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地震灾害脆弱性研究

中国农村地震灾害脆弱性研究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5

王瑛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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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农村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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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脆弱性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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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农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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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地震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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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科学出版社
ISBN:9787030343451
版次:1
商品编码:11044340
包装:平装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2-06-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189
正文语种:中文

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中国农村地震灾害脆弱性研究》在地震灾害系统脆弱性理论框架下,运用设定地震灾害模拟经济损失的方法,基于中国历史地震数据库,对中国农村乡镇地震灾害的结构承灾体脆弱性进行了实证研究。并以云南省为例,研究承灾体脆弱性对地震灾情的放大/缩小作用和区域地震灾害系统脆弱性的形成根源;以汶川地震为例,探讨了脆弱性分析方法在案例中的应用。最后对我国农村地震灾害的备灾、减灾给出了相应的措施建议。
  《中国农村地震灾害脆弱性研究》是在大量历史数据、调查数据基础上,运用脆弱性理论,从区域、案例角度对中国农村地震灾害脆弱性进行的系统研究,可供民政、保险、再保险、地震等领域的科学工作者、工程技术人员及高等院校相关专业师生参考。

目录

前言
第1章 极限与连续
1.1 基本要求
1.2 重点与难点
1.3 内容提要
1.4 典型方法与例题分析
1.5 同步练习题
1.6 自我测试题
第2章 导数与微分
2.1 基本要求
2.2 重点与难点
2.3 内容提要
2.4 典型方法与例题分析
2.5 同步练习题
2.6 自我测试题
第3章 微分中值定理与导数的应用
3.1 基本要求
3.2 重点与难点
3.3 内容提要
3.4 典型方法与例题分析
3.5 同步练习题
3.6 自我测试题
第4章 不定积分
4.1 基本要求
4.2 重点与难点
4.3 内容提要
4.4 典型方法与例题分析
4.5 同步练习题
4.6 自我测试题
第5章 定积分及其应用
5.1 基本要求
5.2 重点与难点
5.3 内容提要
5.4 典型方法与例题分析
5.5 同步练习题
5.6 自我测试题
第6章 多元函数微分学
6.1 基本要求
6.2 重点与难点
6.3 内容提要
6.4 典型方法与例题分析
6.5 同步练习题
6.6 自我测试题
第7章 二重积分
7.1 基本要求
7.2 重点与难点
7.3 内容提要
7.4 典型方法与例题分析
7.5 同步练习题
7.6 自我测试题
第8章 微分方程与差分方程
8.1 基本要求
8.2 重点与难点
8.3 内容提要
8.4 典型方法与例题分析
8.5 同步练习题
8.6 自我测试题
第9章 无穷级数
