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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改革的成敗，不止取決於改革的決心，更在於改革如何跨越障礙，如何落實具體決議和措施，將改革的熱點變成中國躍升的拐點。
在《不確定的未來：如何將改革進行下去》中，作者探討瞭諸多改革麵臨的關鍵問題：既得利益群體對新一輪改革的阻礙如何剋服，什麼樣的利益邏輯纔會生效？改革的新一輪動力應從何處尋找？製度創新能夠帶來什麼樣的紅利，為什麼又睏難重重？麵對美國和亞洲其他國傢的威脅，中國在政治、經濟和外交上，又該如何決策？……
著名中國問題專傢鄭永年教授，在新作《不確定的未來：如何將改革進行下去》中，以其一貫客觀立場、犀利觀點、尖銳錶述，針對中國改革中存在的每一個具體問題，給齣瞭細緻詳盡的客觀分析和各種可行的解決之道。
目前中國最大的風險不是來自改革，而是不改革。由改革所産生的風險，是可以理性地加以控製和解決，而對於不改革所産生的風險，任何人也控製不瞭。“不改革，就被改革。”
很顯然，隻要各級官員還是每天把GDP掛在嘴上，而不是踏踏實實地去做體製改革，通過改革去追求發展，中國社會必然繼續遭到破壞。
社會改革也是下一波經濟增長的最主要來源。如果沒有社會改革，中國很難建立起一個有效的消費社會，內部需求的動力就會不足。
很多討論過分強調通過二次分配來實現社會公平。二次分配當然很重要。但必須意識到，在實現基本社會公平方麵，二次分配隻是一個補充，而一次分配是結構性的，更為重要。
當中國自身還沒有確立一種非常吸引人的核心價值體係與一種能和其他國傢共享的價值體係的文化，營銷再怎樣努力，都是不給力的。
作者簡介
鄭永年，中國問題專傢，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博士，曾執教北大，現任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中國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席，《國際中國研究雜誌》（國際社會科學核心期刊）和《東亞政策》主編，羅特裏奇齣版社《中國政策叢書》主編和世界科技書局《當代中國研究叢書》共同主編。曆任北京大學政治與行政管理係助教、講師，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研究員、資深研究員，英國諾丁漢大學中國政策研究所教授和研究主任。先後獲得美國社會科學研究會/麥剋阿瑟基金會（1995~1997）和美國麥剋阿瑟基金會（2003~2005）研究基金的資助。
主要從事中國內部轉型及其外部關係研究。近年來，先後齣版專著20多部。其中，英文著作7部、中文著作22部，包括《技術賦權：中國的互聯網、國傢與社會》《中國的“行為聯邦製”：中央-地方關係的變革與動力》《中國模式》《保衛社會》《通往大國之路》《改革及其敵人》等。先後在國際學術刊物上發錶學術論文數十篇，如在《比較政治研究》《政治科學季刊》《第三世界季刊》等期刊上。
目錄
自序 不改革仍然是中國最大的風險／Ⅶ
第一部分 時論中國
三中全會迴答瞭什麼樣的經濟問題？
中國市場化的經濟改革需要製度突破
三中全會迴答瞭什麼樣的政治問題？
三中全會迴答瞭什麼樣的社會問題？
第二部分 改革動力來自何方
十八大與中國改革道路的選擇
以開放促改革：中國的特區
中國的經濟特區解決瞭什麼問題？
以開放促改革的國際經驗
中國如何贏得新一波開放政策的成功？
為什麼中國的改革動力來自地方？
第三部分 製度創新的紅利
中國體製改革為何睏難？
為何體製創新更具紅利？
中國體製創新經驗的現實啓示
地方政府、企業和中國的製度創新
賦權社會與中國的製度創新
中國金融改革為何必須結構先行
第四部分 逃不開的城市化
全球化與中國的城市化
中國的城市改革和城鄉統籌
中國的城市化和城市治理問題
中國城市化要避免怎樣的陷阱？
城市體製改革是中國城市化的製度前提
第五部分 如何推進經濟進一步增長
資本主義危機還是國傢權力危機？
十八大之後中國經濟怎麼辦？
中國的高經濟增長階段已經過去？
經濟體製改革與中國的中等經濟增長
全麵小康就是中産社會
第六部分 走齣改革睏局
GDP主義是“中國夢”的最大敵人
如何改善中國的法治與人權
中國崛起進程中最艱難的選擇
“中國夢”需要超越中國意識危機
改革中國的特權製度
利益邏輯與中國改革的睏局
中國的“貴族”現狀及其未來
第七部分 社會改革是為瞭挽救經濟
中國社會管理的未來
中國“保護社會”就是為瞭挽救市場經濟
中國如何建設一種安靜文化？
中國政治的頂頂層設計問題
中國社會如何纔能變得更加公平一些？
中國何以可改革成為一個清廉的國傢？
中國怎樣反腐敗纔會有效？
網絡時代的中國政治變革
中國如何纔能真正縮減政府規模？
中國機構改革為什麼要嚮社會分權？
第八部分 中國與世界
中國如何定位與世界秩序的關係？
中美關係和世界秩序
中國需要追求聯盟政策嗎？
中國與東北亞的未來
當代中國外交的文化地緣環境
地緣政治大轉移和中國外交
美國“重返亞洲”與亞洲秩序的巨變
中國需要對中美關係做哲學思考
中國外交的外部戰略選擇
附錄
新加坡模式的經驗及啓示
社會改革比政治改革更重要
社會改革是下一階段改革的重點
新政府需要找到改革突破口
中國轉型社會立法要先行
精彩書摘
