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传播学·文论系列:学术、传媒与公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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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新雨 著,赵月枝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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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传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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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ISBN:9787567527676
版次:1
商品编码:11642826
包装:平装
丛书名: 批判传播学·文论系列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5-01-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352
正文语种:中文

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1.作者吕新雨是中国新纪录运动、影视理论、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专家。
  2. 《批判传播学·文论系列:学术、传媒与公共性》是吕新雨教授十数年新闻传播研究历程中的重要论文汇编。

内容简介

  《批判传播学·文论系列:学术、传媒与公共性》是吕新雨教授十数年新闻传播研究历程中的重要论文汇编,各篇文章就学术和传媒的公共性问题层层推进,从社会科学基本方法论到学术伦理的梳理,从新闻事件到具体的纪录片文本分析,全书不但彰显了作者颇具理论魅力的学术造诣,也体现了作者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和担当。各篇章既交相辉映,也自成体系。

作者简介

  吕新雨,文学博士。历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广播电视系主任,复旦纪录影像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当代马克思主义新闻与传播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复旦大学视觉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2014年7月起,任华东师范大学紫江特聘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康奈尔比较人文研究中心(ECNU-Cornell Center for Comparative Humanities)主任,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新纪录运动、影视理论、文化研究、传播政治经济学、三农问题等。主要著作有《乡村与革命》《乡村与国家》《书写与遮蔽》《纪录中国——当代中国的新纪录运动》。发表学术论文多篇,其中许多论文被翻译为英文、法文、德文、日文、韩文等。
  其参与主编和撰写的(与Chris Berry和Lisa Rofel) The New Chinese Documentary film Movement: For the Public Record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2010)是英语学术界第一本讨论当代中国新纪录运动的著作。

精彩书评

  ★这部文集本身主题鲜明,立论清晰,四个部分就学术和传媒的公共性问题层层推进,各个篇章既交相辉映,也自成体系,无须我赘言,读者就能完全进入新雨学术所构建的丰富知识殿堂。无论是从头到尾细细研读,跟着新雨的编辑思路启程从社会科学基本方法与学术伦理,到具体的纪录片文本分析,这样从普遍到特殊的学术之旅,还是挑自己心中最抢眼的篇章先一睹为快,我相信读者都不但会被新雨学术的理论魅力和现实意义所吸引,而且会被她的学术所体现的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和担当所折服。
  ——赵月枝(中国教育部长江学者讲座教授,加拿大国家特聘教授)

目录

序: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赵月枝)
学术与政治:重读韦伯
——关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的笔记
一、“先知”与知识分子——学术的伦理与天职
二、何为政治?——政治的伦理及其悖论
三、“价值无涉”与学术公共领域——社会科学研究的“客观性”问题
四、韦伯的新闻观

中国的现代性、大众传媒与公共性的重构
——与赵月枝教授的对话
一、中国的现代性、革命与工农的主体性问题
二、市场化改革与民主问题
三、大众传播、新纪录运动与社会“底层”表述
四、西方中心主义、后现代理论与马克思的幽灵
五、传统文化、“中国特色”与批判知识分子的责任
