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繁荣 [Mass Flourishing: How Grassroots Innovation Created Jobs, Challenge, and Change] epub pdf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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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 中国经济为什么增长乏力？其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在哪里？脆弱的创新体制、焦躁的民众情绪、激进的投资策略让中国的经济增长渐渐失去了增长的动力。这本书是当下中国最紧缺的一本书，它找到了中国经济的症结所在。
　　★ 《大繁荣》提出了民富才能国强，公众的创新才能带来国家的繁荣，这正是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
　　★ 《大繁荣》解决了当前中国经济的热点话题：社会如何繁荣？经济如何增长？就业如何实现？首次提出了国民经济增长的原动力，记住，这种原动力不是科技，也不是发明。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经济增长全球著名研究专家集数十年的研究成果倾力打造。此书将作为2013年最重要的经济读物在全球上市。
　　★ 世界银行原副行长林毅夫教授、新华都商学院执行院长何志毅教授、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教授王建国教授、美联储前主席保罗·沃尔克、哈佛大学教授劳伦斯·萨默斯共同推荐。
　　
　　海报：
　　

内容简介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就业与增长理论全球学者

　　数十年磨一剑，中英文同步出版

　　经济如何增长？经济繁荣又来自何处？繁荣的源泉在今天为什么受到威胁？

　　在《大繁荣》中，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德蒙·费尔普斯根据毕生的思考对此提出了革命性的观点。为什么经济繁荣能于19世纪20年代到20世纪60年代在某些国家爆发？它不但生产了规模空前的物质财富，还带来了人们的兴盛生活--越来越多的人获得了有意义的职业、自我实现和个人成长。

　　费尔普斯指出，这种兴盛的源泉是现代价值观，例如，参与创造、探索和迎接挑战的愿望。这样的价值观点燃了实现广泛的自主创新所必需的草根经济活力。大多数创新并是是亨利·福特类型的孤独的梦想家所带来的，而是由千百万普通人共同推动，他们有自由的权利去构思、开发和推广新产品与新工艺，或对现状进行改进。正是这种大众参与的创新带来了庶民的繁荣兴盛--物质条件的改善加上广义的“美好生活”。

　　作为经济问题研究专家，创业创新教育的见证者、参与者，费尔普斯认为，将开启从贸易商向创新者、从商业经济向现代经济的转轨，最早的行动可能会很快展开。这一转轨可能要经历一两代人的时间，但他认为没有什么必然理由能阻止完成这个旅程。

　　作为一本兼具现实意义和思想深度的作品，《大繁荣》对任何关心经济增长源泉和社会发展未来的读者都是必读之选。

作者简介

　　埃德蒙德·费尔普斯，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就业与增长理论奠基人，“现代宏观经济学缔造者”和“影响经济学进程最重要的人物”之一，2014政府友谊奖获得者。费尔普斯教授最重要的贡献在于经济增长理论，他继罗伯特·索洛之后，对经济增长的动态化路径进行了分析，提出了著名的“经济增长黄金律”，从而正式确立了经济增长理论。

　　费尔普斯对经济和创业热潮也并不陌生，他曾多次访华，对经济的发展有广泛的了解，担任新华都商学院院长期间，他亲自见证并参与创业创新教育的发展。2014年9月，鉴于他对创业教育的支持和其创新理论的重要影响，被授予政府友谊奖。在“2005诺贝尔奖获得者北京论坛”上，他通过模型分析得出结论称：“目前的发展模式，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是合理的，但也是复杂的。”费尔普斯的理论在上世纪首先被运用在美国和西方其他一些发达国家的经济政策制定中。在今天全新的全球经济背景下，费尔普斯的经济理论也会对发展家的经济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尤其对于今天的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因为经济也必须应对失业率、通货膨胀和提高投资效率等问题。

