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到《台湾国学研究丛书:王肃之经学》这套书,我怀着一种朝圣般的心情开始阅读。这套书的价值,在我看来,最核心的体现在其“研究”二字上。它不是简单的文献汇编,而是作者以现代学术的视角,对王肃之经学进行的系统性、批判性、创新性的研究。书中对于王肃之经学与政治、社会、文化等层面之间相互作用的考察,让我耳目一新。我们常说“经学乃经世之学”,但如何具体展现经学在当时的社会实践中发挥作用,往往是研究的难点。而这部著作在这方面就做得非常出色,它不仅仅关注王肃之的“书斋学问”,更深入探讨了其学说如何影响当时的政治决策、学术风气,甚至社会伦理观念。这种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研究路径,极大地拓展了我对王肃之经学意义的理解。我特别喜欢书中关于王肃之“名教”思想的论述,认为他如何在纷乱的时代,试图通过重建对儒家经典的理解,来维系社会秩序和价值认同,这一点值得深思。
评分读完《台湾国学研究丛书:王肃之经学》后,我深感这部著作的价值远超我最初的预期。它不仅仅是对一位古代学者思想的简单罗列,而是一次深刻的学术对话和思想梳理。作者以一种非常精炼且富有洞察力的方式,将王肃之复杂的经学体系抽丝剥茧般地呈现出来。尤其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书中对王肃之“训诂”方法的探讨。在古代经学研究中,字词的解释往往是理解经文原意的基础,而王肃之在这方面的贡献尤为突出。作者通过大量的史料佐证,清晰地展示了王肃之在文字学、音韵学等方面的学养,以及他如何运用这些知识来解读古籍。这种精细的考证和分析,不仅增加了论证的说服力,也让我们看到了经学研究的严谨和乐趣。此外,书中对于王肃之与其他学派思想的比较研究,也让我受益匪浅。通过对比,更能凸显出王肃之经学的独特性和创新之处,同时也揭示了当时学术争鸣的活跃局面。总而言之,这是一部能够引领读者进入王肃之经学殿堂的优秀作品,其学术深度和广度都令人称道。
评分《台湾国学研究丛书:王肃之经学》这本书,给我带来的最直接感受是其学术前沿性。作者并非仅仅重复前人的研究成果,而是敢于挑战一些既有的学术定见,提出了不少独到的见解。我特别注意到书中对于王肃之经学中“辩异”思想的深入剖析。在古代学术史上,对于经典的不同解释和学派的争论是常态,而王肃之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作者通过细致的比对和分析,揭示了王肃之在处理学术争议时的逻辑思路和理论依据,以及他对“正统”经学的维护和发展。这种“辩异”不仅是学术上的争鸣,更承载着当时学术话语权的争夺。书中还论述了王肃之经学对后世其他学派,如玄学、佛学等产生的复杂影响,这种跨学术领域的互动研究,非常有启发性。它让我们看到,王肃之的经学思想并非孤立存在,而是深深地嵌入在魏晋南北朝那个思想大爆炸的时代背景之中。
评分刚收到这套《台湾国学研究丛书:王肃之经学》的当下,内心是无比期待的。一直以来,我对王肃之的经学思想就颇感兴趣,尤其是在当代学术语境下,如何重新审视和理解他的学说,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这套丛书的出版,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平台。我初步翻阅了一下,书的装帧和纸张都相当不错,看得出出版方的用心。更重要的是,内容上,从目录来看,涵盖了王肃之经学研究的多个重要方面,无论是对他的学术源流的梳理,还是对其主要经学观点(如《尚书》、《诗经》、《易经》等的解读)的深入分析,都显得十分系统和全面。书中引用的史料和文献浩如烟海,足见作者在资料搜集和考证上的严谨态度。我个人特别关注其中关于王肃之如何处理古今经的异同,以及他对儒家经典“道统”传承的理解。这不仅是理解王肃之思想的关键,也对我们理解魏晋南北朝时期经学的发展脉络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对于想要深入了解中国古代经学,特别是魏晋时期经学转向的学者和学生来说,这套书无疑是必备的参考资料。它的价值不仅在于填补了学术空白,更在于它为后续研究开辟了新的视野和可能性。
评分当我翻开《台湾国学研究丛书:王肃之经学》时,首先吸引我的是其研究方法上的创新。作者在传统的史料考证之外,大量运用了比较文学、符号学等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对王肃之的经学文本进行了更为多维度的解读。这使得原本可能显得枯燥的经学研究,变得生动而富有活力。我尤其欣赏书中对王肃之《尚书》学解读的分析,不仅仅停留在字词的解释,而是深入挖掘其背后所蕴含的政治哲学和历史观。作者通过解读王肃之对《尚书》中某些篇章的侧重和疏漏,揭示了王肃之的思想重心和价值取向。这种“言外之意”的解读,是高水平学术研究的标志。此外,书中对王肃之经学在台湾学术界传承和发展的情况也进行了简要的介绍,这使得这套丛书不仅仅是对古代经典的梳理,更具有了地域性的学术意义。总的来说,这本书是一部集严谨性、创新性和启发性于一体的优秀学术著作,值得所有对中国古代经学感兴趣的读者深入研读。
评分郑玄集两汉经学之大成,熔通今古,遍注羣经,於周易、尚书、毛诗、仪涩、周礼、礼记、论语、孝经皆有注,於筒书大传、中候、乾象历亦有注,又普有七政论、鲁礼稀给义、六艺论、毛诗谱、驳许惯五经异义、答临孝存周礼难等书,都百余万雷;所注春秋则以付吸姨,别有汤脾陆、濬纬注、礼纬注、丧服经传注、丧服谱、三礼目录、三礼图、礼记默房注、论语孔子弟子目录、孟子注、日月交会圆注、九宫经注、九宫行碁经注等(详见拙着郑玄学案),街不知凡几;博闲治见,当时无匹,故名高箠重,为一代宗师。
