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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1 《文言与白话——一个世纪的纠结》梳理五四运动前后《新青年》的白话文运动中新青年派和学衡派的争论；
2文白之争绝非单纯的语言战争，而是承载着现代中国历史上的语言博弈、思想冲撞、社会变迁等复杂内容的现代性战役，论争背后隐含各种复杂的社会历史特别是话语权力的痕迹。

内容简介

《文言与白话：一个世界的纠结》作为对20世纪中国现代性演进作出重要贡献的知识群体，新青年派发动的白话文运动赢得无数喝彩，也遭遇不同学派的挑战。最大的挑战来自学衡派。学衡派从学理出发与新青年派进行了对中国现代文化发展意义深远的"文白之争"。新青年派与学衡派，一个热衷于兼收并蓄的"杂文学"，一个钟情于自成一体的"纯文学"。在他们不同的文学观念背后，实则隐藏着话语与权力的文化博弈。
《文言与白话——一个世纪的纠结》从语言到话语，从话语到思想，逐层深入，挖掘文言白话论争背后隐含的各种复杂的社会历史特别是话语权力的痕迹，这会让我们触摸到文言白话的变革所承载的现代中国历史上语言博弈、思想冲撞、社会变迁等复杂内容。

作者简介

张宝明：洛阳师范学院教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新世纪国家级百千万工程人选,河南省优秀专家。张宝明教授以中国近现代文学与思想史研究，尤以《新青年》研究见长，有多篇论文发表。主持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等多项课题。

目录

引言：语言变革的戈尔迪乌姆之结
Introduction: The Gordian Knot of Languge Reform

一、文字与文学：“剪不断、理还乱”的“语文”情结
Part 1 Characters and Literature: Language Complex Which is Impossible to be Delineated and Clear Cut

二、话语与权力：启蒙家与学问家的文化博弈
Part 2 Discourse and Power: The Cultural Game Between Those Enlightened and Scholars

三、文言与白话：在“人文”与“人道”之间（上）
Part 3 Classical Chinese and Vernacular: Between “Humanism” and “Humanity”(Ⅰ)

四、文言与白话：在“人文”与“人道”之间（中）
Part 4 Classical Chinese and Vernacular: Between “Humanism” and “Humanity”(Ⅱ)

五、文言与白话：在“人文”与“人道”之间（下）
Part 5 Classical Chinese and Vernacular: Between “Humanism” and “Humanity”(Ⅲ)