　　费尔普斯认为，的机制促进了公众创造问题并解决问题的能力，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这种机制让绝大多数人参与进来，并促进了社会全面发展。观察表明，公众正从事越来越有趣味和具有挑战性及高回报率的工作。参与解决或挖掘新问题的人越多，或其参与程度越高时，经济发展的水平就越高。的情况符合于此，由此得出关于经济发展前景的肯定推断。他认为，要继续保持生产率和工资水平的快速增长，就必须加速自主创新，因为不再能指望西方国家代替自己完成创新任务。此外，如果经济要完成从中等收入向领先水平的转轨，也必须找到开发必要的经济活力的手段。

　　费尔普斯出生于美国伊利诺伊州，1959年获美国耶鲁大学博士学位，现任闽江学院新华都商学院院长。

精彩书评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如果包含《大繁荣》一书的内容，可以成为一部更伟大的作品。

　　——罗伯特·希勒（Robert J. Shiller）

　　★在《大繁荣》一书中，埃德蒙·费尔普斯教授深入探讨了自工业革命以后现代经济增长出现以来，先后领跑世界经济增长和创新的英国和美国的创新动力源泉和激发这种动力的制度环境，提出了许多不同于当前学术界普遍接受的见解，很值得我们在思考未来变革问题时深思和参考。

　　——林毅夫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世界银行前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

　　★《大繁荣》一书是费尔普斯教授大智慧的结晶，在这本书中，我们读到了他经济学的思考，读到了他的历史厚重感、哲学思辨性、社会责任心和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深刻分析。

　　——何志毅 新华都商学院理事长，北京大学教授、《北大商业评论》执行主编

　　★虽然这本书讲述的是西方经济发展历史，但它对今天的读者很有现实意义。经过三十多年经济高速增长，创新驱动发展已经成为共识。但是，创新是源于少数人的、精英的、从上而下的推动，还是一个基于大众的、草根的、自下而上的进程？我们更容易相信是前者，而这本书呈现的历史却是后者。这是一本改变我们思维的书。

　　—— 钱颖一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读懂了《大繁荣》，不仅读懂了西方经济文化和经济制度，而且读懂了西方经济史；不仅读懂了资本主义，而且读懂了社会主义和社团主义。书中深刻的分析和海量的文献让我有“读君一本书，胜读百本书”的收获。

　　——王建国 北京大学教授

　　★作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研究框架的重要奠基者之一，费尔普斯教授发表了一系列影响广泛的研究成果，而这些不同领域的成果，程度不同地与一条研究主线相关，那就是将人考虑到经济模型中，关注人的信念和预期对市场的影响。他的这本新著虽然着眼于当前的经济走势，但是关注的依然是人，他认为保持经济的活力必须要有大量深入到草根阶层的自主创新，一个民族的繁荣取决于创新活动的广度和深度，这是他对于美国经济如何走向复苏的回答，对于当前经济如何升级转型同样有参考借鉴价值。

　　——巴曙松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

　　★如果你发现今天的经济议题过于狭窄，无法应对我们面临的巨大挑战，那就应该好好看看这部重要作品。只有埃德蒙·费尔普斯才知道把大萧条的原因归结为美好生活概念的遗失。作为半个世纪的经济学思想家，费尔普斯了他的时代。本书可能是他深度、胆也最重要的作品。

　　——劳伦斯·萨默斯 哈佛大学前校长、美国前财政部长

　　★没几个学者有这样的能力，把“美好生活”的概念纳入哲学和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中，这正是埃德蒙·费尔普斯在对“现代经济”的杰出分析中所做到的事情。美国的创新、挑战、梦想和成长能力，曾一度是现代经济的典范。但费尔普斯警告说，这种模式必须进行变革和重整，才能再现其潜力。