三中全會迴答瞭什麼樣的經濟問題？中共曆次的三中全會都是要鑒彆中國社會所麵臨的主要問題，並在迴答這些問題、尋求解決這些問題的過程中，把改革往前推進。曆次三中全會要迴答什麼樣的問題？簡單地說，問題有兩類，一類是目前或者今後一段時間裏必須加以麵對和解決的，一類是中長期往哪個方嚮發展的問題。同樣，答案也是兩類，一類是麵對和解決目前問題的行動綱領，一類是如何實現既定中長期目標的路徑。麵對一個特定的問題，人們可以找到不同的解決方法，但使用不同的解決方法，就決定瞭未來發展的方嚮。從這個意義上說，三中全會不僅要辨彆和鑒定所要解決的主要問題，也要決定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法。隻有把問題和解決問題的方法結閤起來考量，纔能實現改革和發展的有序穩定。不顧方嚮，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反而經常會惡化問題，最後造成巨大的危機。改革是要解決現實問題，避免現實問題繼續惡化而演變成危機，但改革者同時也必須避免因為不當的改革而造成新的危機。這次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麵深化改革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類似於1978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和1993年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需要解決的是兩個問題，即改革的方嚮問題和改革的行動綱領問題。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執政黨結束“階級鬥爭”，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十四屆三中全會則是實施十四大提齣的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行動綱領。這次三中全會除瞭繼續強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個大方嚮之外，更多的是在這個方嚮的構架內追求深化改革的行動綱領。
無論是堅持既定的方嚮，還是追求實現目標的行動綱領，都不能隻停留在話語層麵，最終必須體現在製度層麵。這次三中全會內容涉及兩個大的方麵。一個是現存體製的改善和改進問題，包括經濟方麵的基本經濟體製、稅收財政、金融、土地製度、城鄉統籌等；政治方麵的基本政治體製、法製、行政體製等；社會方麵的基本社會製度、社會保障、教育、社會治理等。另一個大方麵是體製創新問題，最顯著的就是決定設置兩個新的機構，即國傢安全委員會和全麵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其中，體製的改善和改進是為瞭打造升級版的體製，而體製的創新則是為瞭應對新的挑戰和解決新的問題。再者，無論是體製改進還是體製創新，都是要解決好中國所麵臨的一些重大關係問題。
誠然，在強調體製改革和體製創新的同時，也不能忽視體製的廢除。在一定的時候，體製的廢除甚至遠比改革和創新來得重要。任何體製都是時代的産物，時代變化瞭，體製必須發生變化，這就是改革和改善。不過，也有很多體製完全不適應時代的變化，就要即刻廢除。如果不廢除，就會變成“負體製”，就是該體製不是幫助解決問題，而是製造問題。這次全會決定廢除的長達半個世紀的“勞動教養製度”就是典型。實際上，清理舊體製，廢除那些已經阻礙社會進步的體製，也應當成為中國下一步改革和創新的要務。
盡管《決定》涵蓋瞭很多方麵，但重點還是經濟、政治和社會三個方麵，或者說其他的方方麵麵都可以歸入這三大方麵。三大方麵被給予的重視是不一樣的，經濟方麵可以說是三中全會的重中之重，占瞭分論中14條的6條，而政治方麵占3條，社會方麵占2條。（其他，文化方麵占1條，生態方麵占1條，國防和軍隊方麵占1條。）這種分布很明顯錶明瞭中共下一階段的工作重點。同時，這種安排也反映瞭執政黨的思維方式，即經濟是基礎，政治是上層建築。在所有的改革中，經濟改革要先行；在體製改善和提升方麵，經濟體製也要先行。
中國特色的基本經濟製度
這次三中全會要迴答哪些經濟領域的問題呢？在經濟領域，中國麵臨的首要任務是如何實現可持續的經濟發展。中國已經進入中等收入社會，即人均國內生産總值6000美元的水平。現在麵臨的任務就是要打造升級版的經濟體，把自己從中等收入社會提升為高收入社會，但升級版的經濟體需要升級版的經濟體製來支持。如何打造升級版的經濟體和升級版的經濟體製？市場經濟為導嚮的改革是唯一的選擇。
這裏涉及一個更為重要的問題：中國需要確立什麼樣的基本經濟製度？在計劃經濟之後，中國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作為基本經濟製度。“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個概念的提齣，錶明中國的基本經濟製度既不同於傳統計劃經濟，也不同於西方傳統意義上的自由市場經濟製度。很顯然，這一基本經濟製度的核心，就是處理好政府與市場之間的關係。
實際上，政府和市場之間的關係是所有經濟製度的核心問題。西方也麵臨這個問題。盡管西方各國也有不同的經濟製度，但總體上說，西方經濟製度的核心是市場，市場的範疇大於政府的範疇。雖然政府也要監管市場，但政府本身也必須符閤市場原則。我們可以把此稱之為“（市）場內政府”，即政府被市場所包含。在“場內政府”的情況下，如果市場占據完全的主導地位，而政府沒有能力規製和監管市場時，西方經濟製度的運作就會齣現問題，甚至齣現經濟危機。中國的情況剛好相反。中國經濟製度的核心往往是政府，政府的範疇大於市場的範疇。盡管市場也存在著，並且起著越來越大的作用，但是市場很難掙脫政府給予的空間。我們可以把此稱之為“（政）府內市場”，即市場被政府所包含。在“府內市場”的情況下，如果政府占據完全的主導地位，而市場沒有足夠的空間來發揮自己的功能時，經濟體製的運作就會齣現問題，甚至齣現經濟危機。
“場內政府”和“府內市場”這兩種體製都是曆史的産物，並不是單純的人為選擇。“場內政府”體製可以把市場體製的優勢發揮到極緻，從而最大程度上創造財富，但在這一體製下，市場經濟掙脫政府的製約而導緻經濟危機，導緻財富的巨大損失。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西方各國所麵臨的一個挑戰，就是政府如何建設有效的市場監管機製。在調節經濟方麵，西方政府現在所能用的就是貨幣金融和財政體製。不過，各種因素例如利率趨於零和政府債務過大等，也經常會使得這些手段無效化。
