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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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中国传统政治基因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复杂的演变过程。华夏政治文明的源头自炎黄时代至秦统一天下。公元前202年,汉朝建立。统治者汉承秦制,同时十分重视总结亡秦的教训,实现国策转移,采纳百家主张,先后对黄老及儒、法理论进行高度整合,最终形成了颇具汉家特色的“霸王道杂之”治国之道,并对后代发生影响。百代都行秦汉政法的事实告诉我们,中国传统政治基因即传统华夏政治的“东方模式”至汉代已经完全形成。
作者简介
马平安,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博士后,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政治室从事中国政治史的研究工作。
近年主要著作:《晚清政坛纪事》(2008年)、《近代东北移民研究》(2009年)、《帝国路上的八张面孔》(2010年)、《终结帝制集结号》(2011年)、《北洋集团与晚清政局》(2011年)、《大清王朝灭亡之谜》(2012年)、《大秦帝国夭亡之谜》(2012年)、《晚清变局下的中央与地方关系》(2013年)。
目录
引 言
第一章 部落联盟时代的远古政治
第一节 黄帝、炎帝、蚩尤间的斗争
第二节 尧舜禹权力交接之历史真相
第二章 家族与方国递进时代的夏商政治
第一节有夏氏与其他部族间的斗争
第二节 方国体制下的殷王朝政治
第三章 周代政治之精髓
第一节 以德治国的从政理念
第二节 宗法封建制的政治模式
第四章 春秋时代:整合的序曲
第一节 稷下学宫的思想交融与争鸣
第二节《吕氏春秋》中的整合与设计
第五章 秦代政治之核心
第一节 以法治国的从政理念
第二节 皇帝制度的中央集权模式
第六章 高度整合的汉政模式
第一节 汉承秦制与亡秦之鉴
第二节 “霸王道杂之”的汉家制度
结束语
精彩书摘
高度整合的汉政模式
第一节 汉承秦制与亡秦之鉴
公元前206年,经过3年多的反秦战争,大秦帝国这座当时举世最宏伟的大厦,在陈胜、吴广、刘邦、项羽等为首的各阶层民众的一致讨伐声中,轰然倒塌。
公元前202年,刘邦经过垓下一战最终夺鹿在手,天下战乱渐归结束,在这种情况下,刘邦在汜水北面登临皇帝之位,建国号汉,大汉帝国从此诞生。
为了保证新王朝的长治久安,汉高祖刘邦必须着手恢复大一统帝国的统治秩序。
尽管刘邦是推翻了秦始皇的帝国而称帝,尽管从此之后汉代的史书、官牍把秦帝国描绘得一片黑暗,但是,汉帝国君臣却毫不犹豫地承袭了秦帝国的所有国家制度。
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角度而言,秦帝国对中国政治的最大影响,莫过于它创立了一套以大一统形式为标志的政治模式。这套政治模式包括政治观念、政治制度、法制体系以及与之配套而成的社会经济体系。大秦帝国建立者的知识水平和理论水平明显高于起事于草莽布衣的汉帝国的创建者们。换句话说,秦始皇草创的政治制度和治国模式具有开辟性的特点及优势,继秦而起的任何新朝都不可能再在一个短时间内创造出比之更加完备的国家制度。大秦帝国虽然因统治者施政不当而短命夭亡,但其创建的国家政体却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它不仅不会随着秦帝国的消亡而消亡,而且以新的面孔继续决定与影响着继秦而后的新王朝的政治。
历史发展的事实无可辩驳地证明:“汉之法制,大抵因秦。”[1]根据云梦秦简提供的资料表明,许多原来以为是汉帝国创建的制度及其有关称谓,原来都是由前朝秦帝国那里传承下来的。“汉承秦制”,确凿无疑。
一、汉帝国全盘接受了秦始皇创造的皇帝尊号及其相应的一整套皇帝制度与帝王观念。
皇帝制度与帝王观念是大秦帝国统治模式的基础框架和核心内容。只要这个基础框架与核心内容不改变,新王朝的一切损益、更始、变制,都不具有变革统治模式的意义。这就是说,只要汉帝国的创始人继续实行帝制,汉代的政治制度与治国模式就不会与秦朝差异太大。
二、汉帝国承袭了秦王朝的中央集权制度
汉代基本上沿用了秦朝的职官制度。东汉史学家班固就说:“汉迪于秦,有革有因,举僚职,并列其人。”[2]事实也正是这样,秦帝国确立中央集权制度,皇权至高无上,全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立法、司法、监察等各种权力皆决于皇帝,从中央政府的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一直到地方上的郡守、县令及各种军事长官,其任免权最终决定在皇帝的手中,或由皇帝直接任免,或由皇帝授权上级官员任免。汉帝国建立后,基本上沿用了秦帝国的这一套政治体制,只是在中央政府管理核心的三公设置上,略有变动。
