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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理勇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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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

ISBN：9787545811148

版次：1

商品编码：11733231

包装：平装

丛书名：薛理勇新说老上海

开本：32开

出版时间：2015-08-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212

字数：135000

正文语种：中文

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适读人群：大众
　　会馆一般指同乡人团体，而公所则多指同业的协会，会馆公所的主要作用就是“联乡情、笃友谊”。对客居他乡的外乡人来讲，建立自己的会馆才能更好的保护自己的利益，而对同业来讲，有了同业的组织，才能排解同业纠纷、制定同业规定。老上海的会馆公所组织结构、管理模式、职权范围大同小异，会馆公所的会址大都长时期在固定的地点，这些建筑大都湮没多年，《老上海会馆公所》努力发掘考证，使读者可以按图索骥，寻找那些遗址遗迹。

内容简介

　　会馆一般指同乡人团体，而公所则多指同业的协会。《老上海会馆公所》以老上海同乡同业团体机构建筑为题材，引据文献，叙说源流，杂以个人亲历见闻，使读者可以按图索骥，寻找那些遗址遗迹，具有发掘梳理城市发展历史文脉、增进读者乡土人文知识的意义。

作者简介

　　薛理勇，祖籍福建省福清市，1947年出生于上海。长期任职于上海市历史博物馆，从事上海历史、中华文化史、风俗史研究。上海市规划委员会专家委员会委员、上海食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地名学会常务理事、上海道教协会常务理事等，并担任SMG纪实频道嘉宾主持。主编《上海文化源流辞典》、《上海掌故辞典》等。

潮州府在上海的三家会馆
广州和肇庆人的广肇公所
宁波人的同乡会馆——四明公所
旅沪甬商的浙宁会馆
绍兴人的浙绍公所
海宁富商徐棣山与海昌公所
福建泉漳会馆
福州果橘商人的三山会馆
徽宁会馆思恭堂
无锡、金匮两邑的锡金公所
镇江人的京江公所
苏州洞庭东山会馆
山东会馆至道堂
湖南会馆和瞿真人庙
江西会馆
四川人在上海的蜀商公所
商船会馆
钱业公所和钱业会馆
昙花一现的汇号公所
豆市街与饼豆业公所萃秀堂
茶叶业同业公所
新发现的米业公所嘉谷堂碑
水木业公所与鲁班殿
木业公所和震巽木业公所
花业公所和售花公所
豫园内的同业公所
珠玉业和银楼业公所
上海的丝业会馆
附：清代至民国初年上海会馆公所一览表

