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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畅销书《苏共亡党十年祭》作者黄苇町再出新著，《苏共亡党二十年祭》紧扣近10年来国际国内形势变化，对苏共亡党进行更加系统精深的研究。
　　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学习用书
　　中央电视台《读书》栏目与中国图书评论学会联合评选的"2013中国好书"
　　新华网与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联合评选的"2013年度中国影响力图书"
　　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评选的"2012-2013年度全行业畅销书"

内容简介

　　2001年，一本《苏共亡党十年祭》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十多年来畅销不衰。十二年过去了，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人们对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关注和思考却从未停止过。著名反腐专家黄苇町继《苏共亡党十年祭》后推出的《苏共亡党二十年祭》，将极大地满足社会各界读者的需求。
　　较之“十年祭”，《苏共亡党二十年祭》对苏共败亡教训作了更加系统精深的思考：权力过分集中、民主缺失，是苏共垮台的总病根。只有科学、深刻地反思，以史为鉴，历史悲剧才能以历史的进步来补偿。作者以深刻的分析和思辨能力，对照前苏联和中国当前及世界形势，全方位解读和研究苏共的失败，同时也是寻找我们党肌体上可能潜伏的“病灶”，具有很高的理论指导意义和执政参考价值。

作者简介

　　黄苇町，以研究隐形经济著称的中国经济学家。1947年生，1975年毕业于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1982年调入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做编辑工作，撰写思想评论。1985年任红旗杂志社事业部主任。现任红旗出版社副总编辑。主要著作有《当代中国的消费之谜》、《中国的隐形经济》、《世上有真情》、《失落的尊严——惩腐备忘录》等。曾获“全国首届十佳经济读物”奖等5个奖项。作者多次应邀出国讲学，《中国的隐形经济》等三种专著已被译成英、日、韩、德等多种文本在国外出版发行。

内页插图

精彩书评

　　我们国家无论在体制、制度上，还是所走的道路和今天所面临的境遇，都与前苏联有着相似或者相近乃至相同的地方。弄好了，能走出一片艳阳天；弄不好，苏共的昨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习近平

目录

自序 中国会不会成为“下一个”？
第一篇 谁记得一切，谁就感到沉重
一 涨价打开了潘多拉盒子
二 工人阶级不再留恋“工人国家”
三 69年-6年9个月-69个小时
四 莫斯科不相信眼泪
五 “上街的是自己，上台的是别人”
六 百年回首话当初

第二篇 三十功名尘与土
一 “新经济政策”夭折和强推农业集体化
二 总路线、工业赶超和农业公社
三 大饥荒带来的党内论争
四 “大清洗”——不忍卒读的一页
五 理论扭曲与权力集中
六 党内自残的恶果
七 历史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第三篇 苏共错失的几次重要发展机遇
一 沉醉胜利，错失改革开放良机
二 社会振荡使改革“欲速则不达”
三 “布拉格之春”导致的“急刹车”
四 与新技术革命擦肩而过
五 油价暴涨助长了不思进取
六 代际更替沦为改朝换代
七 京城老翁，坐看风起云涌

第四篇 谁绑架了改革？
一 赫鲁晓夫“对干部不负责任”被赶下台
二 柯西金得罪强势集团被迫辞职
三 戈尔巴乔夫打开了潘多拉盒子
四 勃列日涅夫——传统体制的化身
五 执政能力和人才的枯竭

第五篇 心中没有人民，必被人民抛弃
一 人心被叶利钦带走了
二 特权的最大危险——和人民的困苦隔离
三 国因家破、国破家亡
四 只听见自己的声音，却说是人民的声音
五 他们是为了自己可以背叛一切的人
六 再看今日之俄罗斯

