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印度哲学祛魅 [Indian Philosophy: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epub pdf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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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特色

内容简介

　　直至近来，人们仍然存有一种印象，认为印度“神秘”而西方“理性”。《牛津通识读本：印度哲学祛魅》力图阐明的是，印度思想中事实上具有强烈的理性传统。从印度哲学活动的最初阶段开始，休·汉密尔顿叙述哲学辩论如何发展、演进为众多的思想流派，并且分析了其中的原因。通过突出印度哲学的关键特征，作者描述了印度的伟大思想家们如何以各种方式解释现实世界的本质。

作者简介

    休.汉密尔顿  伦敦国王学院神学与宗教研究系佛学高级讲师。已发表著作包括《身份与经验》（1996）、《早期佛教：一种新的方法》（2000）等。

目录

前言
语言及发音注解
1 理性与信仰——印度思想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2 婆罗门起源——祭祀、思索宇宙、同一性
3 远离尘世——佛陀的中道
4 争议与辩护——语言、文法和论辩
5 范畴与方法——胜论派和正理派
6 物与非物——佛教思想的发展
7 见证与被见证——瑜伽和数论派
8 言语与著作——伐致呵利、弥曼差和吠檀多
跋——从古代经典思想到现代
索引
英文原文

精彩书摘

　　第一章 理性与信仰 印度思想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印度哲学思想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且丰富多样，前后跨越大约二千五百年，涵盖了几大主要的宗教传统。以哲学为背景的宗教意义尤为深远，这是因为从传统上来说，在印度，无论人们关注什么都试图要去理解其本质，因此人们认为哲学思考的作用是与个人的命运直接相关的。所以，哲学并未被看成是一种在工作之余可以被搁置一边的专业性的学术追求，而是被看作人们内在或精神上的一种追求，它试图去理解实相（即现实）的真正本质。也许人们会说，西方人所说的宗教和哲学在印度是合二而一的，因为在那里，人们总是试图在最广义的层面上去理解生命的意义和结构。相对于把宗教看成是一种带有启示性的信仰、把哲学当做一种学术性思辨，印度人的这种看法倒更接近苏格拉底的理论。
　　思考与信仰
　　我们首先要掌握的一个要点就是印度哲学的本质，对此作进一步的探索是值得的。德国伟大的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认为通过逻辑推理便可以了解事物的本质，并将上帝从中分离出来。毫无疑问从那以后，在西方，哲学和宗教之间就有了一条清晰的界线。人们一直认为在宗教这一领域中，“信仰不可捉摸”不仅得到允许，而且有时是必需的；有时仅仅由于某人的身份，其所陈述的事情便被赋予至高无上的地位（即他们所说的一切，无论是否能得到证实，甚或产生疑义，都被当做是真理）；同时还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另类”，比如超凡的上帝，一些具有超人类或超自然地位和/或知识的人，以及/或者各种类别的超人类或超自然的力量源泉。所有这些因素，或其中任何的因素，都受到了不同宗教传统拥护者的“信奉”，不过有人是深信不疑，有人是将信将疑，这些人便是我们所熟知的“信徒”。
　　对于信徒来说，至关重要的一点是，他们还相信宗教修行是与他们的命运直接相连的。具体来说，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也是多样化的。有些人认为他们的宗教信仰和修行会影响他们此生的生活，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这种影响只有死后才能体验到。还有些人认为现在和/或死后，他们身上所发生的一切，都是由他们的信仰和修行所直接引发的；也有些人认为他们的命运完全受控于他们所相信的超凡的、超人类的强有力的“他者”；还有些人认为这是以上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无论对以上内容作何种理解，正因为存在着宗教信仰和修行与个人命运——尤其是死后的命运之间的关系，宗教才被归为耶稣救世学，或是“系统的灵魂救赎”。