9.1 基本要求
9.2 重点与难点
9.3 内容提要
9.4 典型方法与例题分析
9.5 同步练习题
9.6 自我测试题
综合测试题
测试题(一)
测试题(二)
测试题(三)
测试题(四)
测试题(五)
同步练习与测试题答案与提示
参考文献

精彩书摘

  第1章 绪 论 1.1 引 言 2008年中国汶川发生8.0级地震,2011年日本东部又发生9.0级地震。近年来发生的一系列大震级地震说明,地球又进入一个新的地震多发时间段。地震灾害作为造成死亡人口最多的自然灾害之一(范宝俊,1999),始终是灾害研究中最受关注的灾害种类。由于城市人口高度密集、财富极度集中,地震灾害研究的重点关注区域一直是城市地震,但是,更大面积的农村地震安全问题却被人们忽视了。随着经济的发展,尤其是1990年以来,农村居住建筑正在经历一个更新换代的高潮,经济较落后的地区向房屋砖瓦化发展,经济发达的地区建两三层砖混结构楼房(高云学,1995;鄢家全和郝玉芹,2003),可是这些居住建筑很少经过正规的设计,抗震性能更无从谈起。1990年2月,江苏省常熟-太仓发生5.1级地震,造成106621间房屋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其中损失最严重的就是农民自建楼房,约103565间,主要原因是建筑结构不合理、空间跨度大、房盖重、施工质量差。这次地震总经济损失为13296.29万元,直接经济损失达11133.89万元,是我国一个震级小、烈度低、损失大的典型震例(安徽省地震局,1996)。1998年1月10日河北省张北发生6.2级地震,灾区主要是张北、尚义、万全、康保4个县,虽然4个县人口密度小,都是以农牧业为主的农村,但是地震造成49人死亡,362人重伤,直接经济损失达8亿多元,主要原因就是灾区的主要房屋类型――“里软外硬”结构房屋,内墙石块、外墙包砖,内外“两层皮”,整体性极差,基本不具备抗震性能,房屋极易倒塌,导致石块砸死、砸伤人。此外,当地农民在建房时,不考虑地基影响,山前、沟河两侧多坡积和洪积物堆积,地基松软,工程地质条件差都是造成这次地震震害重的原因(中国地震局监测预报司,2001)。上述震例暴露了我国在农村抗震设防管理上的诸多失误:缺乏专门为农村居民设计的具有良好抗震性能的房屋;缺乏相应的农村地震灾害防御管理部门,对农村建筑物不能进行抗震设计要求,无法进行各种监督管理。1990~2007年我国地震灾情表明,近20年来发生的破坏性地震99%以上都发生在农村地区;我国公元前23世纪以来的历史地震的统计分析结果也说明,我国农村发生地震的概率要远远大于城市,农村面临的地震危险远远高于城市。随着21世纪我国农村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地震灾害的损失也将随之加重,分析农村承灾体脆弱性特点,针对我国农村地震风险管理的现状,制订符合我国国情的农村地震减灾策略,是我国地震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1.2 基本概念 1.地震 地震是指伴随着地壳上的能量释放而引起的地球表面的振动,这种能量释放是由于地壳某些部位的突然断裂、火山爆发或人为原因而引起的。强烈地震发生时,地震区的地面剧烈摇晃、颠簸,地面振动在很大范围内都能被感知,全世界都能用仪器测出。在震中附近,地面会发生变形、隆起、下陷或水平位移。地震还会引发大规模的滑坡、山崩等地质灾害以及海啸等。大多数毁灭性地震是由地壳的断裂引起的。地震一般分为天然地震和人工地震两大类。天然地震又分为构造地震和火山地震。①构造地震是由于地下深处岩石破裂、错动把长期积累起来的能量急剧释放出来,以地震波的形式向四面八方传播出去,地震波到达地面,引起房摇地动,构造地震约占天然地震总数的90%以上,因此对人类的威胁最大。②火山地震,因火山爆发引发的火山地震只占地球地震总数的7%。此外,某些特殊情况也会产生地震,如岩洞崩塌(陷落地震)、大陨石冲击地面(陨石冲击地震)等。人工地震是由人类活动引起的地面振动,如采矿、工业爆破、地下核试验造成的振动;大水库蓄水后增加了地壳的压力、在深井中进行高压注水等也会诱发地震。地震震级(M)表示地震释放能量的多少,是表征地震大小强弱的指标,也是地震的基本参数之一,通常用里氏震级ML、面波震级MS、体波震级MB三种方式来表示。据研究,震级每相差1级,地震释放的能量相差约30倍;震级每相差0.1级,释放的能量平均相差约1.4倍,即一个6级地震相当于30个5级地震,或相当于900个4级地震。根据震级的大小,将地震分为4类。①小震:指震级为4级以下的地震;②中强震:指震级为5~6级的地震;③强震:一般指7级以上的地震;④特大地震:8级以上地震。根据震源的深浅,将地震分为3类。