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李星沅日记（套装上下册）》原抄本分若干卷，但看不出卷与卷之间在内容和时间上有什么直接联系，可能是日记原稿或抄者以原件装订一册称一卷。因此，我们在整理和校点时取消了原卷次，而以_.年为一部分，每年开头另面排，以清眉目。我们在点校过程中，每日均补填公元月日，以便读者阅读、对照，并与'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体例相一致。内页插图
目录
上册《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出版说明
前言
原序
道光二十年（1840年）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
下册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
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
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
精彩书摘
十五日（5日16日）卯刻谒仓帅，剧论抽查喜事，且入城递事，故作缓笔，将先发制人，不知何心？论海运当行，但须循海边，无泛大洋，迂拙可哂，眸子不正。西翁已先料及。交办之件，先由山东、河南两道传询各帮旗丁，有无与经纪勾串弊混，具结备案，现在麦石次第验收，但须每船派经纪二名，于起卸时出具实无潮湿结，再由外河押送里河，以防桥上舞弊。又道光四年及十三、十八两年，皆有抽查御史参经纪旧案，当检查。经纪汉少回多，互相鱼肉，桥上亦照料不到，里河人皆与为仇。现须上紧筛晾，先去潮湿，再去虫蛀，均请两抽查诣验，然后入仓。如抽查执拗到底，则非另请钦派查验不行矣。漕事自征收、起运，以至抵坝、过桥、交仓，夙称弊海，不可胜诘。幸圣明洞察，去其繁苛，即如东豫麦石中间虫蛀一节，经爱翁面陈，新麦歉收，此系陈麦，上为首肯，询无微不照矣。云樵来以徐后事费周折，请领风扬银，并与四和尚筹借竹竿，回非意料所及。此辈不愁有事，且喜有事，加索可藉口，故仓事以镇静为要著。知云樵势不得已，力说一言，因传谕徐皋助之。午后，张福押轿自京回，得子敬数行。酉刻，小集通州署，主人为雷鬯泉刺史，项小瀛、徐小如两别驾，同坐为侯理亭、永云樵、姚玉峰。适陈郎中兰第自京来，亦入坐。郎中为顾士侍郎令子、春浦夫子舅兄，援例分户部，其胞叔为乙酉同年，议论颇明爽，闻向有枭卢癖，小瀛道及马东桥光型署巨鹿令时，专丁携银二百密访教匪，有无知者利其银，信口开河，东桥通禀大府，入奏提讯，毫无据，颇近冒昧，以是失欢。现补沿河县丞，故四川庚午举人，出陶文毅门下，予客川东曾数晤之，以大挑河工得直省。小瀛索予倡和集，允以续寄。新任永定河道垣三兄春，上年由天津府升，驻扎固安，缺岁止威仪。海翁持农政大纲，京兆事亦在握，与静翁不甚水乳。福建骁使查烟，将俟府搜禁，似乎笨伯无论趋避不及防，且恐有持众抗行者，闻潮州沿户均粘出卖洋烟帖，果尔亦太无忌惮矣。京师请禁出钱票，钱铺闭逃者五十余家，银价徒落，各典商亦将歇业，民以为病，而言者尚固执不解，钦命贡士复试诗题金人三缄得言字，圣意固有微旨矣。四小帮及徐后帮麦均斛收，闻天津一号船尚须风晾。十六日（5月17日）寅正起。送伯源回京，附月裳书并致杏官、祥姑绫绸各二端，又致黄虎卿、陆稼圃各一函。闻云樵所需四和尚已画诺。巳刻，奉仓帅札饬，传讯十帮旗丁，有无勾串经纪弊混，即转行总运讯明取结详发。