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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庆炳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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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24-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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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介绍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ISBN：9787301261132

版次：1

商品编码：11794364

包装：精装

丛书名：沙发图书馆

开本：32开

出版时间：2015-10-01

用纸：纯质纸

页数：280

字数：18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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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描述

编辑推荐

　　一代文坛教父童庆炳先生回忆录。

　　莫言、余华、毕淑敏、迟子建、刘震云、严歌苓、陶东风、王一川、罗钢、丁宁、孙津、周小仪等知名作家、学者联袂推荐。

　　关于饥馑的童年，求学游历之路以及数十年教育生涯中的历历往事。

　　文字朴拙，洗尽铅华，温暖动人。

　　十余幅珍贵照片首次公布。

海报：

内容简介

　　一代文坛教父童庆炳先生回忆录。

　　莫言、余华、毕淑敏、迟子建、刘震云、严歌苓、陶东风、王一川、罗钢、丁宁、孙津、周小仪等知名作家、学者联袂推荐。

　　《旧梦与远山》是童庆炳先生一部随笔选集，十余幅珍贵照片首次公布，深情记录他对童年、故土和情亲历历往事的缅怀，以及青年时代外出求学游历、教书育人的诸多回忆，文字朴拙洗尽铅华，温暖动人，十分珍贵。

作者简介

　　童庆炳（1936.12.27—2015.6.14），福建连城人，著名文艺理论家、教育家，全国模范教师，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组首席专家，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顾问，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委员，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首任主任，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评论》编委，《文艺理论研究》编委。曾任韩国高丽大学、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国海洋大学、安徽大学等20余所大学的客座教授和客座研究员。长期从事中国古代诗学、文艺心理学、文学文体学、美学等方面的研究。

　　专著：《文学活动的美学阐释》《中国古代心理诗学与美学》《文体与文体的创造》《文学审美特征论》《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意义》《维纳斯的腰带——创作美学》《童庆炳谈文心雕龙》《文化诗学的理论与实践》等二十余部；

　　合著：《中国古代诗学的心理学透视》《文学艺术与社会心理》《马克思与现代美学》《中国现代文学理论价值观的演变》等多部；

　　编著：《文学理论教程》《文艺心理学教程》《历史题材文学创作重大问题研究》《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研究》等二十余部；

　　另创作有长篇小说《生活之帆》（与曾恬合著）、《淡紫色的霞光》、随笔集《苦日子甜日子》、学术随笔《风雨相随——在文学山川间跋涉》等多部。

内页插图

精彩书评

那时我经常逃课，逃童老师的课亦多。十几年的光阴转眼过去，回头一想，遗憾良多，逃童老师的课当然是一个重大的遗憾。童老师在课堂下是蔼然长者，端重慈祥;在课堂上却是青春生动，神采飞扬。他讲课时的样子经常地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莫言

虽然现在我回忆不起童庆炳老师每节课所讲的具体内容，但我想课上所受的启迪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悄悄注入了我们这些学生的作品之中。就像一个人成长必须摄取多种营养，你既吃山珍海味，也吃五谷杂粮、瓜果梨桃。童老师的课，对我们而言就是这其中的一种。缺了它你不至于失衡，但汲取了它的营养你会变得更为丰富。

——迟子建

记得毕业后有一次去看望童庆炳老师，坐在他北师大的家里，当时师母健在，高高兴兴地沏茶端水果，师母总是高高兴兴的样子，童老师总是微笑的样子，师母说话声音高低起伏，童老师说话声音从来都是平静的。

——余华

听他的课，在汲取知识的同时，常泛起情不自禁的感动。他把枯燥的文艺理论讲得流光溢彩，闪烁着温润高贵的人性光芒。他以深刻的学养为经纬，在严谨的学术框架中，将各种生动的例子随手拈来，如同精致的小品，点缀在精工细作的博古架上，浑然一体，处处生辉。

——毕淑敏

精彩书摘

母亲

母亲去世好几年了。但在我的笔下，关于她还是一片空白。几次想动笔写点什么，觉得往事茫渺，一直没有找到叙述的“切入点”，就这样拖了下来。上星期被拉去给本科新生作题为“如何过好大学生活”的报告，讲话一开始就回忆起自己当年的大学生活，很自然地就想起母亲送我上北京时那不可遏制的送别眼泪，那每年给我做的两双布鞋，一种甜蜜而又酸楚的别样的感觉在心中涌动，眼前变幻着母亲青年时壮年时老年时的面容，想象她在昏黄的油灯下一针一线纳布鞋底时用力拉苎麻绳的情景，于是关于母亲的种种记忆如同屏幕上的影像那样在眼前跳动起来……