六、传播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使命

国家、市场与传媒
仪式、电视与国家意识形态(一)——解读央视2002年“春节联欢晚会”
仪式、电视与国家意识形态(二)——再读央视2006年“春节联欢晚会”
政府补贴、市场社会主义与中国电视的“公共性”
转型社会与央视《新闻调查》的自我理解——关于《新闻调查》栏目十周年的思考
“幸福”与“舌尖”——关于央视的两则评议
也谈启蒙、媒体与文化产业
媒体的狂欢——对台湾地区传媒生态的观察与思考
作为社会存在的新闻与新闻事业——关于新闻理论中诸概念的重新思考
附录:“再讨论”是迟早要发生的——读吕新雨《以人的社会存在为背景的新闻与新闻事业》及《新闻大学》编者按
历史、社会变革与中国影像
《铁西区》:历史与阶级意识
“孽债”、大众传媒与外来妹的上海故事——关于电视纪录片《毛毛告状》
“底层”的政治、伦理与美学——2011年“南京独立纪录片论坛”上的发言与补充
纪录的美学——从本雅明的“灵晕”说起
当女权主义遭遇纪录片——一场未完成的学术讨论
熟悉的陌生人——格里尔逊在中国
我想将你们尽可能地引向远方——伊文思与二十世纪的中国
中印独立电影之差异
微观,还是宏观?——在“微观叙事:张小涛+李一凡的社会图像”展览研讨会上的发言
代后记
2013年9月10日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新生开学典礼教师代表讲话

前言/序言

  序: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赵月枝)
  新雨让我作序,我感到很荣幸,也觉得这是一道非同寻常的作业题。我一直希望能找到几天清静的时间,好好完成这份作业,可几个月来,不是疲于奔波和忙于学术琐事,就是还有更急迫的文债,一直没能静下心来,写一点对得起她这一部集十多年新闻传播研究心血大作的文字。我许诺最晚春节前完成,今天已是中国时间农历腊月二十八,文债也是债,欠着过年不踏实,而且再不交作业有耽误出版之罪过,只能有负新雨的期望,就自己与她的学术交往和对她书稿中一些章节的认识,写点片言碎语,聊作读者享受新雨文集这一精神大餐之前几颗可有可无的瓜子。
  事实上,这部文集本身主题鲜明,立论清晰,四个部分就学术和传媒的公共性问题层层推进,各个篇章既交相辉映,也自成体系,无须我赘言,读者就能完全进入新雨学术所构建的丰富知识殿堂。无论是从头到尾细细研读,跟着新雨的编辑思路启程从社会科学基本方法与学术伦理,到具体的纪录片文本分析,这样从普遍到特殊的学术之旅,还是挑自己心中最抢眼的篇章先一睹为快,我相信读者都不但会被新雨学术的理论魅力和现实意义所吸引,而且会被她的学术所体现的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和担当所折服。
  一
  我和新雨之间的交往有非常纯粹的学术性质。2005年初,当我在西方批判知识界的著名思想性刊物《新左翼评论》(New Left Review)上读到她的《〈铁西区〉:历史与阶级意识》(Ruins of The Future: Class and History in Wang Bing�餾 Tiexi District)一文时,简直是惊喜之极。虽然在此之前,我还没有听过她的名字,但是,这是一种终于在华人传播学界发现了难得的学术知己的感觉。当时,我不但已在西方批判传播学界作为孤独的华人学者爬滚了很多年,而且恰好应邀在写一篇有关中国工人阶级传播学的文章。更确切地说,这是一篇有关改革时代的中国工人阶级如何没有传播,或者说,他们的传播是如何被“短路”的文章。在我的意识里,这个题目只有像我这样受西方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批判传播学者才会去写,那个源于美国冷战传播学、在1980年代登陆中国,而后席卷中国新闻传播学界的反马克思主义和去阶级化的“沉默的螺旋”是如此有力,以至于我认为,哪怕跟来自中国的学生张口谈“阶级”和“意识形态”问题都是不合时宜的。
  可偏偏在这时,新雨的文章横空出世,使我眼前一亮,让我知道国内传播学界居然还有人关注中国工人阶级的主体性这样的世界历史性真问题和大问题,而且把这个问题写得如此恢弘、深刻、厚重和史诗般的令人回肠荡气。这样的研究才是无愧于中国人民在被称为“短的二十世纪”革命和建设时代与改革开放,这两个伟大而又悲怆时代的社会实践的传播学术啊!从此,我知道,在做有关中国传播的批判研究方面,有新雨这样一位既有很深的西方批判理论基础和世界历史视野,又有很强的中国问题意识以及学术使命感和专业造诣的学者。
  更令我拍案叫绝的是,虽然我自己也做文本研究和意识形态批判,并且一直在倡导与从事传播政治经济学和批判文化研究相结合的学术实践,但是,我总觉得这方面的成果不多。在新雨的这篇文章中,我不仅领略到一位精通西方美学理论的批判文化研究者在文本分析上所表现出来的学术功底,而且看到了在中国工人阶级主体性问题上宏观政治经济分析和高超文化分析相结合的典范。我有理由相信,这篇现在引领第四部分的文章也许是目前中国传播学界唯一一篇被翻译成英文和法文出版的学术文章。
  知道《〈铁西区〉:历史与阶级意识》文章之时,也正是我和几位西方批判传播学界同仁创立的《全球媒体与传播》(Global Media and Communication)学刊在英国面世的那年。我们的初衷就是推动批判传播学术的发展和传播学术的去西方化,可是,作为新刊物吸引读者的重点文章,推出的几位访谈学者——吉登斯(A. Giddens)、卡斯特(M. Castells)、贝克(U. Beck)、萨森(S. Sassen)——不但全是西方的,而且都是社会学家,没有一位是严格意义上的传播学家。我为自己“发现”了新雨的学术并能把她选为在《全球媒体与传播》推出的一位中国传播学访谈对象而感到无比自豪和自信:作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教授,她是一位中国传播领域的学者,她的问题意识既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在我眼里,她的研究关注到了中国传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她的分析代表了中国大陆批判传播学的最新成果和最高成就。总之,她是我再理想不过的学术访谈对象了。
