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本书为高中一年级学生学习古文的课外读物,内容包括:伯夷列传、伯夷颂、韩愈传等,以史传论赞文为主要内容,并有拓展题目和参考答案。本书**的特色之处就是它的单元组织标准。它一改过去教材在单元组织上名存实亡的尴尬局面,它但求“互通”,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只要两篇选文能够形成“对话”关系,都可以组成单元。当然在选文的时候,笔者在旁搜广引的基础上,力求经典,兼顾选文的文学性和艺术性。
内容简介
看到《古文百八篇》这个书名,内行的人一下子就会想到夏丏尊、叶绍钧两位先生合编的初中国文科教学自修教材《国文百八课》。不过这是两本完全不同的书。前人编写的文选,或失之于篇目浩繁,如姚鼐的《古文辞类纂》、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文钞》之类,动辄七八百篇文章,供大学中文系学生研习古文专业之用尚可;或失之于内容浅易,如杨振中的《高中文言文助读》、李雄豪的《高中文言百段阅读训练》之类,供初中学生学习文言入门之用尚可;比较适合高中生阅读的是吴楚材、吴调侯的《古文观止》和李扶九的《古文笔法百篇》,但是这两本书编写的年代距今久远,原是为了迎合清代的士子们科举应试之用,远远不能满足当代高中生学习古文的需求。
《古文对话百八篇》,实际上只能被称作“古文54课”,翻开目录大家就会发现,选文全是两两相对的,每个单元都由2篇选文组成,分为A篇和B篇,它们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总有些“互通之处”。我把这种“互通之处”称为选文之间“对话”的基础。
“对话”作为一种理论,涉及的内容极为广泛,很早就被引入到教育领域中了,尤其是新课程改革以来,教育界开展了关于对话式教学的研究,不过他们关注的是在教学过程中师生之间、生生之间的对话关系。我所关注的是在教材编写的过程中,选文与选文之间的对话关系,实际上是单元的组织标准问题。因此,这完全是两种意义上的对话,不可同日而语。
本书**的特色之处就是它的单元组织标准。它一改过去教材在单元组织上名存实亡的尴尬局面,它但求“互通”,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只要两篇选文能够形成“对话”关系,都可以组成单元。当然在选文的时候,笔者在旁搜广引的基础上,力求经典,兼顾选文的文学性和艺术性。据我粗略统计,截止到2009年12月,在编选过程中,已被编写在内后被替换掉的篇目就达60多篇,读者现在看到的篇目都是经过反复PK,几乎不可更易的结果。
因此读者在阅读此书之时,*重要的不仅仅是读懂每一篇选文,关键还在于能够做到贯通A、B两篇,否则不能说是真正读懂了本书。本书中的部分“拓展探究”部分就涉及到前后两篇的“对话”,望读者多加注意,没有涉及前后两篇“对话”的单元,读者也应自行比较一番,看看两文在写作手法和艺术特色上有何异同之处。当然这有一个前提,即首先要把每一篇选文都读懂。本书中的“题解”和“注释”的主要功能就是辅助读者疏通文意,扫除*基本的阅读障碍。本书中的部分“延伸探究”题摘引了很多古人对选文的评论,笔者本意并不是为了增加题干的难度,只不过取“他上之石,可以攻玉”之义,为读者提供一些参考资料,起到提示和启发读者的作用,为了尽量避免编者对读者的“干扰”,编者特意没有为这部分准备参考答案。
此外,本书在编写过程中,笔者用力*勤的是“练习”和“拓展探究”部分,读者很容易看出,“练习”部分的题型和高考有些相似之处,尤其是前6道小题基本上和高考题型保持一致,笔者这么做,完全是向高考“妥协”的结果。但是读者千万不能把这本书当作高考模拟练习使用!因为,本书“练习”的设计意图主要并不是针对高考模拟训练,而是服务于对选文内容及其艺术特色的理解。这种设计意图主要体现在第5—8小题和“拓展探究”题上。第1—4小题主要考察的是文言常识,也算是学习古文的应有之义。平心而论,“练习”部分的题目和高考的难度差不多,只不过选文略长了一点,题目略多了一点。笔者曾经测算过,每做完一篇文章,大约会花40分钟左右的时间。读者试想,以每周完成本书的两篇文章计算,也不过花掉了两节课的时间。对于平时作业较少的语文学科而言,这不能说是花费了您太多的时间吧。不过“拓展探究”部分的题目难度确实较大些,而且往往涉及选文之外的其它篇目,带有研究性和探究性的色彩,笔者把它们从“练习”中单独划分出来,就是担心那些语文素养较差的读者,望本书而生畏。故而笔者在此声明,“拓展探究”的题目主要针对的是语文素养较高的学生,大多数人只要完成“练习”部分就可以了。这也算是“分层教学”的一种尝试吧。
