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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龚鹏程，是当代享誉海内外华人世界的学者和知名思想家，精通中国文学、史学、中国、宗教，常以孔子自比、自励。他自幼才华横溢，而且精通武术、书法，深广的学力贯通古今、融会中西，人称当今天下“第1才子”。《鹏程问道》是他四十岁时回顾自身前半生经历的自传文字，一个率真坦荡、不拘常俗、志向高远、勤奋自砺的学者、行者的形象跃然纸上。

内容简介

　　《鹏程问道》是“当代孔孟”、“天下第1才子”龚鹏程先生四十岁时撰写的回忆录，记叙自身求学问道、入世历事的经历和感悟，一个率真坦荡、不拘常俗、志向高远、勤奋自砺的学者、行者的形象跃然纸上。

作者简介

　　龚鹏程，1956年生人，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博士。曾任淡江大学中文系主任、研究所所长、文学院院长、文学院院长，中正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南华大学创校校长，佛光大学校长，中华道教学院副院长等教职；及国际佛学研究中心主任、世界道教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会理事长等职。著书四十余种。

精彩书评

　　★鹏程多才多艺，于为文作诗、绘画写字，无所不通。而其著述至2002年已出版的书就有五十余种，所涉及到文、史、哲诸多方面，如儒、释、道、诗、词、古今文学、方志、美学、符号学，甚至武侠小说等等，而在他的研究中往往多有创见。
　　　　——汤一介

目录

汤一介序
卷一 诗
逆俗 用情 失乡 游学 问道
卷二 思
窥机 从师 交友 树异 主智
卷三 事
因境 执教 涉世 试剑 感兴
卷四 史
困知
得法
历事
藏史
返本

精彩书摘

　　梅新先生策划了一系列访谈，第一位是古龙，要我去做记录。我仿古龙文体整理了当日之访谈内容。黄老师与梅新先生很满意，古龙更满意，还派人来取了一份。不久之后，古龙即因酗酒而死，该文成了古龙晚年最重要的谈话。也是在十五年后。早期出版古龙成名作《大旗英雄传》《楚留香》等书的真善美出版社少东宋德令先生，由美返国，重新投入武侠小说出版事业，找到我为这一系列作品重写导论，并制作电脑游戏版楚留香。即是这段因缘的后续发展。
　　访了古龙之后，接着访李敖胡茵梦、高阳、牛哥、颜元叔，谈历史小说、侦探小说、文学批评、漫画、治学、爱、性等等。稿子后来都辑入汉光出版社《历史中的一盏灯》。只有古龙一篇，因汉光老板宋定西不喜欢古龙而未收入。宋先生是张梦机老师的“兄弟”，依辈分，我应喊他师伯。硕健朗锐、亦理平头，但蓄须，有威仪，曾是拳击国手，亦为江湖好汉。有次乘计程车，与司机发生争执，司机邀他下车单挑，他一拳就把对方打晕了。聘张老师为其公司顾问，张师中风后，振济恤赡，尤见古侠士风，我甚景仰之。他对我很赏识，屡邀我去主持其公司编务，我都不能应命。如此豪侠，却对古龙不欣赏，也是趣事。
　　这些访问，郑明蜊曾推许为是她所见过最精彩的访问稿。其实不全是我的功劳。访问时主要当然是我，但不只有我发问，梅新大多参加，也邀一些艺文及学术界朋友莅场，许多有深度的问题是他们提的。我只是费了一些气力予以整理罢了。唯整理亦非易事，当时我尚无力购买录音机，借别人的机器与带子录好，带回龟山去整理，翻来、复去，拼起、删掉，组织成文。于整理中体会受访者之思路、欣赏其语言运用、回忆谈话时之气氛，而以文字追踪之，是非常难得的经验。所访问的这几位，也都是罕见的人物，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许多东西。
