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推薦
適讀人群 :對政治學和文化曆史感興趣的讀者 政治哲學、政治科學、思想史及相關領域的學生和研究人員 妥協是個有趣而重要的話題。妥協即有商量、有退讓。英美作為現代政治文明的先鋒,深知妥協的智慧。妥協是睏難的,然而如果沒有妥協,就無法治理一個民主國傢。民主政治的成功,最終取決於我們選齣的領導人如何進行管理,因而也就必然取決於他們對妥協的態度。
妥協是一種協議,為瞭從自己的視角齣發改善現狀,每個人都在協議中犧牲一些東西,而這些犧牲至少部分地取決於其他人的意願。基於共同點的共識是崇高的目標,它比較適閤産生更好的法律和政策。政治傢應該在共同點的基礎上立法,不僅在對立的黨派之間,而且在沒有高度發達的政治觀念意識的大多數公民之間尋找共同點。
妥協理念的錶現是我們所謂的有原則的謹慎和互相尊重。與之相反,不容妥協的理念則顯露齣固執和彼此不信任。
在推進政治文明的進程中,需要給可欲的妥協留下更多餘地,如果妥協的精神消退,法律的精神就會隨之衰落——《妥協的精神》傳達的正是這樣的思想和政治智慧,相信這不論在西方或東方,對政府還是民眾,都很有價值。
《妥協的精神》由兩位傑齣的政治學者閤著,采用政治科學的視角,以美國的民主政治為考察對象,從更側重實踐和操作的國傢治理層麵來看待、分析妥協的思維和精神,更具藉鑒性、現實性和可操作性。
內容簡介
如果政治是可能性的藝術,那麼妥協就是民主的藝術。除非政府的所有機構都由一黨意識形態支配,對全體公民的利益來說,妥協是一種必要的執政手段。即使拒絕妥協會冒風險,也會使政治偏嚮於維持現狀,但在很多情況下人們還是會拒絕妥協。那麼,為何妥協在當今美國政治中難以實現?
《妥協的精神》中將拒絕妥協和執政競選——這一當今美國民主的永遠性活動聯係起來。競選公職需要對抗妥協的思維,要堅持動員選民、猜疑對手的原則,以贏得競選。而良好的政府卻需要相反的態度和做法,妥協的思維使政客們偏嚮於調整自己的原則並尊重對手,有助於他們欣賞並利用可欲的妥協帶來的機會。曆史上的妥協事件,如1986年裏根總統時期的稅製改革和2010年奧巴馬總統的醫療改革,均來之不易。但隻有稅製改革的妥協發生在兩黨之間。這些美國政治中重要的妥協及失敗的妥協能為人們提供不少藉鑒,改變和調整現有的政治體製、程序及思維方式,從而在競選和治理之間取得更好的平衡。當代政治中,應多一些更加廣泛的閤作。
作者簡介
艾米·戈特曼(Amy Gutmann,1949—)
曾於1976—2004年擔任普林斯頓大學校長,現任賓夕法尼亞大學校長,是一位傑齣的政治科學教授和優秀的政治理論傢。
丹尼斯·湯普森(Dennis Thompson,1940—)
哈佛政治哲學教授,在政治倫理和民主理論領域以擁有開創性研究而聞名。政治學界稱他“貢獻瞭比羅爾斯更加具體的政治思想和對真實政治世界的獨到理解,從而影響瞭整個政治學界”。湯普森與戈特曼的閤著有《為何要協商民主?》(普林斯頓大學齣版社)、《民主與分歧》。
精彩書評
在一個黨派紛爭、國會陷入僵局、政府公信力一落韆丈的時代,此書太及時瞭。兩位作者巧妙地將理論和現實政治結閤,說明妥協必要而光榮,開齣瞭更加可取的藥方。
——威廉·高爾斯頓(布魯金斯學會治理研究項目負責人,曾為剋林頓總統的國內政策顧問)
看看政治傢們的所作所為,我不知道還有什麼比《妥協的精神》更及時的書瞭。
——邁剋·沃爾澤(著名政治哲學傢,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榮譽教授)
對重視妥協之價值的立法者和選民來說,閱讀《妥協的精神》是個不錯的開始。
——《華盛頓郵報》
在政策製定的過程中,無數的事例錶明,妥協難以實現……戈特曼和湯普森澄清瞭競選和治理的關係,並呼籲大傢加強妥協的精神和實踐。
——《新共和》
目錄
導論
兩種妥協
妥協的特徵
妥協的思維
第一章 重視妥協
不妥協的代價
妥協的脆弱性
妥協的限製
曆史的限製
第二章 抵製妥協
理念的構成
有原則的固執
彼此不信任
不妥協的滋長
第三章 尋求妥協
有原則的審慎
互相尊重
有效利用爭議
妥協的時機
在一個不妥協的時代的妥協
第四章 競選vs. 治理
競選之必需
民主的兩個觀念
無止境的競選
第五章 治理與競選
治理的空間
任期
時間即金錢
初選壓力
更多參與?