①浅源地震:震源深度小于70km;②中源地震:震源深度在70~300km;③深源地震:震源深度大于300km。地震动是指由地震震源形成的地震波传播到地表引起地表附近物质的振动。这种振动作用在建筑结构上,就会引起建筑结构的震害。每种地震动的特征均可由振幅、频谱和持时来描述,称为地震动的三要素,各类建筑结构的震害表现是这三个基本要素综合影响的结果。2.地震灾害 地震灾害是指地震对人类社会的破坏,它具有突发性、随机性、续发性、毁灭性等特点,破坏面积分布通常较大,对社会生活和经济发展都会造成极为严重的危害。据统计,全世界每年平均发生破坏性地震近千次,其中震级达7级或7级以上的大地震约十几次。研究各种地震灾害案例是人们进行抗震设计、完善防震减灾技术、开拓研究领域的重要依据。一般来说,地表破坏引起的结构破坏属于静力破坏,而因地面振动引起的结构破坏属动力破坏。在一次地震发生之后,在震中区及其邻近的范围内,破坏主要由地面断裂和地面振动造成,而在其他地区,破坏主要是由地面振动引起的。根据地震灾害的后果不同,地震灾害可分为直接灾害、次生灾害(又称链生灾害)。1)直接灾害 直接灾害是指强烈地震动和地面破坏作用引起的结构破坏、倒塌及城市生命线系统的损坏,这些都属于地震造成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的最直接原因。建筑结构的地震反应是由输入的地震动特征(强度、频谱、持时,即地震动的三要素)和结构的特性(结构的刚度、阻尼、自振周期等)共同决定的,当建筑结构的抗力不足以抵御地震作用时,建筑就会发生不同程度的破坏。生命线系统主要包括供水系统、供电系统、供气系统、通信系统及交通系统等,地震后生命线系统的破坏将严重影响震后居民的正常生活,给震后的应急救援和恢复重建工作带来障碍。2)次生灾害 自然灾害通常是多重过程发生,一种灾害常常会触发其他灾害。例如,地震引发山崩、地陷、地裂、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后者进而引起堰塞湖,堰塞湖溃坝又造成洪水灾害。这一系列因地震引发的其他灾害就称为次生灾害,也称链生灾害。例如,1786年6月1日,四川泸定发生7.5级地震,大渡河沿岸山崩引起河流壅塞断流;10日后,河道溃决,高数十丈的洪水汹涌而下,淹没民众10余万。地震引发的次生灾害通常还有火灾、水灾、毒气泄漏、爆炸和放射性污染等。地震时房屋倒塌,生命线系统破坏,火源失控导致起火,同时由于消防系统受损、社会秩序混乱,火势不易得到有效控制,从而酿成大灾。例如,1923年9月1日日本关东发生7.9级地震,由于地震发生时正好是做午饭时间,地震造成整个灾区都发生了火灾;据统计共发生火灾227起,其中133起火灾蔓延。在死亡的10万人中,因建筑物倒塌压死的不过数千人;在毁坏的70万栋房屋中,烧毁的房屋达44.7万栋。1994年美国Northridge地震造成了多处起火,其中一处由于地裂缝造成一根22英寸的煤气管道裂开,一辆卡车发动引发泄漏的煤气着火,导致周围数个停车房被烧,大约100辆汽车被烧毁。此外,中毒也是震后极易发生的次生灾害。化工厂藏有毒物质的容器、管道在地震作用下破坏后,可导致毒气、毒液及放射性等有毒物质的溢出,造成毒气泄漏灾害。1976年唐山地震时,在天津市发生毒气污染7起,使3人死亡、18人中毒。1979年1月14日日本伊豆大岛近海地震,使位于东京西南160km处的矿业公司一个蓄水坝开裂,被氰化物污染的大量泥水排入附近的持越河和狩野川河,致使10万条鱼中毒死亡。由于次生灾害是紧紧伴随着地震灾害发生的,在地震灾害损失评估时,很难区分是直接地震灾害损失还是次生灾害损失,故将它们都计算在一起,称为直接灾害损失。除了上述直接灾害、次生灾害外,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技术的发展,地震灾害往往还会引发一些新的、危害巨大的间接灾害,包括停工停产、数据丢失、经济失衡、社会混乱、瘟疫、心理创伤等。而2011年3月日本东部9级大地震引发的海啸,之后引发的核电厂爆炸,以及全球核辐射危险,更让人们深刻地感受到由于现代社会的科技进步所带来的各种意料不到的间接灾害。3.脆弱性 1974年,G.F.White在其著作NaturalHazards中提出“脆弱性”(vulnerability)的概念,他分析了人类对各种自然灾害等极端事件作出反应、调整的方式,首次在理论上将人们防灾减灾的视线从单纯的致灾因子研究和工程措施防御扩展到人类对灾害的行为反应,指出通过调整人类行为而减少灾害影响和损失的途径,为其后的灾害研究与实践奠定了理论基础。30年来,“脆弱性”概念在可持续发展领域以及风险学、灾害学、气候变化等领域都得到了广泛应用(Whiteetal.,1975;Raskinetal.,1996;Cutter,2001;Mileti,1999;Kaspersonetal.,2003)。