申刻，羲亭来为桓儿诊脉。通州、天津两帮卸完，而德左又呈样，两厅复谕验，且不分每船各丁受累何已！徐后则所欲无厌，不可将就。云樵见，反复筹酌，惟令粮石干洁脚踏实地，必不得已请仓帅临仓以定准驳，治之愈急，其害日增，且以现在有事明目张胆勾勒横行，洵堪发指。得伯源到家书。范宗山自京来。云樵专役入京，因致尧舅书并上铙翁禀函，属遇摺弁附寄，内附通字十四号，俾节前署中无想望也。铙翁甫查河阅兵回省应通候，且此间事见明，发由坝上经役与桥上，事忽中变，洊至后帮，停斛抽查，意在指陈仓帅。遂同日入奏，虽麦质肥瘦实由天年，而仓收缓急全在人事，此中委曲，非面陈不能尽也。
……
前言/序言
历史人物的日记，对研究历史往往具有相当重要的史料价值，因为日记的作者，大多是学者或政治上的一些显要人物，他们的社会关系较多，人事交往较广，处理的事务也各有各的不同方面，各有不同的重点和特色，各自根据其亲身经历，或本诸所见所闻，逐日记录下来，其内容或在土地、生产以及财政赋税等社会经济方面，或在政治制度、吏治、政治斗争内幕消息方面，或在对内对外军事战争方面，或在学术文化思想方面，或在某些地区和民族的风土、文物、宗教方面，或在地方掌故方面作了具体的记载。并且由于作者是作为日记记载的，故论及当时的时事和人物顾忌隐讳较少}由于是作者亲身的经历，较据传闻而记录的资料真实性要高，有些可改正一般历史记载中所出现的讹误。尤其是日记是按照年月日记载亲身的经历和见闻，所记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在通常情况下，其可靠性在一般史料之上。李星沅（1797-1851），字石梧，湖南湘阴人。1832年（清道光十二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1835年，督广东学政，旋任陕西汉中知府，历河南粮道，陕西、四川、江苏按察使。迁江西布政使，随即调任江苏布政使。后升任陕西巡抚，署陕甘总督，调江苏巡抚。1846年升任云贵总督，兼署云南巡抚，寻调两江总督。其任江苏藩臬时，正值鸦片战争之际，于吴淞、江宁两战役均亲身经历，《南京条约》签订时也耳闻目睹许多事实，并逐日写有日记记其情况，于当时妥协投降派的丑恶行径、侵略者的暴行和气焰、清军将领贪生怕死和官吏的昏庸腐朽的记载，多有当时官书及一般史籍所未载者。至于清代地方政治制度之实况，吏治腐败之情况，亦可于其日常行事中，尤其是日记所载之具体事实中，发见若干不易得之资料。由于李氏历官江南各省，熟悉盐、漕、河诸利弊，又官河南、陕西、云南、贵州等省，和清中央政府官僚联系也多，他的接触面很广，处理的事务也颇多，故李星沅日记所载内容十分丰富。尤为可贵的是，李氏是一位“循吏''，论及当时时事和人物，能比较朴实质直的记载和评论，使我们对当时社会经济和上层统治集团中的矛盾错综复杂情况从其得到较深刻的了解。
现存的李星沅日记，是从道光二十年（1840年）开始，止于二十九年（1849年）。觉园老人借阅李氏日记原稿时，摘抄一过，据云行款大致依原稿，其不可辨者则阙疑，分成二十册，约七十万字，手抄本今藏上海图书馆。本日记即据手抄本进行校点。从所属时间和分量看，是李氏日记中的主要部分。日记对鸦片战争、道光时期的内政外交、朝野风气、社会状况，特别是地方制度和吏治的情况，统治集团中人物颟顸的情况，均有具体的记载和较深刻的论述，资料相当丰富，可供中国近代史研究工作者和学习者的参考。
用户评价