精彩书摘

　　《老上海会馆公所》：
　　旅沪甬商的浙宁会馆《光绪上海县续志·卷三·会馆公所》：浙宁会馆，初名天后行宫，在荷花池头。嘉庆二十四年，甬商董萃记等创建。咸丰三年，寇毁。五年，因承运京粮，无议事所，号商董椿记、方振记、李慎记、赵钜康等集资重建，后厅日“正谊堂”。九年，工竣，乃定今名。光绪七年，以历年所积捐款增置基地。重建大殿、戏台、看楼，阅三载告成。司其事者为方振记、新记、镇康云。基九亩有奇。
　　浙宁会馆实际上是浙江宁波的船运商人建立的同业公所。宁波与上海隔杭州湾相望，水上交通十分便捷，海船在顺风顺水的情况下，几天就可以抵达上海港。正如《四明公所义冢碑》所讲：“四明襟山带海，地狭民稠，乡人耕读外，多出而营什一之利”，宁波背山依海，人口稠密，可耕地明显不足，于是，一部人在家乡耕读，还有许多人外出经商、打工。当清康熙1685年开放海禁后，许多人选择了上海，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宁波的海运商人就在大东门外置地兴建了“天后行宫”，这是同业敬奉航海保佑女神——天后的场所，也是同业聚会议事的地方。据记载，他们还在天后行宫里挖了一个不小的池塘，广植荷花，于是这里也被叫做“荷花池”，今天的大东门外还有一条叫“荷花池弄”的小路，这就是当年荷花池留下的痕迹。
　　在本丛书中经常提到，中国东南临海，长江口位于中国南北海岸线之中点，习惯上把长江以北的海面称之“北洋”，以南称之“南洋”，上海位于长江口的南岸，属于“南洋”，也处于南、北洋的交接处。
　　北洋依托的陆地是华北、华东平原，千万年来，黄河夹带的大量泥沙在注入大海时沉淀下来，使北洋形成几十里，甚至百余里的滩涂，涨潮时，滩涂被海水淹没，退潮时，滩涂又露出水面，于是，只有上海制造的沙船和山东制造的卫船，这种平底浅船才能在这里航行；而南洋依托的陆地是闽浙的山地丘陵，近海多悬崖、岛礁，水深浪急，只有闽浙制造的深水船适宜在这里航行，也就是讲，北方南运的货物，必须进上海港，改装南方深水船才能继续南下，而南方北运的货物，也必须进上海港，改装沙船、卫船才能继续北上。所以，宁波商船主要承揽上海以南的南洋航运。
　　众所周知，所谓漕运就是“南粮北调”的水上航运，江南是中国稻米的主产区，为了解决北方粮食供应不足的困惑，从元朝起，中央政府对江南的征税部分实施实物税，就是对江南的征税直接征收稻米，再把稻米运往北方。明朝实行“海禁”，就是禁止在近海开展航运和贸易，漕运主要依靠运河运输，清承明制，漕运也走大运河。到了清朝中后期，尤其到了嘉庆以后，一方面是漕运量不断上升，另一方面则是大运河的北段淤塞严重，通航能力下降。于是，江苏省在上海设“江苏海运局”，将部分漕运委托上海的沙船商，走近海北上，而浙江的漕运仍走大运河北运。
　　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军攻占南京，改南京为“天京”，建立太平天国王朝，并控制了长江的部分水域，运河的航运受到严重影响，浙江漕运无法正常进行。而漕运被列为国家头等大事，地方官不能把漕米按时运到指定地方，主管人轻者罢官，重者服罪，于是咸丰五年（1855年）杭州知府王有龄（次年晋署盐运使，1858年晋浙江巡抚）就遣“红顶商人”胡光墉（雪岩）到上海，筹划仿江苏漕运的做法，将浙江漕运改为委托沙船商运。据记载，由于浙江已处于战争状态，漕米的征收已十分困难，胡雪岩就利用与上海沙船巨商郁泰峰的关系，在嘉定一带直接收购粮食，再委托上海沙船商北运，总算完成了浙江漕运任务。
　　漕运是长期任务，于是在胡雪岩的提议下，将宁波船商的天后行宫改组为浙宁会馆，并将“浙江海运局”也设在那里，与浙宁会馆的隔壁，《光绪上海县续志》中记：浙江海运局，在王家嘴角西。同治年购建。初，浙漕由沙船协运，嗣轮船分运后，始专用宁船。每岁冬，浙江巡抚派员来沪，于此办运。