　　其中最特殊的是高阳先生。他原本是准备招徒的，曾由汪中老师介绍了王文进，二人不契，他又另行物色。梅新要我访问他，本亦有意撮成此事。但访问过后，他一直喊我鹏程兄，常邀我去吃海鲜、谈清史、论红学。一杯在手，语惊四座。我顺其谈锋，随处贡疑献证，他便越谈越起劲。有时来函论学，亦累累数页。在联合报写《曹雪芹别传》时，更指定要我写篇访谈，以当前言。后他又发现靖应鸥藏脂批本可能是赝品，我也附和写了一篇《靖本脂评石头记辨伪录》，刊在成大学报中。当时他很欣赏邱世亮先生在《红楼梦解》中认为该书系影射雍正夺位之见解，由我找到邱先生，三人谈了一次，准备合作写个东西。后虽亦不果，然我之红学知识，实由先生启之。其他所谈，当然亦不限于红学。
　　他每次打电话来，都是：“鹏程兄！高阳！哈哈哈”。约见面，纵酒倾谈。高睨雄文，同一世之豪也。然时愈久，饮酒愈多，先生之体力乃愈衰，终于一九九二年六月因心肺功能衰竭而逝。那天我去看他，适巧其女公子刚刚走开返校，医生电击心脏抢救无效，先生唇角鲜血溢出，未及与我交谈便去了。我大哭，通知了联合报、中国时报与中央日报，回去赶了几篇追悼文字，纪此缘会，并志感怆。
　　这也是访谈的续曲。在访谈以外，我并帮副刊写些稿子。例如钱钟书《管锥编》新出，我读后有些意见，写了书评。卜少夫（无名氏）适来台，见之，大为欣赏。常对人说：大陆上捧钱捧上了天，龚鹏程一篇书评就将他打倒了。其实我没那么大本事，只是大陆学界哄抬“钱学”闹过了头，易惹人厌而已。
　　又如我为了研究汪荣宝，曾去拜访其哲嗣汪公纪先生，获赠其《思玄堂诗》《金薤琳琅斋文集》及清史著作，回来草成《汪荣宝的历史形象与地位》。待一九九四年，又是十五年后，汪先生忽赐一函，谓“久仪清望，无缘识荆，怅恨，怅恨”。且云当年我那篇文章在报上刊登时，他只剪存了上半篇，希望我能再将下半篇寄奉。我很惶恐，忙将文章寄去，并回函说其实他见过我的，我就是当年去麻烦他的那个年轻学生。汪先生又回信说：“家大人思想，蒙代为仔细剖析，使其伟大处完全明了，裨益后人，使得留名千古，胥拜先生之赐矣。公纪不学，先人所遗诸书不能尽识，况今已届耄耋之年，又患中风。而今能遇先生，使其略能领会先人之伟大，真万幸”。我还没来得及逊辞，他就抱病枉驾亲来致谢。使我非常惭愧。其实童子何知？汪公纪先生曾任驻日
　　代表团公使副团长，学贯中西，而对后辈如此，正与高阳俯与我等后生交友，或卜少夫先生不吝奖饰末学一样，都是老成仪型，足堪式范。我以文字因缘得此殊遇，颇感荣宠。
　　后来梅新先生离开台时，副刊由周浩正先生接手，我也写了一阵。待梅新转至正中书局时，他便来邀我办《国文天地》月刊。
　　办此刊物，是他的理想。构想的来源，是从前开明书店的《国文月刊》。他认为这类刊物既能做学校师生修习国文之参考，又可提供社会语文知识，而适为台湾所无，故积极游说正中书局办。先与师大谈合作，未谈成。一九八五年他又拿了计划给当时国民党秘书长宋楚瑜先生看。因正中是党营事业，宋先生支持这个计划，拨了半年一百二十万经费，所以就开办起来了。
　　正中总经理是蒋廉儒先生，他很支持这个刊物，但其他人则未必。梅新时任正中编务，兼任社长，我是总编辑，另聘原在救国团的杨俊先生为总经理。总共就这么三个人，没有兵，唯有一兼职美工，是联副的陈泰裕。办公室，则把正中四楼会议室隔了一小间给我们用。人员与经费不属于正中编制，只提供一些桌椅设备。所有编务、印务、业务，都得靠自己，但整体方向及运作，却须受正中之节制。
　　这是多么奇怪的体制？正中是党营事业，有其特殊之文化，副总经理陶佩瑚先生有次举了首打油诗告诉我这种文化乃是：“一枝铅笔五颗章，等因奉此无事忙，只见桥梁不见水，没有子弹空有枪”。公司员工一百多，出版量大约与后来我任职之学生书局相埒，但学生书局总共不过十二人。这么多人，出了些堆在仓库找也找不着之书，而门市、业务、编辑各自为政，日子倒也过得不错。我从私立学校来，处此真是大开眼界，极端不习惯。幸而月刊社与正中关系暖昧，在半独立状态中，稍事忍隐，尚可相安，但精神上是痛苦的。
　　编务也不容易对付。我此前在出版社编过东西，也担任过采访工作，但编杂志是另一套，我毫无经验。从策划内容、安排段落大要、约稿、设计封面、催稿、改稿、发排、校对、配图、计算栏位、补白、贴版、清样、晒蓝，到印刷、上光、转送书报社，一步步都要学过。我号称总编辑，其实是校长兼撞钟，全得自己动手。我不怕动手，只是不懂，不知如何动手。陈泰裕这时帮了我最大的忙。我其实是在跟着他学，然后找市面上其他的杂志来研究，到底杂志该怎么编。真不懂，也只能旁敲侧击地问，否则总编辑不知如何编刊物，说出来不唯笑死人，也影响士气。