“府內市場”體製可以把政府的優勢發揮到極緻，政府可以動用包括市場和行政力量在內的因素來追求財富，但在這一體製下，政府往往對市場構成過多的有效製約，甚至扼殺市場，從而導緻經濟危機，導緻財富的浪費。較之“場內政府”，“府內市場”體製具有更多的經濟手段來乾預市場。例如，除瞭貨幣金融和財政體製，中國還具有一個龐大的國有企業部門。這個部門往往被政府用來調節經濟的有效工具。
正如《決定》所強調的，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一種錶現為“公有製為主體，多種所有製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製度”。這一製度推動不同産權的企業發展，並且“公有製經濟財産權不可侵犯，非公有製經濟財産權同樣不可侵犯”。不過，就政府和市場的關係來說，“府內市場”體製仍然麵臨巨大的挑戰。政府和市場之間的邊界不清，並且政府可以隨意取代市場。這在過去的20多年裏，錶現得非常充分。
市場經濟作為中國經濟改革的目標，在1992年的中共十四大已經確立。在20世紀80年代，市場經濟這一概念還是中國社會的“禁區”，當時人們使用的是傳統馬剋思的概念，即“商品經濟”。十四大提齣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新概念，並把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確立為執政黨的基本路綫。中國的經濟體製改革由此找到瞭突破口，也引齣瞭此後20多年的高速經濟發展。人們今天所看到的中國經濟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的産物。十四大之後，中國開始瞭大規模的國有企業改革。改革之後，到90年代後期，基本上實現瞭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之間的平衡，大型企業和中小型企業的平衡，同時微型企業大量湧現。這種平衡，加上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為經濟發展帶來瞭巨大的動力，也産生瞭巨大的改革紅利。
但是自從2008年全球經濟危機發生以來，中國的經濟結構不斷惡化。盡管當時中國本身並沒有經濟危機，但為瞭防止經濟危機衝擊中國經濟，政府果斷推齣瞭一個4萬億元的拯救方案。這個方案本身並沒有錯，但方案的實施齣現瞭巨大的差錯。4萬億元全部進入國有企業，導緻瞭國企的大擴張，迅速進入瞭原來屬於民營企業的空間。根據20世紀90年代的“抓大”戰略的設計，除瞭自然壟斷領域，國傢要在具有戰略意義的領域發展國企，以增加企業的國際競爭力。但2008年之後，國企擴展到所有可以盈利的領域，大大擠占瞭民營企業空間。結果，破壞瞭原先相對平衡的經濟結構，即國有部門和非國有部門、大型企業和中小型企業之間的結構平衡。同時，政府在經濟活動中的作用越來越大，而市場的作用則受到巨大的製約，導緻瞭市場和政府作用的失衡。一個客觀的局麵是，中國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個目標越來越遠。
正因為這樣，這些年來，中國社會一直在爭論如何改革國有企業的問題。爭論不可避免，但爭論越來越政治化和意識形態化，無益於國企的改革。自由派大力提倡國企的“私有化”；左派則相反，把國有企業和中國的社會主義製度掛鈎，相信國有企業是社會主義製度的核心。不過，在爭論的背後是不同的利益之分。從長遠看，很難迴避國有企業的改革。曆史上看，在中國的經濟模式中，一旦國有部門占據絕對的主導地位，導緻市場失效，經濟危機必然發生。
這次三中全會重新強調市場的主導地位，強調十四大以來市場化導嚮的改革。《決定》強調，經濟體製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之間的關係，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之前，執政黨及其政府對市場的定位，就是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這次使用“決定性”作用，就是要避免齣現政府隨意進入市場領域，取代市場。
同時，這一錶述也明確瞭經濟改革的方嚮是市場化，而非私有化。這裏，既要超越傳統左派以“國有化”為核心的經濟思維，也要超越西方新自由主義以“私有化”為核心的經濟思維。用市場化改革來解決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之間的關係，無論是哪一類型的企業，都需要引入市場機製，都必須通過競爭來獲得生存和發展。從很多國傢的經驗來看，就企業來說，所有權並不是根本，競爭更為重要。
但鑒於政府有天然的傾嚮支持國有企業，除瞭市場化，還必須用法律的形式規定國有企業的空間範疇，要對國有企業做齣科學的分類。一些領域例如自然壟斷領域、公共服務領域、社會性很強的領域及其對國傢具有重大戰略的領域，可以由國有企業來主導。不過，國企主導並不意味著政府主導，主導國企運作的仍然必須是市場；國企主導也不是排除民營企業積極參與到這些領域來。除瞭這些領域，其他領域都要開放給民營企業。要用法律的形式把國有企業關在“籠子”裏麵。國有企業邊界的法製化可以避免再次齣現類似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國企到處擴張，從而破壞國企與民企之間結構失衡的情況，有利於國民經濟的平穩可持續發展。三中全會迴答瞭什麼樣的政治問題？政治領域並非是三中全會的重點，但這次全會也迴答瞭一些重大的政治和政治改革問題。首先是在基本政治製度方麵，《決定》重申瞭傳統的觀點，即從人大代錶製度、政治協商和基層民主等層麵來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重點是在政治體製改革的方嚮上，解決瞭前段時間中國社會的“憲政之爭”，間接錶示瞭中國既不走左派“不搞憲政”的道路，也不走右派的“西方憲政”道路，而是堅持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傢”，走依法治國的道路。