　　浙江的漕运，先由宁波船从浙江运抵上海，再改装沙船运往北方，后来，沙船被轮船招商局的火轮船替代了，于是，浙江漕运的沙船运输部分也改用火轮船运输。漕运是国家的“南粮北运”，规模十分庞大，承接浙江漕运的宁波船商也由此发迹，于是，几家发达的宁波船商又集资大兴土木，重建和扩建浙宁会馆。《申江胜景图》由上海《申报》馆刊印于1884年，绘图者是近代著名画师吴友如，所绘画者均为当时上海名胜名迹，此时，浙宁会馆刚全部建成，遂被《申江胜景图》收入，从画中可以看到，浙宁会馆建筑画栋雕梁，勾心斗角，十分华丽和壮观。到了清末，随着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把江南的粮食运往北方有利可图，许多商家投入“南粮北运”，清末，清廷废除漕运，浙宁会馆失去了独揽浙江漕运的优势，地位逐渐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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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近代以后，西方国家在上海的同人团体或组织的club被上海人译作“总会”，如英侨的Shanghai Club叫做“英商上海总会”，美侨的American Club叫做“美国总会”或“花旗总会”，德侨的The Gernan Club（又作The Club Concordia）叫做“德国总会”等，而中国人在海外的“会馆”又多用英文写作Club。确实，中国的会馆与西方的club是有相同之处的。
　　明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稽山会馆唐大士像》：“尝考会馆之设于都中，古未有也，始嘉、隆间……用建会馆，士绅是主。凡人出都门者，藉有稽，游有业，困有归也。”一般认为，会馆作为一种专用的机构或处所名称出现于明嘉靖，隆庆年间，是指省、府、州、县设在京师、省城的同乡人机构，使同乡人在异乡找到一个归宿，帮助同乡人解决住宿或其他困难。中国古代实行科举考试，府、县一级的考试称之府试、县试，通过者获得秀才资格，省一级的考试称之乡试，获秀才资格者才有机会参加乡试，通过者获举人资格，京师的考试就是会试，通过者可获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赐进士出身，统称“进士”，就可能直接或候补放官。京师离地方很远，而只有获举人资格者才能到京师会试，一旦考得好成绩获取进士资格，就将得到进殿面见皇帝，被放以一定的官职。于是，一些省或富庶的地方就会在京师设立会馆，招待本省考生，我想，京师会馆出现，大概就是这个原因。到了清代，“会馆之设于京师，以为官游宴聚栖止之地，所以联洽乡谊也”，“士之试京兆礼部者，各郡县类有行馆为之栖止”，会馆是地方政府设在京师的招待所；当然，朝廷也会定期不定期地将朝廷的人事变动、国家形势印成邸报，通报相关官府或地方，京师会馆的另一个作用就是帮助地方政府打通朝廷的环节，向地方政府通报京师情报，于是，京师会馆又犹如今日地方派驻北京的“办事处”。
　　明朝和清初实行“海禁”，就是禁止或限制在中国近海开展航运和贸易，许多在元朝发展起来的沿海港口立即衰落。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军收复台湾，标志着沿海反清武装被肃清，两年后，雄才大略的康熙皇帝解除了中国实行了三百年的海禁令。中国东、南靠海，长江口位于中国海岸线之中点，习惯上以长江口为界，以北的海面称“北洋”，以南的海面称“南洋”。北洋依托的陆地是华北、华东平原，黄河在这里直泻大海，千万年来，受潮汐的影响，黄河夹带的大量泥沙入海后就沉淀下来，沿海形成绵延几十里，甚至百余里的滩涂，涨潮时，滩涂被海水淹没，落潮时，滩涂又露出水面，只有上海制造的沙船，山东制造的卫船，利用其是平底浅船的特点，可以在沿海的夹沟中穿行；南洋依托的陆地是闽浙的山地和丘陵，沿海多悬崖、岛礁，水深浪急，只有福建、浙江、广东制造的深水海船才适宜在这里航行。换言之，从山东辽左南运的货物，先由沙船、卫船南运，进长江口到上海港后，改装南方深水船后才能继续南下，而从粤闽浙北运的货物，先由南方深水船北运，进长江口到上海港，改装沙船、卫船后才能继续北上。上海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优越的港口条件，注定它就是中国近海南北航运的枢纽和中心，是货物的中转站、集散地。在康熙开放海禁后仅三十年，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上海的沙船商就在上海成立“商船会馆”，这是上海出现的第一个同业团体，又若干年后，福建泉州、漳州两府的海运商人在上海成立“泉漳会馆”，潮州商人在上海成立“潮州会馆”，以后，又有更多的会馆公所建立，与北京的会馆不同，上海的会馆公所主要是商人的同乡、同业团体。
