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适读人群 :对现代历史感兴趣的读者 《成功的失败者:张学良传》这本书,我盯了近三年,从选题策划、书名、写作方法、篇章布局以及选取的写作内容等多方面,跟王充闾老师反复沟通,为王老师补充写作思路,如今终于以理想的面貌得以出版了,甚是欣慰。这是我为王充闾老师编辑出版的第五本书,对他的阅读视野、对世事人物的品评见地和写作风格非常熟悉,因此沟通起来非常顺畅。在策划编辑的过程中,查阅了许多评述张学良、蒋介石的相关文字和图片资料以及图书,并有意识地留心和调研了方方面面的人对张学良的评价。张学良是一个丰富复杂的人物,他的一生与中国的近现代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值得被认真地反复品鉴。——本书责任编辑 李磊
内容简介
张学良(1901-2001)字汉卿,人称“少帅”,奉系军阀张作霖之子。1936年,他同杨虎城发起“西安事变”,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其后,他被蒋介石囚禁于台湾等地达54年之久,到1990年才恢复人身自由。 由于父亲张作霖的荫庇,张学良年未弱冠,即出掌军旅,直到继承父业当上东北较高首脑,最后出任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名副其实的副统帅。
1930年9月18日,张学良一纸和平通电,平息了中原大战,迎来人生第一个辉煌,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然而,时过一年,同是在“九·一八”这一天,面对日本关东军发动的侵略战争,他束手退让,背上了“不抵抗将军”的恶名。1936年12月12日,他与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事后他被蒋介石囚禁了五十四年。
他的政治生涯是不同凡响的。尽管为时很短,满打满算不过十七八年,但却成就了惊天动地的伟业,被誉为千古功臣、民族英雄。就此,他的人生是成功的。然而,如果从他的际遇的蹉跌、命运的惨酷,他的宏伟抱负未能得偿于什一来说,又不能不承认,他是一个成功的失败者。
本书以他与父亲张作霖、前妻于凤至、妻子赵一荻等三个亲人,周恩来、郭松龄、宋美龄、蒋士云等四个朋友以及蒋介石、溥仪这两个当事人交往的故事为线索,梳理出其荣辱交叠、波澜起伏的人生经历,展现其复杂的性格,并对他在“九·一八”事变、西安事变等事件中的行为和心态做出精辟深邃的辨析。
王充闾是张学良的同乡,多年来,对张学良平生行迹深思默察,体悟精深。这部张学良传记,用的是折扇式的叙述方式、专题化的写作策略,读起来清新爽利,避免了一般传记叙述时容易重复、拖沓的弊病。
作者简介
王充闾,1935年生,当代散文作家、诗人,辽宁盘山人。曾任中共辽宁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辽宁省作家协会主席。出版有《沧桑无语》、《清风白水》、《逍遥游——庄子传》、“王充闾人物系列”、《向古诗学哲理》、《事是风云人是月》、《遽庐吟草》等四十余种图书;散文集《春宽梦窄》获首届“鲁迅文学奖”;其作品被译成英文、阿拉伯文等文字出版。
他的文章清朗,隽雅,文采斑斓,意蕴深邃,多有新知新见,体现出对文学、历史和哲学的深厚学养以及特有的诗性之美。历史文化散文写作领域有“南余北王”的并称,其中,“南”指余秋雨,“北”指王充闾。
内页插图
精彩书评
★《成功的失败者——张学良传》这部书很好,我很喜欢。这是一部作者以独特视角客观再现张学良传奇一生的专著。书稿叙述角度新颖,完全不同于常规的传记著述。作者以史实为依据,选取传主与他人的关系进行叙说,并间以传主的自述,夹叙夹议,全书带有人物评传的味道,是一部可读性极强的纪实文学作品。与市面上的所有张学良传不同,是有着自己鲜明特色的最突出、写得很好的一部。
——高飞(中共中央统战部宣传办主任)
★说不尽千秋功罪张学良!赞者凿凿,咒者愤愤。王充闾先生说张学良,朴平中透着深刻,论述中穿插评论,笔力深厚,功夫至臻!读完这部书,沉思许久,感慨良多,只有摆脱成功失败的功利,人生才有意思。喜欢张学良,更迷王充闾!《成功的失败者——张学良传》是所有的张学良传记中写得很好的一部。
——高继民(青岛出版集团副总编辑)