留意媒體
加強公民教育
結論
理念的用途
對妥協的懷疑
改革的睏境
公民的支持
注釋
緻謝
索引
精彩書摘
妥協是睏難的,然而如果沒有妥協,就無法治理一個民主國傢。如果有人懷疑妥協的睏難或者必要性,不妨迴想一下,2011年夏天發生在華盛頓的那場政治爭議是如何激烈,當而臨提高美國主權債務限額的需求時,國會分成瞭針錚相對的兩派。為瞭避免財政危機進一步惡化,也為瞭避免前所未有的政府債務違約風險,妥協似乎是唯一的齣路。隨著最後期限8月3日(一旦過瞭這個日期政府就不可能償還所有債務瞭)的迫近,許多觀察者擔心議會無法及時達成妥協。
可是議員們缺乏妥協精神。直到最後關頭,7月31日晚上,巴拉剋·奧巴馬(Barack Obama)總統終於宜布,眾議院和參議院的領袖們達成瞭一緻的協議。國會和白宮現在可以妥協瞭。然而妥協的條件遭到瞭來自雙方的大量批評。支持者能夠提齣的最好理由是:這樣至少避免瞭無所作為造成的更壞後果。這段插麯是一個戲劇性的例證,它提醒我們,妥協是最艱難的治理方式—除瞭其餘方式之外。
當人們無疑需要妥協的時候,為何在民主製度下實行妥協卻是如此艱難?抗拒妥協的阻力,在很大程度上來自於民主程序的另一個必要部分:政府官職的競選活動。競選活動本身是有價值的,但是它正在越來越多地侵人治理過程,而它對治理並無多少助益。贏得一個官職的手段,正在顛覆執政的本來目標。即使說“在水恒的競選活動中”,美國的“每天都是選舉日”,也隻是稍微有點誇張而已。接連不斷的競選活動,加上隨之而來的金錢和媒體的扭麯效應,助長瞭政治傢們的不妥協心態,使妥協變得愈加睏難。在任何民主國傢,係統性地排斥妥協都是個問題,因為它使政治進程偏嚮於現狀(status quo),阻礙著可取的變化。
優先考慮現狀,並非什麼都不改變。它隻是意味著政治傢們任憑彆的力量去控製變化。所謂現狀不僅包括事情的當前狀況,而且包括政治上不作為的後果。在2011年那場深刻分歧的政治論爭中,即使拒絕在國會中妥協,不提高債務限額,經濟狀況也不會毫無變化。政治上偏嚮現狀所導緻的結果可能是停滯,但也可能招緻意料之外和不希望發生的變化。
對民主式妥協的拒斥,根植於我們所說的不容妥協的理念中,那一套態度和觀點促使人們堅持原則、不信任反對者。這種理念有助於競選,卻不利於治理。藉助相反的一套態度和觀點,即妥協的理念,可以剋製對民主式妥協的拒斥,它傾嚮於適應時勢調整原則,並尊市個人的意見。妥協的理念更適用於治理,因為它能讓政治傢更容易認識到做齣閤意的妥協的時機。當有足夠的政治傢采納這種理念,又有足夠的時間,妥協精神就會占上風。
政治傢們抱怨妥協梢神的衰退,卻不願抑製喧鬧的競選活動。政治學傢們揭示瞭錯置的競選活動的有害後果,卻未曾將這個問題與上述理念及其對民主式妥協的可能影響聯係起來。理解這種理念,有助於揭示治理與競選活動之間的緊張狀態是如何妨礙妥協的,以及治理與競選活動之間的良好平衡如何給妥協提供更多可能性。
在乾涉妥協的各種因素中,競選活動的影響力未必是最大的。許多原因造成瞭妥協的睏難,其中包括與日俱增的政治對立,以及金錢在民主政治中的影響。但是不容妥協的理念與競選活動的聯係,理應獲得我們的更多關注。首先,它強化瞭其他一切因素。如果缺少競選的持續壓力,縱然是尖銳的意識形態分歧對妥協的阻力,也不如不容妥協的理念造成的阻礙那麼大。第二,為瞭讓妥協在此過程中發揮恰當作用,政治傢和公民不僅需要理解影響妥協的黨派立場和政治利益,而且需要理解反對或支持妥協的態度和觀點。第三,競選活動與其他一些因素(比如意識形態的對立)不同,它是民主程序的一個本質的、可取的部分。隻有當競選活動乾涉治理的時候,它纔引起瞭問題,而治理同樣是民主程序的一個本質部分。
在一個以水恒的競選活動為特徵的時代,民主治理的天平必須更多地傾嚮妥協的理念,以及它促進的政治妥協。在民主管理的國傢,我們保衛妥協的做法符閤而且確實需要一個有活力的、經常發生爭論的政治環境,在這種環境裏公民們堅決要求堅持原則,被鼓動起來支持政治傢大膽宣布的目標。在這種政治中,社會運動、政治遊行示威和積極分子的組織占據著顯著的地位。參與這些活動的公民在民主政治裏發揮重要作用。然而如果政府管理的民主程序沒有産生公民們尋求的公共利益,無法保護他們重視的權利,他們的努力就是徒勞。民主政治的成功,最終取決於我們選齣的領導人如何進行管理,因而也就必然取決於他們對妥協的態度。
兩種妥協
在分析判斷對民主式妥協的拒斥時,讓我們首先看一下立法史上的兩個片段:1986年的稅製改革法案,還有2010年的醫療保險製度改革法案。
在美國現代史上,稅製改革法案是最綜閤全麵的稅改法律,經過數年失敗的嘗試之後纔得以實現。曆史上的努力最初並非大張旗鼓。1984年,羅納德·裏根(Ronald Reagan)總統在發錶國情谘文演說時,僅僅號召研究這個問題,又在選舉結束後提交瞭一份報告。國會民主黨以為他不是認真想要改革。他的競選對手沃爾特·濛代爾(Walter Mondale)完全沒有興趣提齣稅製改革的議題。濛代爾在民主黨全國代錶大會上發錶的演說贊成改革,其中關於稅收的評論沒有激起熱情的迴應,於是他不想再談這個問題瞭:“裏根先生會增稅,我也會。隻不過他不會告訴你。而我說齣來瞭。”
這個議案的艱難工作悄悄開始瞭,專傢們在財政部召開秘密會議。來自財政部的建議轉化成瞭代錶兩黨的妥協,由裏根總統和民主黨眾議院籌款委員會主席丹·羅斯滕科斯基(Dan Rostenkowski)支持推進,後來還得到瞭參議院財政委員會的共和黨人主席鮑勃·帕剋伍德(Bob Packwood)和民主黨參議員比爾·布拉德利(Bill Bradley)的幫助。
稅製改革法案的所有支持者都贏得瞭一些他們想要的東西,可是他們也都做瞭讓步,公然違背瞭他們最初支持全麵稅製改革的原則上的理由。民主黨人很高興堵上有關特殊利益和富人的法律翻洞,可是他們也不得不同意降低最高稅率,違背瞭他們做齣的纍進稅製的有力承諾(從50%減少到28%)。共和黨人贏得瞭較低的邊際稅率,可是他們也不得不接受由於減稅而失去每年大約300億美元的稅金,因而使富人的貢獻在所得稅收人中占據比以前更高的比例。
即使在最成功的事例中——比如稅製改革法案,妥協也無法滿足純悴的原則。該法案通過以後,其支持者集閤起來保衛它,為它歡呼,視之為立法的裏程碑。如果與以前的或者隨後的稅製改革相比,確實如此。然而即使根據其最可靠的支持者援引的道德原則來判斷——無論是纍進稅製的原則還是自由市場的那些準則,這個法案都與之相去甚遠。一位有名望的稅法學者將稅製改革法案與一係列遵守原則的稅製改革計劃進行比較,發現瞭它的不足之處:“我們被告知說這是五十年來涵蓋最廣泛的立法,是公平公正的典範……這種宜傳完全無法令我信服。”.
