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信谁 关于信任模式与机制的社会科学探索 epub pdf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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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我们信谁？”这一问题不仅关乎百姓人家的日常行为抉择，而且是近年来社会科学界关注的热点。通过本书，我们既可以看到中西方学者于不同田野发现之间的碰撞；也可以在品味社会学最新理论探索及经验研究的同时，汲取来自心理学、管理学、政治学和经济学视角的颇具启示的洞见；还可以在共同的信任模式探讨下，触及信任与政府、信任与市场、信任与职业群体、信任与社会结构、信任与文化等诸多题旨。

作者简介

周怡，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社会学系教授、博导。1993年南京大学毕业并获硕士学位，2004年获香港中文大学获博士学位，2004—2005年在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攻读博士后，2007—2008年在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进行学术访问。

目录

导　言【周　怡】／1
　　一　信任：理性抑或道德／1
　　二　关于一般信任的类型辨说／4
　　三　西方学者关于信任的若干研究／8

第一部分
信任模式与市场经济秩序——制度抑或文化的解释路径【周　怡】／17
　　一　概念辨析：信任、信任模式和市场经济秩序／19
　　二　信任基础的解释：理性抑或社会镶嵌／22
　　三　现状反思：中国信任缺失的形成与调整机制／28
信任的基础：一种理性的解释【王绍光　刘　欣】／43
　　一　对信任的兴趣／43
　　二　信任谁？何为信任?／44
　　三　关于信任的理论：如何解释信任?／50
　　四　实证发现：谁信任？为什么信任?／60
　　五　结语／68
“自己人”：信任建构过程的个案研究【杨宜音】／71
　　一　研究方法与背景资料／72
　　二　研究结果／73
　　三　讨论／85
特殊信任与普遍信任——中国人信任的结构与特征【李伟民　梁玉成】／94
　　一　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96
　　二　研究方法与操作过程／101
　　三　结果与分析／102
　　四　讨论和总结／107
城市居民信任的构成及影响因素【胡　荣　李静雅】／112
　　一　理论背景与问题的提出／112
　　二　人际信任的基本结构／115
　　三　社团参与以及其他因素对信任的影响／118
　　四　讨论与思考／124
社会流动与关系信任——也论关系强度与农民工的求职策【翟学伟】／130
　　一　问题与假设／131
　　二　个案访谈与描述／135
　　三　信任强度的分析／141
　　四　结论:关系信任——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结合点145
高等教育与社会信任——基于中英调查数据的研究【黄　健　邓燕华】／149
　　一　引言／149
　　二　假设、数据与模型／151
　　三　实证分析／157
　　四　结论／163
差序格局下的宗教信仰和信任
　　——来自中国十个城市的经验数据【阮荣平　王　兵】／166
　　一　引言／166
　　二　文献回顾／168
　　三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171
　　四　数据和研究设计／175
　　五　模型分析／176
　　六　主要结论／184