　　——保罗·沃尔克 美联储前主席

目录

推荐序一
推荐序二
推荐序三
中文版序
前言
概论 现代经济的诞生

第一部分 活力与体验

第一章 现代经济体的活力之源
创新、活力与增长
历史上出现的现代经济体的内部运动
社会制度

第二章 没有止境的经济增长
物质收益的丰饶之角
并非完美的玫瑰园

第三章 精神之火：现代经济如何影响世界
另一个世界：工作和职业的改造
从艺术和文学中反映出来的现代体验
小结

第四章 经济社会是如何形成的
经济制度：自由、财产和金融
政治制度：代议制民主
经济文化：差异和改变
缺失的拼图：人口和城市

第一部分小结

第二部分 鲜花与荆棘

第五章 社会主义的诱惑
现代社会中的不满
社会主义的理想
理想的社会主义有可能建成吗？
社会主义奇怪的一面
对社会主义的恐惧

第六章
第三条道路
对现代经济的社团主义控诉
20世纪早期的社团主义
社团主义在“二战”后的演化
新社团主义
社团主义的阴暗面

第七章 新社会主义与新社团主义经济
社会主义--主张和实际表现
社团主义--主张和实际表现
创新的贫乏

第八章 各国的满意度
工作满意度的国别差异
国别差异的制度原因
国别差异的文化原因

第三部分 衰败与重生

第九章 衰败的里程碑
经济衰退的早期数据
政策措施和其他反馈
辐射作用：包容性、不平等问题和工作满意度

第十章 经济为什么会衰落
衰落之源第二次转型

第十一章 美好生活：亚里士多德和现代的定义
美好生活的人文主义概念
亚里士多德心目中的美好生活
实用主义者的美好生活
活力主义者眼中的美好生活
对“美好经济”的启示