两个女人加半个男人

客家的一个传统就是妇女特别勤劳。在一些描述南方客家风俗的作品中，往往把男人写成懒汉，他们成天待在家里看孩子什么的，妇女则下地干活儿，十分辛劳，似乎“内外颠倒”了。这种描写完全是漫画化的，实际情形并非如此。我的家乡在福建西部一个不算小的村庄里。小时候我们头上戴的斗笠每每写着“雁门童氏”四个字，我当时不解其意。长大后读了家谱，才知道我们的三十四代以前的老祖宗是从山西雁门迁移来的，因为是“客家”，为了不忘老本，父亲总是在一些器物上写上“雁门童氏”。客家人无论男女都很勤劳。男人同样下地干活儿，而且一些关键的技术活儿，如赶牛犁地、莳田、插秧、脱粒等，还是以男子为主。只是那种“男耕女织”的传统分工不甚明显。当然客家妇女什么都能干，确是里里外外一把手。
不过在我们家情形有些特殊。我父亲身为农民却不安心务农。他读过两年私塾，识字，写得一笔好字，村子里过年时候各家门前贴的对联，有不少出自他的手；他还会用毛笔画竹子和蝴蝶，虽然所画的范式就那几种，可倒也栩栩如生。于是就有一些亲朋好友来求他的字或画，可能就因为这点“优越感”，觉得只是种地太没出息，就尝试着做点生意。在我的记忆中，他贩卖过布匹和木柴，还从政府那里贷过款，进深山建造纸厂，用手工生产毛边纸，可能还折腾过别的什么，不过结果都一样：失败。这样一来，家庭的担子就完全落在两个女人加“半个”男人身上，两个女人是祖母和母亲，“半个”男人就是半大不小的我。
从我懂事时候起，祖母已经年迈，又是小脚，只能在家里缝缝补补、洗洗涮涮。田地里的活儿则差不多要靠正当壮年的母亲了。母亲一天的生活是很紧张的。在我们家，天还没大亮，母亲就起来挑水做饭。我们起床后舀水洗脸，发现两个硕大的水缸已盛满清凉透亮的水。她总是把一天的米饭都蒸在一个大的饭桶里，饭桶的盖儿一揭开，冲出一股白气，白气慢慢散去，才露出上面蒸的豆酱、酸菜什么的，下面才是带着扑鼻的清香的白米饭或红米饭。全家数口一天三餐的饭食都在这里面了。
母亲在田地里干活儿时永远用一个背带背着我的还要吃奶的弟弟或妹妹。一边耘着田，拔着草，一边哼着歌，哄着背上的孩子。有时候也把年少的我带到田地里去，听她的调遣，或拔兔草，或放水，或在田头哄弟弟或妹妹。我最愿意跟她到菜地去。因为菜地通常总是间种黄瓜和甘蔗，母亲会摘一条黄瓜给我，她用她粗糙的手擦一擦，说，吃去吧！或者折一根还不太熟的甘蔗给我，说，咬去吧！这可是我童年时期的一种特殊“享受”，也是母亲赐给我不多的爱中令我感到甘甜的部分，所以至今回忆起来，就会有一种不可言传的甜蜜感涌上心头，能让我幸福地发半天愣。
母亲在我们家乡绝对是一位口头“文学家”，她虽然不识字，但总是能够把各种乡间琐闻通过她那抑扬顿挫的嗓音和巧妙的叙述变成有趣的笑谈。无论是在田间还是在路上她的伙伴总是喜欢拉着她听她讲点什么。这样一来，就总是耽误一些田间的劳作，往往天快黑了，家家屋顶上都冒出了袅袅的炊烟，她还得在田里赶活儿。这时候祖母就会站在大门口的台阶上向着小溪对面的田野拉长声高声地喊起来：“新人！转来吧！新人！转来吧！”这喊声总要重复多遍。“新人”是我祖母对我母亲的称呼。因为我们家乡的“新娘”叫“新人”，在母亲过门后祖母第一次如此叫她，从此也就不再改了，那原因一方面是她们婆媳关系好，一方面是我母亲从来没有过正式的名字，在户口本上她的名字叫“沈老妹”（“老妹”是兄弟姐妹中最后一位“妹妹”的意思，只有几个舅舅以“老妹”称呼她）。“转来”是我们家乡话，意思是“回来！”祖母的喊声中隐含些微焦急，但更多的是关切、抚慰、担心、爱护！因此那喊声就像出色的女高音那样亲切、动人而又绵长，甚至刚从田间劳作回来的乡亲，都会驻足仰头微笑着欣赏我祖母的喊叫，并开玩笑说：“好听！好听！像唱歌一样。”更调皮的一些后生，就会模仿祖母的喊声也帮着喊起来：“新人！转来！新人！转来！哈哈哈哈！”这时候，村前村后就会此起彼伏地响起这喊声，像多声部合唱。这可以说是我们家门口天天的“一道风景线”，那韵味不是人人都能体会的。
家里穷，婆媳俩就把我们家宽阔的祠堂变成临时的客店，在逢集时搭几铺位，让四乡那些来不及赶回家的客人暂住一晚，收一些住宿费。更经常的是婆媳俩做米面的包子，让我在中午放学回家时端到集市上去卖。她们知道我不好意思干这个活儿，就想出一些办法给我做“思想工作”：“咱也不是偷，不是抢，靠的是劳动，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要不就是这样的劝告：“你父亲不像一个男人，不理家，你可不能跟他学，你还小，当不了一个男人，也得当半个吧！”当然，我乖乖地当了“半个男人”。
后来我外出读书，对她们俩来说，可是一个重大的“打击”，你想想，连支撑家庭的“半个男人”也跑了。