其實，以往的公報中往往都是提“社會主義法製國傢”，盡管法治、法製一字之差，也體現齣執政者理念的不同。“法治”的概念實際上在中共十五大的時候已經提齣來，並以此作為國傢政治發展的目標。但此後，對法治一直強調得不夠。這些年來，建設法治國傢的目標變得模糊起來。2013年年初以來，更是齣現瞭左右派之間的激烈爭論，左派簡單地把“憲政”和西方政治製度等同起來，反對“憲政”，認為中國不能搞憲政；右派則認為中國應當搞西方式憲政。這次三中全會給齣瞭答案，既否定瞭左派，也否定瞭右派，中國要搞中國式憲政，就是法製與法治。《決定》使用瞭一連串“法治”，即“法治國傢”、“法治政府”和“法治社會”，並強調要“維護憲法和法律的權威，深化行政執法體製改革，確保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檢察權，健全司法權力運行機製，完善人權司法保障製度”。
中國的憲政到底是怎樣的？這的確需要人們花大力氣去探索。在神權和王權時代終結之後，憲政已經成為唯一的選擇。除瞭少數幾個國傢，大多數國傢，不管其製度形式如何，都會強調憲政建設。中國近代以來的政治精英，從孫中山、蔣介石、毛澤東和鄧小平都是要搞憲政的，有沒有實現這個目標則另當彆論。毛澤東主導下的1954年憲法，和鄧小平主導下的1982年憲法，都是執政黨憲政道路的探索。不過，應當意識到，西方式憲政並不是唯一的憲政形式。除瞭西方世界，西方式憲政在其他地區包括非洲、亞洲和拉丁美洲並沒有非常成功的例子。在這些地區，盡管有瞭西方憲政形式，包括憲法、三權分立、多黨製等等，但大都是失敗的案例。這說明瞭，各國要根據自己的文化傳統和政治現實，來設計自己特色的憲政。從理論上說，憲政的本質就是法治，就是依法治國，就是“把權力關在籠子裏”。三中全會對憲法和法律的強調，可以為前段時間的爭論理清一些重大問題，並且開始中國式憲政的探索，強調司法程序的獨立性，不失為一個有效的起點。
對“社會”主體強調不夠
在政治領域，第二個重大問題是國傢與社會的關係問題，及一個與之相關的問題，即執政黨主導改革與社會參與改革的關係問題。三中全會強調“國傢治理體係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強調“社會治理”。對“治理”概念的強調是有原因的。“社會治理”概念的提法，顯示齣執政黨更重視處理國傢與社會、政府與人民之間的關係，而非簡單地以國傢為主體的管理思維方式。從前，無論是“維穩”還是“社會管理”，主體都是政府，都往往被理解成為國傢對社會的管理，官員對人民的管理。這種話語的變化也是一個進步的錶現，因為在“治理”的話語裏，無論是“國傢治理”還是“社會治理”，都會涉及國傢和社會之間的關係問題，主體不僅僅是政府，而且也是社會。如何在製度層麵實現“社會的參與”？這次全會強調的是“要推動人民代錶大會製度與時俱進，推進協商民主廣泛多層製度化發展，發展基層民主”。
這些錶述和“治理”體製的建設還有很大的距離，主要是對“社會”這一主體強調得不夠。全會沒有強調社會組織的作用，社會組織的扶植和培養。因為經濟發展不平衡，中國的社會力量在各地的發展也不平衡。這些年來，在沿海經濟發達的地區，社會力量也獲得瞭很快的發展。如何建設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社會體製，已經被提到一些地方政府的議事日程，並且在實踐層麵取得瞭很多有益的經驗。地方政府在培養和扶持社會力量的同時，建設社會監管機製，把社會力量視為自己的夥伴，在政府和社會之間形成互相支持的良性互動。
全會如果把這部分地方社會製度創新，也納入全國性製度體係，對國傢的治理製度建設必然會産生巨大而積極的影響。很可惜的是，一些官員仍然把社會視為政府的對立麵，甚至荒唐地把“公民社會”看成是政府的敵人。這種意識形態上的認知，使得這些官員把自己和社會隔離開來，形成瞭政府和人民之間的“城堡政治”，即政府把自己關在城堡之內，把人民排除在城堡之外。這種局麵不改變，政府最終必然會成為社會的對立麵。
政治領域的另外一個重要問題是內外關係的協調。中國可持續的經濟發展和現代化，仍然取決於內部的社會穩定及外部和平的國際環境。這方麵，三中全會決定成立一個新的機構，即國傢安全委員會。很多年來，中國的內外環境都齣現很多新問題和新挑戰。
在內部，社會不穩定因素在增加，無論是群體性事件還是個體化的暴力事件，都在上升。同時，因為各種復雜因素，新疆等地區的恐怖主義活動也頻發。恐怖主義盡管發生在本土，但和國外有著韆絲萬縷的聯係。中東變局使得一些國傢處於演變成“失敗國傢”的邊緣，成為恐怖主義的溫床。
外部事務方麵，尤其是周邊國傢，中國也麵臨不穩定的局麵。無論是對內穩定還是對外安全，中國有太多的部門在處理，往往是高度的內部分權，缺少協調，不同的官僚機構各自追求自身的利益，忽視瞭它們所要承擔的真正責任。怎麼辦？這是這個新設立的國傢安全委員會的責任。權力的集中和協調可以使得製度運作更具效率，內部穩定和外部安全具有製度的基礎。
不過，另一方麵，人們也提齣瞭一個極其重要的問題，即如何防止權力被濫用？這需要法律對這個機構規定其所享有的權力及其邊界。至少有兩個層麵的關係需要處理好。首先是內部的穩定和外部國傢安全既要協調，但也需要分工。如果用處理外部國傢安全的方式來處理內部的穩定，會造成很多政治社會惡果。其次，更需要注意的是，不應當把一般意義上的社會穩定和恐怖主義聯係在一起。如果由同一個機構來處理，也會産生很多政治社會惡果。這方麵，前些年的“維穩機製”所導緻的後果，已經提供瞭足夠的教訓。對一般社會穩定問題，還是必須通過社會建設來處理。
除瞭經濟和政治領域的這些關係外，這次全會在改革的方法和方式方麵也有瞭製度創新，即成立全麵深化改革領導小組。不管形式和層級如何不同，這會類似於20世紀80年代體製改革委員會。盡管人們把中國的改革形容為“摸著石頭過河”，但實際上是有頂層設計的。80年代的體改委（體改辦）就扮演這個角色。對熟悉體改委（體改辦）的人，不難理解這個機構在從80年代到90年代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過程中的巨大作用。
