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先生学术年谱(套装全6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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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复智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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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中央编译出版社
ISBN:9787511704467
版次:1
商品编码:11009880
包装:精装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2-03-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1957
套装数量:6
字数:1835000
正文语种:中文

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韩氏考究群谱,撷取众家之长,新创体例与编著方法,乃首定目次,前有简谱,作为本谱纲要。关于学谱主体部分,对谱主事迹系年,则与诸谱迥异,分为国内大事、事略、著述、当代著名学者对谱主重要著作之评论等。次为对谱主五十余册全集,依照年次抽离出重点而编纂之,堪为谱主全集的浓缩本,亦是其第一部学术年谱。
   清代大儒章学诚说:“文人之有年谱,颇觉有补于知人论世之学,不仅区区考一人文集已也。”故本谱不但如韩文公所言“发潜德之幽光”,彰显前贤,而更是为了启发后学,帮助他们能从中得到一些知人论世的宝贵知识。

作者简介

韩复智,山东省齐河县人,1930年生。台湾大学历史学系学士、历史学研究所硕士。曾任台湾大学历史学系所讲师、副教授、教授。中兴大学历史学研究所兼任教授、香港珠海书院客座教授、空中大学兼任教授。中国上古秦汉学会理事长、中国历史学会暨简牍学会常务理事,2000年于台湾大学退休。著有《两汉的经济思想》、《傅玄》、《汉史论集》、《秦汉史论集》。编有《中国通史论文选辑》、《中国史论集》、《先秦两汉文学论著集目》、《傅新年,董作宾先生百岁纪念专刊》。合编著有《中国文明发展史》、《秦汉史》、《中国科技史论集》。合注有《后汉书纪传今注》。主译《剑桥中国史1:秦汉篇》。论文有《论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教育功能与研究价值》、《傅斯年先生年谱》,《我所认识的钱宾四先生》、《编著的动机和过程(附简谱)》等二十余篇。

内页插图

目录

卷一
卷首
钱先生留影选载
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暨新亚研究所、新亚中学校友会等谒墓团于钱先生墓侧留影
钱先生墨迹选刊
本文
例言
钱穆宾四先生行谊述略(代序)
也谈现代新儒家(代序)
我所认识的钱宾四先生(代序)
钱穆先生学术简谱
壹、谱前
先世
父母
贰、学术年谱
一八九五年(清光绪二十一年)
一八九六年(清光绪二十二年)
一八九七年(清光绪二十三年)
一八九八年(清光绪二十四年)
一八九九年(清光绪二十五年)
一九○○年(清光绪二十六年)
一九○一年(清光绪二十七年)
一九○二年(清光绪二十八年)
一九○三年(清光绪二十九年)
一九○四年(清光绪三十年)
一九○五年(清光绪三十一年)
一九○六年(清光绪三十二年)
一九○七年(清光绪三十三年)
一九○八年(清光绪三十四年)
一九○九年(清宣统元年)
一九一○年(清宣统二年)
一九一一年(清宣统三年)
一九一二年
一九一三年
一九一四年
一九一五年
一九一六年
一九一七年
一九一八年
一九一九年
一九二○年
一九二一年
一九二二年
一九二三年
一九二四年
一九二五年
一九二六年
一九二七年
一九二八年
……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卷六

精彩书摘

有关“道统”问题,是学术思想史上一重要而复杂的问题,也是一纯学术性的话题,我不能谈论。但在此我想指出,刘先生所说的是指《中国学术通义》一书之第二篇《中国儒家与文化传统》一文,原文长三十页,这是钱先生自己很看重的一篇大文章。我希望对此问题有兴趣的读者,能将两文比对研究,庶可了解钱先生真正的作意所在。
刘先生在同节中,另有一段话,这段话中对钱先生的误解,我可以作一说明。刘先生说:
传统儒者是高度的思想主义者,这在孔子即是如此,他慨叹道之不行者久矣!朱子的看法明显地与他相符,反而钱先生提出来的看法与孔孟有很大的差距。传统儒家相信以先知觉后觉,一般老百姓日用而不知,焉能在自觉的层面上担负道统,当然更不能无分疏地泛说整个文化大传统即是道统。
从刘先生这段话,可以看出,他与钱先生对儒家的认识显然有很大的差距。钱先生在其《中国儒家与文化传统》一文中曾说:
宋明两代所争执之道统是一种主观的道统,或说一线单传的道统,是截断众流,甚为孤立,纰缪甚多。真道统则须从历史文化大传统言,当知此一整个文化大传统即是道统。
“道统”两字的涵义,并不专指学者在学术思想史上的传承言,也可作广义性的解释。上引文中前后“道统”两字,涵义有别。
钱先生虽也提到儒家有高度的理想,但他认为儒家思想的意义与价值,更重要的在能“实践”。他常说:“孔子之道贵在平易近人,忠、恕、孝、悌,人人能知能行。”钱先生在南洋、在美旧金山,对侨胞讲演,常说每一位流亡海外的华侨,他们身上都带有中国传统文化出去的,所以海外侨胞虽经两代、三代,文化道统传承未断,还能保持为一道地的中国人。钱先生认为就此可见中国文化精神的伟大处。或许刘先生对此不能认同。
……