评分《王肃之经学》为《台湾国学丛书》之一,是台湾学者李振兴所撰研究三国魏经学家王肃生平与学术成果的专著。王肃曾遍注群经,。其与郑玄注经的异同,是经学史上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此书除综论以外,又注重文献层次的考订,将清代黄奭《黄氏逸书考》、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余萧客《古经解钩沉》及王谟《汉魏遗书钞》中有关王肃经注之文献予以汇集整理, 总计搜得 1114 条.每条进解,并且追本溯源,与郑玄之经注相对比,进而归纳出王肃各经解之特征与模式。全书体现了20世纪下半叶台湾省经学研究的传统,是当代国学研究的重要成果。王肃不仅在经典的注释上与郑学针锋相对,并取得官方学术地位。司马昭当政确立王肃在学术界的重要地位同时,为了进一步表明自己的思想观点,也为他的思想确立理论根据,他借“圣人”孔子及其子孙之口,伪造《孔丛子》、《圣证论》。这些言论虽然大多出自前人之书,但也可从他的选择之中看出他的用心。看似抄录,却有不少改动,也有许多他自己的话。如他在《孔家语·始诛》引用《荀子·宥坐》中的话说“上失其道,其下杀之,理也。”原文本作“上失之,下杀之,其可乎?”略改几字,足见其用心。又如《贤君》中引用《说苑·政理》:“善为刑罚,则圣人自来。”他改为“崇道贵德,则圣人自来。”这就把崇道贵德的思想凸显出来。过去人们对他这个做法是很不以为然的,一个高明的学者何必作伪呢?其实,仔细考察他伪造的书,就可以看出他的苦心:用圣人的话来立论,是儒家经典地位尊崇形式下的一种手段;是借圣人之口说自己想说的话。 他在《孔子家语》《孔丛子》中,从各个不同角度来论述治国思想、方法,以及用人等重大问题。而在尊崇孔子儒学的名义下,把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包含进去,成为新时代新思想的融合体,这也是王肃在学术上压倒郑玄,能够列于学官的重要原因之一。它反映出经学向玄学过渡的时代思想特色。 王肃除了注释经典,伪造《孔丛子》之外,他在政治生涯中,还针对时事,频频向统治者建议,又表现出儒家入世的积极态度。他对朝廷的典制、郊祀、宗庙、丧纪、轻重等治理国家的重大问题,写了百余篇论文阐述自己的看法。可惜这些文章今天已不能完全看到。但从《三国志·魏志·王肃传》及《孔子家语》、《孔丛子》中,还可以了解王肃的思想梗概。王肃把道家的思想融合到儒家的学说之中,又遍注众家经典,目的是借儒家学说的传统影响力,宣扬他自己的安邦治国的思想。面对三国鼎立,亟待统一,安定天下的局势,也需要一个统一的认识,一整套具体的措施。所以,在他的奏议和伪造的《孔子家语》《孔丛子》中,煞费苦心地进行设计。在他的设计中,首先要解决的是礼义道德的问题,其次才是人君的作为和人才的选拔与任用。 对于礼义道德,他发展了儒家的观点。孔子的礼,主要指礼仪、礼制、礼法等方面。王肃则把它提高到哲学的高度,用老子思想去解释它。提出礼有五至、三无、三无私的性质。他认为国君必须听取不同意见,尤其是相反的意见,他以卫国为例说:“君出言皆自以为是,而卿大夫莫敢矫其非;卿大夫亦皆自以为是,而士庶人莫敢矫其非。君臣既自贤矣,而群下同声贤之。贤之则顺而有福,矫之则逆而有祸。”(《孔丛子·抗志》)君臣都自以为是,听不到、也听不进纠正自己错误的好意见,最终将导致国家的衰败。这就从正反两方面来提醒国君,治理国家,完善自身是非常重要的。这种要求,看似有为,实际与他无为而治的思想是一致的。
评分从形式上来说,虽然装帧不错,但是直接影印的台湾版,这个。。。。是不是有点儿太懒了啊。虽然保证整理,却造成了排版的极其难看,看那本东汉的左传学就知道了,我从来没见过切边这么丑陋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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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十年之前,我从兰州前往黄河上游的炳灵寺石窟,沿着盘山路,自行车骑到永靖县的刘家峡码头。在这里,我要搭乘快艇横渡著名的刘家峡水库,才能溯黄河而上,来到炳灵寺石窟。第一次见到刘家峡水库的我,被这万顷碧波感动,盛夏时节,身在西北高原,却有环湖碧绿满山。快艇激起的水花,带来沁心凉意,催走了适才傲人的暑气。在这湖地洞天中破浪二十多分钟,尚未涤尽千尺湖水,亲水岸边的炳灵寺码头已在眼前,码头背后就是石窟庄严。
评分虽然姗姗来迟,但景军在书中,批判性采用的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弟子兼同事莫里斯·哈布瓦赫提出的“集体记忆”概念还是会给初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研究在家庭、宗教群体和社会阶级的环境中,过去是如何被记住的……所有对个人回忆的讨论必须考虑到亲属、社区、宗教、政治组织、社会阶级和民族等社会制度的影响”。作为涂尔干的学术继承人之一,哈布瓦赫承认“集体记忆”作为一种社会整合力量的同时,指出“个体记忆”所具有的独一无二的属性,正是这种多元叙事的存在,赋予了个体具体的行为实践。因此,在此项研究中,景军借助大川村民口耳相传的口述历史,重建了与主流“历史”不尽相同的“社会记忆”。
评分“历史”之外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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