中國的改革非常復雜，需要專門的機構來做研究和頂層設計。21世紀以來，改革停滯不前甚至倒退，和沒有這樣一個機構來輔助領導層有關。在很多年裏，也有不少改革齣颱，但大多數改革方案都是既得利益者所為。既得利益者需要追求自己的利益瞭，往往設計好改革方案，讓高層認可一下。這種改革追求的是部門利益，而非整體社會利益。結果是，越改革，越糟糕。現在，這個領導小組的成立有望逆轉這個被動局麵。不過，這仍然決定於這個領導小組的機製設置和人員的錄用。
機製的設置很重要，必須把政策研究、決策和執行分開來。在政策研究領域必須盡最大的努力開放，吸納各方麵的意見。如果參與者都是既得利益和利益相關者，所設計的政策不僅解決不瞭問題，反而會製造更多的問題。80年代的體改委（體改辦）基本上是“務虛”的，大多不是利益相關者，這樣纔能超越具體的利益，從整體利益齣發。這一點是這個領導小組可以藉鑒的。
中國怎樣反腐敗纔會有效？中共十八大把反腐敗提高到一個新的高度，新領導層一上任也即刻把反腐敗提高到其最高的議事日程上來。反腐敗方麵的新發展對中國政治意味深遠，具有多方麵的含義。首先，把反腐敗提高到執政黨那麼高的議事日程，從一個側麵說明瞭中國的腐敗本身也已經發展到一個新的高度。實際上，剛剛過去的一年，中國政治充滿瞭腐敗的醜聞，從基層一直延伸到頂層。十八大結束沒有幾天，就有多名高官被暴露齣腐敗案件。改革開放以來，這種情況很少見。其次，腐敗的深度和廣度，已經深刻影響瞭執政黨的形象和閤法性。很多年來，高層一直在警告全黨，腐敗會“亡黨亡國”。現在，各方麵都已經感覺到瞭，如果腐敗不能得到整治，那麼“亡黨亡國”越來越具有現實性。其三，新領導層展示瞭反腐敗的巨大政治決心，在最低程度上減少腐敗對執政黨所能産生的緻命影響，在最大程度上提高和鞏固執政黨的閤法性。很簡單，如果執政黨繼續腐敗下去，哪有能力來實現民族復興的使命？
不過，人們所麵臨的核心問題在於：如何反腐敗纔有效？反腐敗早已經不是新鮮事。改革開放以來，每一屆新領導層和新政府都是反復強調反腐敗的，反腐敗運動也從來就沒有間斷過。同時，中國也一直在嚮世界上所有清廉的國傢和社會學習，學習它們如何有效反腐敗。到今天，能學的，已經學瞭；能做的，也已經做瞭。但為什麼腐敗還是繼續變本加厲呢？這纔是需要人們深刻思考的。
一句話，中國並沒有根據中國體製本身的特點，來設計反腐敗體製或者機製。那麼中國體製最主要的特點是什麼呢？如果說多黨製國傢的主要特徵是外部多元主義，中國製度的最大特點就是內部多元主義。我曾經多次強調，中國內部多元主義所麵臨的挑戰，就是內部多元主義過度。這種內部多元主義如何錶現在反腐敗方麵的製度特徵上呢？又如何對反腐敗産生著負麵的影響呢？
概括地說，錶現在反腐敗方麵，內部多元主義主要錶現為反腐敗機構過多，內部權力過於分散，不夠集中。不僅黨、政、人大、政協等等都設立瞭反腐敗機構，主要組織和機構都有自己的反腐敗機構。較之其他所有國傢，中國的反腐敗機構是最多的。
太多反腐敗機構相互掣肘
內部多元主義産生瞭諸多弊端。首先，內部反腐敗機構過多的邏輯結果，就是反腐敗責任極其不明確。這就導緻瞭中國傳統中典型的“和尚與水”的關係，即“一個和尚挑水喝，兩個和尚抬水喝，三個和尚沒水喝”。機構眾多，又不互相協調或者協調得不好，導緻瞭太多的權力內耗，各個機構之間矛盾重重。這種現象並不難理解，不同機構具有不同的利益。盡管各個機構名義上都是為瞭反腐敗的，但實際運作的結果就是權力的爭鬥，反腐敗反而演變成每一機構的“副業”。這是所有官僚機構運作的邏輯。因此，隻有把眾多的機構整閤起來之後，它們的利益纔能一緻起來。
其次，機構眾多會給腐敗提供很多機會。為什麼？有兩個方麵的原因。其一是，機構眾多，反腐敗不力；第二是，反腐敗責任不明確，使得腐敗有機可乘。其三，反腐敗機構眾多也導緻瞭這些機構本身的腐敗。因為所有這些反腐敗的機構從屬於不同的上級機構，因此，其他的機構有多腐敗，反腐敗的機構也必然有多腐敗，甚至更腐敗。反腐敗機構往往掌握著有關腐敗的信息，這些部門的領導人更有技術和手段不僅來進行腐敗，而且能夠逃避反腐敗。這也就是為什麼中國的公檢法係統，是最腐敗的一個係統的主要原因。
過去很多年裏，中國各個反腐敗機構派大量的乾部官員到中國香港和新加坡去考察，學習這兩個政府的反腐敗經驗。也應當說他們學到瞭不少經驗，但一旦放到中國的製度環境裏，這些在新加坡和香港非常有效的舉措便不再有效。所有到這兩個社會考察的官員都忽視瞭最重要的一點：香港的廉政公署和新加坡的反貪局都很小。一個小小的反腐敗機構就造就瞭一個清廉的政府。在這兩個社會，除瞭人們一般所說的高薪養廉、政府透明等因素外，就反腐敗製度本身來說，最重要的就是權力高度集中，責任高度明確。反腐敗機構又直屬最高領導層。一旦發現腐敗，應當承擔責任者就非常明確。也因為責任明確，反腐敗機構在預防腐敗方麵更是盡職。當然，另一個特點是，無論在新加坡還是香港，社會力量參與反腐敗也非常得力。
很顯然，當內部多元主義導緻著諸多負麵效應的同時，外部多元主義缺失更進一步使得腐敗不可收拾。外部多元主義並不是說，中國要像其他國傢那樣，設立反對力量或者反對黨。反對黨並非反腐敗的有效機製。很多人相信，隻有多黨製纔能反腐敗。但從經驗看，這種觀點顯然過於簡單。世界上那些實現多黨製的社會，也同樣非常腐敗，甚至更為腐敗。從外部製約來看，社會的參與要比反對黨的參與更為有效。反對黨的參與就是要奪取政權，奪取政權之後也往往同樣腐敗。而社會的參與較少政治性，更多的是為瞭一個清廉政府，因此更能有效地反腐敗。不過，在中國，社會並沒有有效參與反腐敗的管道。一些製度例如舉報製度一直存在著，但往往是名不符實，在很多方麵也會産生很多負麵效果。應當指齣的是，在互聯網産生之後，這種情況正在發生很快的變化。不過，社會對反腐敗的參與總體上看，仍然是需要通過非正式的管道。
那麼，通過怎樣的製度改革纔能實現有效的反腐敗呢？
一句話，要大力減少內部多元主義，強化反腐敗機構的權力。這方麵，可以參照近年來大部製建設的經驗，設立一個反腐敗大部製，整閤目前各個反腐敗機構。當然，在這個機構內部可以設立不同的反腐敗部門。同時，這個結構應當直屬最高領導機構。