現在讓我們前進至2009至2010年,肴一下使醫療保險改革的議案通過的努力。,從民主黨的黨內初選到2008年的普選,醫療保健一直是競選活動中的貢要議題。大多數總統候選人都清楚地陳述瞭比往常更具體的建議。巴拉剋·奧巴馬較晚加人到這場辯論中,在其他候選人之後介紹瞭自己的醫療保健計劃。不過一旦人主白宮,奧巴馬就優先考慮改革。首先,他示意自己打算就計劃的細節達成妥協,將協商主要交給國會領導人。依靠國會領導人,在本質上正是裏根總統在進行稅製改革時采取的策略。然而此後政治形勢改變瞭。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共和黨人經常以議會少數派的方式團結起來,這種策略使兩黨閤作的可能性極度減少瞭。
2009年8月休會之前,國會中的兩黨未能就醫療保健製度改革達成協議,這時競選活動再次開始瞭,反對者得以利用間歇的優勢,鼓動輿論反對待定的議案—常用的手段是在此過程中歪麯它們。結果徹底斷送瞭兩黨之間妥協的希望,盡管希望本來就很渺茫。然後改革者轉而尋求民主黨內的妥協,可是這項任務幾乎同樣難以完成。
2009年11月,第一個議案在眾議院僅以五票的微弱優勢得到通過。在聖誕節前一天,參議院通過瞭自己的議案。2010年初.眾議院和參議院的領袖們試圖在兩份有市大差彆的議案之間招閤齣一個妥協方案,正在這時,馬薩諸塞州舉行的一場特彆選舉抹消瞭參議院民主黨得以阻撓議事的多數優勢,也緻使參眾兩院的許多溫和派民主黨人開始重新考慮他們的支持。競選活動的心態反過來導緻瞭報復。為瞭讓議案最後通過,不得不采取很少使用的立法程序(“調和”),將改革的建議分割成單獨的議案,最終實行的措施不如原始提案那麼全麵綜閤。
雖然醫療保險製度改革法案不是兩黨共同認可的,産生它的過程卻如稅製改革法案一樣是一種妥協。所有為醫療保健製度改革投票的人都放棄瞭自己市視的某些東西,他們認可在一些問題上保留分歧:更大的成本控製,全民覆蓋的選民授權的性質,墮胎服務保險的全麵覆蓋,墮胎基金,還有包括(或是排除)“公共選擇”(一種由政府運營的保險代理,與其他私營公司競爭)。支持這種妥協的人都明顯地相信立法會比保持現狀更好,不過他們也相信,隻要他們的對手不那麼頑固不化,妥協産生的議案就會更好。
曆史上的這兩次努力生動地說明,在美國的政治體製下,就重大的問題進行全麵改革時要實現妥協是多麼睏難。盡管幾乎每個人都同意,稅製改革是一個已經拖延太久的問題,醫療保險製度確實亟需改革,政治領袖們也緻力於達成協議,結果這些協議仍然與改革者的預期大相徑庭。為瞭讓醫療保健的議案通過,總統進行瞭長期艱難的努力,並願意把他在第一年任期內的成功賭在這個議案上.纔在兩院享有多數支持。支持這次妥協的多數人都是來自一個黨,在220票中隻有1票的例外。兩次改革都設法處理瞭主要問題,多年的事實證明它是抵製改革的因素,不過隻有稅製改革法案被廣泛認為是勝過現狀的重大進步。醫療保險製度改革法案的很多批評者都認為,它比什麼都不做更糟糕,而很多支持者認為,它隻是聊勝於無而已。
甚至連一場危機也不能緩和妥協的睏境。如果2011年未能就提高債務限額達成妥協,後果就是政府違約的高度風險和更嚴市的財政危機,可是那次妥協的過程仍然是一場艱難的苦鬥,而且與稅製和醫療保健製度改革不同,達成的協議隻提供瞭短期的應急措施。隻要涉及民主議事日程上的任何復雜的議題,實現妥協總是一場挑戰,不僅在處理稅收、醫療保健和債務問題的積極行動方麵,而且在創造就業機會、教育、移民和其他眾多事務方而,公民與他們的代錶總是存在深刻的分歧。
妥協的特徵
在進一步探究這些片段所揭示的理念是如何幫助或者妨礙妥協之前,我們需要先清楚說明在典型的民主政治中麵臨危機的妥協的特徵。
總體而言,妥協是一種協議,為瞭從自己的視角上改善現狀,每個人都在協議中犧牲一些東西,而這些犧牲至少部分地取決於其他人的意願。這種犧牲不僅意味著你得到的必定比你想要的更少,而且由於你的對手,你得到的必定比你認為自己應得的更少。在典型情況下,犧牲必然涉及削減或修改自己的原則。我們將妥協的這些界定特徵,稱為雙方的犧牲和故意的反對。
雖然很多種妥協都具有這些特徵,産生法律的協議,即立法妥協發揮作用的方式並非總是與更加常見的妥協相同——比如在國際政治中防止戰爭或締結和平條約的妥協,還有在商業貿易中決定交易的妥協。與主要的國際性妥協不同,就立法進行協商談判時並沒有武力的最終威脅的背景(盡管有時立法者談論起核心選擇時.,錶現得仿佛選舉的失敗就是世界的毀滅)。與普通的商業文易不同,立法者們討價還價的主要內容不是財政問題。立法妥協通常既涉及原則又涉及物質利益。
立法妥協的性質,取決於民主的和製度的獨特環境。在發生妥協的不斷變化的機構中,其成員要對選民和他們的政治黨派負責任,並維持彼此之間的關係,同時處理具有多市部分和長期效應的各種各樣的問題。這種環境裏的協商的動態變化型式,不同於在大多數討論中更常見的雙主體、一次性的相互作用。
我們得齣的關於立法妥協的一些結論也牽涉到其他環境中的協商,尤其是在其他製定法律的機構中,不過我們的討論將具體關注美國的立法妥協,特彆是國會的。關於妥協的結論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環境—甚至超過政治理論和實踐中的其他許多觀念。為瞭進一步地理解立法妥協,我們的關注焦點是它如何運作,以及它在我們這個時代的美國民主中遭遇的特定挑戰。美國國會是一個受批判的實例,部分原因在於它近年來的錶現廣受譴責、機能失常。如果我們能夠在這個高難度的實例中找齣更多妥協餘地,那麼就可以也在其他政治機構中閤理地期待妥協。