  我已记不清第一次与新雨见面的情景,但我永远不会忘记我对她的两次访谈。第一次是2007年的冬天,在北大的芍园。当时我在北大客座讲课,她在北京开会。我的客房在阴面,环境有些凄冷,但我们谈得热火朝天,我也用专门为这次访谈买的一支录音笔做了录音。但是,事后发现,我的录音笔上竟然一片空白!等我第二次有机会再做访谈时,已是2008年盛夏,而地点是她在温哥华开会所住的客房。这次访谈的中英文节选版先后出版,而且都有很好的学术反响。这次作为本书第二部分出现的题为《中国的现代性、大众传媒与公共性的重构》的四万多字的访谈完整版,是第一次与读者见面。
  在访谈中,我向新雨提出了许多有关中国传播的基本问题。这些也正是我自己在研究中一直力图回答的。但是,在这个访谈里,我除了设立访谈话题框架和提供一些基本背景外,主要把自己定位于提问者,而不是对谈者的角色。在这一访谈中,新雨就我所提的有关中国传播理论和实践的重大问题充分表达了她的思想学术观点,包括在纪录片研究方面的学术道路和学术贡献,几乎每个问题带出来的都是一篇立场鲜明、但没有通常学术文章繁文缛节的浓缩的精彩小论文。而作为访谈者和这篇文章的英文版编译者——这是我第一次为别人做编译——我为自己的学术与新雨的学术之间有如此多的共鸣点而感到由衷的高兴,新雨举重若轻,在市场、国家、媒体和民主这些重大问题上用三言两语就能把我自己需用整篇文章和整部著作来表达的主要观点说透彻。把时间投在这个访谈上,我不但没有丝毫为人作嫁的感觉,而且有一种从未有过的成就感和满足感。别人从党同伐异的政党政治出发把这个访谈说成“国外那个大左派和国内那个大左派的联合”也好,或则从个人情感的层面同情地把它描述为两位孤独的批判学者间的“惺惺相惜”也罢,我更愿意把这一努力看作是构建学术共同体的具体实践。我相信,这篇经过新雨修订和补充的访谈不但对了解中国批判传播研究的基本立场和学术议程,而且对了解新雨的学术历程和学术贡献,包括她的研究在中国传播学发展史中的位置,都有重要的意义。
  ……
  三
  新雨所实践的正是她所描述的那种在韦伯意义上既“客观”、“专业”又立场和价值鲜明,以人民利益和人类解放为最高诉求的学术。在本书的第三、第四部分的篇章中,她以学术视野,以丰富的世界历史和对中国社会的整体性理解为背景,娴熟地调用各种理论资源,以精到的文本解读方法和激扬的文字就种种影视传播文本和传播现象进行了精彩分析和富有建设性的批判。
  在本书的第三部分,无论是对中央电视台2002年、2006年这两台春节晚会鞭辟入里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与文化批判,还是对建立“公益电视台”的改革尝试所做的开放和审慎的评析,或是就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节目所展开对媒体公共性的社会政治基础的分析,新雨无不以学术的公共性为依托来为中国媒体的公共性寻找理论和道义的基础、媒体制度和政策的支撑、社会阶层的依托,以及在具体媒体实践中实现的途径。在这一努力中,她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珍视和正视中国革命的历史遗产和中国的“人民民主”制度许诺和历史性实践,反对浅薄的“国家对社会”二元论框架,批判把市场等同于自由和民主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立场,并毫不讳言“锻造国家的左手”的正当性和迫切性。她没有盲从西方教条和任何历史目的论,更没有像我们的访谈中所批判的那样:去历史化和去阶级化地生搬硬套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她不但把中国媒体的“公共性”作为一个历史的和具体的“社会过程”来看,而且注意到国家内部的公共性立场空间和媒体人对这种立场之坚持的可能性:“国家并不是别人的,国家属于人民,属于我们每一个人,这是社会主义的承诺。国家需要我们去锻造,其空间需要我们去争取,民主需要一个在国家内部争取,需要锻造国家权力对社会弱势群体的保护和对社会意识的保护。这种锻造需要我们去践行,需要中国的媒体去奋斗。”
  在本书的第四部分,新雨主要为我们展示了这些国家曾经的“主人们”与中国独立纪录片的呈现关系。而这些关系是复杂和多面的,甚至充满冲突的,这些影像作品和这些影像内外的人们——包括作为学者的新雨自己,都在这样的冲突中。现代世界体系已经把每一个体都深深地嵌入阶级、性别、种族、国家、区域和城乡之间的不平等这些社会关系中。经历了30多年的改革和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接轨”后,中国社会在阶级和性别等社会关系上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裂痕。由这些不平等的社会关系所构成的社会现实正是学术和媒体的“公共性”问题得以展开的场域。