　　与此相对，哲学这门学科自康德以后主要关注的是，仅借助理性的论辩对可知的实相的本质与结构进行探究。这也就是说，无论哲学家们关注的是什么具体的主题，他们研究的方法必须在逻辑上无懈可击：信仰不可捉摸是不被允许的，任何人的话语都不能凌驾于理性之上，任何一种修行都不能超出人类知识能力的范围之外。此外，无论其内容如何，哲学探讨都被一概看成具有其自身的智识目的，而且可能对任何事物都不产生影响。哲学完全不是什么耶稣救世学——事实上，这正是它区别于宗教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关于宗教与哲学的划分，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尽管它们之间存在差异，这两个领域仍然会关注一些共同的内容。其次，即便是在西方，这两者之间的差异也并不总是泾渭分明的。两者间的共同性在于，宗教与哲学在根本上都关注实相的本质。比如，让我们来看一种宗教，它持有以下教义：有一种存在被称为上帝，众所周知他在整个宇宙中都是超凡无比的；上帝是万物的创造者，他创造了拥有不朽灵魂的人类所生存的世界；一个人的所作所为会影响他的来世。即便是这么一小段内容，我们也能从中了解到，根据这种宗教信仰，实相是由两种完全不同的存在物（此处便是上帝与非上帝）组成的，不可能再有其他任何事物，因为上帝是万物的创造者。我们还能从中了解到，非上帝这一类中至少有一部分存在物是众生的（所有个体的灵魂），而且是永恒的。最后这一点非常具体地告诉了我们一些有关人类本质的重要内容：人类本身就是实相的一部分，实相可能是以众多方式中的任何一种来组成的。除此之外，我们还知道有些因果系统会把当前的行为与将来未知的某种存在方式联系起来。
　　即便人们可能会有兴趣去了解实相本质的许多其他方面，即便关于这一点宗教也可能有话要说，即便这个例子过于笼统，我们却获知了哲学也同样十分关注的两个关键问题：实相是如何从根本上构成的，人类的本质是什么。
　　宗教与哲学共同关注的另一个问题是，一个人如何才能找到这些关键问题的答案。在我们假想的这个宗教案例中，如果教义是由一位超人所给予而且信徒们把他所说的话当做真理来接受，那么一个人的知识便是通过“启示”（或者被称为“言语证词”）来获得的。事实上，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所有人都非常依赖言语证词。例如，那些曾经亲眼目睹过南极洲的人会说，南极洲就在地图上标明的那个地方，而我们当中那些从未去过南极洲的人们，便会把他们的描述当做事实来接受。从未经历过分娩的人，也会因为那些经历过的人的描述而相信分娩是非常痛苦的。我们都会习惯性地根据新闻记者、老师、作家、科学家、专家学者等所说的证词，来了解各种各样的事物。在日常情况下，通过这种方式所获得的信息，至少在原则上都可以得到验证。然而在宗教领域里，情况却有所不同。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不是因为了解方式的不同，而是因为宗教里的主题都无法得到验证。因此，对宗教师长所给予的信息，只能基于笃信而加以接受，或者说“信奉”。哲学家对这种不可验证性是不接受的，并且认为这种有关实相本质的信息是无效的。对同一主题，哲学家只会借助理性的或逻辑的认知过程来进行研究。所以，哲学这门学科特别关注其自身与所谓“知识的限度”的关联。也就是说，哲学试图建立一套标准，并据此来鉴别资料本身是否可以被合理地理解为有效的知识。有关认知的理论（我们如何来认识）在此被称为认识论。
　　说到上述第二条，即宗教与哲学之间的界限并不总是泾渭分明，西方的哲学传统起源于公元纪年前的希腊，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很多人都试图对实相的本质有更多的了解。其目标与目的是为了获取此方面的智慧，任何与此相关的顿悟都被视为趋于智慧：于是有了哲学——“爱智慧”。哲学探讨与我们所理解的耶稣救世学在概念上没有任何相通之处。但是，那些由伟大的希腊哲学家们所提出的各种关于实相本质的假想，却仍然包含了在部分宗教教义中可能会发现的那类议题。他们关注的是世界、人类以及人类寻求智慧之重要性这三方面的本质。这被看成是人类所能进行的最高层次的活动，如果可能，应当全力追求。苏格拉底曾经特别给出过建议，即一个人应如何把追求智慧与过上最好的生活结合为一体。