作者简介
黄玉峰,主编1946年生于浙江绍兴。复旦大学附属中学特级教师,上海写作学会副会长,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特聘教授,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硕士生导师,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硕士生导师,上海语文学会理事,上海诗词学会理事,复旦大学书画篆刻研究会理事,上海语言工作协会理事。深耕教坛46载,形成了独特的教育理念与系统的教育方法,至今仍站在教育的**线上。近年来,更受邀在多所大学、机关、社会团体讲学,致力于传播“人”的教育。
王召强,1981年10月生于山东临沂。上海市复旦大学附属中学语文教师,曾获上海市第十届教科研评比二等奖,上海市中青年教学评比一等奖,上海市写作教学评比一等奖,全国部分省市教学评比一等奖,上海市第三期名师基地——黄玉峰、黄荣华名师基地学术秘书。上海市杨浦区骨干教师。
精彩书摘
阅读古文的四大要法例析
复旦附中 王召强
南宋学者吕祖谦在《古文关键?总论看文字法》中认为,阅读古文的要法大体有四端:“**看大概、主张。第二看文势、规模。第三看纲目、关键。第四看警策、句法。”《古文关键》被誉为“现存评点**书”,是现存*早的古文评点选本,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该书为“宋吕祖谦编,取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苏洵、苏轼、张耒之文凡六十余篇,各标举其命意、布局之处,示学者以门径,故谓之关键” 。而选文中议论文将近51篇,约占总数百分之八十。它是一部辅助当时读书人科举考试的入门书,带有烈的实用色彩。该书的《总论看文字法》,可以看作是*早的评点理论。对于我们今天学习古文,仍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周振甫在《文章例话?分别看》中曾对此略有论及,但语焉不详,笔者此文试结合古文中的经典篇目,加以例析。
**看大概、主张
大概,近乎现在讲的主要内容。阅读一篇古文,首先要判断一下它在整体上主要写了哪些内容。对于那些篇幅较短、文体规范的文章,这并不是什么难事。但对于哪些篇幅较长、文体不怎么规范的文章,就比较难把握了。不过只要掌握了“长文短读”的方法,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所谓“长文短读”,是指在阅读篇幅较长的文章时,要善于概括文章的内容,把“长文”缩写成“短章”,从而把握一篇文章的“大概”。
以《阿房宫赋》为例,杜牧此赋相对于司马相如的《上林赋》而言,虽然算不上长文,但因为是赋体的缘故,极尽铺陈夸张之能事,要想在短时间内读懂它的主要内容,还是有点难度的。江苏省语文特级教师黄厚江在执教本文时曾将之缩写成一篇不足八十字的短文,堪称经典。短文如下:“阿房之宫,其形可谓雄矣,其制可谓大矣,宫中之女可谓众矣,宫中之宝可谓多矣,其费可谓靡矣,其奢可谓极矣。其亡亦可谓速矣!嗟乎!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可悲矣!”读了缩写版的《阿房宫赋》之后,原文的主要内容就基本了然于胸了。
古代有一种修辞手法叫隐括,指把前人(或时人)的诗、词、文、赋等辞章作为改写对象,加以改造形成新文体,使之合乎新文体的形式的修辞手法。例如黄庭坚曾将欧阳修的《醉翁亭记》隐括为一首《瑞鹤仙》词。词曰:“环滁皆山也。望蔚然深秀,琅琊山也。山行六七里,有翼然泉上,醉翁亭也。翁之乐也。得之心、寓之酒也。更野芳佳木,风高日出,景无穷也。 游也。山肴野蔌,酒冽泉香,沸筹觥也。太守醉也。喧哗众宾欢也。况宴酣之乐、非丝非竹,太守乐其乐也。问当时、太守为谁,醉翁是也。”