笔者认为,脆弱性是指承灾体(人类社会经济系统)对致灾因子的敏感反映程度。脆弱性越大,则致灾后易形成灾情;反之,脆弱性越小,则致灾后不易形成灾情。因此,脆弱性研究就是对自然灾害承灾体易于受到致灾因子的破坏、伤害或损伤的特性和各类承灾体对自然灾害的承受能力进行分析,其最终结果就是建立各灾害强度与灾害损失之间的函数关系,如地震灾害中各类建筑物的“烈度-平均损失率”曲线,即可认为是地震灾害脆弱性。4.恢复性 恢复性是与脆弱性相伴随的另一灾害系统特性。UN/ISDR(2004)认为,在面对自然灾害潜在压力时,恢复性是自然界和人类系统一个有价值的特性,有助于减小脆弱性及保持可持续发展。灾后恢复不仅是设施的重建,更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功能再造问题(Milesetal.,2006)。恢复牵涉区域中的各种主体,包括居民家庭、社区、政府、商业等。灾后恢复的目标就是达到或者超过恢复主体原有的各种社会指标,如人口健康水平、居民生活水平和社会安全水平等(LiuandDlyer,2009)。通常,社会边缘群体由于不容易获得保险、贷款、急救护理、政府政策参与权等恢复资源,且要忍受低收入房屋的缺陷,所以这类人群的恢复性会相对较差(Msilimba,2010)。此外,种族、社会经济状态等对灾后恢复也有较强的影响(Fussell,2010)。5.自然灾害风险管理 UN/ISDR在《与风险共存》报告中提出,自然灾害风险是指自然灾害与承灾体的脆弱性相互作用所导致的一种灾害结果和预期损失(UN/ISDR,2004)。而自然灾害风险管理是包含灾前降低风险、灾时应急处置和灾后恢复重建一系列的过程,并形成一种循环模式。在自然灾害频发的今天,灾害风险管理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Catter,1991)。加深对自然灾害脆弱性形成机制的了解,进行高效而科学的自然灾害风险管理,是减少自然灾害损失、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手段。一方面,基于脆弱性分析结果,可以预测自然灾害可能造成的经济损失,进而制定相应的风险管理措施;另一方面,对自然灾害系统进行脆弱性分析,可以找到管理中的脆弱环节,有针对性地完善灾害风险管理。例如,Y.Ye等(2002)通过对中国和日本的一些历史地震案例对比,分析区域性脆弱性,提出必须进行包括搜寻、营救、治疗等在内的多方面综合地震风险管理。Pelin等通过比较分析了土耳其两次地震的社会、技术、行政、法律、经济等脆弱性因素,提出了土耳其灾害管理的改善措施(Pelinetal.,2002)。因此,科学的地震灾害风险管理必须在正确的灾害脆弱性分析基础上进行,脆弱性分析的最终目的就是为自然灾害风险管理服务。6.中国农村乡镇的界定 农村是指从事农业的农民的聚居地,是相对于城市、城镇范围而言的。但是,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庞大的农业人口比例,以及近十年来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出现了大范围的城乡结合带、人口密集的小城镇,使得我国农村的范围很难进行清晰的界定。严格意义上来说,城市只应该是各城镇的建成区部分。但是,在实际统计中建成区的空间分布很难准确界定,缺乏可操作性。1999年,国家统计局发布了《关于统计上划分城乡的规定》(试行),其中第六条指出:“城市是指经国务院批准设市建制的城市市区”。它包括设区市的市区和不设区市的市区。设区市的市区是指:①市辖区人口密度在1500人/km2及以上的,市区为区辖全部行政区域;②市辖区人口密度不足1500人/km2的,市区为市辖人民政府驻地和区辖其他街道办事处地域。不设区市的市区是指市人民政府驻地和市辖其他街道办事处地域。按照我国2007年行政区划,截至2007年12月1日,我国除香港、澳门、台湾外,共有283个地级市、368个县级市、1632个县(旗)、1个林区、2个特区、1个自治州直辖地区。县级行政单元分布见图1-1。从目前世界范围看,人口接近100万的城市才被定义为中等城市(世界银行,2000)。根据我国2007年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统计年鉴,284个地级市辖区的平均人口密度为1040人/km2114个地级市人口超过100万;400个县级市的平均人口密度为440人/km2仅有68个县,级市城市人口超过100万;1632个县(旗)的平均人口密度为256人/km2。也,就是说,县级市的人口密度与县(旗)的人口密度相差不到2倍。此外,我国目前的县级市大多是1985年后由整县改为市的,地域面积较大,人口密度较低,农村比例较大。