在立法妥協的領域內,我們必須分清所謂的傳統的妥協與其他一緻同意的協議之間的區彆。傳統的妥協錶示一種連續的、內在的根本價值觀的衝突:妥協本身象徵或包含著黨派之間的分歧。其他一緻同意的協議的基礎,在於內在的根本價值觀的集閤,或者經常被稱作“共同點”的東西。這些協議取消原來的分歧,最終達成完全的共識。
基於共同點的共識是崇高的目標,政治傢們也從不厭倦地聲稱那是他們的目標。2011年的共和黨內初選期間,馬薩諸塞州的前州長米特·羅姆尼(Mitt Romney)宣布:“領袖們不是通過攻擊反對者(贏得勝利),而是從共有的原則中尋求共同點。”
共識的一些倡導者認為它是提升大眾價值的一個途徑。還有人相信,它更加適閤産生最好的法律和政策。他們實際上都是極力主張政治傢在共同點的基礎上立法,不僅在意識形態方麵對立的黨派之間,而且在沒有高度發達的政治觀念意識的大多數公民之間尋找共同點。每個公民都希望自己和孩子們過上較好的生活;每個人都需要安全保障、體麵的醫療保健、良好的教育等等。看來有希望在這些共同點上達成共識。
隻要發現瞭共識的可能性,很少有人會懷疑是否能夠實現,大多數人都同意,共識通常更適閤作為妥協的基準,盡管它令所有的黨派都不滿意。宜揚共同點的辭令所暗示的前景鼓舞人心,然而實際的情況是更缺乏成果,在其基礎上立法的可能性更加有限。誠然,議員與公民之間存在共識:稅收製度必須修訂,醫療保健製度必須改革。每個人都同意,稅收製度應該更加公平,醫療保健的費用應該讓更多的人負擔得起。但是盡管在改革的必要性方而存在普遍共識,涉及稅製或者醫療保健製度改革議案的特定條款,共識卻沒有轉化成協議。為瞭製訂改革法案,必須就特定的條款進行協商,於是和往常一樣,在這個層麵上,共識變得支離破碎難以立足瞭。
在對立的政治環境中,在考慮基本共識的協議時另外還有一個問題,尋找通常很小的中間交集的嘗試,事實上可能不如聯閤來自黨派夥伴的好主意那麼有效。聯閤主席艾倫·辛普森(Alan Simpson)和厄斯金·鮑爾斯(Erskine Bowles)描述瞭他們如何在政治多元化的財政責任委員會中設法湊齣多數,並強調瞭來自“勇敢而市大的共同犧牲”的價值觀。“(我們的提案)越是全麵綜閤,我們的工作就越容易。我們的提案越嚴格,就有更多的人加盟。委員會成員願意讓自己不容置疑的信念接受挑戰,為特定的利益作鬥爭—條件是他們看到其他人在做同樣的事,他們的投票是為瞭解決國傢的問題。”
傳統的妥協有時也區彆於我們所謂的“整閤性協議”,其名稱還有“解決問題”、“價值創造”和“雙贏”的解決方案。長期以來很多討論談判的作傢都喜歡這種方式,他們提供一種前景,達成的協議可以讓各方都勝過現狀,誰都不必犧牲。(因為缺少犧牲,它不算是傳統的妥協。)開創這個領域的學者瑪麗·帕剋·芙麗特(Mary Parker Follett)設計的例子被引用的次數最多:兩姐妹想要同一隻橙子。傳統式妥協的解決方案是剖開橙子。可是其中一個女孩隻需要橙子汁,會扔掉果皮;而另一個女孩隻需要橙子皮做蛋糕,不要果肉。如果她們認識到她們對橙子的興趣不同,就能找到整閤性的解決方法:一個人取走全部果肉,一個人取走全部果皮。那麼兩人各有收獲,誰都不用犧牲什麼。談判專傢所建議的達成整閤性協議的策略,包括將餡餅做大、互投贊成票、創造象徵性的補償,還有發現新的選項。
類似於共識基礎上的協議,實現整閤性協議的時機在立法的政治活動中比較罕見,不如它的一些熱心擁護者所暗示的那麼多。.整閤性協議取得成功的大多數例子,都涉及嘗試解決特定財政爭端的個人或團體,而不是在立法機構發生的不斷變化的談判中經常遇到的那種情況。當議員們尋求整閤性解決方案時,他們常常使用的策略是互投贊成票或者做大餡餅。典型的互投贊成票的做法要求政府花費更多金錢,以便滿足議員們所希望的目標。然後特殊的利益淩駕於公共利益之上。通過做大預算餡餅,典型的情況是年紀較老的世代將更多債務轉嫁到年輕的或者未來的世代身上。
醫療保健製度改革的特徵與這個問題相同。它通過醫療保險全麵化,做大瞭預算餡餅,可是對於飛速上漲的醫療保健費用,它無法澄清某些條款。改革的眾多支持者與批評者都認為,在這些成本飛速增加的同時做大預算餡餅,卻完全沒有直接麵對逐步上漲的醫療保健費用,是不斷升級的問題的一部分成因。隻有傳統式妥協,即采取更充分地控製成本、各方麵的人都作齣某些犧牲等措施,纔能夠開始處理這些問題。
當整閤性的方法卓有成效時,纔能實現雙贏的解決,而這種讓公眾不必作齣任何犧牲的立法契機是很少見的。議員們很可能發現,他們麵對的衝突不可能無需任何犧牲就順利解決。如果他們想改變現狀而獲益,就必須放棄某些有價值的東西。一些談判理論傢承諾存在純悴的雙贏解決方案,然而在現實中那隻是奢望。人們隻能選擇妥協。
幸運的是,鼓勵傳統的妥協的理念和實踐往往也提供尋找共識和整閤性協議的最好機會。當政治傢探尋共識時,我們可以為他們喝彩,但是即使他們失敗瞭,我們也不應該為此質疑較少受到稱贊的傳統式妥協。
妥協的理念
妥協的理念的錶現是我們所謂的有原則的審慎(適應形勢調整原則)以及互相尊貢(重視對手)。與之相反,不容妥協的理念則顯露齣有原則的固執(堅持自己的原則)和彼此不信任(懷疑對手)。現在讓我們迴顧稅製改革法案和醫療保險製度改革法案,關注妥協的界定特徵——雙方的犧牲和故意的反對——是如何反映這些理念的。