隐括较之于缩写,显然是难度更高的一种概括手法,不过它利用语言文字的历史或背景,通过字词巧妙的组合而产生了新的情趣,显得更加典雅。笔者曾将苏辙的《黄州快哉亭记》隐括为一首古诗,诗曰:“沉浮赤壁览江海,遗迹三国亦快哉。人有遇变惟自适,风无雌雄笑兰台。”
主张,近乎现在讲的主旨。在古文中,用于表明主旨的句子或居于篇首,开门见山,如苏洵的《六国论》,开篇即表明宗义:“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或居于篇末,总结全文,如贾谊的《过秦论?上》,结尾总结秦朝二世而亡的原因道:“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但是在古文中,以上两种情况大多出现于议论文中,而大多数记叙文的主旨则是含而不露甚至深藏不露的,需要读者在知人论世的基础上,结合文本的具体语境,撩开拂在文本身上的面纱,准确全面地揭示作者的真实意图。
以苏辙的《黄州快哉亭记》为例,初读此文,很容易被作者“无所不快”的豪情逸志所惑,殊不知此文作于宋神宗元丰六年(公元1083年)作者被贬筠州期间,其时为作者的兄长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的第四年,而快哉亭为当时被贬在黄州的张怀民所建造。张怀民为苏轼的好友,在《记承天寺夜游》这篇短文中,苏轼曾经记载了他与张怀民这两位“闲人”共游承天寺,同赏庭下月色竹柏影的故事。可见苏、张二人的关系非同一般泛泛之交。所以张怀民在黄州筑亭之后,苏轼欣然为之命名为“快哉”。而远在筠州的苏辙听闻此事,亦欣然为之撰文。
以三人当时相同的人生境遇而言,政治上的失意实在没什么乐趣可言,但是面对“连山绝壑,长林古木”的黄州赤壁,他们并没有“悲伤憔悴”,反而表现出了中国古代传统士大夫身上顽强的生命精神和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他们虽然因与当权者政见不合,以莫须有的罪名被迫远离政治中心,却内心坦然,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纵情自放于山水之间。与高高在上的政治庙堂相比,在他们心中早已形成了另外一个独立自足的精神世界,这就是芸芸众生赖以生存的江湖山水。他们此时自称“闲人”,既是一种明显的“自嘲”,又是对那些高高在上的“忙人”们的一种含蓄的“反讽”;他们虽然自命“快哉”,却有一股愤懑不平之气贯注其中,暗潮汹涌。他们此时此地愈是快意,就愈发反衬出他们的愤懑之情有多么强烈!就愈发反映出他们与当权者绝不同流合污的决绝态度!就愈发表现出他们身上难能可贵的独立精神。
第二看文势、规模
文势,指文章的体态姿势,是文气与文体有机结合所产生的一种文学表现力和感染力。周振甫在《文章例话》中认为文势指文章的体裁和风格是否一致,侧重于文体与风格的同一性,而忽略了文气在形成文势上的作用。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认为:“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而文气的“清浊”直接决定了文势的“巧拙”。韩愈在《答李翊书》中就此深入论述道:“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
元代学者李淦在《文章精义》中对韩、柳、欧、苏四大家的评论:“韩如潮、柳如泉、欧如澜、苏如海。”就是从四大家的文势的角度来立论的。大意是说,韩文像潮水一样浩荡奔腾,柳文像泉水一样晶莹活泼,欧文像波澜一样婉转流畅,苏文像大海一样汪洋恣肆。
单以苏轼为例,苏轼在《文说》中自述道:“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虽吾亦不能知也。”由此可见,苏轼这种“一日千里”、“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的文气可谓“盛”矣,正是这种旺盛的文气造就了他大海一样汪洋恣肆的文势。
而*能体现苏轼这种文势的作品莫如苏轼的科场名作《刑赏忠厚之至论》,主考官欧阳修读罢此文,在《与梅圣俞》中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能够让“一代文宗”欧阳修流下热汗、连呼“快哉”的文章,可见其文势非同一般。