★历史文化散文领域,王充闾与余秋雨并称为“北王南余”。王充闾平生阅读《史记》《汉书》等这类评传类古书非常多,因此写起《成功的失败者——张学良传》这部传记作品,在写作方法和立意上得心应手。
——舒晋瑜(中华读书报)
★王充闾的功底真好,举杯一唐诗,落杯一宋词。如今,这样的文人已经不多见了。
——沈昌文(三联书店原总经理兼《读书》杂志主编)
★充闾先生是当今中国作家中,少有的几位有大学问的人。
——苏叔阳(著名剧作家
目录
第一章 人之初
第二章 一代枭雄
第三章 “大姐”风范
第四章 尴尬的四重奏
第五章 只有为了爱
第六章 两股道上跑的车
第七章 九?一八,九?一八
第八章 猛回头
第九章 别样恩仇
第十章 道义之交
第十一章 “良”言“美”语
第十二章 史里觅道
第十三章 将军本色是诗人
第十四章 庆生辰
第十五章 情注梨园
第十六章 夕阳山外山
第十七章 鹤有还巢梦
第十八章 “长寿经”
第十九章 人生几度秋凉
第二十章 成功的失败者
后记
精彩书摘
张学良遭到软禁之后,许多要人都为之说情,其中包括宋子文、宋美龄等“皇亲国戚”,李烈钧、于右任等国民党元老,张治中等“朝中重臣”,以及外籍顾问端纳等等。1937年1月,东北军、西北军共同致电蒋介石,要求给予张学良带兵的自由。蒋说,张学良他自己要求读书,我怎么办?同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东北军将领再次提出把上阵杀敌自由还给张学良,蒋仍置之不理;而在召见东北军代表时,他却说:“汉卿他年轻,小事聪明,大事糊涂,只因读书太少。我留他在这里,让他多读些书”。
九年过去了,全国政协会上,委员们呼吁还给张学良人身自由,蒋介石让邵力子出来代他讲话,说:“张学良的问题不是国法问题,而是家法问题,你们不要管啦!”同年10月,张学良请托前来探望他的张治中在蒋面前代为说情,结果,蒋断然下令:今后任何人见张,都要经他亲自批准。
1949年1 月,蒋被迫下野,于右任提出,为了增加与中共谈判的筹码,应尽快放出张、杨。蒋却冷冷地说,你们找李宗仁去说。李宗仁倒是真的答应了,当即给参谋总长顾祝同拍电报,要他负责落实。顾祝同深解蒋介石的用心,便推脱说,这要由台湾省主席陈诚和重庆绥靖公署主任张群来办。于是,李宗仁又派遣程思远去台协商。陈诚说,蒋先生的事,他不便插手;而私下里,遵照蒋的指令把张学良秘密转移,程思远无功而返。同年年底,蒋下达手谕:要严格审查张学良寄出的信件,这就把通讯自由也剥夺了。
在旷日持久的拘禁生涯中,张学良自己也曾多次向蒋介石上书求赦,主动承担“罪责”,以求宽宥;请缨赴战,要与日寇决一胜负,“任何职务,任何阶级,皆所不辞。能使我之血得染敌襟,死得其愿矣”;表述“加意锻炼身心,休养体智,以备钧座之驱使,代国家之驰骋”, “乞钧座念及十年之情,怜及匹夫之志,有以成之”的心愿。无奈,热面孔贴在冷屁股上,回回都是“竹篮提水”。蒋介石的策略,一曰置若罔闻,不予理睬;二曰水来土掩,虚与委蛇。
一次,戴笠向蒋介石报告,说“张学良太小气,连一根钓鱼竿也舍不得买”。蒋介石却说:“你懂什么,这是暗示我,要他钓鱼必须释放他,要给他政治权力的钓鱼竿。”不久,他就叫人把一根从美国进口的高级鱼竿送过去。张学良看到这个鱼竿能伸能缩,可长可短,知道他的用意:当即折断扔掉。对于长期丧失自由,身心饱受摧残,张学良以独特的方式向蒋介石提出抗议:他特意捉了一只鸟,把它关进一个精致的鸟笼里,然后作为一件特殊礼品,托人给蒋介石送过去。蒋介石收到后,将计就计,差人做了个更大的鸟笼,作为回赠,派人送给张学良,并捎话说:“我很爱鸟,你再在山上多捉些鸟吧,我有的是笼子。”
1956年,张学良铁窗生涯熬过了二十个春秋,羁身台湾孤岛也已整整十年,又正赶上老蒋七十寿诞,张学良抱着很大希望,把一只珍贵的瑞士名表作为礼物托人送给蒋介石,暗示岁月蹉跎,“管束”应该结束了。蒋介石深知个中寓意,立即回赠一本1936年年历,还有一双绣花拖鞋。看得出他对西安事变那场羞辱始终耿耿于怀,决意要把“管束”永远拖下去,直到张学良老死。
怅惘中,张学良写下一首《夏日井上温泉即事》,以自嘲形式形象地描述其懊恼的心境:
落日西沉盼晚晴,黑云片起月难明。
枕中不寐寻诗句,误把溪声当雨声。”
说到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的心理反应,包括对张学良的态度,可以用“一怕二恨”四个字来加以概括。其实,这个问题弄清楚了,也就能够回答:蒋介石何以长期扣住张学良不放?