初读时，我有点不适应日记的跳跃性叙事，毕竟它不是一本结构严谨的传记，而是时间轴上的碎片集合。但很快，我体会到了这种碎片化的魅力所在——它保留了历史的“原生态”。那些突发事件、那些未经沉淀的即时感受，比事后总结要真实得多。我尤其留意了作者在处理家庭事务和公务压力时的心境变化。看得出来，他是一个非常自律且有责任感的人，但同时，长时间的奔波劳碌和对时局的忧虑，也常常让他感到身心俱疲。这些真情流露，比如对子女教育的期望，对友人的思念，都让这位历史人物变得异常亲近。感觉就像是隔着百年时光，与一位学识渊博的长者进行着一场私密的、不设防的对话。
评分说实话，这套书的装帧和排版设计非常考究，看得出出版方在文物整理和校勘上下了大力气。纸张的质地摸上去很有年代感，即便是影印的古籍部分，也处理得清晰可辨，极大地方便了我们这些深度阅读者。我常常在想，如果不是有心人将这些私密的信函和手稿系统地整理出版，它们很可能就会湮没在尘埃之中。这些日记不仅仅是个人的流水账，更像是一部活生生的社会切片。比如他对地方士绅阶层交往的描摹，生动地展示了晚清民初那种权力结构与社会网络是如何交织运作的。不同于某些公文的矫饰，日记中的语言更贴近口语，虽然偶尔需要查阅一些当时的特定词汇，但这反而增加了一种“寻宝”的乐趣。读完前册，我已经迫不及待想知道后续的内容，因为明显感觉到叙事脉络正朝着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发展，那种悬念感让人欲罢不能。
评分这套书的阅读体验，说句老实话，需要一定的耐心和背景知识积累。它不是那种可以轻松翻阅的小说，更像是一份需要细细品味的“历史馈赠”。但只要你愿意沉下心去挖掘，回报是极其丰厚的。我发现自己对那个特定时期的社会风俗、官场潜规则甚至日常的衣食住行都有了更深层次的认知。例如，他记录的几次长途跋涉中的见闻，不仅涉及地理和交通，更反映了当时不同地域间的文化差异和经济水平。每一次阅读，都像是在进行一次高强度的历史“田野调查”。对于所有对中国近现代史有志于做深入研究的学者或爱好者来说，这套日记无疑是案头必备的珍贵文献，其价值远超普通读物的范畴。
评分这套厚重的日记丛书，简直是一扇通往旧时光的秘密之门。我原本以为阅读历史资料会是一件枯燥的事情，但事实却远超预期。每一次翻开书页，都能感受到那些文字背后蕴藏着的深沉情感和时代脉搏。作者的笔触细腻入微，对日常琐事的记录，比如天气、饮食、访客的往来，都充满了那个特定时代的印记。你从中能瞥见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里，一个知识分子是如何在时代洪流中寻找自我定位、如何平衡个人抱负与社会责任的。那些关于官场应酬、地方治理的详尽描述，远比教科书上的宏观叙事要鲜活得多，充满了人情世故的复杂性。特别是关于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侧面记载，它们没有官方报告的刻板，而是带着当事人的主观判断和切身体会，这种“温度感”让历史变得触手可及。我特别喜欢他记录的那些关于读书和治学的片段，那种对学问的虔诚和对未知世界的探索欲，在今天看来依然具有强大的感染力。
评分作为一名对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期颇感兴趣的读者，我必须说，这套丛书的史料价值是无可估量的。它提供了大量的“微观证据”，去印证或反驳宏观历史研究中的一些论断。比如，当谈到地方人才的选用机制时，书中的记录清晰地展示了“人情”在其中扮演的关键角色，这比单纯分析制度要来得深刻。更让我着迷的是，作者在记录政治事件的同时，从未放弃对个人精神世界的关注。他对于自然景观的描绘，那种带着文人情怀的抒发，与他处理棘手公务时的沉稳形成了有趣的对比。这让我认识到，即便是身处权力中心或动荡边缘的人物，也依然有其柔软和诗意的一面。这种全景式的展现，极大地丰富了我对那个时代精英阶层内心世界的理解，不再是扁平化的符号，而是有血有肉的个体。