　　这真是打落门牙和血吞，强忍硬撑着做。那年端午节我就没回家，睡在编辑桌上。当时正中因属党营，门禁与公家衙门类似。夜里来加班，会发现电梯锁了，或铁门关了。有时要从二楼一西餐厅的厨房钻上去。有时加完班下来，准备回家，会出不去，只好在办公室窝一晚。
　　刊物第一期于一九八五年六月推出，以小鸡即将啄破蛋壳出来为封面图案，标榜“知识的、实用的、全民的”。因为国文是一切人文知识的基础，运用于一切生活之中，并非研习国文之老师学生才需要补充此类知识，每个人都必须注意语文能力的提升。《国文天地》之宗旨即在于此，偏向社会语文学的路线。故除了介绍传统的历史语文学知识外，更要结合社会，讨论语文环境如何改善、语文现象如何了解、语文能力如何加强等。因此刊物一出来，大家耳目一新，觉得仿佛与一般讲国文教育的老夫子面貌有别。创刊号一版印了一万册，迅即售罄，一周后即再版，共卖了一万六千册。半年以后，又获得了新闻局的优良杂志奖。
　　《国文天地》在创刊时，有人预估不会卖超过四百本，谁能料到居然还能再版？熟悉台湾杂志，特别是人文刊物市场者都晓得那是多么困难的事。但要维持业绩也很困难。刊物的划拨、业务、广告，在条件不足的情况下勉强发展，其实也非常吃力，
　　这些我并不能不管。因编辑部后来陆续有王美琴、黄秋芳、林慧峰、蔡素芬君加入，分担了许多工作，所以我便又策划开办“文化讲座”。邀王邦雄、曾昭旭、康来新、蔡信发、颜昆阳……等人来讲《庄子》《红楼梦》《史记》等，学员须交费，以此挹注刊物收入，且扩大宣传与影响。试办效果甚佳，场地不够用。正中便把二楼西餐厅收回，改装成社址兼教室。当时此亦为创举，后来曾老师他们也在《鹅湖月刊》开办，也很成功，渐渐乃广为各界所采用。
　　针对校园内部的国文教学，我又找了萧丽华、陈贤俊等一批年轻朋友编了一套《国文教学动动脑》，强调教育的创造性、思考性，并提供较丰富的参考资料。这就又使《国文天地》开始出版丛书了。不但杂志已刊之文章可再结集重编为书籍，亦可另行策划，与杂志相互搭配。例如我就找了几位漫画家，编了四本《画说成语》。
　　杂志乃因此而亦成为一文化综合体，有杂志、有丛书、办文化讲座、结合国文教育界与各文化团体之力量，共同探讨国文知识，多角经营，好不热闹。当时我已贾祸，抨击过中文学界的各种弊端。执编上述刊物时，许多人认为中文学界应该会抵制我；此刊物之风格又带有现代感，恐不易获得支持。刚开始时或许是，但办出气势来了。中文学界的人力反而被我调动起来，没有了支不支持我的问题与权力。而我也恰好有此机会，把刊物办得热热闹闹，表示我不是光会张口批评的人，也能办点实事，具有实践性。正中之态度，也逐渐好转，蒋先生升任董事长、黄肇珩先生来接任总经理，书局经营形态有所调整，对杂志愈趋于积极。
　　这时我仍在淡江校长秘书处上班，但张先生因已任北市议长，不能再兼校长，遂改任董事长，申庆璧师乃趁隙退休，又向张建邦先生建议让我回到系里去，较能发挥。因我在淡江一直是以行政职员兼教钟点的方式聘用，并未因我已获博士学位而返系专任。经申老师争取，张先生问了我的意愿之后，同意我回中文系专任，改任教师，不再兼行政工作。董事长秘书一职，则把已离开学校，去了铭传的王樾找回来做。
　　此时系主任由傅锡壬老师担任，我觉得在系里亦未必能发挥。曾昭旭老师已接掌中央大学中文系，颜昆阳准备离开淡江去中央，我便与他一道参加中央的甄选，获得通过，正要返校办手续。新任校长陈雅鸿先生找我，要我负责接手系务。事出突然，情不可却，只好硬着头皮接受派令，并回《国文天地》去向黄肇珩先生辞职。
　　黄先生希望我仍能留下来，并说正中总编辑也正好悬缺，属意我担任。正中总编辑，是有历史荣誉性的位置，历来都是有名望的学者才有资格担任的。我有些心动。但仔细衡酌之后，仍然决意返回校园。
　　我像鸟，在外面飞翔之后，总还想回到巢里。学校是我习惯了的巢穴。学术研究是我的志业或生活方式，教育则是我的理想。原本只是因在体制内部推动不了，故以社会教育的方式来带动体制的革新，达成教育的功能。现在既有机会返回校园、实践一些想法，当然还是回去了。