為瞭完成稅製和醫療保健製度改革,雙方都不得不放棄一些有價值的東西。雙方做齣犧牲的需求使得妥協天生睏難重重。公民和他們的代錶具有不同的利益和價值觀,他們自然會反對放棄自己在乎的東西,尤其是他們認為自己的核心原則麵臨風險的時候。稅製和醫療保健製度改革的支持者相信妥協可以改善現狀,可是起初他們固執地堅持自己的原則。轉嚮妥協的唯一原因是在最後産生法律的混亂過程中,改革者所擁護的原則立場——例如簡單透明的稅收法規或者全民覆蓋的醫療保健製度——不可能完整無損。故意的反對很容易引起彼此不信任,而為瞭實現妥協,必須至少部分地停止這種不信任。有足夠多的立法者尊市其對手,因而可以做齣所需的讓步。但是在那兩個改革案例中,不容妥協的理念助長瞭不信任,使某一方的對手延遲瞭立法進程及其後果。無論是改革的支持者還是反對者都繼續相信,如果對方能夠靈活變通一些,最後製定的法律可以更好。甚至在稅製改革過程中,抗拒也是毫不留情的,到處都有不滿情緒。在不容妥協的理念影響下,反對者幾乎占據上風。而支持者隻是動搖不定地接受妥協的理念,差點就屈服瞭。
醫療保健製度改革的進展更糟糕。與稅製改革的任何方麵相比,醫改的過程和成果都遭到瞭更廣泛、更嚴厲的批評。民主黨內部也彌漫著不容妥協的心態,錶現齣懷疑和彼此不信任的特徵。進步的派彆責難他們的領導者和總統背叛瞭競選承諾。溫和派的民主黨人抱怨說,他們的同僚沒有體會到輿論已經轉而反對改革瞭,在2010年的中期選舉中,他們將是多麼不堪一擊。
若問妥協為何如此艱難,政治對立無疑是一個策要原因。它加劇瞭故意反對的做法,從而給稅製和醫療保健製度改革造成瞭睏擾。兩黨之間的妥協在改革稅製時可行而在改革醫療保險製度時卻不可行,一部分原因或許是在20世紀80年代,黨派對立的情況不如現在嚴貢。然而黨派之間的對立無法闡明,為何在改革醫療保險製度時要在民主黨內部達成妥協,至少與改革稅製時在兩黨之間達成妥協一樣睏難。它同樣無法充分說明,一個普遍的猜想,即假如曾經多次閤作的參議員奧林·哈奇(Orrin Hatch)和特德·肯尼迪(Ted Kennedy)能夠再次聯手,關於醫療保健製度改革的妥協就會更加順利地實現。對立分化的大緻狀況未必會阻止政治對手們達成協議。即使政治對手們的意識形態立場是對立的,隻要有妥協的理念,結果也會不同。
關於美國的政治對立的源頭,政治學傢們的意見不一緻。對立分化的人隻有精英,抑或全體選民,如果兩者都是,精英又在什麼程度上是對立分化的原因戶更精確地識彆齣對立分化的源頭,有助於鎖定改革目標,減少妥協的障礙。(本書將在第五章討論一係列的改革。)不過我們分析的價值不在於解決政治學傢們的分歧,即對立分化的不斷變動的源頭究竟是公眾、精英還是所有人。無論其源頭是什麼,妥協的理念都是大有助益的,可以緩和對立分化對政治領袖和選舉人的關於妥協的性格意嚮造成的負麵影響,而不容妥協的理念會使那些影響進一步惡化。這些理念的特徵以及它們與選舉活動和治理的關係,既適用於政治領袖又適用於選舉人。
對立分化的影響給一些觀察者留下瞭深刻印象,以緻他們放棄瞭任何妥協的希望,將兩黨統治看成唯一的選擇。按照他們的描述,不僅在政治梢英中,而且在黨派的強硬支持者中間存在越來越嚴秉的對立分化,後者與具有類似意嚮的同齡人一起度過一生的大部分時間。這些黨派的強硬支持者的不容妥協的觀點,加上美國政治中的“消失的中間派”現象,形成瞭反對妥協的強烈誘因:“黨派領袖的所有認真的妥協嘗試,幾乎必定會在政治上最積極和消息最靈通的支持者中間激起對抗性反應。”這些質疑妥協的人得齣的結論是:“兩黨之間的閤作和妥協是不太可能成功的。因而黨派的支配力量就是剋服華盛頓的政治僵局的唯一切實可行的手段。
強大的黨人或許還可以追逐那可望不可及的美夢,期盼在下次選舉時一勞水逸地解決問題。自己的黨派將贏得控製權,不打摺扣地推行議案。然而在當代的美國政壇中,一個黨派不太可能連續或者有規律地完全贏得國傢的控製權(即獲得總統職位,掌控眾議院,在參議院必須確保60張選票纔能戰勝阻撓議事的人)。即使一個黨派贏得瞭控製權,它仍然要麵對在黨派內部爭取妥協這個令人氣餒的任務。有些人極力主張尋找一位強有力的領袖,可惜總統也無法援救我們脫離睏境。隻要國會繼續頑固對抗,總統就不可能占上風。
我們無法逃避妥協。在尖銳對立的黨派環境裏,政治傢依舊可能繼續工作,如果他們期望治理好國傢,就需要尋找達成協議的途徑。更仔細地探究稅製改革與醫療保險製度改革法案之間的差彆,有助於澄清在分化對立的黨派環境中是什麼影響瞭妥協的可能性。
稅製與醫療保健製度改革的妥協過程之間存在很多差彆,其中有突齣的一點對於理解盛行的理念最重要。在妥協之前和之後,稅製改革都不是競選活動中的議題。醫療保健改革是2008年和2010年選舉的議題,而且肯定會成為下次競選活動的議題。部分由於這個因素,製定稅製改革法案的過程更加傾嚮於妥協的理念,而産生醫療保險製度改革法案的過程更加容易受到不容妥協的理念的影響。在稅製改革談判期間,競選活動中固有的不容妥協的理念所引起的阻力較少,因此對後來的立法過程的影響也較小。而且在稅製改革談判的20世紀80年代中期,強化這種理念的永恒的競選活動效應還不那麼明顯,直到近年來它纔變得更加顯著。
做齣無條件的承諾、敗壞政敵的名聲,這種不妥協作風的競選活動,在民主政治中既扮演道德角色又扮演實用角色。這種作風讓候選人能夠充滿激情地錶達自己在策要議題上的立場,並且與自己的政敵劃清界綫。在差額選舉的競選製度中它是必需的要素,因而也是民主程序的一個閤法的部分。但是轉到治理方麵,選舉齣來的領導人如果想辦成任何事情,都不得不采納妥協的理念。他們必須讓步,而不是固執地堅持原則;他們必須尊重對手以便在立法時閤作,而不是不信任彆人、動輒試圖擊敗對手。
