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谱的取材有二:(一)以台北市素书楼文教基金会•兰台出版社出版的钱穆先生全部著作为主(以下简称兰台版),辅以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印行的《钱宾四先生全集》(以下简称《全集》)与商务印书馆出版有关钱先生的著作(以下简称商务版)。(二)多种相关书文资料,详见后面“引用书目与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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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先生学术年谱(套装全6卷),是很好!
评分其一,这部书系由繁体转为简体,导致其中有很多字体出现偏差,如乾嘉变成了干嘉,这种例子不胜枚举。中央编译出版社作为全国性的大社,本不应该出现此类低级错误。
评分张光直先生祖籍是台湾板桥,1931年4月15日出生于北京,在北京读完了小学和中学,抗日战争胜利后回到台湾,恰逢南京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迁到了台北,就报考了李济、董作宾等考古学家、人类学家在台湾大学成立的考古人类学系。张先生报考这个专业并非偶然,他早年深受两本书的影响,再加上后来台湾“四六事件”的牢狱经历,使他非常向往考古的世界。第一本书是由其父张我军翻译的日本西村真次的《人类学泛论》,书里讲述的人类进化史、石器时代对他产生过不小的影响。1948年时又读到裴文中先生的《中国史前时期之研究》一书,裴先生在书中认为中国的考古学潜力无限,鼓励青年学生报考考古学专业,这使得张先生更加向往考古学。1949年台湾的“四六事件”对张光直先生一生的影响巨大。在其自述早年生活的《番薯人的故事》的后记中,认为当时的牢狱经历“影响了我一生做人的态度”。想要探索 “人之所以为人”的问题,这是张先生报考考古专业的基本原因。当时的考古专业是极其冷门的专业,但张先生为能受教于李济、董作宾、凌纯声、芮逸夫、石璋如、高去寻等考古学菁英而深感幸运。1954年,张光直先生从台大毕业,决心走出国门,到美国深造。他如愿在美国哈佛大学读人类学系的研究生。此间有两位老师对他影响巨大,一位是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家Hallam Movius,一位是在考古学上提出聚落形态研究方法的考古学家Gordon Willey。1961年张光直先生获美国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后学位,此后的张先生可谓声名显赫。在耶鲁大学人类学系任教16年,1977年回到哈佛大学任教,并任北京大学兼职教授,从事人类学和考古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1981年至1984年兼人类学系系主任,1985年至1988年兼哈佛东亚咨询委员会主席,并为哈佛赫德荪考古讲座教授,更荣膺美国国家科学院和美国人文科学院院士,后二者皆为百年来华人之首任。1994年至1996年,出任台湾“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在成就和名誉的背后,张光直先生常年饱受帕金森症的煎熬,1997年虽做了脑部胚胎移植疗法,健康却无起色。但他无言地忍受痛苦,为自己的学术研究争取时间,仍然活跃在学术界,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2001年1月3日,张光直先生在美国麻省病逝,享年七十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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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第二,韩复智引用钱穆先生的著作过于繁杂,甚至通篇转引《中国史学名著》。这样虽然能够帮助人们了解钱先生的学术思想,但是否可以为其著作钩玄提要,而不是通篇转引。
评分钱穆先生一生著作等身,这绝非夸耀之语。钱穆先生的全集于过世后八年才全部由台湾经联出版社印行,共五十四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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