　　总计我在《国文天地》编了二十六期。把这个冷门的刊物办到有口碑，也有实利，自认为是颇不容易的；替国文教学打开了一条新路向，更是国文教育史上不可漠视的一页。当时联合报社长刘洁先生常在刊物上写稿，后来怂恿联合报系也办了一个《历史月刊》，亦可算我有间接催生之功。我曾见李瑞腾有一文，把这两个刊物合起来讨论，其中评价《国文天地》说：“两年多来确实做了不少事，其中还包括举办六期文化讲座。在刊物上写稿的，可说是中文人力空前的大结合，让我们看到原来被视为僵硬、枯燥的国文，更有它活泼的生命力”。瑞腾与我，是中文学界唯二提倡杂志编辑学的人，后来他办《台湾文学观察杂志》还写过一篇文章谈：“什么是文学杂志学？”故他的评价应该是公允的。
　　不过，在我卸任后，刊物几经转折，由傅武光、林庆彰先生等先后接办，因与正中发生龃龉，终至决裂，退出自组董事会。这本是可大展鸿图、更上层楼的机会。但文史学人办刊物，不知杂志编辑学另是一门工夫。把刊物宗旨改为“发扬中国文化，普及文史知识，辅助国文教学”，又广用大陆文稿、办图书公司卖大陆书。我则以为如此恐怕会越走越窄。在我离职时，刊物尚有盈余百万元，现在则或堪虑。唯我既不主事，自应默尔。天下事无经久不变者，绩业未必能够长保，此等遗憾，但能还诸天地。
　　回学校办学不久，有天蒋廉儒先生忽邀我于福华饭店见面，说其友人刘恒修先生在高雄办有《中国晨报》，要扩编，增加北部版。并邀蒋先生出面，组织主笔群，强化言论阵容。蒋先生自己不便出面，嘱我担任。我在正中期间，先后两任总经理蒋先生及黄肇珩先生都对我十分器重、十分礼遇，蒋先生既要我做，我自然不能推辞。况且我已涉足出版、杂志业，报业倒还没真正参与，有此机会，也很难得，于是竟完全未考虑到我对报业的无知，便贸然接下了总主笔的工作。
　　中国晨报总社在高雄，台北仅一办事处，传真机又不普遍。要由我在台北集稿之后，专人来取，或寄发，联系颇为费时。主笔群则包括曾祥铎、陈瑞贵、傅栋成、潘锡堂、徐定心等。每天注意时事，追踪新闻，与编杂志又甚不同。中国晨报言论倾向较为关注南部社会需求，多社会面之探讨，而较少针对中央政府政策法规之缄砭，在两岸关系上，则属于赞成统一的。风格非常特殊。
　　可是，该报刚开始在北部发行，体系尚未建立完成，我买不到报纸，必须等第二天才能收到寄来之旧闻。如此怎能掌握言论导向？又无专属之办公室及设备，集稿或与主笔们讨论均甚为困难。再加上言论部门与业务部门，方向上颇有差异，更觉得苦恼。原因是晨报在高雄起家，业务与广告必然受限于南台湾之社会及商业特性，故色情业、六合彩之消息不少。报纸为了促销，也影射明牌，刺激六合彩赌徒之买气。此与言论部门的端言谠论，殊不协调。几经讨论，无法改善，我只好写了封信给刘先生谨辞总主笔一职。
　　虽然如此，这仍是个有趣的经验。遽操笔政，讥弹时局，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但言论代表报社，落笔自多斟酌，需从多方面审衡，相关法例、政策、组织及社会脉络也要熟悉。且由此而对报业经营有了一些了解，收获实多于投入。后来我又担任过《民生报》《中时晚报》《联合报》的主笔，也可说是这项工作的延续。
　　这时我与出版及杂志业之关系也没有断。周安托离开时报出版公司后替业强出版社编书，出了我《文学与美学》《思想与文化》两书。接着他自办金枫出版社，又嘱我企划一套《经典丛刊》。选择经典，予以标校注释，加上导读，连出了几十种。我自己写了十来篇导论，其余请师友帮忙。书的开本很特殊，初出时配合一套“四九五系列”，每册只卖四九元五角，超低价袖珍本，在各书店制作特殊旋转架陈列，很有特色。
　　时方怡正在汉声电台主持“爱书人”节目，便邀我上电台谈“经典与现代生活”。我每周去录音，随兴谈讲。节目做完后，她把所有录音带送了我一套。我偶然听说有些人还挺喜欢这个节目，甚至逐次录音。便找了几位学生把它整理出来，由新未来出版社印行，以利有兴趣者参考。