结语没有胜负的语言战争
Conclusion: A Language War without Outcome

精彩书摘

一、文字与文学：“剪不断、理还乱”的“语文”情结
新文化运动伊始，作为新文学倡导者中坚的胡适“暴得大名”。当《新青年》几将阻挡白话文的障碍廓清之时，胡适也因为与新青年派知识群体并肩作战而成为反对派的靶心。1922年，《新青年》功成名就、白话文如日中天。是时，创刊于南京的《学衡》杂志便开始了对新文化运动的发难。胡先骕的《评〈尝试集〉》指名道姓。为此，敏感的胡适在日记中不无矜持地写道：“东南大学梅迪生等出的《学衡》，几乎专是攻击我的。”在梳理《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时他顺势回应梅光迪长篇累牍的热评时更加自信地写道：“今年（一九二二）南京出了一种《学衡》杂志，登出几个留学生的反对论，也只能谩骂一场，说不出什么理由来。……《学衡》的议论，大概是反对文学革命的尾声了。我可以大胆说，文学革命已过了讨论的时期，反对党已破产了。从此以后，完全是新文学的创造时期。”胡适对白话文学果实的严防死守并不难理解：白话文的纯粹性、科学性、逻辑性与生俱来，它不但具有语言（文字）的清晰性，还兼具或说捎带了（语言）文学的自我化、个性化创作原则，具有启蒙的多功能特征。这正是新青年派引以为荣的理由，也是以此推动新文学和新文化建设的强大引擎。但是，学衡派可不这么看：文言文是中国文化元典中最简约、凝重、精雅的语文，作为母语它已成为不可割舍的思维工具，其表达能力具有不可覆盖的原初意义。于是，以“文学”观念为由头的文白之争旷日持久地展开。
胡适以“历史的文学观念”为杀手锏直奔主题：“文学者，随时代而变迁者也，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文学以历史时段不同而不同，即“因时进化，不能自止”。新青年派在胡适的倡导下引吭高歌，为“死了二千年”的“古文”发了“讣告”。文学的进化是直线的进化，没有螺旋式的曲线，有的只是不可逆转的必然性。正是这股勇往直前的开创决心，使得白话文势如破竹、新文学高歌猛进。相形之下，《学衡》的出场则带有“螳臂挡车”的意味。要知道那是在白话文大获全胜且进驻小学课本之际。学衡派打出文学观念的底牌是：文学的发生和发展源自其内在规律。它既不同于生物进化原理，与自然科学的“物质”规律也不相合。偶然性、曲折性、回旋性时有发生，后来者不一定居上，后起者也不一定秀拔。这是由人文学科自身的内在规定所致。
由是，新青年派与学衡派虽在时间上有些错位，但在文学、文化和思想上几乎形成了水火之势。究其根本，主要还在于其“文字”与“文学”之“剪不断、理还乱”的纠结，并由此形成的对于“文学”的不同诠释上。现代的“文学”观念并非一个原始概念，而是“五四”时期创制出的，在两派论争中，对于“文学”的阐释可谓见仁见智：一个是“文字”、“文学”兼收并蓄的“杂文学”观，一个是“文字”、“文学”单门独户的“纯文学”观。
对于胡适的文学革命理念，梅光迪早在留美时就有过批评，他说：“诗文截然两途。诗之文字与文之文字，自有诗文以来，无论中西，已分道而驰。”对此，胡适不以为然，他说：“觐庄所论‘诗之文字’与‘文之文字’之别，亦不尽当。”言下之意，那所谓的“‘诗之文字’原不异‘文之文字’，正如诗之文法原不异文之文法也。”一言以蔽之，无论是“诗之文字”还是“文之文字”，都是语言文字即“语文”而已，而“仔细分析起来”，“语文”无非就是要有“朴实无华的白描工夫”。新文化者坚信：“我们认定‘死文字决不能产生活文学’，故我们主张若要造一种活的文学，必须用白话来做文学的工具。我们也知道单有白话未必就能造出新文学；我们也知道新文学必须要有新思想做里子。”“必然”之口气的强硬给新文学的发展注入了生机活力，否则白话文的实行和新文学的演进不可能那般突飞猛进。
正是新青年派的豪情与自信惹恼了学衡派。1922年出版的《学衡》锁定了这位白话文运动的主角。胡先骕对文学革命中文学与文字（语言）的混淆作出了“昧于此理”的批评：“言文合一，谬说也。欧美言文，何尝合一？其他无论矣。”他举示莎士比亚、达尔文、赫胥黎、斯宾塞等人作品中“口语”和“典雅”之字词互动关系，来证明“白话全代文言”看法之不通。关于“文字”与“文学”的问题，胡先骕有“自成一家”的分析：“文学自文学，文字自文字。文字仅取达意，文学则必于达意而外有结构，有照应，有点缀，而字句之间，有修饰，有锻炼，凡曾习修词学作文学者咸能言之。非谓信笔所之，信口所说，便足称文学也。今之言文学革命者，徒知趋于便易，乃昧于此理矣。”这些以学问家自居的东南大学教授多是从“文学”本体贴船下篙，与发动舆论、传播思想的北大教授分庭抗礼。