第十二章 美好与正义
现代经济中的正义
多重人性中的正义
看似正义的解放体制
小结
结语 现代经济社会的重建之路
大事记 现代主义与现代性
参考文献

精彩书摘

　　第九章 衰败的里程碑
　　与19~20世纪大多数时期成就辉煌的现代经济相比，今天的美国经济产生了巨大差距，这从经济表现的几个核心维度（工作满意度、失业率和相对生产率）上能清楚地反映出来。数据显示，早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这三方面都出现恶化，只有工作满意度在最近的互联网繁荣期有过短暂的回升。其他西方国家也或早或晚出现了类似的恶化趋势：德国始于20世纪80年代，意大利和法国则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由于美国经济也逐渐显现出增长乏力，这些严重缺乏自主创新的国家便再也不能通过搭便车的方式维持繁荣。
　　美国经济的长期恶化一开始显得很神秘。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后期，由于大量女性和年轻人加入劳动力大军，失业率有所上升，工资有所下降。但人口结构对生产率增长的冲击显然是暂时现象，经济的持续恶化表明其构造板块正在发生变化——一种系统的、本质的变化。
　　经济衰退的早期数据
　　虽然直到20世纪70年代早期美国生产率增长的严重减速才充分显露出来，但实际上这种趋势早在若干年前就已出现，只是被繁荣的就业市场掩盖了。1962年秋天，约翰·肯尼迪在总统竞选中提出了“让美国再度前进”的口号。讽刺的是，现有数据表明，明显的生产率减速正是在1964年左右开始显现，之后一直断断续续地恶化，直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1993年之前，美国的生产率增速都非常低，进入互联网繁荣时期后有显著回升，此后又回到20世纪70年代的蜗牛速度。
　　剖析生产率减速有助于我们看清真相。生产率有两种类型，人们较熟悉的一种是产值与工作量的关系，被称为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的增速如图9–1所示。在1972年之前的几十年，美国劳动生产率的增速都维持在每年2.33%的均值附近，但1972年之后，均值下降到1.57%。有一段时间，人们以为从20世纪70年代早期到80年代早期的工作小时数的迅速增加导致劳动报酬递减。然而伴随着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减速，资本平均产出的增速下降得更快，这就很难归咎于劳动投入的增加。我们还可以把这两个要素的生产率进行综合，观察全要素生产率或多要素生产率的增速变化（这个概念在第七章已介绍过，相当于单位资本和劳动的组合产出）。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参见图9–2：1972年之前约为2.26%，此后约为1.17%。全要素生产率的减速比劳动生产率的减速更严重。如图9–1和图9–2所示，在互联网繁荣时期生产率出现了加速，趋势逆转，但泡沫破灭之后，增长率下降的情况更为严重。
　　1973年，当生产率增速下降已非常明显（并将继续恶化）时，失业率开始大幅上升，从1968~1969年多数月份3.4%的低谷，提升到1975年5月9.0%的高点。1972~1981年平均失业率为6.6%，而此前20年的平均值仅为4.6%，1900~1929年和平年份的平均值为4.95%。1973年后的城市骚乱尤其严重，石油价格在1973年和1979年的急剧提高更是火上浇油，不过这种效应是暂时的（特别是经过通货膨胀调整后）。在1973年之后的30年里，平均失业率为6.3%，其中1982~1991年为7.0%、1992~2001年为5.4%、2002~2011年为6.5%。欧洲国家在此期间也出现了类似的失业率上升。在所有西方国家，生产率增长减速带来的严重失业问题已成为整个时代的标志。
　　生产率增速放缓和失业率提高之间是因果关系吗？对不同类型经济体（某些依然基本保持现代性质，某些已不再是现代经济）约20年的观察表明，生产率增长减速与失业存在系统性的联系。经合组织职业研究的结果显示：英国的失业率一开始比美国还低，但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已超过美国，法国的失业率也在80年代超过美国，德国则于90年代中期超过美国。与之相对应的是，生产率增速下滑幅度较大的依次是德国、法国、英国、美国。因此，生产率增长减速会规律性地带来更多失业，胡恩（Hoon）和我在1997年的一篇论文中首次阐释了这个现象。其实很多记者对此早就心知肚明，他们甚至开始用“增长”作为高就业的同义词，直到2010~2011年的“无就业复苏”才打破了这种约定俗成。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欧洲增速放缓的原因与美国不同，但增长率同失业率的直接联系依然很紧密。当然，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出现过生产率迅速增长但就业不振的现象，即“大萧条”时期。经济学家提醒过我们，创新活跃会造成某些摩擦性失业。不过，大规模失业似乎难以归咎于快速的生产率增长，应该是其他货币和非货币因素推高了失业率。如果当时没有生产率的快速增长，没有人修建跨越全国的电缆，美国的失业情况可能更严重。
　　就业与创新率之间有三种机制联系。第一种是直接作用，企业如果感到来自竞争对手的新产品和新工艺的威胁降低，常常会提高价格、减少雇员数量。
　　第二种是企业的雇佣人数和自身创新前景的关系。如果企业认为自己的生产率增速会放缓，那么对新增雇员的产值期望就会降低，此时，生产率下降的作用就和利率上升一样，将导致企业减少雇佣人数。