以经济发达地区的浙江省为例,县级市内的行政村与居民区的平均比例为3.8∶1(方泉尧等,2003),县级市的居住人群依然以农民为主。本书所进行的农村地震灾害研究,主要目的是分析与大、中城市承灾体有较大差别的农村乡镇对地震的脆弱性,以及应该采取的相应防灾、减灾对策。因此,为了研究数据的可获得性,本书的农村范围主要从行政单元上研究我国农民目前的主要聚集地,包括368个县级市和1632个县(旗)共计2000个行政单元的所有区域,称之为“县级农村乡镇”。这种县级农村乡镇范围比上述国家统计局的城乡划分规定的乡村范围相对要大,因此书中数据会和农村乡镇实际情况存在一些差距,尤其是我国东部发达地区的农村乡镇,城镇化水平较高,书中的承灾体类型与实际情况会存在一些差异,有待将来更深入的数据加以完善。1.3 中国地震灾害数据库 地震灾害是一种破坏力极大的自然灾害,因此长期以来地震记录都受到各国高度重视。中国的地震记录具有悠久的历史,最早在尧舜时代(公元前23世纪),发生在蒲州(现称)的地震就有史书记载。近代,特别是新中国建立以来,一方面逐步完善地震监测网的建设,使其遍布全国各地震区,并于1986年建成中国数字地震台网(CDSN),使地震监测工作与国际接轨。另一方面不断收集整理历史地震资料,编辑出版多部历史地震目录,资料的科学性和规范程度也逐步提高。前人大量的工作使得中国历史地震数据在时间和空间尺度上都具备较为完善的数据。1.数据来源 《中国历史强震目录》(公元前23世纪~公元1911年)(Ms≥4.0)(国家地震局震害防御司,1995)和《中国近代地震目录》(公元1912~1990年,Ms≥4.7)(中国地震局震害防御司,1999),记载了共计5323条历史地震信息,包括地震发震时间、发震地点(震中经纬度)、震级大小、震源深度、震中烈度等地震要素基本信息,以及一些地震灾情的文字描述。

前言/序言


好的,下面为您提供一份《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演变与国家治理》的图书简介,字数在1500字左右,力求内容详实、深入,不涉及您提供的书名或其主题。 --- 《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演变与国家治理》图书简介 序言:历史的镜鉴与制度的赓续 中国历史绵延数千年,其间政治制度的更迭与演化,不仅是中国政治文明的核心脉络,更是理解中华民族治理智慧的钥匙。从血缘纽带维系的早期邦国,到中央集权的高度发展,再到王朝更迭中的制度调适与创新,古代中国的政治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与教训。本书《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演变与国家治理》,旨在以宏大的历史视野和细致的制度剖析,系统梳理这一复杂而精妙的演进过程,探讨制度变迁背后的深层动因,以及这些制度对国家治理效能产生的具体影响。 本书并非对史实的简单罗列,而是试图构建一个动态的制度分析框架,将政治制度视为一个不断适应社会需求、经济基础和文化心理的有机系统。我们将重点关注制度设计如何服务于“大一统”的政治理想,以及在维护这一理想的过程中,权力结构、行政层级和选官机制所经历的根本性变革。 第一部分:奠基:早期国家的制度雏形与秦汉的集权构建 本书伊始,聚焦于先秦时期,详细考察了夏、商、周三代国家形态的特征。周代的“封建制”及其礼乐制度,是理解中国早期政治思想和血缘政治的重要参照。我们分析了宗法制度如何与分封制度相互支撑,构成了早期国家治理的基石,以及“礼”在规范政治行为中的独特作用。 随后,我们将笔锋转向春秋战国时期的剧变。这一时期,铁器和井田制的瓦解,催生了“郡县制”的勃兴和法家思想的兴起。本书着重分析了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如何以雷霆手段完成了自上而下的制度重塑:中央集权官僚体制的创立,皇帝制度的确立,以及三公九卿制的精妙设计。我们深入探讨了秦代在度量衡、文字、驰道等方面的标准化措施,如何构筑起早期大一统国家的物质与制度基础。 汉代承继秦制,但对其实施了关键的改良与适应。本书详述了汉武帝时期“推恩令”对地方分权趋势的遏制,以及“察举制”的建立,标志着士人阶层开始进入国家政治体系。我们对“外朝”与“内朝”的长期博弈进行了细致的阐述,揭示了皇权与相权之间复杂而微妙的权力制衡关系,这为后世中央决策机制的运作提供了重要范本。 第二部分:嬗变:魏晋隋唐的制度重构与科举的登场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次重大的制度“断裂期”与“整合期”。