麵對大麵積的腐敗，如何入手？在反腐敗的手段和政策層麵，人們需要一些新思維。除非發動毛澤東時代那樣的大麵積的群眾運動，全麵反腐敗不僅不可能，也很難有成效，更有可能産生巨大的反彈。毛澤東時代已經過去，那個時代所特有的群眾運動也過去瞭。麵對新時代，人們應當換一種思維。首先，反腐敗要依靠已經開始齣現的“競爭性政治”。近代意義上的政治已經在中國開始，那就是乾部官員之間的“競爭”。目前的這種競爭，因為明文規則的缺失，仍然很不規範，但最終逐漸會規範起來。各國政治經驗錶明，政治競爭本身就會通過各種方式暴露官員的腐敗。實際上，今天中國很多腐敗案件的發生（包括那些在互聯網上曝光的案件）與其說是反腐敗的結果，倒不如說是“政治競爭”的結果。對執政黨領導層來說，所需要的是要利用“政治競爭”這個大趨勢，而不是阻止這個大趨勢。
要給清廉一個機會
其次，更為重要的是要給清廉一個機會。中國的腐敗已經發展到這種程度，以至於清廉者沒有生存的空間。很多腐敗官員並不是一開始就腐敗的，而是“屁股指揮腦袋”，到瞭一個腐敗的環境，就不得不腐敗。在黨內，也並不是每一個官員都想腐敗，也有一些官員不想腐敗，但在全麵腐敗的環境裏，“清廉”就成為一個人的巨大負資産。因此，應當考量的是如何給清廉一個機會？這是有可能的。例如可以通過人事錄用機製，在任命官員的時候，可以問其是否願意公開財産。如果不願意者，那麼不被任用。這至少可以避免“帶病上崗”的局麵，就是那些已經腐敗的官員不再被繼續任用。這部分人肯定很大量，不可能人人都被查。但即使不去查他（她），至少可以中斷其生涯。而那些願意公開財産的官員，則可以被繼續任用。
從具體的製度設計來看，也有很大的空間來改進反腐敗的製度能力。首先，反腐敗機構內部可以設立一個道德委員會。腐敗既可以是狹義上的經濟腐敗，也可以是其他方方麵麵的，例如性賄賂、包二奶等等。這方麵可以經過道德委員會來處理。世界上很多國傢都設立有針對官員操守的道德委員會。在中國，道德委員會可以強化黨政官員的職業倫理。中國曆來被視為是一個道德國度，對官員的道德壓力不僅必要，而且也可以對官員産生巨大的道德壓力。
其次，反腐敗不能是“左手”反“右手”。在一黨製下，反腐敗不力往往是因為“左手”反“右手”之故。大量的腐敗都發生在“一把手”群體，也就是黨的主要領導和其相關的官員。“黨的領導”原則錶明黨的主要領導的重要性。在這樣的情況下，如何反腐敗？要通過製度設計。反腐敗機構要錯位設置，“下管一級”。和乾部任命製度一樣，對下一級官員的監督和檢查要有上一級反腐敗機構來做。也就是說，反腐敗的權力不能由同一級官員來行使。同時，反腐敗機構的工作人員的收入來源等等，都要和同一級政府割離，保證他們不受同一級政府的影響。
中國的腐敗已經高度社會化，侵入社會的各個角落。從各國經驗來看，在如此廣度和深度的腐敗環境中，隻有通過培養清廉官員，從精英開始，然後逐漸擴展到社會的各個領域，最終纔會有建設清廉政府和清廉社會的可能性。
在減少內部多元主義的同時要增加外部多元主義，即引入社會力量參與反腐敗。但外部力量反腐敗也必須體現為製度行為。例如，社會審計製度很重要，很多方麵可以讓專業的審計組織，尤其是那些具有良好聲譽的審計機構來參與反腐敗。這樣可以避免內部審計的弊端。這應當是中國行政體製改革的一項重要內容，即政府嚮社會收購服務。
再如，要有效利用媒體的力量，尤其是新媒體的力量。媒體至少能夠為政治和行政的暗箱操作投入一些陽光。媒體不僅僅可以揭露腐敗，更可以産生強大的社會壓力。腐敗能夠大行其道，能夠招搖過市，主要是因為沒有陽光。如上所說，中國的媒體尤其是新媒體，已經開始在揭露腐敗方麵扮演一個積極的角色。但這方麵需要提高其製度化的水平，而不能一直停留在偶然和自發的水平。如果沒有有效的法製的支撐，社會自發反腐敗所要承擔的高成本和風險，會使得反腐敗不可持續。
總之，反腐敗是一項綜閤政治工程。要找到重大的突破口，製度設計最為重要。如果繼續依賴於傳統運動式的反腐敗運動，繼續依靠超越法治的政治手段，錶麵上轟轟烈烈的反腐敗運動最終會導緻更多的腐敗。要遏製人性的腐敗，一整套可以導緻清廉行為的製度是根本。
……
前言/序言
自序
不改革仍然是中國最大的風險
中國的改革開放從1978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算起，已經進行瞭35個年頭。35年對中國曆史而言隻是一小段時間，但對於中國經濟、社會、政治和文化體製而言，又是前所未有的大轉型時代。這場巨大的轉型絕不僅僅是一場經濟體製從“計劃”到“市場”的變化。從更深一層講，這場轉型意味著中國從一個以農業、農村和農民為主的國傢，過渡到一個以工商業、城市和市民為主的國傢。想象一個幾韆年以來占全人類1/5以上人口的巨型農業社會在30多年內進入現代工業文明和後工業時代，GDP（國內生産總值，以下簡稱GDP）從占世界2%上升到10%以上，中國對於中國自身和世界不僅僅是一個量的變化，更是前所未有的質的變化。這種變化已經産生，也在繼續産生同樣巨大的不確定性。
正如我們習慣用“革命”理解20世紀中國前四分之三個世紀的巨大變革，“改革”是我們理解這場巨大變化的關鍵詞。我們日常所說的改革又有兩層含義：狹義的改革和廣義的改革。狹義的改革，是指對計劃經濟以及一係列管製製度的市場化改革。這種理解已經無法讓我們理解當下改革的真實含義。事實上，在改革開放已經進行瞭30多年之後的今天，許多改革的階段性成果已經成為改革的負擔，而有限的、不徹底的改革有時會通過製造既得利益而成為真正改革的“敵人”。現在我們很多改革其實已經是以後改革體製為目標的新一輪改革。從曆史上看，從來就沒有“畢其功於一役”的改革，改革永遠是一個不中斷的事業，我們現在的改革也是這樣。
正因如此，我們不僅需要繼續堅持改革，還必須提倡一種廣義上的改革，一種通過主動的國傢轉型來應對大轉型帶來的各種問題和挑戰的戰略選擇。為什麼我們要堅持這樣的改革？因為中國目前經曆的曆史性轉型規模之巨大，問題之復雜，影響之深遠，在人類曆史上也許都是空前絕後的。例如我們如何處理經濟增長和結構調整的矛盾，如何促進環境和經濟的和諧發展，如何保證社會穩定地轉型，如何確保國內政治的平穩發展，如何處理好中國與世界的關係。隨著中國和外部環境不斷變化，這些復雜的問題還會不斷湧現齣來，而我們沒有任何曆史上和外國的先例可以模仿。而且所有這些問題都是體係性和綜閤性的，除瞭國傢力量，沒有任何力量可以全麵應對。所以說，隻要中國未來的前途麵臨問題和挑戰，我們就要想方設法、堅定不移地把改革進行下去。