送别

母亲怎么也没有想到十九岁的我，要离开家乡到北京读书。事先完全没有准备。一切都来得太突然。北京不但在她的想象中而且在我的想象中简直就像天边一样遥远。
1955年，福建还不通火车。从我们家乡的连城县出发，要坐五天的长途汽车，才能到达有火车的江西省的鹰潭。山高路险，行程艰难。“宁化青流归化，路隘林深苔滑”，毛泽东的诗句所描写的路，正是我上北京必经之途。那时候，我们那里的人上一趟北京，比我们现在去一趟西欧、北美还要遥远得多。记得我在龙岩读中等师范时，有一位老师长途跋涉去北京开了一次会，就像出了一次国似的，回来后在全校作了一个报告，专门讲在北京的见闻。至今我还记得，他津津有味地讲冬天北京街道两旁的树干，都涂了像人一样高的白灰，远远望去，像站着一排排整齐的穿着白衣的护士。
我上北京读书的消息，经乡亲们的渲染，变得“十分重大”，使我们家的“两个女人”更是手足失措，心绪不宁，不知为我准备什么好，更有一种生离死别之感盘桓在她们心间折磨她们，可理智上又觉得儿孙“进京”读书是“光宗耀祖”的事情，是不能轻易哭的。离别的痛苦只能忍着。所以我离开家时，祖母始终是平静的，起码表面上是如此。
我上路那天，母亲要送我到离我们村子十五里的朋口镇去搭汽车。她着意打扮了一番，穿一身新的士林蓝布衫，脸上也搽了白粉，嘴唇也好像用红纸染过，脑后的圆圆的头发结上还一左一右插了两朵鲜红的花，让人觉得喜气洋洋。那十五里路如何走过来的，在我的记忆中已很模糊了。唯有在汽车开动前母亲的“空前绝后”的哭和流不完止不住的眼泪至今仍历历如在目前。她拉住我的手，亲切地语无伦次地说着：北京“寒人”（冷），要多着衫。实在有困难要写信给家里讲，我会给你寄布鞋。我知道你惦记祖母，不要惦记，有我呢。也不要惦记弟弟妹妹，有我呢。读书是好事，要发奋，光宗耀祖。毕业时写信来，让你爸写“捷报”，在祖宗祠堂贴红榜，大学毕业就是“进士”，就是“状元”“榜眼”“探花”……说着说着，她突然流下了泪，而且那泪像家门口的小溪那样滔滔汩汩，堵不住，擦不完，完全“失控”，后来竟失声痛哭起来，她的哭就如同蓄积已久的感情的闸门被启开，非一泻到底不可了……后来她不再擦她的眼泪，任其在脸上自然流淌，她一边哭着一边嘴里还唠叨什么，但我已经听不清楚了。我觉得自己无能，在这个时候竟说不出一句恰当的、有力量的话来劝慰母亲，只是傻傻地待着，还轻声说：“妈，你别哭了！人家看咱们呢！”谢天谢地，汽车终于开动了，她似乎意识到离别终成事实，举起了手，我从车窗探出头，看见她的泪脸，这时我发现自己的眼睛也湿润了。她不由自主地向前跑了几步，但汽车快了起来，她向后退去，在第一个拐弯处，她的脸在我的视线中变得模糊了，但我仍清楚地看见她头上的那两朵红花在晨风中轻轻抖动……