于是，《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自然遭到了“纯文学”论者的进一步批评。尽管胡适在否定“纯”、“杂”文学区分的同时，还有对“学说以启人思，文辞以增人感”的认同；但胡先骕对白话肩负的双重功能还是颇有微辞。其实，这里既有启蒙与审美两种现代性的纠结，又有语言与文学两种现代性的缠绕。自胡适“骈文律诗……不讲文法，是谓‘不通’”的大言一出，关于古典文学“通”与“不通”的讨论可谓不绝于耳。陈独秀、钱玄同参与的公开之鸿书往来，在对“义旗”上那“斥骈文不通之句及主张白话体文学说”深表“佩服”之时，更发出振聋发聩的“选学妖孽、桐城谬种”之声。难怪学衡派温文尔雅的表面背后时不时爆发燥热的火气！回味当时特定的历史情境，胡适、钱玄同、陈独秀面对的毕竟是几千年积淀的文化尘垢、超稳定结构下的思维沉渣。他们冒充外行地故作疯语实乃是一种“矫枉过正”的宏韬大略。
审视两派关于“文字”与“文学”的论争，新青年派之侧重语言的逻辑表达与学衡派之偏爱文学的审美表现如同两股冷热不同的空气，一旦相遇便会引发惊雷阵阵。1920年，胡适以乐观的心态作出“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断言：“现在反对白话的人，到了不得已的时候，只好承认白话的用处，于是分出‘应用文’与‘美文’两种，以为‘应用文’可用白话，但是‘美文’还应该用文言。这种区别含有两层意义。第一，他承认白话的应用能力，但不承认白话可以作‘美文’。白话不能作‘美文’，是我们不能承认的。但是这个问题和本文无关，姑且不谈。第二，他承认文言没有应用的能力，只可以拿来做无用的‘美文’，即此一端，便是文言报丧的讣闻，便是文言死刑判决书的主文！”在不愿“承认什么‘纯文’与‘杂文’”的“两项”区别所隐含的文学审美背后，一个基本的文学意念支撑着新青年派与学衡派的对垒：“达意表情”、“明白清楚”、“容易懂得”、“不会误解”等关键词都是为追求语言表达的清晰化、理性化、科学化而设计的。而在学衡派那里，“美文”与文言密不可分，白话文所谓的一体两翼之“美文”只是纸上谈兵，不但永远无法与文言比肩，而且将随着白话文的兴起而消失殆尽。吴宓就曾以行家里手的姿态启发对方：“总之，文章之格调可变且易变，然文字之体制不可变，亦不能强变也。自汉唐迄今，文字之体制不变，而各朝各大家之诗文，其格调各不同。Pope、Byron、Tennyson同用一种英文，而其诗乃大别异。故不变文字之体制，而文章之格调，本可自由变化，操纵如意，自出心裁，此在作者之自为之耳。今欲得新格调之文章，固不必先破坏文字之体制也。”所谓“文章之格调”，无非就是具有文学性的文字；所谓“文字之体制”也就是“应用之文”或说“文字”本身。在学衡派看来，“新派之陷溺”的根源乃是由于对方不识文学真面：“盖只知有历史的观念，而不知有艺术之道理也。夫文无一定之法，而有一定之美，过与不及，皆无当也。此其中道，名曰文心。”这里所说的“艺术之道理”即是“文章之体制”的稳定性；“有一定之美”则道出了文章的文学性；所说“文心”则肯定了文章的立意。因此，“欲定作品之生灭，惟在文心之得丧，不得以时代论也”。言下之意，文学作品的优劣与死活，不在于“文章之体制”，而在于它有无高格之立意。对于新派“欲以文学之力挽救流俗而不暇计及得失实用”的做法，吴芳吉引用孟子的话给予了“暴其气”、“易其志”、“以滥就滥”的回击。胡先骕在评论《尝试集》的文章中也表达了要回归文学本体之意。他比较了中外古典诗和白话诗的关系后说：“且文学之死活，以其自身之价值而定，而不以其所用之文字之今古为死活。”这个“自身之价值”乃是文章的立意和“格调”，“所用之文字”无白话和文言之优劣、死活的分野。
关于文学死活与文字死活的非对应关系问题，新青年派并没有过多纠缠。因为启蒙先驱在“借思想改造语言，借语言改造思想”的路径选择背后，已经预设了“借文学改造语言，借语言改造文学”的内在理路。语言、文学、思想之间的互动改造真切体现了新青年派掀起文学革命深层的启蒙复调心态。因此文学的改良与革命自始就是在白话、白话文、白话文学等概念不加梳理的状态下言说着那可塑性极强的话语。胡适将晚清与“五四”的区别钦定为“有意的主张白话”和“有意的主张白话文学”两个阶段，这为我们理解新文化派的主张提供了路径导航。新青年派认为文言归于“发丧”的原因，是它“不能行远，不能普及”，包括晚清以来稍有改进的“白话”也是半推半就。为此，“我们”要用鲜活的白话取代“他们”那死去的文言，实现白话愈行愈远的传播计划。白话文倡导者就是要通过白话文的平面化、普及化实现这一启蒙设计。于是，他们沿着线性、直径、归纳的逻辑得出了简明、通俗、化约的“文学”论。简约而不简单，在这个“我们认定”的简明、纯化、线性的“清白”、“明白”之必然规律背后却有着十分繁杂的复合型功能。这是为了传播思想、启蒙大众的需要，也是助推文化、催生文学的手段。也许只有“新陈代谢”的进化诠释，才能促进新旧交替格局的到来。陈独秀的“因革命而新兴而进化”的历史决定论和目的论揭示了新青年派的思维逻辑，而周作人“将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思想逐层通过”以赶超“现代世界的思潮”的表述，无疑为新文学之多重负荷做了旁白。恰恰在此，学衡派更多地看到了对方的笼统、粗疏与急就。他们以纯粹、单一、本体原则为文学立论，用梁实秋的话说即是：“文学并无新旧可分，只有中外可辨。”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对文学观念的另一种坚守，也是为文白分裂唱出的一曲挽歌。