评分中使用了一种通俗易懂的语言方式，简明地讲述报告所包括的基本资料，讲述这些资料中包含的相 关信息，以及发掘者的一些联想、思考等。还随文配上非常直观的图片。这使得我们一下子在原先被 包围得冷冰冰高不可窥的考古报告外，非常便捷地寻到一些真切的窗口，轻松地就了解到报告的基本 内容，并能建立起一些继续深入的路径，进而找到所需要的详细资料。于是，考古报告变得不再让人 感到生疏隔膜，完全改变了过去那付使人爱之不得又恨之不愿的面孔，极大方便了考古专业之外的其 他学科研究者和普通读者。我们常常听到社会各方面呼吁建立“人文关怀”，视之为现代文明的一种进 步。其实从一定角度说，学术研究也存在这样需要。可乐报告“发掘者说”章的开设，何尝不是一个 特别专业性的学科给予社会各界读者的“人文关怀”呢？ 社会科学的发展，社会文明的进步，已使越来越多的人关注考古工作的开展及其成果，社会科学 以及自然科学的不同学科也越来越需要在自身的研究中吸取和使用考古科学的成果。同时也越来越愿 意加入到考古学的工作和研究中去，丰富和加深考古学的研究。但是考古报告编写传统的定式体例， 极大阻碍了人们直接阅读考古报告，除了考古学者外，人们，包括从事历史学、民族学研究的学者， 几乎已经不愿、或畏难直接阅读考古报告。结果人们获取的考古资料往往是几经转手演绎过的二手资 料，而这种演绎多数缺乏科学性和严谨性，甚至是来自再次性的文学化创作。应当说，这不仅不利于 社会文明整体化进步，也大大有损于考古学科的深入发展。 可乐报告编撰者以一种高度的社会责任心反省自己过去在这方面的忽略。梁太鹤先生在“后记二” 中特别提出： “考古报告是考古人将揭示和认识的古代遗存公之于世的直接形式，也是社会公众真实 了解考古成果最希望阅读的主要资料。但如果考古报告始终只能成为考古业内人士才能读懂的‘内部 资料’时，考古是不能说已切实履行到自身的社会职责的。直言之，考古人从开始已经不经意忽略了。 社会公众应享有的那一份权利。这份权利本该还给公众！”正是基于这样的社会责任心，可乐报告编撰 者在严格遵循考古学科学术规范的前提下，用“发掘者说”章的方式，开创了考古报告编写的一次革 新。尽管编撰者一再声称只是一种不大的尝试，还有很多不足，但我们依然要大声为他们的做法击节 叫好！从形式上看，这确乎是一次不大的革新。但从观念上说，这却是一次不小的冲击。它态度鲜明 地向整个学科提出一个不容再忽视的关键问题，即如何才能更全面履行自己的社会职责？我们击节， 正是要为这种学术研究中高风格的社会责任心和人文关怀叫好！ 由于树立了明确的社会责任心，可乐报告的编写显得格外详备、细心。比如在对出土遗物的介绍 中，不仅详细介绍了遗物的分类和外形特征，还特别注意到对遗物的工艺技术的分析介绍。这在很多 考古报告中是被忽略或不够重视的。实际上，考古研究中除了一般的类型学研究、社会历史研究之外， 对遗物遗迹后边所包含的人类行为学的研究也是不应忽略的重要内容。如果报告缺乏对遗物工艺技术 的分析介绍，将会使行为学的研究非常难以开展。此外，可乐报告对遗物的介绍还特别重视其中所包 含的文化现象，每一类文物都开设有专章对相关文化现象加以介绍。这当然首先得通过研究者自己对 遗物的深入观察和多角度研究之后，才可能发现问题、提出问题或作出结论。比起单纯报道遗物形态， 这样肯定为读者提供了大为丰富的文物信息。