　　中国的“会馆”或“公所”，早期均被西方译作guildhall，而guild，则多指欧洲中世纪时为了互相帮助和保护，同业之间形成的同业组织，相当于中国的同业公所、公会、协会。从汉语的通常释义中，会馆一般指同乡人团体，而公所多指同业的协会，而在中国，往往会是同一地方、区域的人从事相同或相似的职业，而进入上海的商人、手艺人尤其如此，于是，在上海，会馆与公所往往混用，如商船会馆，泉漳会馆明明是海运商人团体，但它就被称之“会馆”，而“四明公所”明明是宁波人的“同乡会”，但它又被称之“公所”，所以，我们不能根据称谓而确定是同乡会馆或同业公所，而只能根据其组织结构和职能来确定其是同乡会馆或同业公所。
　　会馆公所的主要作用就是“所以联乡情，笃友谊”，对客居他乡的外帮人来讲，建立自己的会馆才能一致对外，保护自己的利益，而对同业来讲，有了同业的组织，才能排解同业纠纷，制定同业规矩，避免同业竞争，保护同业利益。当然，落叶归根，旅沪的外地人不希望客死他乡，而靠私人的力量是难以或无法“扶柩归乡”的，于是，上海的会馆公所另一个重要的职能，就是解决同乡、同业的寄榇、暂厝、运柩等殡葬困难。
　　对社会和政府来讲，会馆公所又是政府与百姓之间的“中介”，民众遇到特殊的困难，可以求会馆公所帮助，而政府在管理上有不顺手之处，也可以由会馆公所协调，可以避免民众与政府的直接对话、冲突，所以，上海的历届政府均会给申请建立会馆公所者较大的支持。
　　中国是宗法制度十分严重的国家，于是，上海的会馆公所的组织构架、行政制度会有宗法制的深刻印痕。古代，往往一个地方、地区、地域的人会从事同一种或相似的职业，于是，上海的不少会馆公所并不见得就是完全的同乡或同业团体，如丝业会馆只是以浙江杭嘉湖地区丝业商人的团体，浙绍会馆只是以绍兴钱业、炭业为主的商人团体，锡金会馆只是江苏无锡米业为主的团体，不论会馆或公所，其大多是同乡人中的部分同乡人，同业中的部分同人的组织，无法代表全部旅沪同乡人或同业同人的利益。1909年，鉴于原四明公所在处理“四明公所事件”失利的教训，旅沪甬人领袖虞洽卿、朱葆三等发起成立旅沪宁波同乡会，得到更多的旅沪甬人的支持，以后，各地旅沪客家相继建立同乡会，使原来的同乡会馆的地位明显下降。1918年4月，中华民国农商部颁《工商同业公会规则》，规定由地方商会负责，“以维持同业公共利益，矫正营业上之弊害为宗旨”，建立同业公所；1923年又颁布《修正工商同业公会规则》，其中第九条说：
　　本规则施行前，原有关于各工商业之团体，不论用公所、行会或会馆等名称者，均得照旧办理，但其现行章程规例，应呈地方实业行政主管官厅，或地方最高行政长官，转报农商部查核备案。嗣后修改时亦同。
　　前项公所、行会或会馆存在时，于该区域内不得另设该项同业公会。
　　措词婉转，但言简意赅，就是讲，在《工商同业公会规则》实施后，如有新的同业公会建立，原有的同业公所会馆的职能解除，如没有新的同业公会建立，准许原公所会馆继续存在，但其必须根据《工商同业公会规则》修订章程，并报地方商会或最高行政长官批准，再报农商部备案，实际上，经改组后的公所会馆就相当于同业公会了。事实上，在1918年《工商同业公会章程》颁布后，几乎绝大多数的同业在上海总商会的监督和指导下建立了同业公会，原来的公所会馆对同业的管理、约束权就转移到同业公所，公所会馆已处于“名存实亡”的状态。
　　上海的会馆公所组织结构、管理模式、职权范围大同而小异。但与以后的“同乡会”、“同业公会”相比较，会馆公所必须有属于自己产权的会所，而许多同乡会、公会只是一个社团组织，一般不建造自己的会所，而是租用住所或房间作为会所的登记地址。上海的会馆公所会长时期在固定的地点，这些会馆公所建筑大多已湮没多年，许多人也想知道那些会馆公所在哪里，建筑又是什么样的？对此，本书努力发掘，考证，使读者可以按图索骥，寻找那些遗址、遗迹，为具体认识上海的历史文化起点作用，做点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