第二部分
信任的概念与解释【Russell Hardin 著　王　兵 译】／193
　　一　含混的概念／197
　　二　作为取决于受信者特征的信任／209
　　三　作为物品的信任／211
　　四　信任的发展解释／215
　　五　信任的功能解释／219
　　六　结语／223
信任：一种社会现实【 J.David Lewis　Andrew Weigert 著　杨　帆 译】／231
　　一　社会学的信任概念／232
　　二　社会科学中信任的实证研究／238
　　三　社会学的信任研究举例／241
　　四　结论／246
我们如何学会信任？——对一般信任来源的验证性四分差分析
　　【Jennifer L.Glanville　Pamela Paxton 著　薛立勇 译】／251
　　一　有关信任的理论／253
　　二　数据和分析／257
　　三　结果／260
　　四　结论／264
信任与市场【Jens Beckert 著　郑雅君 译】／270
　　一　市场交换中的信任／272
　　二　受托者的角色／273
　　三　可信赖的印象／275
　　四　信任和拟剧行动／277
　　五　市场的表意性建构／280
　　六　市场关系中自我呈现的策略／281
　　七　结论／283
职业流动与信任——重新审视流动效应【Jim Faught 著　郭宇婷 译】／287
　　一　流动效应何在？／287
　　二　流动类型／289
　　三　信任／293
　　四　研究方法／296
　　五　结果分析／299
　　六　结论／304
价格、权威与信任——从理想型到多重形式
　　【Jeffrey L.Bradach　Robert G.Eccles 著　孙瑞英 译】／309
　　一　引言／309
　　二　市场和等级管理／311
　　三　价格和权威／313
　　四　信任／316
　　五　信任、价格与权威／321
　　六　多重形式／323
　　七　结论／326
信任的半径——宗教、社会嵌入与陌生人信任
　　【Michael R.Welch　David Sikkink　Matthew T.Loveland 著　仇　璐 译】／332
　　一　下降的信任水平和社区的微型化／333
　　二　信仰、堂会嵌入和信任／335
　　三　信任半径的估量：能够延伸到多远？／337
　　四　研究方法／337
　　五　数据分析／343
　　六　讨论／349
西欧的社会信任模式及其起源【Gerry Mackie 著　王　兵 译】／357
　　一　西欧的信任模式／359
　　二　类似研究／367
　　三　解释西欧的社会信任模式／370
　　四　讨论／386
　　五　结论／388
信任的社会结构——以英国与德国供货商关系为例
　　 【Christel Lan　Reinhard Bachmann 著　张大成 译】／393
　　一　引言／393
　　二　若干理论思考：信任作为一种降低风险的机制／394
　　三　商业关系的制度环境／399
　　四　供应商关系的实证分析／407
　　五　结论／416