布鞋

我从小穿的就是母亲做的布鞋。但每年一双也足够了。因为南方天气热，我们那里的习惯，早晨一起床，穿的是木屐。早饭后一出门，或干活儿，或赶路，或上学，都是赤脚的。要是上山砍柴则穿草鞋。只有在冬天或生病的时候才穿布鞋，而且是光着脚穿的。只有地主老爷或乡绅什么的才穿着长长的白袜子加布鞋。可以说我们那时的客家人差不多都是赤着脚念完小学和中学的。母亲为我每年做一双布鞋，在中学读书时，是绰绰有余的，是不会穿烂的。
1955年来北京上大学，母亲给我做了两双布鞋，我以为这足够我一年穿的了。哪里想到来北京在校门口看到的一幕是：农民穿着袜子和布鞋在地里耕地。我们几个从福建来的学生为此大惊小怪，觉得这在我们家乡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我们那里都是水田，一脚下去就没膝深，你穿着鞋袜如何下田？当然大学同学们平时进出都一律穿布鞋或胶鞋，个别有钱的穿皮鞋。开始我只是觉得不习惯，觉得穿着鞋脚上束得慌，不如赤脚自在随便舒服。起初半个月，只好“入乡随俗”，勉强穿布鞋去上课、上街等。过了些日子，我们三个福建来的同学基于共同的感受，就议论着要“革命”，要把北京人这“坏习惯”改一改。我们约好在同一天在校园里当“赤脚仙子”。哦，赤脚走在水泥地上，巴嗒，巴嗒，凉凉的，硬硬的，平平的，自由自在，那种舒坦的感觉，简直美极了。虽然我们三人的举动引来学校师生的异样眼光和窃窃私语，但在我们看来这只是城里人的“偏见”罢了，他们看看也就习惯了，况且“学生守则”里并没有一条规定：学校里不许赤脚。就这样我们大概“自由”了半个月。有一次，校党委书记给全校师生做报告，在谈到学校当前不良风气时，突然不点名地批评了最近校园里有少数学生打“赤脚”的问题。党委书记严厉地说：堂堂大学，竟然有学生赤着脚在校园里大摇大摆，像什么样子，太不文明了吧。我们第一次听说赤脚“不文明”的理论。我们“赤脚”的自由生活方式不堪一击，一下子就被“剥夺”了。
于是母亲做的布鞋成为我生活的必需。似乎母亲是有预见性的，要不她为什么要往我的行李里塞两双布鞋呢？可布鞋毕竟是布做的，并不结实。当北京的杨树掉叶子的时候，第一双布鞋穿底了。等到冬天的第一场初雪降落大地让我这个南方人对着漫天飞舞的雪花欢呼雀跃的时候，我发现第二双布鞋也穿底了。我那时每月只有三元人民币的助学金，只够买笔记本、墨水和牙膏什么的，根本没有钱买对当时的我来说昂贵的鞋。我天天想着母亲临别时说的话：她会给我寄布鞋来。又害怕地想：她不会忘记吧？如果她记得的话什么时候可以做好呢？什么时候可以寄来呢？从家乡寄出路上要经过多少日子才能到北京呢？路上不会给我弄丢吧？在等待母亲的布鞋的日子里，我能做的事是，将破报纸叠起来，垫到布鞋的前后底两个不断扩大的洞上维持着。可纸比起布的结实来又差了许多，所以每天我都要避开同学的眼光，偷偷地往布鞋里垫一回报纸。而且每天都在“检讨”自己：某次打篮球是可以赤脚的，某次长跑也是可以赤脚的，为什么自己当时就没有想到布鞋也要节省着穿呢？弄到今天如此狼狈不堪，这不是自作自受吗？北京的冬天刚刚开始，我就嫌它太漫长了……