政治妥協的內部存在著緊張關係:民主程序要求政治傢既拒斥、又接受妥協。我們不可能也不應該從民主政治中排除以不容妥協的理念為特徵的競選活動。然而如果它開始支配國傢的治理,它就會妨礙我們尋求可取的妥協。當不容妥協的理念從競選領域擴散到政府中,好比傳染力強的物種到瞭自然棲息地之外,就會造成危害。
民主程序本身以這種方式引齣瞭妥協的問題。一些理論傢強調說,妥協對於民主程序是必需的,另一些人發現民主程序本身有製約妥協的機製。還有人主張說,對待妥協的消極態度“植根於政治生活的本性中”。我們則更進一步錶明,由於治理與競選活動的心態之間顯露齣緊張關係,民主程序本身就對妥協産生障礙。我們將考察支配治理的競選活動是如何提供不容妥協的理念,並使立法過程中的妥協的難度變得超齣必要。
我們無意解釋稅製改革、醫療保險製度改革法案或者其他妥協過程中的因果關係。緣由是多重的,結果通常也是由多種因素決定的。這裏的重點是理念在政治妥協過程中所起的作用。任何人如果想設法處理民主中的妥協問題,必不可少的步驟就是意識到構成理念的態度和觀點,以及它們與治理和競選活動的關係。
當前在美國政壇中彌漫著不容妥協的精神,許多觀察者為此譴責共和黨人,指齣他們近年來變得更加極端、更不願意讓步瞭。然而此刻如果一味計較誰最應該受指責,那就錯瞭。隻要競選活動支配著國傢治理,民主進程中就存在持續不斷的不容妥協的壓力。即使在某段特定時期,一個黨派應該對分化對立的狀況負更多的責任,我們也應該把注意力集中到更廣泛的問題上,即必須為盡職盡責的治理留齣空間。
美國民主中的妥協問題總是具有挑戰性。隨著永恒的競選活動的興起,它變得愈加艱難。競選活動帶來無休止的壓力,要求不容妥協的理念,超過瞭治理的需求,而治理要依靠妥協的理念。因為符閤公眾利益的立法離開妥協就寸步難行,競選活動支配治理已經成瞭美國民主的一個關鍵性難題,並且日益睏擾其他民主國傢。通過認識到水恒的競選活動的壓力,以及理念的動態變化形式在民主政治中所起的作用,政治傢和媒體——最主要的是選民們——也許更容易發現處理這個問題的方法。
在隨後的章節中,我們將首先揭示妥協為何是貢要的,以及它的價位和限製(第一章)。接著我們將分析不容妥協的理念(第二章),妥協的理念(第三章),並探究這兩種理念與競選和治理的聯係。然後我們將在第四章解釋,民主進程對於競選活動和治理有雙重需求,以及它是怎樣依靠那兩種理念的。最後我們將在第五章討論一些改革,它們的作用是在競選活動與治理之間形成較好的平衡,正如其所代錶的理念一樣。為瞭在民主進程中給可取的妥協留下更多餘地,這種平衡是不可或缺的。如果妥協精神消退,法律精神就會隨之衰落。
前言/序言
《妥協的精神:為何治理需要它而競選破壞它》 序言 在當今社會,無論我們關注的是地方社區的決策、國傢層麵的政策製定,還是全球性的閤作,一個核心的挑戰始終存在:如何有效地達成共識,並將其轉化為可行的行動。我們生活在一個觀點多元、利益衝突復雜的時代,而“妥協”——這個既古老又常被誤解的概念——恰恰是應對這一挑戰的關鍵。本書《妥協的精神:為何治理需要它而競選破壞它》並非一篇理想主義的呼喚,而是一次深入的探討,旨在揭示妥協在現代治理中的不可或缺性,並剖析那些常常阻礙我們實現有效妥協的政治過程,尤其是競選活動。 妥協,並非意味著無原則的讓步或對核心價值的背叛。恰恰相反,它是一種智慧的權衡,一種在不同需求和願景之間尋找平衡點的藝術。它是一種承認現實的策略,認識到在任何復雜社會中,都不可能讓所有人都百分之百滿意,因此,有必要在追求理想與維持穩定、推進進步之間做齣明智的選擇。本書將帶領讀者踏上一段探索之旅,去理解妥協的本質,其在社會契約形成、政策執行以及民主製度韌性方麵的深遠意義。 然而,我們也不得不麵對一個令人擔憂的現實:在許多現代政治環境中,尤其是在激烈的競選活動中,妥協的精神似乎正在被侵蝕。競選的邏輯往往傾嚮於清晰的陣營劃分、對立的立場以及對對手的零容忍。這種環境下,妥協常常被視為軟弱、齣賣,甚至是一種背叛。本書將仔細審視這種趨勢,分析競選機製如何塑造瞭公眾輿論、政治語言和政治人物的行為,從而將一個本應是建設性的工具扭麯成一種負麵的標簽。 本書的目的是提供一個更 nuanced(細緻入微)的理解,讓我們能夠區分真正的妥協與無原則的妥協,並重新認識其在建設性政治對話和有效治理中的核心價值。通過深入分析理論、曆史案例和當代觀察,我們希望能夠激發讀者對政治過程的深刻反思,並最終為如何在充滿挑戰的時代重拾並弘揚妥協的精神提供有益的見解。 第一章:妥協的基石:社會契約與共同利益 人類社會之所以能夠從原子化的個體匯聚成有序的群體,其根本原因在於一種無形的契約——一種關於如何共同生活、如何解決分歧的默契。這種契約,即便未曾被明確書寫,也滲透在我們社會的方方麵麵。而妥協,正是維係和更新這一契約最古老、也最有效的機製之一。 從部落時代的資源分配到現代國傢的法律體係,人類始終麵臨著資源有限、需求無限的現實。沒有一個人能獨自擁有所有想要的,也沒有一個群體能完全主導所有決策。因此,為瞭避免永無止境的衝突,為瞭能夠共同獲取比單打獨鬥更大的利益,人們不得不學會相互退讓,將部分個人或群體利益置於集體利益之下,從而達成一種“你退一步,我進一步”的共識。這種自願的、有意識的讓步,便是妥協的原始形態。 本書認為,妥協並非始於政治舞颱,而是深深植根於人類社會運作的邏輯之中。即使是最簡單的傢庭內部,也需要妥協來分配傢務、決定周末活動。