　　继希腊人之后，公元纪年的西方哲学在长达数世纪的时间里，一直被那些宗教意识浓厚以及试图对“上帝的世界”有更多了解的人所主导。那些具有伟大独创见解和巨大影响力的哲学家，诸如奥古斯丁、安瑟伦、阿奎那、笛卡尔、黑格尔等，都是修行的基督徒，他们都试图将宗教问题与哲学问题融合起来而非分离开来。然而，这些伟大的思想家们关注的范围实在是极为宽泛，其中一个特别被关注的问题就是上帝是如何适应实相结构的。基督教教义认为上帝的存在就像是教义中的一个信条，是不言自明的，但是也有人想通过理性的论证来确定上帝的存在。这样一来，信仰与理性便会和谐一致，彼此无争。笛卡尔也曾对此作过专门的论证，认为上帝的本质在于，一个人完全可以依靠上帝的帮助来克服独自推理的局限性。因此，为了寻求理解，信仰与理性便结合起来，并在事实上也扩展了这种理解的可能性。这些哲学家都很清楚他们在做什么，然而也都相信他们所采取的方法是完全合理有效的。在信奉基督教的西方，第一个对为了寻求知识将信仰与理性融为一体提出严肃质疑的哲学家是康德。康德坚持认为，一个人能够认知多少确切的事物，这严格地受限于借助推理所能探知的范围，而这一切与上帝并没有任何关系。作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康德相信上帝是存在的。但是他把这种信仰与哲学逻辑分离开来，并表明人永无可能得到关于信仰问题的确切知识；这些在过去和将来都只能是信仰，而确切的知识则属于哲学的范畴。
　　第二章婆罗门起源祭祀、思索宇宙、同一性
　　公元前5世纪初：通过观察当时印度北部婆罗门僧侣们形成的观念和实践，我们将从这里开始对印度哲学思想展开讨论。从这个恰当的角度开始有几个原因。第一，此时在印度北部婆罗门传统处于强势，并且仍是对国家的社会宗教结构拥有持久操控权的唯一传统。不论其他传统的观念和实践在某些时候如何具有影响，始终控制着规范的标准的仍是婆罗门传统。第二，到公元前5世纪初，在婆罗门传统中并存着两支彼此不同的流派，且我们确知这两个流派都能够将其重要的特征和观念突显出来。第三，或许对我们的目的来说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从对这两个流派的讨论中，我们能够更清楚看出他们如何共同协作从而促进了日后质疑、辩论和试图反驳其他思想流派的盛行。为了说明以上要点，我们还将考察这两支流派如何从早期传统中逐步形成。
　　祭祀
　　公元前5世纪左右的婆罗门人是雅利安人的后代。几个世纪以前，雅利安人带着自身的传统和习俗从欧亚大陆的中部来到印度西北部定居。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们奉行着遵从祭祀和基于仪式的宗教，其中很多神圣的细节都被小心地记录、保存在仪式“手册”中。那时书写还不为他们所知，属于不同宗族、为仪式作出各自贡献的婆罗门僧侣们有责任把与其有关的特定仪式活动日程的材料以口头方式留存下来。他们非常严格地履行这项义务，因为只有做到准确，祭祀的效果才可信赖。各种各样的记忆方式日趋完善，从现今我们可以掌握的证据来看，其准确性很可能已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
　　尽管吠陀祭祀仪式的举行现在被看作是一种宗教活动，但它主要还是出于现世的考虑。也就是说，祭祀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使宇宙现状维持在其最佳水平上。祭祀的主要对象是宇宙中自然秩序的各个方面，如太阳、雨、闪电和风等等，以及诸如契约和誓言之类的一些抽象原则。祭祀的对象被统称为提婆。祭祀有个基本原则：如果人们正确地举行了祭祀仪式，提婆将会以一种极为仁慈的方式发挥其在宇宙中的作用来回报众生。因此宇宙秩序，也就是后来我们所知的“达摩”法，被一直保留下来。举行这些献祭活动的必要性在仪式手册中已经明示给婆罗门的众人。这些组成了《吠陀经》主体的早期部分，因而它们也可被称作吠陀仪式手册，保存下来的祭祀宗教有时也被称为吠陀献祭宗教。
