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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真实未必只有一种,它也许还呈现给我们一些别的东西。而且,不同种类的真实未必不能并行不悖。
《神拳考》所涉及的发生于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而言,我更感兴趣的也是当年那些人想干什么,以及他们因此——而不是为了多年之后的我们——干了什么。
内容简介
《神拳考》的写作,既不为介绍义和团这一历史事件的始末,也不意图对其作出评价;而旨在将这段历史置诸文化批评项下,对当年的种种“假话、空话、大话和我们不能懂的话”予以剖析,从而揭示这一运动中国民的整体精神状态,并触及更深层次的文化本质问题。
作者简介
止庵,随笔、传记作家,出版有《惜别》《周作人传》《樗下读庄》《老子演义》《插花地册子》等二十余种著作。做过医生,当过出版社副总编辑,如今是自由恬淡的笔耕者、读书人。
《庄子·德充符》中有云“人莫鉴于流水而鉴于止水,惟止能止众止”,止庵之名便源于此。“‘止’是时时告诫自己要清醒,不嚣张,悠着点;‘庵’是我想象中读书的所在之处——荒凉里那么一个小草棚子而已。”
止庵行文清淡如茶,无喧哗矫饰,落实细节处见其幽微,情感留白处恰当自然,耐人寻味,却不故作高深。止庵的书写带我们重观文字的干净面貌,它立意在寻常日子里,但并不困囿于此,而是直击人心深处的感喟和追问。
精彩书摘
义和团有着代表本土宗教以对抗外来宗教的强烈色彩。不仅所奉神糅杂自佛道诸教,仪式装束亦由那里拼凑而来:“团以合掌为礼,佛教也;幞头、腰剑,道术也;头巾书佛字、刺神字,杂于僧道之间。”[注二一]这一点也得到社会上的认同,他们正是把义和团看做宗教斗争的产物:“我朝定鼎以来,即奉儒释道三教。今人奉天主教,则三教不几乎息矣。于是上帝震怒,饬下神兵附于众民,焚毁其教堂,戕戮其教民。”[注二二]
但是更重要的还在另一方面。即如当时人所指出的,“其所依据,则《西游记》、《封神传》、《三国演义》、《绿牡丹》、《七侠五义》诸小说,北中所常演之剧也。”[注二三]其实非但前述小说戏曲角色如此,即如历史真实人物亦多得自民众听书观剧方面的经验。涉及范围之广,几乎达到其所能知道和所能想象的极限。义和团所奉神来源上的这一特色,是由当时底层民众整体上的文化构成所决定的。义和团作为一门“神学”非常浅薄,无知可笑之处亦在所难免:“有黄飞虎附体者,问与黄三太是何族属,辄悍然曰,吾兄弟也。一市哄然。”[注二四]
无论听书,还是看戏,身临其境都是普遍存在的受众心理。在义和团神谱形成过程中,这一受众心理可能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所有偶像无疑都曾经受到崇拜,以致到了被神化的地步。通过降神,平时崇拜的偶像与崇拜者之间建立起特定联系。最终则是崇拜者自己变成了神,亦即变成了被崇拜的那个偶像。义和团所奉神总的来说是由当时底层民众的文化构成所决定,但具体究竟哪一偶像成其为神,则满足了崇拜者自己昔日的愿望:“大约祀神无规定,意中所欲奉,则祀之耳。”[注二五]崇拜者变成所崇拜的对象,意味着他有可能成为被崇拜者;无论如何,义和团是给身处底层的民众提供了一次使自己突然变得伟大的机会,这恐怕也是义和团如此具有号召力的原因。义和团运动正是一次大范围的传奇人间化,或人间传奇化。也可以说,在那一特定时期,身临其境的受众心理是被集体性地和极端化地付诸现实了。