　　新未来出版社是洪俊贤先生办的，由杨树清、郑松维主持，编杂志与丛书，我是顾问。郑兄是我在联亚的旧识、杨兄则早在他任职《书评书目》时期即开始合作。他有“佞龚”之癖，常替我剪存收集文章，也替我编过几本文集。所以这个出版社我介入颇深。每期杂志都参与编务，也出版了《大侠》《经典与现代生活》等书。待一九八八年大陆开放，我与郑松维即赴大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洽谈了他们所编《外国文学》的版权。当时两岸出版尚未交流，外文所副所长吕同六特地从北京搭火车赶至上海与我商谈，决议合作同步出版，每期北京编好后，将清样以国际快递送至台北，同时出台湾版。这当然是个重大的突破，但洪先生财务忽然出了点状况，遂致延宕，最后并搁置了这项计划，使社科院外文所蒙受了些损失，我这中间人也觉得十分尴尬。
　　失败的经验不止此一桩。稍早吕学海负责久大图书公司，要我找人弄一套日本汉学译丛。我即请张火庆兄来帮忙，邀了些译稿，但周折甚久，亦迄未完成。出版事业充满了不稳定性，于此亦可见一斑。
　　学生书局此时正好刘兆祐先生辞去总编辑工作，书局即找我去帮忙。因为书局就在我家巷口，稿件都拿回家来处理，十分方便。这是家很有规模的书局，董事长丁文治先生曾任联合报总编辑，历任总编辑如吴相湘、屈万里等亦皆十林硕彦，已办了三十年，出书数干种。总经理鲍家骅待我至为温厚，副总经理黄新新目录之学天下知名。我与他们合作很愉快，也学了很多，校印过《嘉靖徐州志》《直隶河渠书》等明清史料几十种，改版《书目季刊》，策划了不少书，还编过一册《学生书局三十周年纪念集》，替出版史留点纪录。
　　由学校伸出脚来，涉足采访、出版、杂志、新闻事业，并非学以致用，或以学应世，而是“入世为学”。在工作与事务中学习，以逐渐明其术、知其理、达其体而能致其用。在商业利润、人情世故中打滚，在文化理想与现实条件中折磨冲撞，这不是关在象牙塔中治学者所能了解的。
　　反之，我从前由张建邦先生处学习到了些有关资讯社会的理论，也要到真正参与编辑出版工作，才能体会资讯传播复杂化、多样化、快速化的时代特性；也才能与工作经验相结合，去考虑资讯伦理、资讯环境、资讯社会学之类问题。而这些，也不是一般新闻、出版从业技术人员所能理解的。现在我办佛光大学，准备开创传播学院、出版学研究所，正有得于这一段阅历，方能彻底反省国内之传播环境、结构与教育。发现出版与新闻有其不同之功能与理则，不能以新闻之角度来涵括传播问题。出版在资讯时代，已发展至电子、音声与文字交错结合之境地，须予正视。同理，同内资讯业界与学界，只知电脑，以为资讯就是电脑。资讯研究所，不是工程就是企业管理。最近才开始开展资讯社会学的面向，并试图结合传播、图书馆与人文学研究。我办佛光大学的资讯管理研究所也即要在此贡献心力。若无这十五六年来长期泽润于此传播环境中之体验与思省，我是不可能有这些作为的。
　　人世为学，摸索试炼，自是诸苦备尝。涉足既深，关系绵密复杂，江湖道上恩怨纠缠，也不是很好处理。但业界回报我的，也很富厚。例如我初接手淡江系务时，颇以私立学校经费拮据为苦。周安托立刻送了我五万元，说是捐助。这对我来说，是笔大数目。因为我系办公室每年办公费只有一万元，单是请系里老师开会吃便当就吃光了，还能做什么事？得此义助，军心大振，后来政通人和，与此甚有关系。
　　待我受星云和尚之嘱，筹办佛光大学时，因我早年曾参与陈达弘先生环宇出版社所办《大学杂志》的编务，陈先生遂出面替我组成佛光大学图书劝募委员会。出版界朋友结集组成此类团体，替大学募书，本是不可能亦无先例的。因为大学正是出版界最主要的顾客，新成立大学之购书款更是出版界的救命金丹。现在出版界不但不向我们赚钱，更热烈捐输，且还要去拉别人来捐，天下岂有此理？但中华民国图书出版协会、台北市出版同业
　　公会都出面劝募。九歌、文史哲、三民、学生、远流等书店也往往整套整套地送。如此厚谊，求诸当世，岂可多得？
　　同样地，我在发表批评大陆委员会主管的文章而准备离职时，出版界朋友立刻来电致意，并安排餐叙，表示感谢我在任内替业界的服务。可是，我在任内花了同样气力为之争取权益的演艺界，却等不及我离开，便立刻送来花篮，巴结尚未上任的继事者荣膺新职。人情之冷暖，两相对照，特别能感受到文化人的温暖与文化素养。义气侠情，皆见于此等处。