后　记／422

前言/序言

导　　言

信任抑或猜疑，不仅在人格意义上反映不同性格的两种人，也在共同体意义上建构出不同特质的两类社会：信任对应一种“你赢，我也赢”的“共赢”的和谐社会；猜疑则同“你赢，我就输”的“赢输不共”的不合作社会相联系。但任何社会、任何国家都不会有100%的信任或猜疑，唯有信任与猜疑的共存以及由相互包含的程度不同、模式差异所引发的高信任度与低信任度、特殊信任与一般信任的国别、阶层、群体及个体之分（Fukuyama，1995；Delhey and Newton，2003，2005）。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影响因素和机制，便是本书各篇文章力图呈现的重要方面。
以“我们信谁”为题，这部由17篇中外学术研究作品汇编而成的文集，囊括了社会科学领域有关信任研究的最新理论及经验研究。概念、理论和经验研究的交融及多学科视角的综合构成本文集颇具裙裾的风景。全书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为国内学者的著述，第二部分是西方学者的研究。看似分列的两部分在研究议题上却有一一对应的比较，包括市场与信任、信任模式、信仰与信任、信任的理性基础、社会流动与信任等基本相同议题的中西方比较研究。同样，尽管每一篇文稿涉及不同的研究对象、出自不同的田野调查，但在由微观心理到宏观的组织、制度和文化因素的因果分析中，读者依然可以看到某些带有规律性的又不失一致性的基本解释。这些解释被包括在信任概念及其类型归纳中，也尽显在有关信任基础抑或信任模式的界说中。
一　信任：理性抑或道德
什么是信任？本文集除第二部分第一篇哈丁（Russell Hardin）直接论述“信任的概念与解释”之外，其他各篇都只是间接提及。信任作为一种人类普遍的价值观念（Uslaner，2002），一种积极的态度（Jones，1996；Miller，2000），一种利益攸关的关系（Hardin，2001，2002，2003），一种决策（Bohnet and Zeckhauser，2004；Herreros，2004），一种行动（Sztompka，1998），抑或作为一种社会资本（Sztompka，1999）的不同定义曾经充斥社会科学界的各个领域。将这些汗牛充栋的信任著述进行归纳时，我们发现，最粗线条的划分遵循两个维度。第一个维度区分为理性选择的解释与非理性的道德解释（Kramer，2006；周怡，2013）。循制度主义背景的理性解释，关注信任现象的结果逻辑；道德解释视信任服从于拥有逻辑。第二个维度是一般信任（generalized trust）与特殊信任（particularized trust）的区分。相对于人们对亲人、朋友和熟人的特殊信任来说，一般信任强调对社会一般他人即陌生人的信任（Delhey and Newton，2003，2005）。
作为理性选择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哈丁是在对信任与值得信任（trustworthiness）的区分中，也是在对值得信任（Hardin，2002）的强调中凸显信任意涵的。如果信任指的是对某人或某机构寄予期望的信心，那么“值得信任”则是哈丁赋予信任双方的一种极为现实而乐观的判断。因为在他看来，“值得信任”取决于彼此间的潜藏利益（encapsulated-interest），这就是：“我信任你，是因为我的利益中含有你的利益，因而你会为追求你的利益而履行我托付给你的事”；从受托人角度说，“如果你知道利益会推动我不辜负你的期待，那么你的信任中一定潜藏我的利益”（Hardin，1992：189）。哈丁将这种双方利益的嵌套视作“值得信任”的当然基础，并认为由值得信任激发的信任关系，本质上隶属于利益关系；正是潜藏利益赋予互动双方值得信任的激励，才使得市场中的一桩桩交换互动得以有条不紊地持续（Hardin，2001）。人们相信存在持续关系的那些人，因为持续关系越丰富，利益关联度越高，就越有可能乐于信人并为人所信（Hardin，2002）。秉承哈丁的观点，Levi和Stoker （2000： 476）认为，信任可以在日常生活中扮演激励彼此利益和能力的正功能角色；Herreros（2004：8）视信任为“一种对他人寄予积极肯定的期待行为”；Delhey和Newton（2005：311）将信任定义为一种信仰，即信任是“确信他人不伤害我们并可能顾及我们利益的一种信仰”；Yamagishi（2001，2003）在区分保险和信任之后指出，保险是基于潜藏利益的，社会信任却基于各种技能或“社会知识”（social intelligence），即“社会互动过程中人们洞察风险的各种能力”。因此，Yamagishi提出的信任，更多取决于被信任者的特征以及互动的过程要素。显然，无论是持潜藏利益论的学者还是持社会知识论的学者都在赞同理性选择的同时，看到了信任与值得信任之间的关联。不过在因果链上哈丁强调了值得信任，他认为正是值得信任而不是信任构成了社会合作与和谐的基础；Yamagishi则相反，他认为是信任首先创造并激发了值得信任，而后才有双方的合作。