主要参考文献
附录一 互联网十年变
附录二 我读黄苇町的《我的爷爷奶奶》

精彩书摘

　　叶利钦是戈尔巴乔夫一手提拔起来的。1985年3月，刚刚就任苏共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前往乌拉尔山以东的斯维尔德诺夫斯克州视察工作，对全程陪同的时年53岁的州委第一书记叶利钦的果断能干和改革魄力留下深刻印象。他视察结束一个月后，便将叶利钦调入莫斯科任苏联建设部长。5个月后，叶利钦又被火箭式地提拔为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政治局候补委员、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当时谁都不会想到，后者会成为苏共和苏联这个大党和大国的掘墓人。
　　莫斯科人很快发现了新任市委书记与他所有前任的不同。他不像他们中的一些人那样不苟言笑，语速缓慢，沉稳中透着傲气，让人敬而远之。他看起来更像个率性而为、在酒桌上无话不谈的爽快汉子。为了体察民情，他经常微服私访，一会儿乘上公共汽车、电车或者地铁，了解居民出行的情况；一会儿跑到商店或者门诊部，查看城市食品供应情况和医院服务情况，于是第二天这条新闻便把莫斯科搅得满城风雨。
　　针对当时日用消费品紧缺的状况，叶利钦筹建起一批食品、肉类加工厂和乳品生产厂，并公开向民众许诺，将在最短时间内解决诸如香肠和酸奶长期短缺等老大难问题。他逛商店时发现有的商店经理私藏货物到黑市卖高价，就亮明身份当场予以免职。年过半百的叶利钦，甚至还不时下车间与小伙子们一起装卸货物。有人还在购买副食品的长队中，惊讶地发现了裹着厚厚的呢大衣、围着毛围巾、在雪后的街道边默默地跟着前面的人挪动脚步的市委第一书记的妻子——按照内部供应制度，作为排在苏联领导人前几十名之一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和中央书记，同时又是首都最高首长的家人，她完全不必排队，甚至不必出门，就可以派服务员或司机，开车到全市最好的特供商店去，简单地在记账单上签个名，就能把各种进口的美味佳肴直接装运回家。
　　叶利钦特别重视和善于利用正在开放的舆论工具。莫斯科首批关于改革的报道之一，是在电视上直播了查处公车私用的报道。一个周末，在通往乡间的大道上，从城里开来的黑色的“伏尔加”牌公车受到拦路检查。查明其中大部分乘客并不是去办公事，而是去别墅。面对从车里走出的仓皇失措的体面男子，军官在电视台记者的摄像头前建议他，今后在类似的情况下乘电气列车。随后莫斯科就出台了一项政策——减少公车数量，领导人的妻子、亲戚不得将公家的汽车用于私人需要。第一书记本人也象征性地乘坐公共汽车上班，为其他人树立榜样。他还向“特供点”“专门医院”疗养院等发起进攻，他下令取消了莫斯科市的高干特供商店，建议莫斯科党的机关干部回忆“列宁的朴素生活”，像所有普通苏联人一样生活。而同在莫斯科的属于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各部门管理的这种商店就有100多处。
　　后来叶利钦在《我的自白》中是这样揭露苏共上层的严重特权现象的：“全莫斯科享受各类特供商品的人总共有4万人”，“你在职位的阶梯上爬得越高，归你享受的东西就越丰富……如果你爬到了党的权力金字塔的顶尖，则可享有一切——你进入了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完全可以在一个单独的国家里为那些获取权位的少数人而实现”。他认为，要改革首先要消除这些特权现象，叶利钦公开号召首都新闻界将其曝光。