在这一部分,我们探讨了士族门阀对中央集权的冲击,以及皇权如何通过军事手段(如北朝的府兵制)和后来的制度设计(如隋朝的“三省制”)来削弱地方和士族的势力。 隋唐两代的制度创新构成了中国政治史上的一个高峰。本书将重点分析“三省六部制”的成熟与完善。三省的相互制约,六部的职能分工,标志着国家行政效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科举制度的正式确立及其逐步完善,被视为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制度发明之一。我们不仅仅描述了科举的流程,更深入分析了它对社会阶层流动、政治文化导向以及知识精英与统治集团结合方式的根本性影响。它如何将“天下英才”纳入国家治理体系,是本书分析的重点。 第三部分:深化与定型:宋元明清的集权强化与官僚分化 宋代在政治制度上展现出“重文抑武”的显著特征。本书解析了宋代中央集权的进一步强化——通过“更戍法”削弱地方军事力量,通过设立枢密院和参知政事等机构来分割相权,实现了高度的文官政治。然而,这种过度集权的代价是决策效率的降低和官僚机构的冗余。我们详细考察了宋代在财政管理和地方监察制度上的创新。 元代的制度构建,则是在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碰撞中产生的。本书分析了元朝如何融合并改造了传统的行省制度,形成了一种具有军事色彩和地域特色的“行省制”结构,这对后世地方治理产生了深远影响。 明代是集权制度走向极端化的阶段。朱元璋废除丞相制度,将行政权力和皇帝的个人意志空前结合,并通过设立特务机构(如锦衣卫、东厂)来强化皇权的监察与控制功能。我们详细梳理了内阁制度的起源、发展及其在权力真空下的实际运作,揭示了内阁大学士从顾问向事实上的决策者转变的微妙过程。 清代制度是对明制的继承与修正。满族统治者在保留汉地成熟制度(如内阁、六部)的同时,引入了“军机处”这一突破性的决策中枢。本书将军机处的设立视为古代中央集权制度的“终结形态”,分析了它如何通过极简的组织结构和高度的保密性,实现了对决策权的绝对垄断与高效执行,直至帝国晚期。 第四部分:制度的内在逻辑与治理的得失 在全书的收尾部分,本书超越了对具体制度的描述,转向对整个体系的哲学性反思。我们探讨了古代中国政治制度的几个核心内在逻辑: 1. “治统”与“道统”的张力: 儒家思想作为意识形态基础,如何与实际的权力运行机制(如法制和皇权至上)进行调和与冲突。 2. “权责分离”与“权责合一”的循环: 从三公到三省六部,再到内阁与军机处,制度设计是如何在权力制衡与效率追求之间不断摇摆的。 3. 选贤任能的理想与现实: 科举制度如何构建了精英的上升通道,但同时也带来了僵化的文化倾向和对实用技术的轻视。 通过对这些演变过程的系统梳理与深入分析,本书旨在揭示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强大韧性、卓越的行政整合能力,以及在特定历史阶段(尤其是在面对内部危机和外部冲击时)所暴露出结构性的弊端。这些历史经验与制度智慧,无疑是当代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值得深入借鉴和审视的宝贵财富。本书适合历史学、政治学、行政管理学研究者及对中国古代制度文化感兴趣的广大读者阅读。 ---

用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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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结构设计颇具匠心,犹如一部精心编排的交响乐,从引言的铺陈开始,便逐步建立起复杂的研究范式。我惊喜地发现,它并未将“农村”视为一个单一的、铁板一块的实体,而是细致地区分了不同地域、不同经济水平聚落下的差异化应对机制。那种对“时间维度”上脆弱性演变的捕捉尤为精彩,即灾害的“后遗症”如何通过代际传递,成为新的隐患。阅读过程中,我仿佛置身于一个不断旋转的透镜之下,从微观的家庭决策到宏观的政策导定,每一个层面都被清晰地聚焦和解释。对于那些希望理解中国社会底层运行逻辑的非专业读者而言,这本书提供了一个极佳的切入点,它不是枯燥的报告文学,而是一部充满洞察力的社会学观察志,让人读后对乡村社会的复杂性有了更深一层的敬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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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学术水准毋庸置疑,其文献综述部分就展现了作者深厚的理论功底,它不像有些学术著作那样仅仅罗列前人观点,而是进行了富有批判性的对话与整合。