更宏觀的層麵,市場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種持續的妥協:消費者願意接受當前的價格,生産者願意在當前價格下銷售,雙方在相互的利益交換中找到瞭一個平衡點。 在國傢治理層麵,妥協更是構建社會穩定和進步的基石。憲法的製定,本身就是一場規模宏大的妥協,不同利益集團、不同地區、不同意識形態的代錶,為瞭建立一個共同的國傢,不得不放棄部分極端的要求,接受彼此的底綫。法律的製定過程,更是妥協的常態。每一條法律的背後,都可能隱藏著無數次的談判、權衡和妥協,以期在不同社會群體間的利益衝突中找到一個相對公平、能夠被大多數人接受的解決方案。 然而,妥協並非意味著犧牲正義或放棄原則。真正的妥協,是建立在對共同利益的深刻認識之上的。它承認,在一個多元化的社會裏,單一觀點的絕對勝利往往是不可持續的,甚至是破壞性的。當一方的訴求被徹底壓製,其不滿情緒就會纍積,最終可能威脅到整個社會的穩定。因此,妥協的藝術在於識彆那些能夠服務於更廣泛、更長遠的共同利益的交集,並在必要時,以局部或暫時的讓步來換取整體的和平與進步。 這本書將深入探討,為何這種原始而強大的機製,在現代社會,尤其是在政治領域,正麵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我們認為,理解妥協的基石——其在社會契約形成和共同利益維護中的核心作用——是認識其當前睏境並尋求解決方案的第一步。 第二章:治理的精髓:妥協在政策製定與執行中的角色 治理,本質上是一項關於如何分配稀缺資源、如何解決社會矛盾、如何引導社會前進的復雜藝術。而在這門藝術中,妥協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它如同潤滑劑,確保著復雜齒輪的順暢運轉;它又如粘閤劑,將看似對立的利益訴求凝聚在一起。 在政策製定的初期階段,各種利益集團、專傢學者、民眾代錶都會提齣各自的訴求和解決方案。這些訴求往往是相互衝突的,一個群體想要的可能正是另一個群體不願給予的。此時,如果缺乏妥協的精神,政策製定過程將極易陷入僵局。政治領導者和政策製定者需要具備敏銳的洞察力,識彆不同訴求背後的真正需求,並在這些需求之間尋找可以妥協的空間。例如,一項環境保護政策,可能需要平衡企業追求經濟效益的需求和公眾對健康生活環境的期望。妥協的體現可能在於,設定分階段的減排目標,提供財政補貼鼓勵綠色轉型,或者在環境監管方麵設定閤理的過渡期。這種妥協並非放棄保護環境的決心,而是承認實現這一目標需要時間和資源,需要考慮社會各方的承受能力。 更進一步,妥協在政策的最終落地和執行過程中同樣不可或缺。即便是經過深思熟慮、廣泛協商最終形成的政策,在執行過程中也可能遇到意想不到的阻力。社區的抵製、地方政府的執行睏難,或者新的社會經濟狀況的齣現,都可能使得原有的政策難以原封不動地推行。此時,靈活的調整和局部的妥協,是確保政策能夠有效執行,並最終實現其預期目標的必要手段。這種妥協並非是對政策目標的背離,而是對現實情況的適應,是對政策整體效能的優化。 本書認為,缺乏妥協精神的治理,往往會走嚮兩個極端:要麼是少數強勢群體的一言堂,導緻政策的片麵性和不公平性,最終引發更深層次的社會矛盾;要麼是政策製定過程漫無止境的爭吵和拉鋸,導緻效率低下,甚至最終無法形成有效的決策,讓社會陷入停滯。 妥協並非是“犧牲”或“失敗”,而是“閤作”與“前進”的策略。它允許不同觀點在對話中碰撞,在權衡中融閤,最終形成一個比任何單一觀點都更具包容性、更可持續的解決方案。一個成功的治理者,往往是善於運用妥協藝術的。他們能夠傾聽不同的聲音,理解各方的顧慮,並在維護共同利益和推進社會進步之間找到最佳的平衡點。 本書將通過具體的案例分析,闡述妥協如何在不同領域,從經濟發展到社會福利,從外交事務到國內穩定,扮演著不可替代的角色。理解瞭治理為何需要妥協,我們纔能更好地辨析那些正在侵蝕這一重要精神的因素。 第三章:競選的邏輯:對立、動員與妥協的消亡 與治理對妥協的渴求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現代政治競選活動,在很大程度上,正在成為妥協精神的“破壞者”。競選,其核心驅動力並非是達成共識,而是爭取選票。而爭奪選票的邏輯,往往與妥協的邏輯背道而馳。 競選活動的本質,可以被理解為一場對選民注意力和支持的爭奪戰。在這種爭奪中,最有效的策略往往不是尋求中間地帶,而是清晰地劃分陣營,激發自身支持者的熱情,並盡可能地貶低和疏遠對手的支持者。政治候選人需要嚮自己的基本盤展示其堅定的立場,錶達對對手及其理念的強烈反對,從而將原本可能猶豫不決的選民推嚮自己一方。 在這種環境下,妥協被妖魔化。當一位候選人提齣可以與對手閤作、尋求共同點時,很容易被視為“軟弱”、“齣賣瞭原則”、“背叛瞭支持者”。“不妥協”因此成為瞭一種政治上的美德,一種忠誠的錶現。政治語言也隨之發生變化,充滿瞭煽動性的口號、攻擊性的言辭和非黑即白的二元對立。這種語言環境,使得理性對話和建設性的協商變得愈發睏難。 競選活動的媒體傳播方式,也進一步加劇瞭這一趨勢。為瞭吸引眼球,媒體往往更傾嚮於報道充滿衝突和戲劇性的內容。政治候選人的每一個失誤、每一句激烈的言論,都可能被放大和傳播,而那些默默進行的、需要耐心和智慧的妥協過程,則往往被忽略。社交媒體的興起,更是為這種極化傳播提供瞭溫床。算法傾嚮於推送用戶感興趣的內容,很容易形成“信息繭房”,讓人們隻接觸到與自己觀點一緻的聲音,而對不同意見産生天然的排斥和敵意。 本書認為,競選中的這種“去妥協化”傾嚮,對民主政治的健康發展構成瞭嚴重的威脅。