  如果说,有关《铁西区》的文章是以集体群像的形式讨论了作为社会主义中国最重要的“国家主人”——城市工人阶级的历史主体性和他们在当下作为“底层”的存在,那么,在这部分的其他主要文章中,新雨把视角移到了改革开放时期更为底层的庞大农民工阶层和农民阶层,以及“底层”的“底层”——农村女性和城乡结合部的女性性工作者,还有那些“行走”在她们中间的同样属于“底层”的中国独立纪录片导演们。如果《铁西区》关注的更多是我们熟悉的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中毫不暧昧的“公”领域,那么,在其后的几篇文章中,尤其是在《“孽债”、大众传媒与外来妹的上海故事》和《当女权主义遭遇纪录片》这两篇文章中,“公”和“私”的界限问题、“底层能否自己发声”和能否被呈现,以及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学院女权主义相对于“底层”的学术特权和阶级地位等差——这些问题从来没如此尖锐和深刻地被讨论过。
  在这些文章中,新雨一方面通过对“女权主义何为”等问题的探讨丰富和深化了本书第一部分有关学术伦理和“知识分子为何”的讨论,另一方面也从女性主义的视野和通过对女性主义内部复杂性的呈现,丰富和深化了有关媒体“公共性”的讨论。如果女性在寻求解放的道路上注定要经历华人批判学者林春所说的“最长的革命”的话,那么,正是在这些文章里,新雨作为一个中国女性主义传播学者的“激进性”——也即对社会最底层群体的解放问题的研究——得到了体现。然而,就像她在与女权主义行动者的交锋中所表现的那样,她不但反对任何形式的本质主义,并对把“资本家/劳动者、剥削者/被剥削者、主流/另类、上层/底层做简单的二元对立的区分”的道德主义立场持批判态度,而且对西方“基于个人解放的自由主义女权主义”理论和行动能在多大程度“切入中国社会现实的能力”,尤其是中国底层社会的能力,提出了疑问。
  不过,新雨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和本土主义者,就像她不是盲目的国家主义者一样。与当下国内知识界的其他一些批判学者一样,她在认识到建设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必然性的同时,一直强调这个国家的“人民”性和“人民至上”的社会主义立场。在这里,“人民”,正如新雨所言,是“一个无法被‘市民’和‘公民’所取代和消解的政治概念”。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她在评论《舌尖上的中国》为什么成功时,不但把这个纪录片与她自己一直在关注的“乡土中国”相联系,而且认为,一个国家的软实力体现在这个国家的人民对生命意义、对文化与社群关系的理解上,因此,“中国真正的软实力是体现在百姓中间”。
  当然,作为世界性的社会运动,社会主义立场就必然包含着国际主义的立场。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新雨非常看重中华民族在反帝反殖的建国过程中和毛泽东所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时代的国际主义遗产,以及这一遗产在今天的重要意义。这一立场在本书第四部分有关英国和加拿大的纪录电影运动重要人物格里尔逊和中国电化教育创始人孙明经的世界历史比较研究中依稀可见,而在那篇题为《“我想将你们尽可能地引向远方”》的有关知名荷兰国际主义者伊文思导演与二十世纪中国的文章中表现得淋漓酣畅。
  从毛泽东《纪念白求恩》的“老三篇”中,我们都知道加拿大的白求恩——一个共产党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参加反法西斯主义的战斗并献出了生命,从而成为了国际主义精神的化身。从新雨的文章中,我们知道,“从来没有参加过共产党的伊文思一辈子却信仰和投身于社会主义”,而且“这位二十世纪最重要的,也是真正具有世界意义的纪录片导演”不但把中国作为他最后的归宿,而且还把自己对中国1970年代的独立观察和思考留在了一部与“老三篇”中的《愚公移山》同名的长近十二小时的电影鸿篇巨制中。就像重读韦伯和研究梁漱溟是为了重建今天的学术和媒体公共性,并为重新弥合今天的城乡鸿沟和克服资本主义的生态和精神危机寻找出路一样,新雨相信,“在三十年过去的今天,当重新清理中国的社会主义遗产成为这个时代的另一种内在要求的时候,重新去看待伊文思对中国七十年代的描述会是一个重启历史的契机”。
  的确,在“中国崛起”成为显学和资本主义深陷多重危机的今天,梳理中国的革命和社会主义国际主义遗产不仅事关中国的未来,也事关世界的未来——而事实上,中国的发展从来就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也一直不只是中国人的事业。这也使我又一次想起自己更熟悉的传播政治经济学领域的、我在西蒙菲莎大学时的前辈达拉斯?斯迈思。作为一个国际社会主义者,斯迈思在1970年代两次访问中国,并在自己的著作中对中国的1970年代提出了独立的观察和思考。
  这种思考,可以说是中国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开端。我们需要一头扎进中外文献的书斋,一脚踩在中外传播实践的田野,风雨无阻,有恒心,有定力,像在法西斯的监狱里写出不朽《狱中杂记》的葛兰西所说的那样,以“思想上的悲观主义者,意志上的乐观主义者”的姿态,一步一个脚印地慢慢前行。
  作为一位有担当的以学术为志业的学者,新雨的学术成果是用心血写成的,更是用脚跑出来的。就像她在讨论梁漱溟时所说的那样,最重要的,“就是努力地深入社会的脉络,建立与社会血脉相连的有机联系”。在作为本书后记的对入学新生的演讲中,我们看到了她在有关亚里士多德《诗学》论文获得博士学位后,初入新闻传播学之门时去媒体实践、为田野调查奔波的身影。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正是真正的知识分子的共同追求。
  是为序。
  农历 2013年腊月二十八,温哥华