一时间，莫斯科《真理报》、莫斯科《共青团报》、莫斯科电视台的社会专栏里汹涌澎湃，形成一股内幕报道热潮，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叶利钦认为，老百姓最不满意的是他们能直接看得到的高级干部的食品特供、公车私用、保健医疗、专门服装加工部和剧院为领导干部预留座位等做法。这些尽管都是小事，但在他之前，还从未有人敢于触动这些党和国家的“内部待遇”。可他这样做了。当时的考虑是，“成千上万的人都是这场斗争的见证人”。从这些问题入手，可以使他迅速获得那些没有特权，并经常感受到特权妨害的普通人的政治支持。
　　叶利钦首先选择苏共领导干部的“特权”作为改革的突破口，是他的提携者戈尔巴乔夫没有想到的。
　　应该说，戈尔巴乔夫主政后，也曾批评过特权现象。
　　他在1986年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指出：“应该从自身做起。宴会、礼品、招待会——我们曾鼓励所有这一切，而且自己也参加过，各级领导有自己的食品供应基地，他们的妻子连商店都不用跑了。在每个区、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基地和内部供应商店，在那里分配着进口商品。我们自己在所有这些问题上都有错。
　　感谢上帝，我们自己没有走上犯罪的道路。这一切应该好好地反省一下了。”也就是说，戈尔巴乔夫并非没有看到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对苏共干群关系和领导干部形象造成的严重损害，如果他上台后能够积极、稳妥地采取措施，动手逐步消除这些特权，是可以在群众中为他的改革政策赢得很多加分的。但戈尔巴乔夫讲归讲，并没打算真的马上动手去做。他能够当上苏共第一把手，就与担任“疗养院书记”期间，能够精心地为领导人提供特权享受而获得青睐分不开，他知道触动这个问题的利害关系。但他没有想到的是，叶利钦一上台就在莫斯科把“反特权”搞到如此大张旗鼓，甚至凤声鹤唳的地步，打乱了他的改革全盘计划。这样做尽管使改革派的形象迅速得到绝大多数普通人和知识分子的认可，但在党的领导层中却引起轩然大波：这个从斯维尔德诺夫斯克来的乡下人到底要干什么？他怎么可以为了沽名钓誉而打破几代人传下来的老规矩，威胁所有人的利益呢？是谁在背后支持他？因为这不仅会影响到每个领导干部正常的家庭生活，还会直接损害他们的地位和尊严——如果要求每个领导干部也都加入大街上冻得前胸贴后背的普通人的长队的话。对叶利钦这些“出格的”政治秀，首先感到恼火的是戈尔巴乔夫。当自己的改革急需排除种种阻力、争取各级领导干部支持时，他不希望叶利钦一下子把领导层所有人都得罪完。而且，这一系列让人眼花缭乱的“组合拳”，使叶利钦在风头上甚至盖过了戈尔巴乔夫本人，成为媒体聚光灯和摄像镜头无可争议的聚焦点，也使总书记从内心感到不快。因此，当莫斯科的地方媒体对叶利钦的这些举动报道得热火朝天时，苏共中央的媒体却悄悄地减少甚至停止了这类报道。因为真理报总编辑接到戈尔巴乔夫的电话：对叶利钦的报道要“淡化处理”，《真理报》不要鼓动叶利钦去进行他的“煽情行为”。令戈尔巴乔夫没有想到的是，中央媒体对叶利钦明显的视若无睹甚至抵制，反而在“逆反心理”很强的社会氛围中，帮助他树立了与“官僚集团”斗争的“反特权”旗手形象。有关叶利钦的事迹在民众中口口相传，使他很快成了莫斯科乃至全苏联的传奇式人物，并被赋予英雄般的品德。