我一生有过许多的等待，大学学习期间等待母亲的布鞋是最难熬的等待了。在这之前，我从未想过母亲做布鞋的全部复杂的“工艺流程”，可在那些日子连做梦也是母亲和祖母在灯下纳鞋底的情景了。那时我想起来了，母亲为全家所做的布鞋，除鞋面用的黑布是从商店里买来的之外，几乎全部材料都是由她和祖母用最原始的办法“搜集”的，连纳鞋底的细苎绳的原料也是自家种的，这在我们村子里，可能是“只此一家”了。
苎，或者叫苎麻，对许多读者来说，可能是很陌生的东西。但对我来说，却倍感亲切。因为母亲和祖母在自己的家门口的一块很大的青石块上，垫起了厚厚的土，在那上面种了苎麻。苎麻是一种多年生的植物，叶子又圆又绿，每片都有巴掌那么大，茎灰白色，仅手指粗细，可长得有一人高。每当苎麻成熟要收割的那天，家里就像过节一样，十分热闹。先是摘那些嫩绿的苎叶，将它碾碎了和米面掺揉在一起，既可以直接作面饼，也可以作有馅的包子皮，所以割苎麻意味着家里要改善一次伙食。那苎叶做的面饼或包子，吃起来有一股特殊的清香，这在别家是享用不到的。所以苎麻叶饼蒸熟以后，母亲就遣我们兄弟姐妹东家送，西家送，让亲朋们也尝个新鲜。苎麻的皮从苎茎上剥下来，要花不少工夫，这都是母亲和祖母的活儿。而已经剥干净的苎麻杆儿，白白的，圆圆的，松松的，直直的，再加上一些竹签，就成为我们兄弟姐妹手中的玩具了。我们自由地把它截成长短不同的“小木段”，可以搭成小屋，可以做成鸟笼，还可以做成一切你想象得出来的东西，整整数天我们都可以沉浸在由苎麻杆儿构成的游戏里。母亲和祖母为处理那些结实无比的苎麻皮，则要辛苦好几天，从泡到刮到晒到捻，最后像变魔术一般变成了可以纳鞋底的细细的软软的却坚韧无比的苎麻绳。至于糊袼褙、描鞋底样、剪鞋面、纳鞋底等，也是琐碎、麻烦、吃力，费尽心血，这些我都在等待母亲的布鞋的漫长过程中一一想过了无数遍。这个时候，我才深深感到母亲的爱尽在这不言的琐碎麻烦吃力中。
在春节前几天，我终于收到了母亲寄来的两双新的布鞋，在每只布鞋里，母亲都放了一张红色的剪纸，那图案是两只眼睛都朝一面的伸长脖子啼叫的公鸡。我知道母亲在我们家乡可以说是一位剪纸艺术家，这肯定是母亲的作品，以“公鸡啼叫”的形象对我寄予某种希望。我从小穿的就是母亲做的布鞋，但从未如此认真地、细心地、诗意地欣赏过她做的鞋。我抚摸着那两双又硬又软的新布鞋，觉得每一个针眼里都灌满了母亲的爱意与希望，心里那种暖融融甜滋滋的感觉至今不忘。在这一瞬间，母亲的面庞、身影又在我眼前生动地重现，我突然感到我虽然离开母亲数千里，可仍然在母亲温暖的怀抱里。我想起了母亲那天送我时哭泣的场面，痛责自己当时所说的那句愚蠢的话。是的，世界上有许多你热衷的事情都会转瞬即逝，不过是过眼烟云，唯有母亲的爱是真实而永恒的。

照片

母亲来过北京两次。一次在1963年，一次在1981年。她是属于故乡的，所以每次都没有住满计划好的天数，就催着我给她买回福建的火车票。第二次来北京时，她的背驼了，牙掉了。看见她衰老的样子，我感叹不已。原说好起码要在北京住一年的，但只住了一个多月就受不了啦。她不会说普通话，而她的客家话除了我之外，家里人都听不懂，她与邻居们就更难有什么交往了。我整天在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