批判传播学·文论系列:学术、传媒与公共性 第一章 导论:何谓批判传播学? 本章旨在为读者勾勒出“批判传播学”的学术轮廓,阐述其核心关切、理论谱系以及研究方法。我们将从其源头说起,追溯其与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等重要思想流派的渊源,理解批判传播学如何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下,对传播现象进行深刻的质询。 首先,我们将深入探讨批判传播学的核心关切。与传统的、功能主义的传播研究不同,批判传播学不满足于描述和解释传播现象的“是什么”,而是更侧重于追问“为什么”以及“应该是什么”。它关注传播的权力关系,审视传播媒介在构建社会意识形态、维护现有权力结构或挑战不公方面所扮演的角色。权力、意识形态、统治、抵抗、解放等概念,将是本章分析的重点。 其次,本章将梳理批判传播学重要的理论资源。我们将介绍法兰克福学派关于“文化工业”的经典论述,理解其对大众传播的工具性和意识形态功能的批判。同时,我们也会探讨葛兰西的“霸权”理论,分析传播媒介如何通过制造“常识”来巩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后结构主义者如福柯关于知识与权力的论述,以及后殖民主义者对全球传播中的权力不平等和文化表征的批判,都将是理解批判传播学不可或缺的视角。此外,女性主义传播理论对性别不平等在传播领域中的体现和批判,也将得到阐释。 再者,本章将剖析批判传播学的研究方法。它反对简单的实证主义方法,倾向于采用解构、质性分析、历史分析、话语分析等多种方法。我们也将讨论批判传播学在研究中如何关注被边缘化的声音和经验,如何揭示被遮蔽的权力结构。 最后,本章将界定本书后续章节的学术脉络。我们将说明,本书的各个章节将围绕“学术、传媒与公共性”这一主题,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和实践层面,深入探讨批判传播学的议题,为读者提供一个理解当代传播现实的深度框架。 第二章 学术生产与知识权力 本章将聚焦于学术界内部的权力运作,以及学术知识如何被生产、传播并最终影响社会。我们将从批判传播学的视角,审视学术研究的边界、研究范式的竞争,以及学术话语与社会权力之间的复杂互动。 我们将首先考察学术知识生产的场域。这里涉及到大学、研究机构、学术期刊、会议等,它们共同构成了学术知识生产的生态系统。在这个场域中,资源分配、研究课题的选取、研究成果的评价体系,都可能受到权力因素的影响。我们将探讨,是否存在一种“主导性”的学术范式,以及这种范式如何压制或边缘化其他声音。 其次,本章将分析知识权力的运作机制。我们将引用福柯的观点,理解知识并非是中立的,而是与权力紧密相连。学术研究的成果,往往会转化为一种“真理”,进而影响政策制定、社会观念的形成。我们将讨论,谁有权定义“真理”,以及这种定义如何服务于特定的社会群体。 我们将深入研究学术期刊与评估体系。学术期刊是知识传播的重要载体,但其审稿制度、影响因子等评估指标,可能导致研究趋同,扼杀创新。我们将探讨,现有的学术评价体系是否公正,是否能够真正鼓励高质量、具有批判性的研究。 此外,本章还将关注学术研究的议题选择与社会责任。学术研究应该关注哪些问题?研究的目的是什么?是纯粹的知识探索,还是为了解决现实社会问题?我们将讨论,批判传播学如何鼓励学者将研究目光投向社会不公、权力滥用等议题,并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 最后,本章将为后续章节中对传媒与公共性的探讨奠定理论基础。只有理解了学术知识的生产与权力关系,才能更好地分析学术界如何与传媒互动,以及知识的传播如何影响公共领域。 第三章 媒介的权力与意识形态建构 本章将深入剖析传播媒介在现代社会中的核心作用,特别关注其作为意识形态建构者和权力维持者的双重角色。我们将从批判传播学的角度,揭示媒介的运作逻辑,以及其对社会认知和政治实践的深刻影响。 我们将首先考察媒介所有权与控制结构。在全球化背景下,媒体所有权的集中化和跨国化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我们将分析,少数媒体巨头如何通过对内容的掌控,塑造公众舆论,并影响政治议程。我们将探讨,这种所有权结构如何限制信息的多样性和批判性。 其次,我们将重点分析媒介内容的生产逻辑。新闻的选择、报道的角度、叙事的方式,都并非偶然,而是受到经济利益、政治压力、记者职业规范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我们将审视,主流媒体在报道重大社会议题时,是否存在“议程设置”和“框架效应”,以及这些效应如何影响公众对现实的理解。 再者,本章将深入探讨媒介的意识形态功能。我们将回顾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理解大众媒介如何通过生产同质化的文化产品,消解批判性思维,传播主流意识形态。我们将分析,媒介是如何在不经意间,将特定价值观、生活方式、社会规范内化到受众的认知中,使其“自然化”,从而维护现有的权力秩序。 我们将关注媒介的“技术决定论”的批判。尽管技术在传播中扮演重要角色,但我们不能将其视为唯一决定因素。我们将强调,技术的使用受到社会、经济、政治因素的制约,并且技术本身也可以被用来支持或挑战权力结构。 此外,本章还将探讨媒介的“他者化”与刻板印象。媒介在塑造对不同群体(如少数族裔、女性、发展中国家等)的认知时,往往会采用简化、片面甚至负面的方式,从而加剧社会歧视和不平等。 最后,本章将为理解公共性在媒介空间中的挑战做好铺垫。当媒介的运作受到权力逻辑的支配,其作为公共领域的职能将受到严重的损害。 