首先说怕。有一次,美籍著名史学家唐德刚问张学良:“汉公,为什么蒋先生不放你?”张学良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引用了国民党元老张群的一句话:
张岳公曾告诉我,他说,你是个宝贝,谁把你抓住,对谁就有用。你明白这句话吗?那意思就是怕共产党抓住我,怕我跑到共产党那边去。
看来,张学良的“虎”威犹在,是其不能获释的重要原因。
在中原大战中,张学良一麾出守,举重若轻,谈笑间化干戈为玉帛,原因在于他手下拥有一支强大的东北军,成了当时全国的最大的实力派。在蒋介石心目中,张学良是一只威震神州的真正的东北虎;而那场震惊中外、至今思之犹使蒋介石 心胆俱寒的西安事变,更使他领略了这只桀骜不驯、野性十足的东北虎的赫赫神威;现如今,虽说已经“虎落平阳”,但只要获得自由,他仍然能够凭借他的老本,他的余威,振臂一呼,“啸聚山林”,成为有影响、有实力的统帅,继续率领东北军横行天下。
行伍出身的蒋介石深知,军队就是命根子,有了军队就意味着有了一切。西安事变前,红军、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在抗日救国大旗下,相互合作,形成了时人所称的“三位一体”,总兵力达数十万之众。事变之后,这支武装力量并没有消亡,作为“东北王”,张学良既是东北军的主心骨,同时也是“三位一体”的重要支柱。扣住他不放,无疑是涣散以至瓦解东北军以至“三位一体”的关键所在;而“三位一体”内部离心力的日益加剧,又为蒋介石长期扣押张学良提供了信心和保证。
杨虎城的话,可谓一语破的:
张汉卿不回来,我们的事很难办。首先就是团结问题。东北军内部本来就不够团结,他们与我们之间也不是没有问题。张汉卿能回来,东北军内部有个中心,就不会出大问题,东北军与我们之间的合作也就比较容易。能团结,就有力量。张汉卿不回来,整个团结成问题,我个人实在撑持不了这个局面。
正是基于这一考虑,蒋介石才决心把张学良扣押到底。每当历史出现转折时刻,或发生重大变故,蒋介石都要亲自过问对张学良的监禁事宜,唯恐出现意外。1946年春,在重庆召开的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上,中共正式亮出“释放张学良”的议题,蒋介石十分紧张,立即紧急部署,匆匆忙忙将张学良秘密押解到孤岛台湾,为的是怕他在大陆被劫走,或者迫于政治压力被释放出去。押解到台湾以后,他仍然严加控制,因为他担心,张学良一旦“出山”,就会“成为一股政治力量,为反蒋的人所利用,干扰国民党的‘改造计划’和‘强人政治’”。
直到临终前,在同“后主”蒋经国谈到张学良时,他还郑重交代:“不可放虎!”中国古人有“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的说法。张学良当时大概没有料到,他的这位“关怀之殷,情同骨肉”的老上级,关于他的临终嘱告,竟是这样断义绝情的四个字。
这样决绝的交代,显然不是随意做出的。那么,其意为何?是怕他“东山再起”,重新“占山为王”吗?看来不像。——当年的“山”已经不复存在了;而且,被囚禁了三十八年、已经七十五高龄的老将军,纵然不是“一饭三遗矢矣”,昔日的震山之威,难道还存在吗?他身后的三十万大军已然“灰飞烟灭”,莫非说一个“茕茕孑立,形影相吊”的孤老头子,还能揭竿而起,重新向蒋家王朝发难吗?看来,只能有一种解释,那就是:他害怕口无遮拦的张学良获得自由后,会在接受各种媒体采访时,披露出种种于他不利、有损于他的“光辉形象”的内幕。
再来说恨。蒋介石当然对张学良愤恨至极了。一恨张学良挑战了他的绝对权威,让他颜面无光,威信扫地;二恨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促成抗日统一战线,共产党死里逃生,趁机壮大实力,最后国民党一垮到底。事变之后,蒋介石曾说:“此时抗日,坐大中共”;“八年剿匪之功,预期将于两星期内可竟全功者,竟坐此役,几乎坠于一旦。”三恨张学良始终坚守诚信原则,不作违心之言,不肯悔“罪”认“错”。
凡是了解蒋介石的个性、洞悉其为人的人,都知道张学良一经陷入他的牢笼,便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国民党元老胡汉民曾经说过,蒋介石为人私欲过重,缺乏忠诚,气量狭小,睚眦必报,不足以为民族复兴的领袖。另一位元老续范亭在谈到西安事变时,指出:
汉卿又一时失策,亲自把蒋送回南京。蒋介石的秉性是世人皆知的,他地地道道就是《红楼梦》中的那两句话:“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果然,他一缓手就把汉卿给囚禁起来,再无出头之日了。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蒋介石强烈的报复心理,是张学良不能获释的直接原因。当年西太后有句经典的话:“谁若不让我痛快一时,我就让他痛苦一世。”蒋介石比西太后狡猾,他不说出来,实际做的更狠毒,更厉害:你张学良不是让我委屈十四天吗,那我就一报还一报,还你个一千四百个十四天!结果,足足监押了五十四年。
太史公曰:“怨毒之于人甚矣哉!”旨哉斯言。
……
前言/序言
从年轻时,我就对研究历史人物抱有浓厚的兴趣,喜欢阅读《史记》《汉书》等古书中的人物传记;同伴们聚在一起,也习惯于运用自己有限的见识品评各类历史人物,像古人所说的,“雌黄出自唇吻,朱紫由其月旦”。而张学良将军,由于是同乡,相隔时间不过三四十年,自幼便听到大量关于他的身世、行迹的逸闻,以及一些绘声绘色的传奇故事,因而评论得更多,有时相互争辩得不可开交。也正是从那时起,在心底暗自盘算着,有朝一日,定要以文学纪实的手法,为他立传,为他写真,把属于个人的独到见解穿插到里面去。
实际上,这项运作,上个世纪末就已经开始了。那个期间,我陆续写了一系列关于张学良的散文:《人生几度秋凉》《将军本色是诗人》《张学良读明史》《不能忘记老朋友》《尴尬的四重奏》《夕阳山外山》《良言美语》等,发表在京、津、沪的文学刊物上,而且进入了年度的散文选本,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
本书为文学作品。文学是人学,它要透过事件、现象,致力于人物特别是心灵的剖析,拓展精神世界的多种可能性空间,发掘出人性、人格、命运抉择、人生价值等深层次的蕴涵。既然是文学作品,自不能以单纯的叙事为满足,还须运用文学的语言,借助形象、细节、场面、心理的刻画,进行审美创造;更需要以史家眼光、哲学思维对事实加以深入的解析,穷原究委,探赜烛微。这样,在强调客观性的同时,作者的主观色彩以及现实期待也就比较鲜明。
我的本衷是为张学良写真。“写真”也者,重在一个“真”字。真,不在貌而在心。写真也就是写心,亦即着眼于展现传主及有关人物的个性特征、内在质素、精神风貌。这也就决定了,写法上不可能是须眉毕现,面面俱足,而应是努力追求明末清初散文家张岱所说的“睛中一画、颊上三毫”的传神效果。如果叩问:本书何以区别于其他传记?这可视为主要一点吧。张学良绚丽多彩的百岁人生,可以浓涂重抹的未必只是二十个方面,篇幅再增加一倍,也还是有话可说。本书的写作重在抓本质,突出要项。
本书尽量不与其他传记、访问记、回忆录、口述历史重复。但重复与否,有个如何看待、怎么认定的问题。喜庆筵席上有一道常见的必备菜——“四喜丸子”,相传是由唐朝名相、著名诗人张九龄始创的。所用原料,当日张相爷的和我们今天的不会有本质不同;但是,由于烹饪技法、佐料添加、火候掌握上存在着差异,味道肯定不一样。与此类似,为同一个人立传,叙述的史实、应用的素材互有雷同,是难免的;而视角、立论如何,史观怎样,作者是否有独特发现,所谓“独具只眼”,则决定着传记品位的高下。
不过,有一点必须承认:正是有了这些传记、访问记、回忆录、口述历史,以及当代学人大量的论述、评介文章,宛如身后耸起一列高大的靠山,眼前摊开涵容万汇的大海,给了我的写作以有力的支撑、直接的帮助,提供了巨大的便利。为此,我要在这里恭恭敬敬地奉呈一句:“有劳诸位了,请接受我发自肺腑的诚挚谢意!”在构思、写作过程中,本书的责任编辑出了许多好主意,提供了一些很有价值的建议,在此也谨表谢意。
限于精力和水平,书中肯定会有许多纰漏与不当之处,切盼广大读者与方家不吝赐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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