前言/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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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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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谱的取材有二:(一)以台北市素书楼文教基金会•兰台出版社出版的钱穆先生全部著作为主(以下简称兰台版),辅以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印行的《钱宾四先生全集》(以下简称《全集》)与商务印书馆出版有关钱先生的著作(以下简称商务版)。(二)多种相关书文资料,详见后面“引用书目与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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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先生学术年谱(套装全6卷),是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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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一,这部书系由繁体转为简体,导致其中有很多字体出现偏差,如乾嘉变成了干嘉,这种例子不胜枚举。中央编译出版社作为全国性的大社,本不应该出现此类低级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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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光直先生祖籍是台湾板桥,1931年4月15日出生于北京,在北京读完了小学和中学,抗日战争胜利后回到台湾,恰逢南京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迁到了台北,就报考了李济、董作宾等考古学家、人类学家在台湾大学成立的考古人类学系。张先生报考这个专业并非偶然,他早年深受两本书的影响,再加上后来台湾“四六事件”的牢狱经历,使他非常向往考古的世界。第一本书是由其父张我军翻译的日本西村真次的《人类学泛论》,书里讲述的人类进化史、石器时代对他产生过不小的影响。1948年时又读到裴文中先生的《中国史前时期之研究》一书,裴先生在书中认为中国的考古学潜力无限,鼓励青年学生报考考古学专业,这使得张先生更加向往考古学。1949年台湾的“四六事件”对张光直先生一生的影响巨大。在其自述早年生活的《番薯人的故事》的后记中,认为当时的牢狱经历“影响了我一生做人的态度”。想要探索 “人之所以为人”的问题,这是张先生报考考古专业的基本原因。当时的考古专业是极其冷门的专业,但张先生为能受教于李济、董作宾、凌纯声、芮逸夫、石璋如、高去寻等考古学菁英而深感幸运。1954年,张光直先生从台大毕业,决心走出国门,到美国深造。他如愿在美国哈佛大学读人类学系的研究生。此间有两位老师对他影响巨大,一位是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家Hallam Movius,一位是在考古学上提出聚落形态研究方法的考古学家Gordon Willey。1961年张光直先生获美国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后学位,此后的张先生可谓声名显赫。在耶鲁大学人类学系任教16年,1977年回到哈佛大学任教,并任北京大学兼职教授,从事人类学和考古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1981年至1984年兼人类学系系主任,1985年至1988年兼哈佛东亚咨询委员会主席,并为哈佛赫德荪考古讲座教授,更荣膺美国国家科学院和美国人文科学院院士,后二者皆为百年来华人之首任。1994年至1996年,出任台湾“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在成就和名誉的背后,张光直先生常年饱受帕金森症的煎熬,1997年虽做了脑部胚胎移植疗法,健康却无起色。但他无言地忍受痛苦,为自己的学术研究争取时间,仍然活跃在学术界,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2001年1月3日,张光直先生在美国麻省病逝,享年七十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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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韩复智引用钱穆先生的著作过于繁杂,甚至通篇转引《中国史学名著》。这样虽然能够帮助人们了解钱先生的学术思想,但是否可以为其著作钩玄提要,而不是通篇转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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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穆先生一生著作等身,这绝非夸耀之语。钱穆先生的全集于过世后八年才全部由台湾经联出版社印行,共五十四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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