第四章 公共性:理想、现实与困境 本章将聚焦于“公共性”这一核心概念,探究其在当代社会中的多重含义、理想形态以及面临的严峻挑战。我们将从批判传播学的视角,审视公共性是如何在媒介的转型和权力运作中被侵蚀,以及如何重新构想和捍卫公共性。 我们将首先追溯“公共性”的历史演变与理论溯源。我们将回顾哈贝马斯关于“公共领域”的经典论述,理解在启蒙时代,理性和公开的讨论如何成为塑造公共舆论、制衡权力的重要机制。同时,我们也将认识到,这个理想化的公共领域并非天然存在,而是受到阶级、性别等因素的影响。 其次,本章将分析当代公共性所面临的现实困境。我们将探讨,商业化、碎片化、算法化等因素如何瓦解传统的公共领域。例如,大众媒体的商业利益驱动,可能导致其内容倾向于吸引眼球而非提供深度分析;社交媒体的算法推荐,可能将用户困于“信息茧房”,阻碍跨群体交流和观点的碰撞;网络谣言和虚假信息泛滥,也严重损害了公共讨论的质量。 我们将深入研究权力如何侵蚀公共性。当国家权力或资本权力过度干预媒介运作,当公众的意见被操纵或压制,公共领域将不再是自由讨论的空间,而是权力施展其影响的工具。我们将分析,信息的不对称性、话语权的垄断,如何使得某些声音被放大,而另一些声音则被沉默。 此外,本章还将关注公共性的“去政治化”与“娱乐化”。许多公共议题被简化为娱乐化的消费品,深刻的社会问题被浅层化处理,使得公众丧失参与公共事务的动力和能力。 本章还将探讨“公共性”的多样性与边缘化声音。我们不能将公共性狭隘地定义为主流的、被认可的声音。批判传播学强调,那些被边缘化的群体和声音,也应被纳入公共性的讨论范畴,它们的经历和诉求,是理解社会真实状况的关键。 最后,本章将为重塑公共性提供思考方向。我们将讨论,如何在新的媒介环境下,重新构建一个更加开放、包容、批判性的公共领域,鼓励公民参与,促进社会公正。 第五章 跨学科对话:批判传播学与相关文论 本章将致力于勾勒出批判传播学与其姐妹学科——文学理论、文化研究、社会学、哲学等——之间的联系和对话。我们将强调,批判传播学并非孤立的学术存在,而是深深植根于更为广阔的学术土壤,并通过与其他学科的互动,不断丰富和深化自身的研究视角。 我们将首先审视批判传播学与文学理论的交汇点。文学作品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文本,其背后往往蕴含着复杂的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信息。我们将探讨,文学批评如何借鉴传播学的理论,分析文本的生产、传播过程,揭示其隐含的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意图。反之,传播学研究也可以从文学理论中汲取叙事分析、文本解读的工具,以更深入地理解媒介内容的意义建构。 其次,本章将阐释批判传播学与文化研究的紧密联系。文化研究作为一种跨学科的研究范式,同样关注文化的生产、消费和意义阐释,尤其是其与权力、身份和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我们将讨论,文化研究对流行文化、亚文化、身份政治等议题的关注,如何与批判传播学对媒介文化、受众解读以及抵抗实践的研究相契合。 再者,我们将考察批判传播学在社会学视角下的审视。社会学关于社会结构、社会分层、权力关系的研究,为批判传播学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框架。我们将讨论,社会学如何帮助我们理解媒介在社会变迁、阶级斗争、社会不平等中的作用,以及传播活动如何影响社会整合与冲突。 此外,本章还将探讨批判传播学与哲学的对话。从哲学中汲取关于真理、认识论、伦理学、政治哲学等方面的深刻洞见,能够为批判传播学提供更坚实的理论支撑。例如,后现代哲学对宏大叙事的解构,对我们理解媒介信息的多样性和碎片化提供了重要的视角;政治哲学对民主、公民权、正义的探讨,则为我们思考公共性的建构提供了方向。 我们将特别关注,批判传播学如何吸收和回应其他文论中的新兴议题,例如性别研究、后殖民研究、环境传播研究等。这些领域的研究,为批判传播学提供了新的分析对象和理论工具,使其能够更好地应对当代复杂的社会挑战。 最后,本章将强调跨学科对话的重要性。通过与其他文论的积极互动,批判传播学能够打破学科壁垒,汇聚多元智慧,从而更有效地理解和批判当代的传播现象,为社会进步贡献理论力量。 第六章 媒介实践的批判性反思 本章将从批判传播学的视角,对当代的媒介实践进行深入的批判性反思。我们将不再局限于理论的探讨,而是将理论视角投向具体的媒介运作、内容生产和传播活动,审视其背后隐藏的权力逻辑和对公共性的影响。 我们将首先分析新闻业的“信息生产”与“权力再生产”。在新闻界,追求速度、耸动性和商业利益的压力,常常导致新闻报道的片面化、煽情化。我们将探讨,新闻伦理在实际操作中如何受到挑战,以及新闻报道如何无意识地维护某些既得利益,例如对特定政府政策的“不批判性引用”,或对弱势群体的“污名化”呈现。 其次,我们将审视社交媒体的“社群”与“算法”的双重逻辑。社交媒体虽然提供了看似民主的平台,但其内容推送算法却可能加剧信息茧房效应,强化回声室效应,并为虚假信息的传播提供温床。我们将探讨,社交媒体如何通过用户生成内容(UGC)来制造“参与感”,但这种参与感是否真正指向对权力的挑战,还是被商业利益所收编。 我们将深入考察娱乐产业的“文化生产”与“意识形态灌输”。电影、电视剧、音乐等娱乐产品,不仅仅是消遣,更是重要的意识形态载体。我们将分析,这些产品如何通过塑造人物形象、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来潜移默化地影响受众的认知,例如对消费主义的推崇,对特定性别角色的刻板印象,以及对社会问题的“稀释”和“娱乐化”处理。 此外,本章还将关注“公关”与“形象塑造”在权力运作中的作用。