當政治人物的生存法則被設定為“不妥協”,那麼當他們進入治理崗位後,就很難放下競選時的姿態,去進行必要的協商和妥協。這種慣性,將導緻治理的效率低下,政策的僵化,以及社會裂痕的加深。 我們並非否定競選在民主製度中的作用。它提供瞭選民選擇領導者的途徑,也為政治參與提供瞭平颱。然而,我們必須清晰地認識到,競選的邏輯與治理的邏輯是不同的,甚至是相互製約的。如果競選的勝利是以犧牲妥協精神為代價,那麼這種勝利,很可能預示著治理的失敗。 第四章:失衡的代價:為何競選的勝利會破壞治理的成功 當競選活動過度強調對立和排斥,而忽視瞭妥協的價值時,其最終的勝利,反而可能成為治理的沉重代價。這並非一個悖論,而是現代政治中一個令人擔憂的現實。 想象一下,一位候選人在競選中,成功地將對手描繪成“敵人”,將對方的支持者視為“必須被擊敗的群體”。他利用各種手段,包括誇大分歧、煽動情緒,最終贏得瞭選舉。他可能因此認為自己獲得瞭“民意授權”,可以按照競選時的承諾,推行自己一方的政策,而無需顧忌少數派的意見。 然而,治理的現實遠比競選時復雜得多。一個國傢的公民,擁有多元的信仰、利益和價值觀。任何一個簡單的、極端的政策,都可能觸碰到一部分人的利益,引發他們的不滿。如果治理者缺乏妥協的意願和能力,他可能會選擇用強製手段來壓製反對聲音,但這隻會導緻社會矛盾的進一步激化,長期來看,會損害國傢的穩定和發展。 本書指齣,競選中的“零和博弈”思維,一旦帶入治理領域,就會産生以下幾個方麵的代價: 1. 政策的僵化與無效:缺乏妥協,意味著政策製定者可能隻關注單一群體或單一維度的需求,而忽略瞭其他重要因素。這會導緻政策執行過程中齣現各種意想不到的阻力,最終難以達到預期效果,甚至適得其反。例如,一項激進的經濟改革,如果未能充分考慮勞動者、企業和消費者等多方利益,就可能引發大規模的失業或社會動蕩。 2. 社會分裂的加劇:競選時的對立言辭,如果未能被治理過程中的協商所彌閤,就會在社會層麵固化。選民群體之間可能因為政治立場而産生深刻的隔閡,不願意與對方進行任何形式的交流,甚至相互敵視。這種社會分裂,會侵蝕信任,削弱社會凝聚力,使得國傢難以應對共同的挑戰。 3. 政治參與的異化:當政治被視為一場永無止境的鬥爭,而非建設性的閤作過程時,許多公民可能會對政治失去興趣,或者感到沮喪和無力。他們可能認為自己的聲音無法被聽到,自己的意見不被重視,從而選擇退齣公共領域。這反而會使政治舞颱更加偏嚮於那些更有激情的、更具對抗性的群體,進一步加劇極化。 4. 對民主製度的侵蝕:民主製度的生命力在於其能夠有效處理分歧,並在多元化中尋求共同點。如果治理過程被競選的邏輯所主導,導緻妥協精神的衰退,那麼民主製度的根基就會被動搖。人們可能開始質疑民主是否能夠真正帶來穩定和繁榮,從而更容易轉嚮非民主的、更具煽動性的替代方案。 本書認為,競選的勝利,如果是以犧牲妥協為代價,那麼這種勝利,並非是治理的起點,反而可能是治理的終結。真正的政治智慧,在於如何在贏得選票的同時,也贏得閤作的空間;如何在錶達自己觀點的同時,也傾聽他人的聲音。 第五章:重拾妥協的精神:重塑政治對話與建設性治理 麵對競選活動對妥協精神的侵蝕,以及由此帶來的治理睏境,我們並非束手無策。重拾妥協的精神,是關乎我們社會未來走嚮的關鍵。這需要我們從多個層麵進行努力,包括個體、媒體、政治體製以及教育。 首先,個體層麵,我們需要重新審視對“妥協”的認知。停止將其視為軟弱,而是理解其為一種策略性的智慧,一種在復雜世界中尋求可行解決方案的能力。當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在社交媒體上,或者在與他人討論問題時,嘗試尋找對方觀點的閤理之處,嘗試用更溫和、更包容的語言錶達自己的立場,我們就是在踐行妥協的精神。 其次,媒體和社會輿論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媒體應該承擔起引導理性對話的責任,鼓勵報道那些展現閤作與共贏的案例,而非僅僅放大衝突與對立。公眾也需要主動尋求多元化的信息來源,抵製信息繭房,並對那些煽動對立、缺乏建設性的言論保持警惕。 第三,政治體製與政治人物需要進行深刻的自我反思。政治人物需要認識到,在競選時的高聲呼喊,不應延續到治理的議事廳。他們需要培養傾聽和協商的能力,認識到“贏得”競選不等於“贏得”執政。可能的改革方嚮包括:鼓勵跨黨派閤作的製度設計,例如在議會中為少數黨提供更多參與政策製定的機會;對政治捐款和競選廣告進行更嚴格的監管,以減少金錢對競選邏輯的過度影響。 最後,教育是重塑妥協精神的長期投資。教育體係應該從小培養學生的批判性思維、同理心以及解決衝突的能力。通過學習曆史上的成功妥協案例,理解不同文化的交流與融閤,孩子們能夠更早地建立起尊重差異、尋求共識的價值觀。 本書強調,重拾妥協的精神,並非是要迴到一種平庸的、無原則的“和稀泥”狀態。恰恰相反,它是一種更高層次的智慧,一種在堅守核心價值的同時,能夠靈活應對現實挑戰的能力。它要求我們能夠區分真正的原則與非必要的固執,能夠在復雜的信息中辨析真相,並最終能夠以一種建設性的方式,來構建一個更加穩定、公平和繁榮的社會。 《妥協的精神:為何治理需要它而競選破壞它》希望能夠成為一次有益的思考起點,引發我們對政治本質的深刻洞察,並激勵我們共同努力,在喧囂的世界中,重新發現並弘揚那份寶貴的妥協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