　　叶利钦所触动的的确是苏联领导干部的核心利益之一——从斯大林时期就开始的各种公开和隐蔽的特权。不过，当时享有特权的人数较少，对群众心理的冲击还不是很大。斯大林对各级干部的不断清洗，使得缺乏安全感的领导干部也不敢肆意妄为。而赫鲁晓夫上台后对干部特权制度的“十次打击”，特别是关于干部轮换的硬性规定，领导干部像走马灯一样不断更换，也难以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特权阶层。但等级特权既然已成为合法制度，就潜藏着蔓延的危险。罗·亚·麦德维杰夫在《让历史来审判》一书中说：“党的机构的某些工作人员开始远不是为劳动人民的利益去使用自己的影响，党内机构的个别环节也出现了腐化因素，完全没有什么理由使一些党的干部享有特权，这些特权后来又变成了目的本身，成为一种拜物教。”而苏联现实的体制机制系统中“缺乏任何比较有效地防止滥用权力的措施”。
　　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尤其在其执政后期，一方面由于体制僵化和干部队伍高度稳定；另一方面由于腐朽思想对干部队伍的侵蚀及党内外长期缺乏民主监督，“特权阶层”终于形成。“特权阶层”有以下主要特征：第一，他们掌握着一些党政军领导机构和企事业单位、集体农庄的绝对领导权，是自己权力所及范围内的“老大”。第二，他们基本都受过高等教育，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经常去西方国家访问。第三，他们不以享有高级干部的特殊待遇为满足，而且以各种方式侵吞国家财产。第四，他们还盘根错节、拉帮结派，联合起来反对任何有损自己利益的实质性改革。第五，他们已经拥有现行体制下能够得到的一切，因此主观上并不想搞垮苏共和苏联，但正因为存在这样的既得利益集团，才为后来的改革夭折和苏联解体埋下了祸根。
　　如果说，腐败的本质是以权谋私。在苏联的政治机体中，实际上存在两种形式的腐败。一种是明显非法的腐败，包括利用手里掌握的公共权力贪污受贿、走私、侵占国有资产等要受到苏维埃法律追究的行为。另一种是貌似合法的腐败，就是利用手里掌握的公共权力为自己制定各种超过履行公职需要的特权。什么是履行公职需要的合理的特殊待遇，什么是超过需要的特权？很难细分。但有两种做法明显属于不合理的特权，人们是有共识的。一种是把特殊待遇“泛化”，为了使自己和一般群众隔绝开来，而把这种“身份性消费”延伸到所有的消费领域，出现领导干部和老百姓完全“双轨制”的消费。另一种就是把领导干部的特殊待遇不合情理地全面延伸到他们的亲属子女身上，进而发展到后者可以借此谋取政治上、经济上的特殊地位和长远利益，甚至进行资本积累。
　　叶利钦选择“反特权”作为他实现政治抱负的突破口，是经过精心考量的。“公开性”日益深入人心，在经济形势不断恶化、物质匮乏、供应紧张的情况下，人民群众对官僚阶层的各种特权越来越反感，而叶利钦的每个不同凡响的举动，都可以通过媒体得到充分放大，把他推向镜头的中心，进而发展到他的“政治秀”也不断升级。在中央全会讨论戈尔巴乔夫纪念十月革命70周年讲话稿时，叶利钦为展示直言作风，也对讲稿挑了一通毛病，提了20多条修改意见，其中包括对苏联过去70年历史的基本评价和党的现行改革政策的措施等原则性问题。他特别提出尤其强调要警惕正在兴起的吹捧总书记的坏风气。于是，一个充满斗争性的“热血中年”的形象在叶利钦身上跃然而出。对叶利钦来说，这么做并不奇怪，但没想到戈尔巴乔夫的反应是失态的：从没人敢这样批评他！中央委员们对这个破坏“规矩”的莽撞家伙也群情激愤，争先恐后发言抨击叶利钦。最激烈的是有名的民主“改革家”雅科夫列夫，称“叶利钦是从背后给了党一刀”。全会当场决定解除叶利钦各项职务。后来叶利钦写信要求保留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职务，遭到戈尔巴乔夫拒绝。经受不了刺激的叶利钦用剪刀自杀未遂，次年1月被降职为部长级的国家建委副主席。戈尔巴乔夫口口声声讲“民主”，但当“民主”指向他时，却受不了。大家亲眼看到戈尔巴乔夫度量太小，此后身边的人再没有敢讲话的了。
　　……