　　词语“吠陀”的意思是“知识”。它指这样一种信念，即约公元前5世纪时婆罗门的先辈们已知晓或“见到”《吠陀经》中蕴涵的真理（这就是他们被称为先知的缘故）。这种理解完全不是出于启示或具体授予真理，而是出于客观永恒的并非源于人类的宇宙真理。这些先知们仅仅是把已记载下来的东西传授给后代。因此，吠陀祭祀经文的地位是首要的。任何通过这些主体材料明示给人们的都被看作自动生效——一定要去做，因为它是必定要做的：这已是永恒真理的一个部分。因此，人们为了保证有效性便加强了对准确性的关注，他们认为每一种仪式活动的正确履行已构成宇宙义务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仪式中除了所做的体态动作之外，仪式手册中还规定了各种祷词和声语，并且这些可被统称为惯语的东西必须在祭祀活动中以说、念或是唱的方式表现出来。身体动作和声语都对祭祀的结果起到促进作用：这两者都是重要的“行动”或业。构成惯语的语言是梵语，因此语言更多地被看做是一种神圣的极具说服力的工具，而不仅是一种沟通的方式。事实上，它被看作是以声音的方式来体现对宇宙的感受。
　　由于吠陀材料和梵语语言二者的地位和能量，关于它们的知识一直被婆罗门祭司们牢牢地守护于团体内部。他们可能曾以这类材料需要保护为由一直设法使这种独占性名正言顺，但这同时也把祭司本身推向了当时社会最高权威的位置，而且社会本身也以某种方式进行组织来维持这种权威。现在所说的印度种姓制度的起源就被记载在吠陀仪式手册中，在该制度中人们是按照对仪式的虔诚度来划分等级的，最虔诚的婆罗门被划入最上层。他们的虔诚不仅赋予他们地位，而且还使他们能够将神圣的行为和献祭中的语言牢固、有效地联系起来。因此，吠陀献祭宗教的主要特征是：以身体和声音方面的仪式行为为基础；其准确度对保证祭祀的有效性至关重要；完全由婆罗门的祭司们传承和掌控。仪式活动的履行是为了维持宇宙的延续，人们相信各种身体和声音方面的祭祀行为都与其相应的作用息息相关。
　　……

前言/序言

　　印度哲学与中国哲学、西方哲学被并称为世界的三大哲学传统，印度与中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印度文化在世界上占有重要地位。印度哲学是印度文化的基本组成部分，具有较强的系统性和逻辑性，理论深邃，源远流长，中国、日本等国传统文化中包含着很多印度文化的影子与元素。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研究印度宗教文化的传统，但古代与现代中国人接触较多的是印度佛教，从汉代的译经开始一直到清末的佛教义学的复兴，历代东来西去的高僧成为中印文化交流的主体，玄奘等四大翻译家的成就与影响更是让人耳熟能详。
　　吠陀是现存古印度最早的宗教历史文献，而奥义书中则出现了一些印度哲学的基本观念，包括部分哲学理论。尽管一些哲学观点与宗教思想密不可分，但奥义书被很多人视为印度哲学的起点与宗教哲学的源头，奥义书的成书时间大体上是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500年左右，奥义书中的“梵我同一”、“轮回解脱”的理论对后世印度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印度思想与哲学进入百家争鸣时期，印度著名的两大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的主要部分在这一时期形成，两大史诗中有不少篇幅讲述了哲学与宗教，人们习惯将这一时期称为“史诗时期”。
　　公元前6世纪以后到公元4世纪，婆罗门教系统内部出现了分歧，导致六派哲学的先后形成，六派哲学均承认吠陀权威，这一时期也被称为“经典时期”。沙门思潮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给婆罗门教带来了较为严重的危机。新思潮、新思想种类极多，不同文献记载有数百种之多，最有代表性并持久发展的是佛教、耆那教和顺世论。佛教的创立就是反对婆罗门教的三大纲领，但对婆罗门教的某些思想还是进行了不同程度地吸收与改进，佛教的理论体系庞大，但有关灭苦的方法、轮回、解脱等主张与婆罗门教有着非常相近之处。然而，佛教的缘起论、主张诸行无常等观念则是与婆罗门教的最大不同。佛教、耆那教和顺世论都不承认吠陀的权威，在很多方面与婆罗门教对立，被婆罗门教系统称为异流三派。实际上，印度历史上占主导地位的宗教仍然是婆罗门教或印度教。