对某一被降神的团民来说,他的确是认同于小说、戏曲和传说中某一角色,但是整体而言,义和团运动不可能简单地重复任何一部小说,任何一出戏剧。义和团所奉神的各个成分,并不依从小说、戏曲及传说的原有系统而出现,而是相互混杂在一起,从而在人间实现一个新的组成:“庚子四五月间,津民传习殆遍,有《关帝降坛文》、《观音托梦词》、《济颠醉后示》,皆言灭洋人。忽传玉帝敕命关帝为先锋,灌口二郎神为合后,增财神督粮,赵子龙、马孟起、黄汉升、尉迟敬德、秦叔宝、杨继业、李存孝、常遇春、胡大海皆来会师。……京师从授法者,教师附其耳咒之,词曰:‘请请志心归命礼,奉请龙王三太子、马朝师、马继朝师、天光老师、地光老师、日光老师、月光老师、长棍老师、短棍老师。’要请神仙某,遂意呼一古人,则孙悟空、猪八戒、杨香、武松、黄天霸等也。又一咒云:‘天灵灵,地灵灵,奉请祖师来显灵,一请唐僧猪八戒,二请沙僧孙悟空,三请二郎来显圣,四请马超黄汉升,五请济颠我佛祖,六请江湖柳树精,七请飞镖黄三太,八请前朝冷于冰,九请华陀来治病,十请托塔天王金吒木吒哪吒三太子,率领天上十万神兵。’”[注二六]原本各有所属、互不相干的传奇角色,成为义和团的神之后,就都进入一个新的语境,并因所附体的团民之间的关系而重新建立关系。
并没有人事先为义和团制定一门“神学”,义和团所奉神是伴随着义和团的发展陆续出现的,如前所述,其出现取决于参加者的个人愿望。一般民众参加义和团因而也就不存在知识上的障碍。他尽其所知地成为神。义和团的神谱是每一团民自发参与编纂的,所以多元化和杂凑性是不可避免的。在这一过程中,《封神榜》可能起了较重要的影响作用,一个个神纷纷加入进来,某种意义上正是对这部小说的模仿。而且多多益善,从而能够得到更大的支持。
在这一由诸神构成的新的体系中,具体一神仍然只对应着具体一人:“该匪等自言每人各有一星照命,或猴,或狐,或虎等类,其为猴星照命者,则能于高大房廊一跃而过,狐则目光炯炯,虽远亦见。”[注二七]这种一对一的关系也就决定了义和团的组织形式不可能多么严密,他们只能是互无统属,各自为战。而且义和团的降神并非游戏,它是要派用场的;对于拳民来说,神只有在附体之后才真正具有意义。义和团的神无论什么来源,无不具有这种临时应用的性质。换句话说,神之于义和团虽然至关重要,义和团的神学却根本不是学问。
义和团没有统一的组织,没有最高领袖,信仰特点又是多神崇拜,这些并没有妨碍义和团形成一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这是因为虽然每一团员各有具体所奉之神,所有的神却具有一致性——每个神都同时体现着一个抽象意义上的神,亦即关于神的存在及其作用的观念,对于义和团这一整体,这个神起着根本的支配和凝聚作用。比起一个组织或一个人来说,它的作用可能更大。义和团的揭帖、乩语以及团民的言论,谈及神时,都有这样两重意义。
神对于义和团的意义,不仅在于它把团民整合在一起,从而使义和团成为一个集体;不仅在于它把攻击对象整合在一起,从而使义和团始终有明确的攻击方向;也不仅在于它给每一团民以最大支持,从而使他以前所未有的精神和力量投身于这一战争;更重要的是,义和团没有理由不相信,一场体现神的意志,得到神的支持的战争终将取得胜利。这是一切“圣战”的最大动力所在。前引乩语所谓“兵法艺,都学全,要平鬼子不费难”,“大法国,心胆寒,英美德俄尽消然”,恐怕都是以“神助拳,义和团”为出发点讲的。这种信心也将促进义和团运动的蓬勃发展。
前言/序言
新序
这本书有过不止一个名字,现在决定叫“神拳考”。这里“神拳”并不单指一八九○年代末鲁西北那个以此为名、实为义和团前身的组织,而是贯穿义和团运动始终,如其揭帖所云的“神助拳”这回事儿;至于“考”,虽然也有“考证”的内容,更多却侧重于“考察”。依我之见,“拳”为何“神”,又是否“神”,诚为这一历史事件的关键所在。