现代社会中,公关活动日益重要,它们通过精心策划的信息传播,试图影响公众舆论,塑造组织或个人的正面形象。我们将探讨,公关活动是否有时模糊了事实与虚构的界限,以及它们如何成为权力斗争的隐形武器。 我们还将分析“媒介素养教育”的潜力和局限。提升公众的媒介素养,是应对媒介挑战的重要途径。但我们也需要反思,媒介素养教育是否应该仅仅停留在“辨别虚假信息”的层面,而忽略了对传播媒介背后权力结构的深层批判。 最后,本章将呼吁构建更具批判性的媒介实践。我们将探讨,如何鼓励新闻从业者、内容创作者、平台开发者等,在实践中注入批判性思维,关注社会公正,为公共领域的健康发展贡献力量。 第七章 批判传播学:面向未来的反思与展望 在本书的最后,我们将对批判传播学进行面向未来的反思,并对其在当今及未来社会中的作用进行展望。我们将总结前文的论述,并进一步思考批判传播学在应对新挑战、探索新方向时可能扮演的角色。 我们将首先回顾批判传播学核心理论的持续生命力。尽管时代在变迁,但其对权力、意识形态、不平等的批判精神,依然是我们理解和改造世界的有力武器。我们将强调,批判传播学并非一成不变的教条,而是需要不断与时俱进,吸纳新的思想资源,回应新的社会问题。 我们将探讨数字时代对批判传播学提出的新课题。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新技术的发展,正在深刻地改变传播的面貌。我们将思考,这些新技术如何加剧或缓解权力不平等,如何影响公共性的建构,以及批判传播学应该如何审视和应对这些变化。例如,算法的黑箱问题、数字鸿沟的加剧、信息茧房的固化等,都是需要深入研究的议题。 我们将关注批判传播学在“后真相”时代的角色。当事实与观点界限模糊,当情感叙事取代理性论证,批判传播学如何帮助我们重建对真相的追求,并抵制操纵和虚假信息的泛滥? 此外,本章还将思考批判传播学的实践转向。理论研究固然重要,但批判传播学最终的目标是服务于社会变革。我们将探讨,批判传播学如何与社会运动、公民组织、教育机构等合作,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践行动,促进社会公正和民主发展。 我们将反思批判传播学的自我批评与学科发展。任何学术研究都存在局限性,批判传播学也不例外。我们将鼓励对现有理论框架进行自我反思,例如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对技术乐观主义的警惕,以及对多元视角和跨文化研究的强调。 最后,我们将对批判传播学的未来发展方向提出展望。我们相信,在未来的社会变革中,批判传播学将继续发挥其不可替代的作用,它将继续作为一面镜子,照亮社会的不公;作为一把钥匙,解锁理解世界的奥秘;作为一股力量,推动人类向着更美好的未来迈进。我们将呼吁,更多的研究者加入到批判传播学的阵营中,共同探索和实践,为构建一个更加公正、理性、有活力的传播环境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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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白说,这本书的某些章节的专业性要求很高,需要读者对传播史和关键理论人物有一定的前置知识。我承认,一开始我跳过了好几个涉及媒介经济学史的部分,因为那些术语和历史背景我完全不熟悉,硬啃下去效率太低。但当我回到这些“硬骨头”上时,才发现它们是构建后续论点的基石。作者对媒介经济基础的强调,非常扎实且毫不妥协,他将看似纯粹的文化现象,无情地拉回到资本逐利的现实中去审视。这让整本书的基调变得十分冷峻,但这种冷静的分析视角,恰恰是当前信息泛滥时代我们最稀缺的。我喜欢它不提供廉价的解决方案。它不会告诉你“如何让媒体变得更好”,而是告诉你“媒体的运作逻辑就是如此,你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这种“清醒的认识”本身,就是一种抵抗。它更像是一剂强效的清醒剂,让人对所有花团锦簇的媒体承诺保持警惕,培养起一种深入骨髓的怀疑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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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说实话,刚上手的时候有点让人摸不着头脑。封面设计得挺朴实,但内页的排版和那些密密麻麻的理论名词,初读确实需要下一番功夫。我本来是想找一些关于媒体伦理和新闻实务的直接指导,结果翻开来,更多的是对传播现象背后权力结构、意识形态运作的深层剖析。作者的论证风格非常学术化,大量的引用和严谨的逻辑推演,使得初涉传播学领域的读者可能会感到有些吃力。我花了好几天时间才勉强跟上作者的思路,尤其是那些涉及到法兰克福学派或者后结构主义的理论框架时,感觉自己像是在啃一块坚硬的骨头。不过,一旦你被成功地拉入到那个理论场域里,就会发现它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观察世界的“镜头”。比如,它对“公共领域”衰落的探讨,并非简单地抱怨社交媒体的碎片化,而是深入挖掘了资本逻辑如何渗透和重塑了我们对“公共讨论空间”的预期和实践。这让我开始反思自己日常浏览新闻和参与线上辩论的底层逻辑,不再满足于表面的信息传递,而是尝试去揭示那些看不见的运作机制。这本书的价值,恰恰在于它强迫读者跳出舒适区,进行一种更具批判性的、去魅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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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叙事节奏把握得相当精妙,虽然主题严肃,但绝不枯燥。