　　在佛教兴起并持续发展的漫长历史进程中，婆罗门教似乎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但婆罗门教凭借着自身的传统与文化习惯等诸多因素，一直以不同方式在进行自身的理论调适与发展。随着公元8世纪左右商羯罗（788－820）的出现，婆罗门教在理论与实践等多方面的改革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果，印度教的出现便是其最为明显的例子，它将传统的婆罗门教思想进行改造，完善了传统婆罗门教的基本学说，并为印度教的理论进行了有力铺垫。
　　公元9世纪至18世纪，印度经常受到新的民族与新的宗教的影响，南亚次大陆的宗教与民族冲突日益严重，印度教的影响逐渐扩大，而佛教在8世纪之后也许是因为时节因缘的关系，在印度本土的发展呈转型态势，而佛教第二故里的中国则如日中天，汉传佛教的主要宗派都纷纷创立，禅宗更是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耆那教的影响日益缩小，伊斯兰教的思想则有了较大发展，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锡克教又有了自己的势力范围。
　　印度近现代百分之八十以上民众信奉的是新婆罗门教（即印度教），佛教的思想也在印度教中有所影响，佛教与婆罗门教包括与印度其他宗教的交流，也直接或间接丰富了佛教自身的思想体系。因此，了解佛教以外的印度宗教哲学对完整地理解印度文化十分重要。
　　本世纪以来，国内关于印度哲学的研究可谓代不乏人，晚近以来，梁漱溟先生、陈寅恪先生、许地山先生、向达先生率先开印度学研究之先河，奠定了印度学在国内研究的基础。此后季羡林先生、饶宗颐先生、金克木先生自50年代以来一直从事这方面的研究，而且硕果迭出。文革后国内印度学研究的成果更是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一些专门性的成果也先后问世，巫白慧先生、黄心川先生、姚卫群先生等都有着系统性的讨论与论述。
　　休·汉密尔顿的这本《印度哲学》为近年来印度哲学领域较为引人注目的著作，本书试图阐明的是印度思想中关于理性的传统，并与西方哲学的“理性”进行了通俗的辨析。作为通识性的读本，本书分八章，基本上对印度哲学二千五百年左右跨度的内容作了流畅地梳理，一些观点已经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通识，字里行间流露着精辟的思考，并启发读者在阅读本书后继续探寻印度哲学的奥秘与神奇。
　　作为有缘较早读到本书的原著与汉译本的自己，一直在为本书取得的成绩欢喜不已，承蒙译林出版社友人的厚爱与垂青，希望在汉译本出版之际为本书写几句话，惶恐之余迟迟不敢下笔，阅读本书的过程也是自己学习的过程，期待并祝福读者能有各自不同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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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识类读本，系列丛书都不错，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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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中国学者认为“知识分子”这个词是西文的译语。台湾大学社会系的叶启政教授对此有比较详尽的讨论。按照叶启政的看法，“知识分子”这个概念来自西方。欧洲有关知识分子的概念有两个，就现行较常用的英文来说，一个是intelligentsia, 另一个是intellectual。这两个词分属东欧和西欧，含有不同的历史意义。intelligentsia来自俄国，1860年由作家波波里金（Boborykin）提出，专指19世纪30到40年代把德国哲学引进俄国的一小圈人物。