對於學術界而言，中國改革也催生瞭一種可以稱之為“改革學”的東西。“改革學”既是國內社會科學的主流，也是海外當代“中國學”的核心。對於我自己而言，“改革學”始終貫穿瞭我的學術研究和時事關切。我一方麵試圖從曆史、現實和全球化的維度對中國國傢、社會、文化等理論問題展開理論思考；另一方麵，努力從改革麵臨的各種實際問題和挑戰入手，通過一個學者對社會關切的方式闡述我自己對改革的各種認識和想法。這裏收集的評論就是我最新的一些思考。
“改革學”不同於一般的書齋式研究，它的曆史使命是要推動改革進行下去，為中國改革提供知識和智力的支持。所以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在海外，改革的睏難和動力都是“改革學”的研究重點。我的學術和評論也非常重視這一課題。基於對中國改革問題的研究和觀察，我認為目前中國最大的風險不是來自改革，而是因為不改革。改革所産生的風險，是可以理性地加以控製和解決的，而對於不改革所産生的風險，任何人也控製不瞭。我經常說，“不改革，而被改革”，“被改革”就變成革命瞭。
中國目前不改革的癥結在於改革動力不足。在當前形勢下，我覺得至少有三個重要因素影響著人們的改革動力。首先是權力集中和改革之間的矛盾。中國早期改革的特點是分權，把權力分到地方、企業和社會，讓它們去執行改革。但現在的改革不一樣，需要集權。原因很簡單，如果沒有一定的權力集中，很難剋服龐大的既得利益的阻力。同時，改革也需要有人擔當和負責，改革是一種責任製。責任製錶明各級主要領導人要把改革責任擔當起來。根據這兩個需要，在中央層麵成立全麵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省一級政府也成立省級改革領導小組，由省委書記來擔任。但集權又會影響改革的執行。從前的改革是分權式的，大傢已經習慣瞭，現在要進行集權式的改革，就覺得不習慣瞭。很多領導和政府官員因此對改革並不熱心，好像改革不是自己的事情，而是主要領導的事情。一些人的心態是：“反正權力都在你手裏，那麼你去改革吧！”所以，一定程度的集權化和責任製是改革的前提。
第二，今天的改革與反腐敗同行。改革需要反腐敗。腐敗盛行，政府的閤法性就會齣現問題。如果社會不信任政府官員，那麼政府即使推齣最好的改革方案也會無濟於事。不過，客觀地說，反腐敗對改革也有些“負麵”影響。各級乾部官員中，一些人現在心裏不定，擔心自己會齣事情。於是，一些乾部就采取“靜觀其變”的態度。在反腐敗的同時，各級政府也在建立一些預防腐敗的機製，總體上說就是要“把權力關進籠子裏”。因此，一些省份就開始搞權力的“負麵清單”，明確規定乾部官員不能做什麼。但是如果這張“負麵清單”過長，領導人就不知道該做什麼瞭。例如，個彆省規定，省主要領導人不管財政、人事、項目等等大權。改革當然不能和腐敗等同起來，但在改革過程中不可避免會齣現一些常見的腐敗現象。我們對腐敗還沒有科學的界定。如果不對腐敗做科學的規定，那麼要各級領導大刀闊斧地進行改革會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但對腐敗做科學的界定隻是一個開始，我們還需要建立一整套相對獨立的司法和紀律檢查體係，法律纔能發揮作用。所以，改革的另一個前提是反腐和紀律檢查體係進行改善，讓法律發揮更重要的作用。
第三，“不改革”的風險也來自改革的主體沒有明確。改革的頂層設計由中央來做，但在大部分領域，尤其是地方、企業和社會層麵的改革，中央並不是改革的主體。改革的主體是地方、企業和社會。因此，如何發揮地方、企業和社會的積極性是改革實施的關鍵。現在大傢在宣講改革。不過，曆史地看，改革不需要做很多宣講，要做很多宣講的改革就很難做好。20世紀80年代農村土地承包製改革、農村自治製度的建立，90年代的國有企業民營化的改革，都沒有什麼宣講，地方、企業和社會各方麵自己就動起來瞭。90年代的分稅製改革和中央銀行製度改革等都是集權的改革，照理說這很睏難，因為要把財權和金融權從地方集中到中央來。但當時的改革采用有效的策略也成功瞭，而且也沒有做多少宣講。那麼，為什麼現在計劃好的改革和改革的主體都動不起來呢？這是需要我們深入思考的問題。可能有人會說，這是因為從前的這些改革主體現在已經演變成為龐大的既得利益群體瞭。這話說得也對，但既得利益群體的存在並不意味著改革的不可能，八九十年代既得利益群體也是存在的。這是改革的策略問題。所以，現在主要的問題是法律、製度和政策層麵都沒有嚮新利益傾斜。沒有新利益的齣現和成長，改革者的權力再大，也不足以剋服既得利益的阻力。其實，這些新利益已經初見端倪。未來改革的突破口之一就是讓這些新的力量，例如網絡社會、私營企業和新興中産階層，在國傢主導的改革中扮演更為積極活躍的角色。成功的改革需要中央的規劃和引導，也需要社會力量的積極參與和推動。
雖然中國改革的問題錯綜復雜，但對改革者來說，現在最重要的挑戰就是如何盡快把改革運作起來、執行下去，並且能夠使老百姓獲益。從這個角度來說，盡管需要全麵改革，但找到突破口更為重要。如果能夠從十八屆三中全會的“60條”中找到少數幾個突破口，進行攻堅戰，那麼在短時間內中國的改革格局就會發生根本上的轉變。
這裏所收的文章都是我近年對於改革問題的一些新的思考。正如本書主題所示，這些思考涉及中國問題的方方麵麵，特彆是當前改革的睏難和未來的路徑選擇。我的核心觀點是：中國現在正站在一個韆載難逢的曆史機遇麵前，機不可失、失不再來。中國過去的改革都隻是更深層次、更全麵的改革的鋪墊，而我們現在真正進入瞭改革的攻堅期。我不提倡以西方為模式的激進改革，但我更擔心改革因動力不足而陷入僵局。雖然改革睏難重重，但我還是主張溫和的庖丁解牛式的改革路徑，通過開放新的空間來改革舊的體製，通過培植新的利益來剋服既得利益，通過釋放社會和地方的潛力來化解官僚體製的惰性，通過保護社會來促進社會轉型。這隻是我個人這些年通過觀察和思考而形成的一些想法，這次整理齣版，意在和讀者共同思考我們所麵臨的共同問題。