可乐报告在资料的编排、组织、查询方面作了很好的处 理，使读者查找起来甚为方便。使用考古报告时难以查找一些具体资料是我们常遇到的遗憾，比如有 的遗物需了解该类型在整个遗址的分布情况，或需了解一件在某单位中具体的存放方式，却往往会完 全无从查找，或者让你十分费力地从数十、数百个墓葬的统计总表中慢慢去挑选计算。而可乐报告在 分类介绍遗物时，不光举例介绍一件标本，还交待了该类别的所有件数及编号，这使查找时无需再到 总表费力地去逐件寻找。而且报告除了对遗物的综合性分析介绍外，还另外列举出每一个墓葬单位的 ?9?9 ２１５?9?9 万方数据 ２００８年第５期 ２００８年１０月版 全部信息和图样。这可以做到对任何一件遗物都能清楚查到相关的具体信息。此外，在墓葬登记总表 之后，报告还专门公布了所有出土器物的分类统计。这是一般考古报告所缺乏的内容，但却是让读者 从横向和纵向路径都可以方便去查到有关遗物资料十分有用的一种组成。可以看出，编撰者在构筑资 料查核系统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做了深入思考。 贵州夜郎历史研究在各学科的共同努力下，已经取得很大进展。随着社会经济快速进步以及各级 领导的重视，日益形成一个众所关注的热门课题。在这样形势下，急于求成的浮躁学风难免会侵淫其 中，这对学术研究十分不利，还会造成对社会公众的误导。
评分南华真经副墨后序
评分杂篇庚桑楚第二十三
评分重刊南华真经副墨序（萧天石）
评分书很好，品相不错，快递服务也很优秀，这是一本好书，谢谢京东了
评分杂篇渔父第三十一
评分楼上是我的卧房，还有爸爸的书房，它也被称为“吸烟室”，总是弥漫着烟草和肉桂的气味。在阿里的服侍下用完晚膳之后，爸爸跟他的朋友躺在书房的黑色皮椅上。他们填满烟管爸爸总说是“喂饱烟管”，高谈阔论，总不离三个话题：政治，生意，足球。有时我会求爸爸让我坐在他们身边，但爸爸会堵在门口。“走开，现在就走开，”他会说，“这是大人的时间。你为什么不回去看你自己的书本呢？”他会关上门，留下我独自纳闷：何以他总是只有大人的时间？我坐在门口，膝盖抵着胸膛。我坐上一个钟头，有时两个钟头，听着他们的笑声，他们的谈话声。
评分南长沙人。字益吾，因宅名葵园，学人称为葵园先生。是著名的湘绅领袖、学界泰斗。曾任国子监祭酒、江苏学政，湖南岳麓、城南书院院长。曾校刻《皇清经解续编》，并编有《十朝东华录》、《荀子集解》、《庄子集解》、《诗三家义集疏》、《续古文辞类纂》、《后汉书集解》、《汉书补注》等。所著有《虚受堂文集》。 《汉书》，众所周知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书，在二十四史中也是典范之作，它开创了断代史写作的体例，成为后世撰史的楷模。但是，《汉书》“义蕴宏深，通贯匪易”，自汉代诞生时起就被视为难读，而初唐王勃以九岁能读《汉书》即被视为神童。因此，东汉以来为《汉书》注解、音释和校订者，代不乏人，且硕果累累。自汉至南北朝数百年间，已有服虔、应劭、晋灼、臣瓒、蔡谟等二十余位学者，或为注解，或为音释，各成一家。唐代颜师古出，乃博采各家注释，发明驳正，而集大成。中华书局点校本《汉书》即采用”颜注本“。此后，《汉书》的注疏一直笼罩在颜师古的余荫之下。两宋降至有明，虽有宋祁、三刘（刘敞、刘攽、刘奉世）等辈对《汉书》勘误的纠正，但其学术贡献显然远不逮前朝。真正在《汉书》的研究上重新掀起高潮的，是在清代乾嘉考据学兴起之后。在注重实证的考据方法的指导下，一大批治《汉书》的史学和考证大家，如钱大昭、陈景云、沈钦韩、王鸣盛、王念孙、钱大昕、周寿昌、梁玉绳、徐松等人，“研穷班义，考证注文”，在校订和释义方面，取得了超迈前人的成绩，也涌现了一批专门著述。