大秦帝国后,秦始皇建立了一套以丞相为核心的文官体制。丞相王绾主管全国政务,御史大夫冯劫司职监察百官、廷尉李斯负责法律事务。三公均为文职官吏,极似现代西方国体的三权分立,各司其职管理国家。而为秦始皇统一六国功勋卓著的将军们,如王翦、王贲、王离、蒙恬等,虽皆封侯,但似乎并不参与国家的行政管理。除蒙恬将兵30万北逐匈奴,修筑长城外,其他武将似只授爵位与重赏,并不给予实际职权。
汉代承袭秦代官制,其主要职官是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丞相是百官之长,其职责是协助皇帝处理全国政务。太尉,负责管理军事。御史大夫,辅佐丞相,司职监察百官。
汉代与秦代不同的是,太尉取代了廷尉,其位次也有变化:秦的廷尉位居御史之后,位列第三;而汉的太尉晋升为第二,而主管法律的廷尉不在三公之列。这一改变可以看出,汉代法制地位下降,军人地位上升。这似乎表明,秦帝国较之汉帝国,更具有理想主义色彩。也许在秦始皇看来,一旦消灭六国,“收天下兵,聚之咸阳”,天下则从此太平,不会再有战争,剩下的就是依法治国的事情了。所以,秦帝国的中央集权最高层,没有将军介入。汉高祖刘邦则亲历了秦末的战乱,其政权便是在群雄混战中靠武力争得的,因此,汉家天下一开始似乎更重视军事方面的建设。
经过汉代的继承发展,中央集权的三公九卿制度更加严整与完善。汉魏以降,中央机构和国家官制虽然不断在改革与完善,但其基本框架与思路则没有超出秦始皇的设计与智慧。中国传统政治的发展趋势是:中央政府的权力在不断地加强和集中,皇权更加强化,明清两代较之秦帝国更加专制。
三、汉帝国承袭了秦帝国的郡县制度
郡县制是维护中央集权的基本行政区划制度。
汉初,基本上沿用了秦帝国的行政区划。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推行郡县制。“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3]。后又在今河套地区建九原郡,在两广地区设南海、桂林、象郡三郡,共四十郡,郡下设县。
然而,要否定周朝八百年的诸侯封国的体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为此,大秦帝国建国初期,在朝堂之上,关于郡县与分封孰优孰劣,就曾经展开了一场著名的大争论。
丞相王绾等向秦始皇进言说,诸侯初破,六国刚灭,燕国、齐国、楚国地处偏远,不在这些地方设王置藩,就无法镇抚确保那里的治安。他们建议秦始皇仿周朝旧制,分封各皇子到六国各地为诸侯王。
王绾的这个建议,既符合当时人们的习惯思维,也道出了王族和统治阶层绝大多数人的内心想法。
司马迁说:
“秦始皇下其议于群臣,群臣皆以为便。”[4]
这就是说,王绾的主张是得到了秦帝国绝大多数群臣赞许的。
但是,廷尉李斯独具异义。他认为:周武王虽然将同姓子弟进行分封,但结果并不理想。诸侯国之间“相攻击如仇雠”,战乱不断,即使周天子最后也不能制止。现在天下既然已经重新统一,辟为郡县,这是长治久安的办法,未可轻易地去改变。至于对于诸公子功臣,完全可以用国家财政的方法去奖赏与安置他们,完全不需要再去重蹈周王朝分封制的老路。
最后,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意见,否决了分封诸侯王的建议,他说;“天下共苦战斗不止,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安息,岂不难哉!廷尉议是。”[5]但是,争论并没有结束,由于人们的利益、立场不同,人的智慧有高低之分,人的政治远见也有远近之别,所以,秦始皇建立的郡县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并不被人们接受。汉魏至唐,历代争论从未断过。
班固在总结秦亡的原因时这样认为:秦亡的原因是因为“子弟为匹夫,内亡骨肉本根之辅,外亡尺土藩翼之卫。陈、吴奋其白挺,刘、项随而毙之。故曰,周过其历,秦有及期,国势然也。”[6]这就是说,秦王政自己为皇帝,而子弟为普通百姓,在内没有骨肉亲人相辅佐,在外没有子孙党羽之护卫。所以陈涉、吴广不过是暴民起事,刘邦、项羽随后就灭亡秦帝国。所以,有人说,周朝能够延续数百年,而秦帝国只能维持几十年,就是因为其国家体制分别实行了分封或者郡县制度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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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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