尤斯拉纳（Eric M.Uslaner）通过对美国社会的实证研究提出了与上述理性策略论完全相悖的道德信任概念。在他看来，信任既不取决于个人经验、信息，也不取决于具体交往过程对是否值得信任的种种理性判断，而是一种乐观主义的价值，一种关于人类本性的普遍价值观（Uslaner，2002：17）。乐观主义价值具体表现为一种人们“不仅相信世界是美好的”也“坚持认为能用自己的行动使未来变得更好”的基本态度（Seligman，1997；Uslaner，2000）。其中，认为“未来会更好”反映人对事物的基本判断：事物处于正确轨道上，并能持续改善；而“用自己的行动使未来变得更好”所表达的“对前景的控制感”则认定：之所以明天比今天好，是因为自己能够使它变得更好。
那么，这样一种乐观主义价值抑或世界观如何习得？尤斯拉纳将其归结为童年时期父母赋予孩子的社会化过程及其道德内容。这就是说，人们在生命的早期就确立了信任与不信任的基本道德倾向（Erikson，1968：103）。而在特殊信任到一般信任的连续统上，尤斯拉纳提示：假如把一般信任理解为大多数（陌生）人都属于你的道德共同体的话，那么一般信任的基础是道德信任。但一般信任又不完全等同于道德信任，因为一般信任作为“共同体范围的一个测度指标，它的基础既是道德的又是集体经验的”（Uslaner，2002：31）。即便支持一般信任的乐观主义态度基本稳定，但随“集体经验”的不同，一般信任也会发生浮动。可是，道德信任在时间维度上却能保持永久的稳定，因为支撑道德信任的乐观向上的核心价值和人生态度不可能轻易改变（Uslaner，2002：70-82）。
“我们信谁”至此有了两种答案：一是依赖理性的对结果的判断；二是依赖几乎与生俱来的道德。显然，当我们真正置身于某一市场抑或社会情境而发生实际互动时，后者相比前者会给互动双方带来更为轻松愉悦的感受及效率。不仅如此，道德信任较之理性计算的信任在理论上亦显得具有理想美的崇高境界。然而，尽管现实生活中我们常遇到天生乐观的与凡事悲观的两拨不同人群，但在众多学者的信任研究中道德信任的研究却极为鲜见。如这部文集中的17篇论文就清一色地偏向了对理性信任的关注，没有一篇提及道德、道德信任的内容。这种缺憾或研究偏好的存在其实不无道理，因为现实中尽管人们可能持有乐观主义的价值，还是会“把最高的信任给予与我们有密切接触的人、与我们最相近的家人、朋友抑或熟人”（Uslaner，2002：35），其次是信任受尊敬的陌生人或有制度保障（第三方保障）的陌生人。而这两类信任无疑同理性经验联系在一起，也分属于当前学者们热衷讨论的特殊信任和一般信任的类型。
二　关于一般信任的类型辨说
在各种信任类型中，一般信任是一个颇受追捧的学术概念。早在1956年，罗森堡（Morris Rosenberg）就提出了计量一般信任的标准问题。这就是，“一般来说，你认为大多数人是可以信任的吗？或者说你与他人打交道时，是否要格外小心？”半个世纪过去，这个标准题器一直被用于信任、信任水平、信任半径等的测量，产生过诸多有关国别差异、社会发展差异、阶层差异等极富影响力的研究成果（Delhey and Newton，2005；Fukuyama，1995；Putnam，2000；Uslaner，2002；Yamagishi，2001；胡安宁、周怡，2013；Zhou and Hu，2013-2014）。这一标准题器中的“信任大多数人”，意味着信任陌生人、信任社会上的一般他人。多数研究把它称作一般信任（如：Delhey and Newton，2005；Glanville and Paxton，2007；Welch，Sikkink，and Loveland，2007；Yamagishi，2001），也有学者翻译成普遍信任（如：胡荣、李静雅，2006；李伟民、梁玉成，2002；Uslaner，2002），还有的将其归纳到社会信任（social trust）的范畴（如：王绍光、刘欣，2002；黄建、邓燕华，2012；Mackie，2001）。相应地，如果我们只信任我们认识的人，这就构成所谓的特殊信任（particularized trust）（如李伟民、梁玉成，2002），有学者翻译为个别信任（如Uslaner，2002）。