前言/序言

引言语言变革的戈尔迪乌姆之结

听过这样一个故事，在亚细亚的戈尔迪乌姆卫城有一座宙斯神庙，庙内有一辆战车，车轭和车辕之间用山茱萸绳结成一个绳扣。神谕说：谁能解开这个绳结，谁就能成为亚细亚之王。这个绳结被称为“戈尔迪乌姆之结”。各国的武士和王子都来试解这个结，可总是连绳头都找不到，不知从何处入手。公元前334年春天，亚历山大大帝进兵亚西亚。当听说这个绳结的预言后，他凝视绳结，没有动手去解，而是猛然之间拔出宝剑，手起剑落，绳结破碎。在场的人满眼惊讶，继而发出雷鸣般的欢呼声，齐声赞誉亚历山大思维超凡，天生的亚细亚之王。这样一个胜利的故事，一直在传颂，说这是一种智慧的考验，要有创新的思维。尽管故事可以这样理解，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故事不由让我感觉有些虎头蛇尾，而亚历山大砍绳方式更是一种避实就虚的讨巧行为。绳碎了，其实结还在；事情过去了，但问题仍然没有解决。这种避实就虚的解决方式看上去似乎是决断性的方式，但往往是避开了问题的要点，有时反倒使问题进一步恶化，甚至它会让人感到可以诉诸于某种单纯而激烈的行为来解决问题，并产生可以用这样的行动一举解决问题的错觉。
在我看来，“五四”白话取代文言亦是如此。回到清末民初的历史语境，几场国际战事外交的失败将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自信彻底挫败，面对“落后就要挨打”的惨淡现实，他们想改革却找不到方法，想战斗却找不到敌人。慌乱无措中，将传统文化认作思想愚昧的罪魁，将文言书写看做社会落后的渊薮。虽然《新青年》在文言与白话问题上开辟专栏进行“商榷”、“讨论”、“斟酌”、“研究”，但那时的社会来稿还是有选择的刊布。即使是中坚同仁胡适的建言，主撰陈独秀也有把持、纠偏的刚愎、武断做派。在这个问题上，事实上《新青年》并没有展开怎样充分的讨论就如此这般了。这从发表在1917年5月《新青年》3卷3号上的通信就不难窥见一斑。针对自己抛出的《文学改良刍议》，胡适一直以“切磋”的口吻征求意见，以期周全、稳妥。他在给陈独秀的信中说：“此后或尚有继钱先生而讨论适所主张八事及足下所主张之三主义者。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讨论既熟，是非自明。吾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而在发表了《文学革命论》后则以舍我其谁的态度急切“定论”。他的回信掷地有声，显示了白话文不可一世的霸气：“改良文学之声已起于国中，赞成反对者各居其半。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也恰恰是这个势不可当的锐气让白话文“生米做成熟饭”，连北洋政府教育部也不得不下文“诏安”。“真理”是在实践中得到了检验和证实，但没有经过“讨论”、“征集”、“切磋”、“研究”的“真理”总给人一种压抑之感。在我看来，中国传统的文言文乃是现代白话文的源泉，二者是母与子的关系。《新青年》时期，激进情绪下的同仁所做出的“抽刀断水”式的决断带有硬性的“左”性做派。所有的理性化启蒙色彩都为这一情绪化气质所掩盖，新旧语言传统的重新确立充分体现在文白的决裂上。
如今，除了学古代文学的或做历史文献研究的，已经很少人再接触文言了。日常生活中，我们无论说的写的都已经是白话，文言已经退出我们的生活，“五四”文白变革对现代汉语贡献不但已经成为历史的定论，而且慢慢淡出我们的视野。短短百十年，历史很淡忘，人也很淡忘，甚至，有一次我和青年们谈起“五四”的文白之争，他们用非常茫然的眼神盯着我，仿佛我说的是一个不曾有过的传奇故事，仿佛使用了几千年的文言不曾存在过，百余年那场文白之争没有发生过一样。历史的长河就这样缓缓流淌着，自有其天理命数。我们不能站在历史背后指责历史应该如何如何，但同时我们也不能因为现实如此这般便拒绝反思历史。我的思考是从最近关于恢复繁体字的讨论开始的。我们知道大陆汉语一直在推行简化书写，而台湾还在保持繁体书写，所以两会代表有人提议为了促进两岸统一，需要恢复繁体字。