前言/序言

　　自序 中国会不会成为“下一个”？
　　从以《苏共亡党二十年祭》为题在国家行政学院做首场报告到成书，已过去两年多了，准确讲，本书应该叫“二十二年祭”了。首先要向读者和约稿的江西高校出版社致歉。
　　22年来，人们对剧变原因的探究从未停止过，最庞大的研究群体在中国。这不奇怪。同为世界上两个最大的、执政时间最久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之一，研究苏共的失败，也是寻找我们党肌体上可能潜伏的“病灶”。因此也与其他历史问题的研究，表现出一个很大不同。即参与者中不仅有专家学者，还有各条战线的党员干部、各种职业的党内外人士。这正是“常怀忧党之心，恪尽兴党之责”的忧患意识的体现。
　　有种观点认为，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全盘否定斯大林，是苏联由盛到衰的转折点；戈尔巴乔夫背叛马克思主义，导致苏共垮台。他们说，西方反斯大林，攻击的其实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随之起舞，很容易落入陷阱。
　　这种政治警觉十分可贵。但如果因为一些西方人士别有用心，就把斯大林模式与科学社会主义划等号；因为戈尔巴乔夫提出“民主化”“公开性”，搞乱了人们思想，便认为“反其道而行之”就能长治久安，同样会误入歧途。
　　斯大林是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的名字，是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巩固和发展，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联系在一起的。但遗憾的是，他没有始终以马克思主义者的科学态度，来发展完善自己创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模式，而是将其凝固化、神圣化，视为各国共产党都要遵循的“普遍经验”。他最严重的错误，就是上个世纪30年代开始的“大清洗”，种下苏共亡党的祸根。最有力的证明，就是1996年俄罗斯总统选举时，苏联已经解体5年，物价上涨6000多倍，绝大多数俄罗斯人毕生的积蓄被一卷而空。面对叶利钦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人们照理应把票投给他的对立面、俄共候选人久加诺夫。但叶利钦的竞选班子，让电视台滚动播放“大清洗”的镜头和纪录片，以此告诉大家，谁投俄共的票，就是准备回到自己和家人不知何时会失踪的年代。选举结果表明，人们更害怕回到苏联的旧体制中去，因为几乎每个苏联家庭或其亲属，都有“大清洗”的受害者，几十年后仍积怨不消。如此来攻击俄共，最能激发群众情绪。
　　同样，把一个执政70多年、拥有近2000万党员的大党的崩溃，归罪于“两个叛徒”，也有些简单化。恩格斯在总结1848年革命失败教训时说：“当你问到反革命成功的原因时，你却到处听到一种现成的回答：因为这个先生或那个公民‘出卖了’人民。从具体情况来看，这种回答也许正确，也许错误，但在任何情况下，它都不能说明任何东西，甚至不能说明，‘人民’怎么会让别人出卖自己。”显然，“这些原因不应该从一些领袖的偶然的动机、优点、缺点、错误或变节中寻找，而应该从每个经历了动荡的国家的总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条件中寻找”，“如果一个政党的全部本钱只是知道某某公民不可靠这一件事，那么它的前途就太可悲了”。问题出在少数领导人身上，但深层原因，还是要从体制和机制、从这个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变化中去寻找。
　　当年的布尔什维克党，本质上是被人民群众的革命浪潮推上历史舞台的。1905年前后，沙俄爆发了争取面包与土地的农民革命。沙皇政府总理斯托雷平迷信警察统治，提出了“先安定，后改革”的口号，将行刑队和“战地法庭”派往各地，审判并立即处死参加“土地恐怖”的骨干，以至绞索在俄国被称为“斯托雷平的领带”。失地农民涌入城市打工，造就了一个一贫如洗、看不到希望的产业工人阶级。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占农村男劳动力一半的1300多万农民和200多万城市居民被征召入伍，驱赶向帝国主义战争的绞肉机。恶劣的后勤条件导致全线溃败，大批“带枪的人”结伴返回内地。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罗曼诺夫王朝于1917年2月垮台。政权更迭的直接原因竟如此微不足道：首都的几家商店，因进货不足出现面包脱销。在彻骨的寒风中排队很久却未买到面包的居民，一怒之下砸、烧了商店，引发大规模骚乱。派去镇压的首都卫戍部队哗变，工人和士兵逮捕了朝廷大臣、将军。仅仅7天，沙皇就被迫退位了。时任彼得格勒第一届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的苏汉诺夫说：“没有一个政党直接参加了革命的准备工作，当时谁也没有把这一天当作革命的开始，因为这种骚动在人们面前已经出现过几十次了。”此时还流亡国外的列宁，两个多月后才赶回国内。托洛茨基、斯大林等人到达得更晚。
　　由于临时政府要求人民继续忍饥挨饿、付出生命和鲜血进行帝国主义战争，引起广大工农兵群众强烈不满。于是，经过暴力革命，政权再一次被转移到以“和平、土地、面包”为口号的布尔什维克党和工兵代表苏维埃手中。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与布尔什维克党领袖列宁的努力分不开，但十月革命能在几小时内便取得决定性胜利，与其说是列宁和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作战指挥部的杰出领导才能，不如说是强烈的、爆炸性的社会情绪强力推动的结果。因为在那个混战的夜晚，即使斯莫尔尼宫的作战指挥部中，也没有谁能准确说出攻入冬宫的有哪些部队。
　　在短短8个月时间里，一个横跨欧亚两大洲的世界大国，竟先后有两个貌似强大的政权，如此戏剧性地被人民群众的革命浪潮所掀翻。“国家兴亡取决于人心所向”在这里获得最深刻的诠释。布尔什维克党的执政资格，与其说是通过武装斗争夺取的，不如说是因为提出了正确口号和政策，赢得了俄罗斯人民的信任和支持获得的。十月革命作为社会主义开天辟地的事件，作为全世界共产党人的教科书，“始终和人民在一起”，是其中最需要永志不忘的一条。但遗憾的是，在苏共执政的70多年间，恰恰这一条被淡忘了，甚至丢弃了。
　　客观地讲，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实现全民就业和发展教育、科学、文化、社会福利事业等方面曾取得巨大成就，并被全世界劳动者所向往。1929—1933年的世界资本主义大危机期间，申请移居苏联的美国失业工人就在苏联使领馆前排起长队。但令人遗憾的是，在大危机过后，当西方资产阶级政府不断调整政策，包括为缓和阶级矛盾，将苏共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些经验为己所用，使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获得更大发展空间时，苏共本身却日渐脱离群众。包括一些改革先驱者利国利民的重要探索，也被那些眼中只有自己和家人、却看不到人民疾苦和社会危机的强势利益集团所扼杀。
　　还有，苏共是以人民的名义取得政权的，并把实现“人民当家做主”作为自己的旗帜。苏共执政的合法性，就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但在后来的执政实践中，却逐渐演变成替人民当家做主、以人民的名义为少数人获取利益的政党。特别是长期实行自上而下的干部委任制，党内外群众不仅无法按自己的意愿选举领导者，甚至不能监督和批评他。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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