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在论证过程中大量采用了跨学科的方法论,例如将地理信息系统的空间分析结果,与社会资本理论进行结合,使得脆弱性地图的绘制不仅仅是物理上的风险分布,更是社会关系网络的脆弱性映射。这种多维度的解析,极大地提升了研究的可靠性和说服力。阅读体验上,虽然学术性较强,但得益于清晰的论证脉络和适度的案例穿插,阅读的流畅度保持得很好。它成功地填补了现有研究中对这一特定议题深入挖掘的空白,为后续的政策制定者和研究人员提供了坚实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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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一个长期关注社会发展议题的普通读者的身份来评价这本书,它带给我的冲击是深远的,因为它迫使我重新审视那些习以为常的“常态”。作者在探讨灾害风险时,巧妙地将经济发展中的不平衡性、资源分配的不公,都纳入了脆弱性分析的范畴,这使得全书的主题立意拔高到了一个更高的哲学层面:即何为真正的“安全”与“发展”。书中的语言风格,在保持学术严谨性的同时,又流露出一种罕见的同理心,使得那些关于基础设施投入、基层治理效能的讨论,不再是冷冰冰的数字博弈,而是关乎具体个体福祉的重大抉择。它不是提供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而是提供了一套精密的分析工具,帮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问题所在,为真正意义上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深刻的启示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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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作品,乍看之下,书名仿佛将人带入一个沉重而又充满挑战的现实图景。然而,真正翻开书页,我发现它远不止是对灾害现象的简单罗列。作者似乎拥有一种近乎显微镜般的观察力,聚焦于那些隐藏在宏大叙事之下的细微脉络。他们没有满足于灾害发生时的震撼场景描述,而是深入到那些常常被忽视的社会结构、经济基础乃至文化心理层面,去剖析“脆弱性”是如何在日常的生产生活和人际互动中逐渐累积和固化的。我尤其欣赏作者对于“韧性”的反向探讨,通过对现有防御体系的批判性审视,勾勒出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这种由表及里、层层递进的分析逻辑,使得阅读过程充满了智力上的参与感,每一次阅读都像是与作者共同进行一场深入的田野调查,去触摸那些最真实的土地和人民的命运。它不是一本速读的书,需要带着思考去品味那些精妙的案例对比和数据支撑,才能真正领会其学术深度与人文关怀的完美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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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这本书,我最大的感受是,它成功地将冰冷的学术框架与鲜活的乡村生活场景巧妙地编织在了一起。行文风格上,作者的叙述是极其克制而精准的,如同一个经验丰富的临床医生在诊断病情,不带多余的情绪渲染,却处处透着对病灶的深刻理解。特别是对特定地域文化如何影响灾害预警接受度的分析部分,简直是教科书级别的案例呈现。我曾一度疑惑,如此宏大的主题,如何避免落入空泛的理论说教?但作者通过一系列详实的一手资料,如访谈记录的片段、地方政策的演变轨迹,有效地将理论与实践锚定。它让我意识到,应对灾害,需要的不仅是工程技术上的加固,更是社会契约和社区信任的重建。这本书的价值,不仅在于提供了研究的深度,更在于它启发了我们思考,如何在追求现代化进程中,不以牺牲最边缘群体的安全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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