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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马克斯，韦伯著，郁喆隽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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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ISBN：9787308177399

版次：1

商品编码：12316684

包装：平装

开本：32开

出版时间：2018-03-01

用纸：胶版纸

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发表于1905年，在争议中成为了社会学领域的奠基之作。
　　韦伯一生致力于考察世界诸宗教的经济伦理观，探讨世界主要民族的精神文化气质与该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韦伯对宗教社会学的初期研究，他认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存在某种因果关系——资本主义精神有其宗教根源，新教中的苦行、职业劳动观念，逐渐发展成了资本主义中理性经济劳动的特征。他深入探究了资本主义经济兴起过程中，非经济因素的重要意义，通过对大量经验的归集与分析，论述了新教伦理与近代合理资本主义发展之间的关系，为当代社会科学提供了富于启迪的思路，也让大众读者看到了隐藏在制度背后的精神力量。
　　本书由研究马克斯·韦伯的学术选取和翻译《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全本精华部分，保留作者完整的理论体系，并配以译者导读。同时加入大量精美插图，图文配合，以期成为适合大众阅读的版本。

作者简介

　　马克斯·韦伯（MaxWeber，1864-1920）
　　德国著名政治经济学家、法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被公认为是现代社会学和公共行政学重要的创始人之一。他与卡尔·马克思和埃米尔·涂尔干被后人并称为“现代社会学的三大奠基人”，对西方的学术思想贡献巨大。
　　著有《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儒教与道教》《印度的宗教：印度教与佛教的社会学》《古犹太教》《经济与社会》等作品。
　　译者简介
　　郁喆隽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宗教学系副主任，中国宗教学会理事，上海市宗教学会副秘书长。主要研究领域为宗教社会学、社会科学的哲学、中国民间宗教等，尤其在对马克斯·韦伯的研究方面享有盛誉。
　　他曾在德国莱比锡大学宗教学研究所获得哲学博士，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导读课程曾获得复旦大学校级精品课程称号、上海市精品课程称号，被同学誉为“复旦哲学小王子”。上线国际慕课平台coursera和中国大学慕课后，至今累计选课人数超过6万人。

精彩书摘

　　韦伯的方法论特征
　　韦伯的社会学方法被后人称为“理解社会学”（VerstehenendeSoziologie/interpretivesociology）。韦伯明显受到德国古典哲学的影响，反对实证主义的社会认识论。他认为，社会中的人绝对不同于物理对象，也不能被简单地还原为生物学对象。社会中的人具有心智、思想、目的和意图。因此，韦伯认为要将个人的主观意图作为社会学的出发点。“理解”（Verstehen）进而成为了社会学的核心概念。韦伯的这种方法论后来也被称为“方法论上的个体主义”（methodologicalindividualism）。这和涂尔干的方法论整体主义构成了鲜明对比。在韦伯看来，社会学并不是不关心整体，但唯有个人才是具有思想和意图的。所以，像组织、团体、公司、军队乃至国家那样的集体，都必须以个人为出发点来进行研究，换言之，集体是由个体组成的。韦伯将“理解”分为两种：“直接的理解”和“解释性的理解”—前者就是回答一个人在“做什么”，后者则要回答一个人“为什么这样做”，也即要对行动背后的目的进行解释。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韦伯一再要求找到新教伦理的承担者，充分体现了这种方法论特征。对韦伯来说，一种理念和精神不可能直接地在历史中发挥作用，必须找到一个人群来加以承载，通过后者的社会行动加以实现。对个体而言，理念的具体表现就是其生活方式（Lebensführung）。这也体现了一般意义上社会学和哲学、神学的视角差异。
　　韦伯虽然认识到了文化的重要性，但并不赞成文化决定论。如果阅读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读者或许会获得一种错误的感觉，即韦伯过于强调文化对经济制度的形塑作用。但是，作为国民经济学和经济史专家，韦伯不可能不知道或者忽视经济条件对文化的作用。就宗教话题而言，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姊妹篇《新教教派与资本主义精神》一文中就突出了经济对宗教结社的作用。他使用在美国观察到的现象，敏锐地指出，不同的社会群体会加入相应的教派（Sekt），同一教派内成员之间也具有信用担保之类的经济功能。
　　韦伯也明确指出，从历史效果来看，新教中的苦行伦理的确推动了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的诞生和发展，但反过来，资本主义并非宗教改革家和宗教改革时代信徒的行动意图。在社会环境中经常会出现意图和后果的背反。对于信徒来说，获得灵魂的救赎是直接目的。但是按照特定宗教伦理去生活与行动的结果，在宏观层面表现为资本主义的兴起。“宗教改革的文化效果，在很大程度上……是改教家未曾预见、甚至是并非意欲的后果。这与他们自己所预见的大相径庭，甚至恰好背道而驰。”按照这种理解，需要提防另一种错误的观点：即不顾社会环境差异，只要信仰基督宗教，就可以达到振兴资本主义或市场经济的目的。韦伯对新教禁欲教派的研究，是一个在特定历史环境、特定文化语境中的“解释性理解”，并不能无条件地推广到其他时段、地区或其他文化环境中去。
　　此外，韦伯还强调学术研究应坚持“价值中立”的原则。韦伯在他的学生时代就意识到，一些学者利用大学讲坛，讲授的并不是学术知识和方法，而是夹带了大量的个人信仰和政治主张。这样的讲课和研究，有碍学术研究的深入，也有缘木求鱼之嫌，但对年轻学生和社会大众却有极大的鼓动力。因此，韦伯提出大学课堂的讲课和学术研究应当坚持“价值判断无涉”（Werturteilsfreiheit）原则（以后一般简称为“价值中立”）。也就是说，一个学者在处理其研究对象时，需要避免进行价值评判，使用的术语和概念也应当保持客观中立。这并不是说学者活在价值真空当中。韦伯也认识到，一个人之所以研究某个对象，一定是因为某种价值关联（Wertbeziehung）。价值关联是学术研究的建构性原则，而价值中立则是学术研究的调节性原则。如果要表达个人的政治立场和宗教认信，完全可以到广场上去，到宗教集会上去，以公民或信徒的身份进行，而不必伪装为一个教师或学者。