　　总之，理事相融，涉世有功，当可作为这一段经历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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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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贤志文教基金会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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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鹏程先生四十岁时写的回忆录，在学者中年回忆录之中，这本作品，应该居前三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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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武侠文学会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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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书重印，内容很值得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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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她心仪的对象、她以为会与她结为连理的卫希里的闪电订婚——新娘不是她。然后是终于爆发的南北战争夺走了她为了跟卫希里赌气而与之结婚的査理。她带着儿子背井离乡去了亚特兰大。那之后，战争的蔓延又逼迫她回到家，冒着生命危险。然而，母亲病亡，父亲先疯后亡，家庭的重担全压在了她的肩上，生活天翻地覆。并且，她得照顾卫希里的妻子媚兰，只因卫希里的恳求。战争的灾难还让她差点失去了父母遗留的农庄，她拼了命地把农庄保住，而后因为生活窘迫再婚，丈夫却又身亡了。她顶住悲伤，努力赚钱，生活逐渐有了好转，然而她做为一个女强人却为人们所唾弃。最终，她与贯穿了整本书，性格不羁风流、我行我素、却与一直支持帮助她的白瑞德结婚。但婚后的奢华生活一闪而过，她为白瑞德的女儿的死亡与一个她与卫希里的误会让白瑞德离她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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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鹏程先生作品集，这一本我读过其他版本，这次是帮同学代购，非常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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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道教学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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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之作 还是很满意的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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