这个提案合适与否暂且不论，我想到的是社会的现代化与汉字的简繁到底有多大关联，现在人们已经忘记了鲁迅“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的呼号，忘记钱玄同“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汉字没有灭，中国也没有亡，台湾保持繁体字，也没有妨碍其现代化进程。从汉字繁简扩大来说，汉语的文白与中国的存亡、现代化的演进之间到底有多大关系，这样一个语言中的“戈尔迪乌姆之结”，当时没有获得争论的空间，现在也远未辨析清楚。可以确信的是，语言与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并没有“五四”文学革命先驱渲染的那么离谱，而由此说来文言的灭亡或多或少有冤死鬼的嫌疑。从《新青年》同仁为寻求良性舆论环境的急切渴望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代启蒙思想家对语言权力（“市场”）的攫取心态。通过语言“断裂”来实现现代性最大化的演进，昭示了《新青年》同仁在走向现代性过程中手段的残酷性。它不但导致了中华传统母语的巨大阵痛甚至是非正常死亡，而且还使得现代文学先天不足与后天失调。这个在硬性挤压状态下降生的新文学、白话文在某种意义上违背了自然生成的规律。我们现在一提到“五四”时期的语言问题，总是采用一种文言和白话的斗争叙事，而且好像白话的呼声特别响，文言却没有太多声音。其实从晚清到民国，有很多种不同的文言，报纸、杂志、公文里出现的文言各不相同，章太炎和梁启超的文言也不同，当然也有很多种不同的白话，这里面的线索其实非常多，情况非常复杂。然而为什么会出现一种二元对立的叙事，并最终导致了对中国几千年语言传统拦腰砍断的局面呢？
关于新青年同人的武断做派和“文白不争”的历史悲情，我曾经做过专文探讨。但“文白不争”背后到底避开了哪些问题，背后还有哪些思想的颉颃与对抗，却没有充分进行探讨。这也就是本论将学衡派纳入研究视野的原因。新青年派发动的白话文运动赢得无数国人的喝彩，也遭遇了不少的挑战。最大的挑战便来自学衡派，学衡派在教育部明令学堂修习白话课程、白话代替文言已成定局的时候出来为文言书写代言，为传统文化承命。我曾经在一本书中写过，不读《新青年》杂志，便读不懂20世纪的中国，因为在《新青年》上提出的种种命题，是一代启蒙先驱熟读中国之后而凝结出的思想火花，也是中国现代性演进历程中必须思考和回答的问题。但同时指出，新青年派先驱在现代性的焦虑下表现得深刻而又激进、理性而又情绪、进步而又偏执，从而使得启蒙在乌托邦色彩不断染浓的情况下从理性走向非理性。这些研究所得我曾颇为自诩，而当看到《学衡》，却发现早已记录在案，《学衡》杂志，承载着一个即将逝去文化传统的辉煌沉落。正源于此，这里将学衡派与新青年派拿出来进行比较，尽管这是文言取代白话已成定数之际的迟到争论，但这里将文言与白话的孰好孰坏分析入理，这里藏着解开语言中的“戈尔迪乌姆之结”的方法。新青年派与学衡派之间的“文白之争”是文白变革中的著名论争。尽管历史选择了白话，而放弃了文言，但需要明确的是，历史绝非一条直线，绝非单纯的因果方程式，绝非正对邪的胜利，亦绝非从黑暗走向光明的必然性的进步。我们是不承认语言变革问题有什么根本解决的。白话取代文言，表面上根本解决了，然而内里总逃不了那枝枝节节的具体问题；虽然快意一时，震动百世，而这种变革终不能不应付那一点一滴的问题。文言白话的嬗替是历史公案，新青年派与学衡派没有孰胜孰负的结论，也不可能有孰对孰错的判断。而且，此中知识分子的书写选择总与自我内在的思想观念密切相关，总是在对时代总体叙述意识形态的迎合或对抗中建构自我的价值意义。历史中，无论倡导白话还是坚守文言，新青年派与学衡派没有任何一方自愿放弃自我立场，坚持呵护思想独立阵地的争鸣，一个孕育着新时代的思想预言，一个承载着即将逝去时代的辉煌沉落。本论即是从新青年派与学衡派文白之争中“剪不断理还乱”的“戈尔迪乌姆之结”切入，谈到舆论家与学问家的文化博弈，再到人道主义与人文主义的思想颉颃。从语言到话语，从话语到思想，逐层深入，挖掘文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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