前言/序言

　　引子：我们今天为什么还要读这本书？
　　偶尔路过上海的外滩，瞥一眼黄浦江对岸的那些高耸入云的地标建筑，总会让人陷入一种魔幻而矛盾的感受之中。依稀记得，那些大楼耸立的地方，在我小时候是一片农田或者杂乱无章的平房，地平线是平的。然而在短短一代人的时间里，所有这一切拔地而起，好似梦幻一般。如果站在黄浦江的另一侧，从浦东的摩天大楼回望浦西，可能会稍稍多出一丝历史感来。外滩的建筑没有那么新，但它们也是在最近一个世纪里才建起来的。它们背后的整个城市，是在过去仅仅一百五十多年里崛起的。相对于三千多年的中华文明而言，这一切实在是太短暂了。今天，站在中国大陆的任何一个城市中心，你可能都会产生如此的感慨。
　　面对这样的巨变和反差，我们绝对不会仅仅停留在审美和感叹的阶段。人们处在深刻的焦虑之中，这种焦虑包含着个人和整体两个层面的含义。在个人层面，人生的根本问题在此若隐若现：我辈的同龄人如今基本已经成家立业，不再是当年的青葱少年。其中不少人获得了或多或少的“成功”—美满的婚姻、聪慧的儿女、体面的工作和一定的财富积累。但收获中也蕴含了疑惑与彷徨：财富究竟有什么用？或者更直接地说，我追求财富是为了什么？工作、职业给我带来了什么？我究竟要追求什么？我的道德底线在哪里？过去若干年的福利增长能否持续？换言之，我们都在急切地追问，过去的成功依靠的是什么。倘若无法令人信服地回答这个问题，那么未来的福祉也将是空中楼阁。
　　在整体层面，过去40年，中国在经济方面发生了出乎所有人意料的增长，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升。与此同时，中国社会也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从人口、家庭、生活方式到伦理、道德和价值观，都出现了极大的转型。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在过去40年所发生的改变，大致相当于欧洲16～20世纪的三四百年之间所发生的变化。有些改变是能够预测的，而绝大多数改变则无法预测。整个社会已经站到了“前无古人”的历史分岔点上。巨额财富在短时间内涌入，无疑引发了一系列的困境：例如，人们在价值和道德领域迷失了方向，伦理底线被屡屡突破……在追求和享受财富之外，我们还应当有什么样的坚守与追求？
　　我们不禁要扪心自问：这一切难道都纯属偶然？究竟是应该把社会和经济的剧变归功于西方文化的引入和冲击，还是要感谢中华文化的积淀与更新？人类的历史、文化和世界观，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传统与现代之间，究竟更多是断裂还是延续？中国无疑不再是稳居天下的“中央帝国”，相信两千年前的“智慧”可以照搬来应对当下国人的问题，不仅带有经验主义的预设，还蕴涵着一种历史的刻舟求剑。文化究竟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和资源，还是重担和障碍？
　　常言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正是这样一本书—它是一个处在转折和彷徨中的灵魂，对一个处在转折和彷徨中的文明，进行的一次彻底追问。这本书的作者尝试用学术的方式，来反观人生、价值、伦理、生活方式、职业、财富等问题。然而，他所采取的径路连带着家国、文明、宗教和历史的深度。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这本书已经不仅仅是“他山之石”，它实际上已经进入了几代人的阅读经验乃至反思意识之中。任何真诚的文本都不会承诺一劳永逸地给出答案，每一代人都需要自己来回答自己的问题，担当自己的使命。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阅读，与其说是为了找到唯一答案，不如说是为了寻找一个回答问题的同伴。它所给出的回答尝试，是一个路标、一面镜子、一条小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