这个书名还有一层意思:我写的并非一本介绍事件本末,进而作出历史评价的书;而应该——容我不揣冒昧地指出——归在“文化批评”项下。关于本书所涉及的一段历史,别人已经谈论很多,我没有兴趣重复,也不想做翻案文章,我希望根据现有的材料另外说点什么。文化批评并不取代历史评价,甚至不影响历史评价;但反过来说,文化批评也不应为历史评价所左右。这里用得上的关联词也许是“尽管……然而……”,而不一定是“不但……而且……”。文化批评与历史评价的着眼点有所区别,也不具有同一目的,然而与其说它们是在不同方向,不如说是在不同层次——如果持此眼光,彼此就不会抵牾,抑或还能相互补充。
我写这本书用的材料都是当年的上谕奏稿,函牍文告,笔记杂录之类,一总有七百多万字。翻看一遍,我发现其中不少内容为后来的史家所视而不见,或忽略不计。如荣孟源在《义和团史料》的序中说:“资料不是伪造的,但所记事迹未必完全真实。在义和团自己的文献中就有假话、空话、大话和我们不能懂的话。……‘神助拳、义和团,只因鬼子闹中原。’前半句是空话,后半句却说明了义和团运动兴起的真情。”作为史家如此看法其实情有可原,因为在他们眼中,历史所呈现的应该是一系列针对我们的意义,决定是否值得记录的标准即系于此。然而除此之外,历史也许还呈现给我们一些别的东西。也就是说,真实未必只有一种;而且,不同种类的真实未必不能并行不悖。
多年以来,我一直想写一部“人类愿望史”或“人类信念史”之类的书,这应该是与通常的历史并行的另一种历史,在其中起主导作用的,不是后人赋予的意义,而是当事人的动机。我更感兴趣的是当年人物想干什么,以及他们因此——而不是为了多年之后的我们——干了什么。从某种意义上讲,《神拳考》可以算作计划中的这部书的一个片断,至于我能否完成整部作品,或除此之外能否写出别的片断,尚在未定之天。回头想想荣氏的话,我觉得从一种角度看是当年人物的“假话、空话、大话和我们不能懂的话”,从另一种角度看也许并非如此,可能正是值得重视的原始材料;因为“假话、空话、大话和我们不能懂的话”正体现了团民的某种愿望和信念。而这些愿望和信念在酿成这一事件,或者说造就这段历史中所起的作用,其实不可低估。这也就是我曾经说过的:如果没有“神助拳”,还有没有“义和团”。义和团要是事先知道自己法术不灵,他们是否还会那么自信和勇猛;朝廷和民众要是事先知道义和团法术不灵,是否还会把希望——至少是一部分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正是从这一想法出发,我写出了《神拳考》。
当年完成书稿之后我曾说:这几年逐渐形成一种与思想和文章有关的看法,即不轻易接受别人的前提,也不轻易给别人规定前提。轻易接受前提者,往往认为别人也该接受这一前提;轻易规定前提者,原本接受的就是别人的前提,所以两者是一码事。我希望自己能够避免这个毛病。我写这本书,受到不少曾经读过的作品的影响,如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勒庞的《群众心理学》,等等。有关义和团的作品也读过一些,包括此书完成之后才读到的狄德满著《华北的暴力和恐慌:义和团运动前夕基督教传播和社会冲突》、佐藤公彦著《义和团的起源及其运动》,它们和此前读的周锡瑞著《义和团运动的起源》等,都使我对那段“通常的历史”了解得更清楚,更详尽,但这与前面所说那种影响毕竟有些区别。相关著作中,令我深感共鸣的是柯文著《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虽然我读此书也在完成《神拳考》之后。《历史三调》与其说是一本研究义和团的书,不如说是一本以义和团为例探讨研究历史的方法的书。我认为,我们可以参考别人的方法,却不能沿袭别人的结论,尤其不能把别人的结论当作自己研究的前提,——否则的话,研究也就不成其为研究了。
二○一五年六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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