　　第三种机制通过工资和财富的关系发挥作用。最简化的理论模型是，某个经济体的产出完全是由劳动创造，不存在任何物质资本，这个社会的资本都被企业用来把新员工培训成技术熟练的员工，正如胡恩和我的论文中假设的那样。此时，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会增加劳动力需求，提高雇主愿意支付的工资，从而提高就业率和工资水平。在长期一成不变的情况下，如果技术突然得到改进，人均产出突然增加，那么会出现什么结果？工资可能上涨，就业率会在一段时间内提高，但增幅究竟多大呢？工资与财富（家庭的财产价值）的相对比值对就业具有重要影响。随着生产率水平和收入水平的提高，每年的储蓄也会相应增加，财富会不断增长。家庭财富的增加会导致劳动供给下降，因为员工所要求的工资会提高，从而压低就业量，推高工资水平。然而，只要财富增速还没赶上工资增速，财富的增幅就不足以使就业量绝对下降。如果生产率和工资的增速持续提高，财富的增长将永远赶不上工资的提高。在这个阶段，财富虽然也在增加，但相对于工资却在减少。只有当工资财富比足够高之后，财富的增速才能最终赶上工资，这个阶段才能宣告结束。
　　所以，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生产率增速下降会对就业和失业产生两种不良影响。首先，生产率增速下降时，储蓄并不会停止增长，因此财富增长在初期不会减速。其结果是工资财富比在1968年达到“二战”后的新高（0.38）后，20世纪70年代出现下跌，1980年降至0.32，1990年为0.29。很多人对工资水平不满，要求更好的待遇，否则就更换工作甚至不再工作。财富工资比的膨胀也促使消费与收入的比例提高：消费占国内产出的比例从1970年的62%提高到2001年的69%（见图10–2a和图10–2b）。其次，预期利润率增速降低使经营性资产（包括员工和顾客）的价值随之降低，股票价格在1968年狂跌，企业业绩不佳导致预期更加悲观，股价直到1974年才恢复平稳，由此也导致就业率下降。消费品行业的员工发现，他们在雇主心目中和经营性资产一样贬值了，他们不得不接受实际工资的降低，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留原有的岗位。然而，许多员工考虑到实际家庭财富仍在增加或者没有显著减少，因此不愿意接受降低实际工资的现状。与此类似，资本品行业的员工也发现其产出的市场价值下跌，如果要保住饭碗，只能降低实际工资。在相对财富减少时，通常会出现某种程度的逐步复苏，但工资和就业水平要想从这一结构性调整中完全复苏是没什么指望的。美国企业的股票价格最终在1992年恢复到了1968年的水平，但是到1992年需要用于生产增量资本的劳动机会却增加了，也就是说，用于资本品生产的劳动的机会成本更大了，而且员工们在1992年的家庭财富远远多于1968年，企业需要支付更高的工资才能把他们留住。
　　这些是否意味着“储蓄是件坏事”？当然不是。储蓄行为是支持投资和创新项目的必需品，现有的资本存量和来之不易的知识积累都是储蓄的“丰功伟绩”。然而，财富也会降低人们的储蓄和工作意愿，从而增加新投资等创新活动的难度。通常来说，储蓄带来的生产率增长可以使产出的增幅超越储蓄带来的财富增量。但是当创新陷入枯竭时，储蓄能带来的生产率增幅越来越小，经济活动的产出就会低于储蓄带来的财富增量。因此，衰退和相关问题的根源是全要素生产率持续而普遍的增长减速，而这种减速只能归咎于自主创新的萎缩，因为草根创新（而非科技成果）是19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60年代美国创新的主要源泉。
　　创新减弱的另一个影响是创新带来的包容性影响的逆转。当某个地区开始繁荣时，边缘位置的工人和资产能获得最大收益，甚至从零收益转向正收益。与之类似，衰退给社会边缘群体造成的伤害最大（按比例衡量），而非强势群体或富裕群体。这种现象将成为下文的重要话题。
　　总之，各种投资活动（对新设备、新员工等）及其支持的创新是维持高就业和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核心动力。创新萎缩是1972年之后失业率上升和工资水平下降的主要原因。
　　政策措施和其他反馈
　　增长率下降和失业增加的政策反应（及其失败）是后续的重大历史事件。到20世纪80年代，生产率增速仍然低迷，看不到任何重现快速发展的迹象。产业界人士不再指望生产率能像以前那样，今天的员工也不指望成为将来的超级雇员。经济学家和政治家知道，要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提高、抑制下跌，需要愚公移山般的努力，但没人知道究竟该移动哪座大山。不过，他们可以采取一些能够缓解问题的措施：抑制失业率的不断上升，向受打击更严重的弱势群体提供帮助。
　　1981年，热衷于供给经济学药方的新任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希望普遍下调所得税税率，以此增强人们参与劳动、通过努力工作获得更高收入的动力，从而增加就业。他还建议对企业的投资费用进行税收抵扣，厂房设备的投资增加虽然不能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但有助于提高单位劳动力的产出。不过，当时的美国国会对财政责任的要求并没有21世纪前10年那么宽松，肯尼迪当年的减税法案是在他遇刺后才在充满哀悼情绪的国会会议上通过。非常相似的是，里根也是在遭受枪击事件后，其减税法案才最终通过。但政府同时也填补了一些逃税漏洞，希望尽可能弥补税率降低造成的税收收入损失，实现所谓的税收中性。但随着里根减税政策的推出，美国的失业率进一步提高，1982年达到10.4%的顶峰，直到1989年年底才回落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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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课时老师推荐的，我要好好看看，包装的很好，纸张也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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