当时的沙皇俄国相当落后，留学生带回西欧社会思想及生活方式，不满当时俄国的状况，或者满怀乌托邦的理想高谈阔论并模仿西欧上流社会的生活方式，或者着手实际的社会改革，他们当中后来产生出不同的思想群体，如民粹主义、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新康德主义等。另有学者认为，intelligentsia这个词源于波兰，1844年即由李贝尔特（Karol Libelt）使用。当时的波兰有一个文化上同质性很高的社会阶层，他们的心理特征、生活方式、社会地位、价值体系都独具特色。这个阶层是拥有土地的城市贵族，与正在兴起的中产阶级有别，为了维持其独具特色的生活方式，设立了一套自己的教育体系。在此体系中，学生学习各方面的知识，突出培养强烈的领导意识与社会责任。由此环境培养出来的人非常重视自己的学历并以此为荣。后来这种贵族式的精神为波兰受高等教育的人所继承，他们勇于批判社会，以国家大事为己任。当波兰被列强分割时，这批人成为救国和反抗统治者的主要力量。因此，从intelligentsia这个词的历史含义来看，知识分子是一群受过相当教育、对现状持批判态度和反抗精神的人，他们在社会中形成一个独特的阶层。这个阶层及其传统特性在十月革命后已经逐步瓦解消失。苏联时代以及在十月革命影响下先后发生无产阶级革命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把知识分子定义为从事脑力劳动的专业人才，不再指具有强烈社会意识及批判态度的特殊阶层。西欧“知识分子”一词的来源与东欧不同。Intellectual来自法国，起源于1898年的德雷福斯案件（Dreyfus Affair）。左拉在1898年1月13日以《我控诉！》为题给总统写了一封公开信，呼吁重审德雷福斯被诬案。第二天，这封公开信在《曙光》报上刊出，主编克雷孟梭用“知识分子宣言”（Manifeste des intellectuels）几个字来形容它。此后，只要一提intellectuels，人们就理解为主张或同情为德雷弗斯平反的作家、教授、新闻记者们，他们对时政和时局多所指陈訾议，是政治上激进色彩很浓的人。因此，法文中的intellectuels专指一群在科学或学术上杰出的作家、教授及艺术家，他们批判政治，成为当时社会意识的中心。这种传统渊源于法国大革命后一批受过教育的人。他们反抗当时社会既有的标准及措施，谈论、鼓吹实证哲学，具有相当浓厚的革命气息。这些人大都不在学术界，而是长年逗留在咖啡馆中高谈阔论，带有波西米亚圣徒（Messianic Bohemians）式的精神，以天下为己任。就此传统来看，intellectual没有社会阶层的含义，而注重个人心态及其在社会上所扮演的角色。由于这两个词的历史含义有所不同，因而在现代英语中通常intellectual泛指“知识分子”，而intelligentsia则专指“知识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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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印度教文化中，精神比物质重要，内容比形式重要、目的比表达重要。印度人不会把漂亮建筑故意集中在主干道两侧，而是根据建筑物的功能和需要来选择建筑地点，所以街道显得破烂陈旧。在一些不起眼的地方，却经常可以看到精美漂亮的建筑。这不仅让人领略到印度建筑的精致，也可以认识到印度文化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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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训有方，保不定日后作强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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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内地大学也有通识读本了，也看看国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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