从以上的回顾中，我们不难发现，不仅《汉书》本身即成为考释的对象，对《汉书》的研究整理也自成专门之学，非专研的功夫不能尽悉。这种情况到晚清尤其突出，很多清代学者的精深见解，散见诸书，连学者亦罕能通习。这在客观上产生了对《汉书》的注释作一次全面梳理和考订的需要。于是王先谦应运而生。 王先谦“自通籍以来，即究心班书，博求其义”，积三十余年精深功力，在颜注的基础上，广征博引，再次全面总结了历来尤其是清代学者对《汉书》的研究成果，直接引据的宋、清学者达67位，基本囊括了颜注之后学者的研究。虽继承了颜注，但不盲从，对颜注的失当多有驳正。对引据的宋、清学者的论点，也常有考辨，并非单纯的罗列与堆砌。学界评说《汉书补注》是迄今《汉书》注释最为完备的本子，堪称允当。李家骥先生甚至认为，“总的说来，《汉书补注》已基本结束了《汉书》的注疏”。 主要版本： 1、中华书局两册精装影印本 2、江苏古籍出版社两册精装影印本 3、上海古籍出版社三册精装影印本 4、上海古籍出版社十二册平装点校本，以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王氏虚受堂刻本为底本，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历时20余年精加校勘、细加标点，是为目前惟一标点版本。 王先谦（1842-1917），清末学者。湖南长沙人。字益吾，因宅名葵园，学人称为葵园先生。是著名的湘绅领袖、学界泰斗。曾任国子监祭酒、江苏学政，湖南岳麓、城南书院院长。曾校刻《皇清经解续编》，并编有《十朝东华录》、《荀子集解》、《庄子集解》、《诗三家义集疏》、《续古文辞类纂》、《后汉书集解》、《汉书补注》等。所著有《虚受堂文集》。 王先谦（1842-1917），清末学者。湖南长沙人。字益吾，因宅名葵园，学人称为葵园先生。是著名的湘绅领袖、学界泰斗。曾任国子监祭酒、江苏学政，湖南岳麓、城南书院院长。曾校刻《皇清经解续编》，并编有《十朝东华录》、《荀子集解》、《庄子集解》、《诗三家义集疏》、《续古文辞类纂》、《后汉书集解》、《汉书补注》等。所著有《虚受堂文集》。王先谦（1842-1917），清末学者。湖南长沙人。字益吾，因宅名葵园，学人称为葵园先生。是著名的湘绅领袖、学界泰斗。曾任国子监祭酒、江苏学政，湖南岳麓、城南书院院长。曾校刻《皇清经解续编》，并编有《十朝东华录》、《荀子集解》、《庄子集解》、《诗三家义集疏》、《续古文辞类纂》、《后汉书集解》、《汉书补注》等。所著有《虚受堂文集》。王先谦（1842-1917），清末学者。湖南长沙人。字益吾，因宅名葵园，学人称为葵园先生。是著名的湘绅领袖、学界泰斗。曾任国子监祭酒、江苏学政，湖南岳麓、城南书院院长。曾校刻《皇清经解续编》，并编有《十朝东华录》、《荀子集解》、《庄子集解》、《诗三家义集疏》、《续古文辞类纂》、《后汉书集解》、《汉书补注》等。所著有《虚受堂文集》。王先谦（1842-1917），清末学者。湖南长沙人。字益吾，因宅名葵园，学人称为葵园先生。是著名的湘绅领袖、学界泰斗。曾任国子监祭酒、江苏学政，湖南岳麓、城南书院院长。曾校刻《皇清经解续编》，并编有《十朝东华录》、《荀子集解》、《庄子集解》、《诗三家义集疏》、《续古文辞类纂》、《后汉书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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