用戶評價
讀完這本書，我最大的感受是，它並沒有給我一個清晰明確的“下一步行動指南”，而是在一個充滿未知和挑戰的時代，提供瞭一種思考和行動的框架。作者並沒有像某些勵誌書那樣，打包票告訴你隻要照著做就能成功，而是非常坦誠地剖析瞭“不確定性”本身。這種不確定性，在我看來，是時代發展的必然，是技術革新、全球化交織、社會轉型等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書中反復強調的“韌性”和“適應性”，與其說是策略，不如說是一種心態的培養。我常常在工作中遇到各種突發狀況，計劃趕不上變化是常態，以前我總覺得是自己的能力不足，或者運氣不好。但這本書讓我明白，麵對不確定性，關鍵不在於預測未來，而在於建立應對變化的能力。它鼓勵我們擁抱變化，將挑戰視為機遇，並從中學習成長。這種視角上的轉變，對我來說是巨大的。我開始不再糾結於完美計劃，而是更關注如何快速試錯，從反饋中調整方嚮。它並沒有提供現成的答案，而是引導我去尋找屬於自己的答案，這反而讓我覺得更踏實，因為我知道，真正的改革和進步，從來都不是照本宣科就能實現的，而是一個持續探索、不斷試錯的過程。
評分這本書最大的亮點在於它對“改革”本身進行瞭深刻的解構，而非簡單地羅列改革的“好處”或“方法”。作者似乎是一位身經百戰的實踐者，他沒有迴避改革過程中必然會遇到的阻力、誤解甚至陣痛。讀到關於利益群體博弈的部分，我仿佛看到瞭自己曾經親身經曆過的種種鬥爭，那種想要推動改變，卻被既得利益者層層阻撓的無力感，在書中得到瞭淋灕盡緻的描繪。但他並沒有因此陷入悲觀，而是提齣瞭一係列基於現實考量的策略，比如如何構建廣泛的共識，如何通過漸進式改革降低風險，以及如何在關鍵時刻展現領導者的決心。這本書讓我意識到，改革從來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一場馬拉鬆，需要耐心、智慧和堅持。它教會瞭我，在改革的道路上，要學會區分哪些是“必須堅持”的原則，哪些是“可以妥協”的策略。這種辯證的思考方式，讓我對未來的改革之路有瞭更清晰的認識。它讓我明白，即使麵對巨大的阻力，隻要方嚮正確，策略得當，改革依然是有可能實現的。而且，他對於“如何讓改革持續下去”的探討，更是抓住瞭問題的核心，因為很多改革的失敗，並非源於最初的啓動，而是因為無法在漫長的時間裏保持動力和方嚮。
評分我特彆欣賞這本書在處理“改革”與“穩定”之間關係上的 nuanced（細緻入微）的視角。以往讀到的很多關於改革的書籍，往往要麼是激進的呼喚變革，要麼是保守的強調穩定，似乎兩者是不可調和的矛盾。但這本書卻提供瞭一種更具操作性的解決方案。作者並沒有鼓吹“不惜一切代價”的改革，而是深入分析瞭改革過程中如何平衡效率與公平，如何在推進必要變革的同時，最大限度地減少對社會秩序的衝擊。他提齣的“增量改革”和“存量改革”的結閤，以及“風險評估”和“緩衝機製”的設計，都給我留下瞭深刻的印象。我發現，很多時候，改革之所以會引發劇烈動蕩，並非改革本身的原罪，而是改革的方式和節奏齣瞭問題。這本書引導我去思考，如何在現有框架內尋找突破口，如何在漸進中實現轉型，如何通過有效的溝通和引導，化解社會焦慮。它讓我明白，真正的改革者，不僅要有遠大的抱負，更要有腳踏實地的智慧，懂得在復雜環境中尋找最佳的行動路徑，而不是陷入非此即彼的思維泥潭。這本書的價值在於，它讓我看到瞭改革的可能性，也看到瞭改革的復雜性，並且提供瞭一種更加務實、更加人性化的視角來審視和推進改革。
評分坦白說，這本書最打動我的，並非它提齣的具體改革措施，而是作者對於“人性”的深刻理解。他沒有將改革者塑造成高高在上的指導者，也沒有將改革對象簡單地視為需要被“拯救”的群體。相反，他深入淺齣地剖析瞭改革過程中，每個人、每個群體都會有的動機、擔憂和期望。讀到關於如何處理“抗拒改革”的心理時，我仿佛看到瞭自己曾經的影子，那些因為習慣、因為恐懼未知而産生的抵觸情緒，都被作者一一揭示。而他提齣的“同理心”、“傾聽”和“賦權”等方法，更是讓我眼前一亮。他讓我明白，真正的改革，不是自上而下的強製推行，而是建立在相互理解和信任的基礎之上。如何讓改革的受益者感受到被尊重，如何讓改革的犧牲者得到閤理的補償，如何讓改革的過程充滿參與感，這些都是這本書中極其寶貴的洞見。它提醒我，在推進任何改革時，都不能忽視人性的復雜性，而應該以更加溫和、更加包容的方式，去引導和協調各方利益。這本書讓我覺得，改革的本質，其實是對人性的關懷和對未來的責任。
評分這本書最令我震撼的地方，是它對於“不確定性”的深刻洞察，以及由此衍生齣的“如何將改革進行下去”的哲學思考。它並沒有提供一堆可以量化的指標或者固定的流程，而是從更宏觀的層麵，去探討我們如何在認知和行為上，去適應一個不斷變化的世界。作者的語言風格極具感染力，他用一種近乎詩意的筆觸，描繪瞭我們所處的時代特徵，那種既充滿機遇又危機四伏的景象，仿佛就發生在眼前。他強調的“反脆弱”能力，即在壓力和混亂中變得更強大，這對我而言是一個全新的概念，也為我提供瞭一個全新的自我提升方嚮。書中關於“擁抱未知”和“創造性破壞”的論述，更是激發瞭我內心的某種衝動。它讓我意識到，我們不應該懼怕失敗，不應該執著於過去的成功經驗，而應該勇於探索未知，勇於打破常規，勇於在不確定中尋找新的可能性。這種精神上的啓發，遠比任何具體的行動指南都來得重要。它讓我對“改革”有瞭更深層次的理解，不再將其僅僅視為製度的調整，而是一種生命力的迸發，一種適應時代潮流的必然選擇。
評分主要是為學習新知識
評分還不錯，可以看看吧…………
評分樂觀、不失理想，信心滿滿
評分很好的，一直在用，補丁
評分看評價很好，看看未來三十年啥情況
評分書籍是人類進步的階梯
評分鄭永年的書值得讀鄭永年的書值得讀
評分、！在這裏我要去哪裏玩瞭一直沒有得到解決？
評分還沒看，包裝不錯，送貨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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