显然，特殊信任与一般信任的区别说到底涉及信任半径，或者说“道德共同体的包容程度”（Uslaner，2002：31）：从熟人到陌生人，从内群体到外群体，从“自己人”到“外人”（杨宜音，1999），从亲人、朋友、熟人到社会（王绍光、刘欣，2002），从差序内群体复制的强关系信任到外群体的弱关系信任（翟学伟，2003），以及从宗教组内的个体化到组外的社会化信任（阮荣平、王兵，2011），等等。而在社会资本和关系网络语境中，这种区分类似普特南（Putnam，2000）对内聚型社会资本（bonding social capital）和外联型社会资本（bridging social capital）所作的划分。与朋友、同类人、内群体之间的关系属于内聚型社会资本，与他人或外群体之间的关系则被视作起桥梁作用的外联型社会资本（Welch，Sikkink，and Loveland，2007）。特殊取向的与家人、朋友相联系的关系基于深度信任，换句话说，深度信任的基础是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1973）笔下的强关系（strong tie），即我们信任我们充分了解的人。一般信任与浅薄信任相联系，是基于弱关系（weak tie）的，即我们可以在偶尔接触的人甚至陌生人中发生信任。总之，从特殊信任到一般信任，是信任半径扩展、道德共同体的包容程度加大的过程，表征社会的开放、进步乃至文明。因而，不仅许多经典论述认为，一般信任是社会发展、社会和谐的基础（Coleman，1988；Parsons，1937；Simmel，1950［1906］）；而且在今天的有关合作（Cook，2005）、政府管理（Paxton，2002；Putnam，2000）和经济发展（Fukuyama，1995）的讨论中，一般信任亦是其中的重要指标。
以往的发展研究大多支持这样的观点：经济发展促进一般信任水平的提高。比如，班菲尔德（Edward C.Banfield）的意大利村庄研究揭示过贫困与不信任、不合作的非道德家庭伦理所具有的内在联系；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比较研究指出，同儒家伦理相联系的欠发达国家属于低度信任的社会，而与基督教文化相联系的发达国家则属于高度信任的社会（Fukuyama，1995）。但近期研究显示，美国社会的一般信任呈现下降的迹象（Paxton，1999；Putnam，2000；Robinson and Jackson，2001；Wilkes，2011）。这一发现挑战了既有的“发展与高度信任、不发展与低度信任”的简单相关，促使学者们寻找其他视角去重新解释信任与发展的关系。
在重新阐释的过程中，中国学者将主要的论辩点放在西方学者对一般信任水平作测量时所采用的“大多数人”的含义上。有学者认为，中国人对标准题器“你认为大多数人是可以信任的吗”作回答时，“大多数人”往往包含与之相接触、相交往的熟人，而非西方意义上的完全陌生之人（Zhou and Hu，2013-2014）。因而，用该标准题器去测量一般信任水平或程度多少有偏颇，需要有适合中国特征的信任程度的测量。在这部文集中，我们看到：杨宜音提出的“自己人”概念反映出中国人是将他人包容进自己的自我边界之内而形成信任边界的（杨宜音，1999）。她强调：①中国社会的一般信任是通过拟亲化亲缘关系和个体间心理情感的亲密认同这两个将“外人”变为“自己人”的过程来实现的；②“自己人”身份的获得是“外人”（陌生人）获取信任的一个前提条件。其中，当作者将心理情感认同视作“自己人”身份获得的首要因素时，其意涵在说明：中国人既不可能把所有熟人都看成是“自己人”，也不可能将社会上所有陌生人纳入“外人”；因为中国人可以因“爱”或“需要”将“外人”纳为“自己人”，也可能因“恨”或“排斥”将亲人、熟人贬为“外人”。李伟民和梁玉成（2002）用经验数据基本支持了杨宜音的“自己人”假设。他们的研究发现，尽管表面上中国人对他人的信任属于“关系本位”取向的特殊信任，但实质上起主导作用的不是关系本身，而是关系中所包含的互动双方心理情感上的亲密认同。中国人的人际信任呈现的是“情感差序”，而非客观存在的社会“关系差序”。显然，用这套情感层面上颇具中国特征的“自己人”概念去侃谈的信任，同既有的一般信任概念的测量确有差距。
翟学伟（2003）的有关中国农民工的个案研究，就中国人的人情观同格兰诺维特的弱关系信息桥的假设做了很好的对话。他认为人情概念在中国既有强关系也有弱关系的意思，二者只是交往方式不同，强关系是义务性方式，弱关系表现为“送礼”“拉关系”等方式。因而，讨论中国人的信任交往不宜套用强关系和弱关系这对概念，即在中国不能将一般信任简单对应于弱关系信任。翟学伟提出的研究立论是：中国人关系的建立首先靠的是天然的血缘和地缘关系，然后再复制或延伸出其他关系。通过对农民工外出打工的信息源分析，他看到：原先没有任何交往的两个中国人，只要存在天然的血缘和地缘关系，就可能建立并维持彼此间的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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