我特别欣赏作者在构建论证时,那种游刃有余地在宏大理论和具体案例之间切换的能力。举个例子,当他探讨媒介技术如何重塑主体性时,并没有停留在空泛的哲学思辨上,而是立马转向了对当代流行文化产品,比如某个热门的真人秀节目或者一部引发社会争议的电影进行细致的文本分析。这种“理论落地”的处理方式,极大地增强了内容的生动性和可接受性。读起来就像是在听一位资深教授,既能娓娓道来康德或福柯的晦涩观点,又能用当下最鲜活的例子来佐证自己的判断。对我个人而言,它极大地拓宽了我对“文化批评”边界的认知。以前总觉得文化批评就是对好坏作品的简单褒贬,但这本书让我明白,真正的批评在于揭示作品如何被生产、如何被消费,以及这种生产和消费模式如何服务于特定的社会权力关系。它不是在教你如何写影评或书评,而是在教你如何阅读这个被媒介层层包裹的社会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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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概括这本书给我的感受,那就是“结构性的震撼”。它不像那些畅销的社科读物那样追求流畅易读,反而像一部严谨的理论蓝图,需要读者投入大量精力去理解其支撑的逻辑框架。我特别赞赏作者对媒介技术与社会制度之间复杂互动的描绘,他成功地避免了技术决定论的窠臼,而是将技术视为权力运作的放大器和中介。读完后,我感觉自己对“传播”这个词的理解被彻底升级了:它不再是简单的信息交换,而是一个充满博弈、协商、规训与抵抗的社会场域。这本书对学界的影响力显然是深远的,它无疑会成为未来几年内相关研究的必读参考。对于我这样一个希望从实践层面深入理解媒介生态的业余爱好者来说,它提供了一个宏大而坚实的基础,让我能更自信地去辨识和批判那些看似无害的日常传播现象。它不是一本读完就能让你马上去做某件事的书,而是一本让你彻底改变思考“为什么要做某件事”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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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这本书的过程,对我来说更像是一次智力上的“重塑”。我发现自己对一些日常接触到的信息流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反感——不是内容本身的问题,而是那种被设计好的、迎合受众的、追求最大化点击率的传播“套路”。作者对信息茧房和算法推送机制的批判,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讨论,更是对人类认知惰性的深刻揭露。他描绘了一个被碎片化、娱乐化信息过度喂养的“异化”主体。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书中对“真实性”概念的瓦解过程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剖析,这让我重新审视了新闻摄影和纪录片这类传统上被赋予高度信任的媒介形式。它们并非客观的镜子,而是精心编排的“在场感”。这种颠覆性的视角,让我对待任何声称“我只报道事实”的陈述,都多了几分审慎和掂量。这本书的语言虽然学术,但其内在的焦虑感——对知识分子责任的追问,对社会公正的坚守——却无比清晰和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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挺好的,京东的东西让人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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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东快递还是很靠谱的,快递提前短信告知特别人性化,我正在午休所以直接短信让小哥放到办公室了。就是折扣略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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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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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一如继往地快,服务态度也很好。书的质量就不评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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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错,老婆专业用书,200-100很划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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