊的高帽偷梁换柱，更是别有肝肠，谬托知己。
　　鲁迅是孤独的，独立的。他只属于他自己。
　　鲁迅晚年诗作中一再慨叹：
　　深宵沉醉起，无处觅菰蒲。
　　老归大泽菰蒲尽，梦坠空云齿发寒。
　　……
　　年华已老，漫无依归，举首茫然，周身寒彻。
　　这才是真实的鲁迅。
　　二、鲁迅与周作人的恩怨
　　鲁迅一生厌憎过不少人，树敌众多。他当然也有大爱。梁某以为鲁迅平生至爱，不是母亲，也不是许广平，甚至不是海婴，更不是别的什么人，而是他的二弟作人。
　　鲁迅比周作人大四岁，年龄相近，爱好相似。少年时代起，两兄弟就情同手足，形影不离，一起游戏、玩耍、上学、读书。他们的时代、社会、家庭和教育背景几乎完全相同，性情则有明显差异。作为家道中落的孤儿寡母家庭的正房长子，鲁迅很早就体味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他的使命感、责任心和处世能力都很强，倔强自信，崇尚力量。周作人从小性情温和，很好相处，好学深思，推重理性，耽于书斋生活，人情世故则有所欠缺。二弟的前半生，基本惟大哥马首是瞻。
　　1901年2月，鲁迅写了《别诸弟》三首七绝。他在后跋中写道：“嗟乎，登楼陨涕，英雄未必忘家；执手销魂，兄弟竟居异地！”原来冷峻生涩的鲁迅也有如此温情婉约的一面。作人对兄长也非常敬爱，日记中随处可见“大哥”如何如何，亦步亦趋，深情款款。两人兄弟怡怡，相得益彰。下围棋的朋友都知道，一目孤处与二子并立，那气与势可是迥然不同的。
　　1902年，鲁迅到日本东京不久，毅然剪掉了头上的辫子，宣示不再做清朝的顺民。他特意去摄影留念，并翻洗多张寄给亲友。在送给二弟的那张上面，他这样写道：
　　会稽山下之平民，日出国中之游子，弘文学院之制服，铃木贞一之摄影，二十余龄之青年，四月中旬之吉日，走五千余里之邮筒，达星杓仲弟之英盼。兄树人顿首。
　　二弟非常喜欢大哥这张耳目一新的照片，“拟放假日往城南配壳子，悬之一室，不啻觌面。”
　　顺便说一句，鲁迅将这张照片也赠了一张给好友许寿裳，并题署著名的“自题小像”一诗。
　　他们当然也有冲突。据周作人回忆：
　　（1908年在日本，）大概我那时候很是懒惰，住在伍舍里与鲁迅两个人，白天逼在一间六席的房子里，气闷得很，不想做工作，因此与鲁迅起过冲突，他老催促我译书，我却只是沉默的消极对付，有一天他忽然愤激起来，挥起他的老拳，在我头上打上几下， 便由许季弗赶来劝开了。他在《野草》中说曾把小兄弟的风筝踏扁，那却是没有的事；这里所说乃是事实，完全没有经过诗化。
　　这个有趣的小插曲，过去也便过去了，两兄弟当时谁都不会往心里去。但鲁迅这种峻急的大哥作派是不是在极端重视个性独立的周作人心中无形埋下不满和抗拒的种子，就非我所知了。
　　鲁迅与周作人携手并肩走过了青少年时代。他们读私塾，上新学堂，去日本留学，筹办《新生》，翻译《域外小说集》……思想和行为都高度一致，兄弟之间，连写作、翻译的署名都不分彼此。鲁迅对二弟的关怀爱护可谓无微不至，他带作人东渡扶桑，自己回国做事赚钱以在经济上补贴二弟夫妇的用度，在家庭责任上尽力担当，多方设法为作人谋得京都名校的教席……可以说，没有鲁迅，就没有周作人。他们不仅是同胞兄弟，而且是志同道合的朋友和亲密无间的同志。
　　在五四狂飙中，两兄弟因缘时会，横空出世，出手不凡，名满天下，成为思想文化界的两座重镇。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陈独秀和胡适都十分敬爱周氏兄弟，一代青年更是深受其影响。
　　1919年，周氏兄弟卖掉绍兴的老屋，买下八道湾的大宅，举家移居北京，誓言永不分离。三兄弟各有家小，却聚财共餐，由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总管家政。兄弟奉母而居，佣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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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榆林张秀鸾，受其父影响，笃信：报亲恩，报国恩，报一切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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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鲁迅既不是神，也不是狗，而是人。所有关于鲁迅的二手材料都只是参考，要想了解鲁迅，必须读其原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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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鲁迅祖父因科场舞弊案被斩，家道中落，鲁迅父病死，鲁迅去日本留学，回国后到小地方做事，郁郁不得志，得好友许寿棠之举荐，到北京，应好友之约，在《新青年》写文，一举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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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读桐华的文字，细腻柔软中透着沉稳扎实，喜是嘴边悄悄漾开的一抹笑意，悲是用尽全力后仍事与愿违的无奈，她将一段平凡却又崎岖的感情娓娓道来，绵绵密密，像一张大网悄无声息地铺开，连同读者一起罩进去，让人读罢半响尤沉浸在莫名的情愫中，一时竟不察这半暖时光究竟是暖是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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