清代学者沈德潜在《唐宋八大家读本》中对《刑赏忠厚之至论》评论道:“以‘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二语作主,文势如川云岭月,其出不穷。” 沈德潜和李涂对此文的评价,运用的比喻虽然不同,但是内在的精神却是一致的,都强调了他那种“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的文势。
清代学者张伯行在《唐宋八大家文钞》中尤为称赞此文的中间一段,认为其“议论极有至理”。今摘录如下,以飨读者。文曰:“古者赏不以爵禄,刑不以刀锯。赏之以爵禄,是赏之道行于爵禄之所加,而不行于爵禄之所不加也。刑以刀锯,是刑之威施于刀锯之所及,而不施于刀锯之所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不胜赏,而爵禄不足以劝也;知天下之恶不胜刑,而刀锯不足以裁也。是故疑则举而归之于仁,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
规模即文章的谋篇布局。吕祖谦在评论苏轼的《留侯论》时说:“格制好。先说忍与不忍之规模,方说子房受书之事,其意在不忍,此老人所以深惜,命以仆妾之役,使之忍小耻,就大谋,故其后辅佐高祖,亦使忍之有成。”这里的“格制”就是规模的意思。
吕祖谦认为《留侯论》之所以“格制好”,在于开篇立论超卓,先以“古之所谓豪杰之士,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立论,奠定全篇的主旨,再援引张良在下邳受书于圯上老人之事,指出圯上老人起初之所以对张良如此“倨傲鲜腆”,就是为了“深折”其“忿忿之心”,因为圯上老人深知“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后可以就大业”。苏轼以论评史,以史证论,史论结合,浑然天成。
而全文更妙的还在后文列举张良辅佐刘邦成就大业的事例:“项羽唯不能忍,是以百战百胜而轻用其锋;高祖忍之,养其全锋而待其敝,此子房教之也。”作者以此论证“忍小忿”方能“就大谋”,证据确凿,更加令人信服。
正如清代学者余诚在《重订古文释义新编》中对此文所评:“劈空提出个‘忍’字,辟去俗论,翻却常解,立定主意。反反复复,到底总归一线,直如千丈游丝,袅袅天际,绝不见有断绝处。此固由立意之高,而亦缘运笔之妙。”余诚讲的“运笔之妙”,就是指此文谋篇布局非常巧妙。
第三看纲目、关键
纲的本义为网口的总绳,目的本义为网上的眼子。所谓纲举目张,本义指提起网上大绳,所有网眼都能张开,后比喻为条理分明,或抓住主要环节,带动一切。在《古文关键》中,纲目指文章展开的主要线索,近乎现在讲的文眼,如在《留侯论》中,吕祖谦认为其“一篇纲目在‘忍’字”。
像这种以一个字作为纲目的文章,清代学者李扶九在《古文笔法百篇》中称之为“一字立骨”法,其所例举之文如苏轼的《超然台记》以一“乐”字立骨,阐发超然物外之意,叙写登览畅游之乐,与苏辙《黄州快哉亭记》堪称双璧。
清代学者林云铭评论二文道:“全篇(指《黄州快哉亭记》)止拿定‘快哉’二字细发,可与乃兄《超然台记》并传。按‘超然’二字出《庄子》,‘快哉’二字出《楚辞》,皆有自乐其乐之意。‘超然’乃子由命名,而子瞻为文,言其无往而不乐;‘快哉’乃子瞻命名,而子由为文,言其何适而非快。俱从居官不得意时看出,取义亦无不同也。文中一种雄伟之气,可以笼罩海内,与乃兄并峙千秋。”(《古文析义》卷一五)
关的本义为门闩,键又写作楗,本义为闭门的横木和加锁的木栓,关键的喻义为事物中*关紧要的部分,对于事物发展其决定作用的因素。文章的关键则指文章在章法上的紧要之处。吕祖谦特意指出阅读古文时要注意以下三个关键:“如何是主意首尾相应,如何是一篇铺叙次第,如何是抑扬开合处。”可见吕祖谦在鉴赏古文时非常重视一篇文章在章法上的首尾呼应之处、铺陈叙述的顺序、抑扬顿挫和铺展收合之处。
“首尾呼应”之处,《超然台记》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其结尾中的“吾之无所往而不乐”即很好地照应了开头中的“吾安往而不乐”。虽然两句话的句式不同,前者为双重否定句,后者为反问句,但是表达的意思却完全一致。
《超然台记》也是鉴赏古文“铺陈次第”的典范之作。在这篇文章中,苏轼先后按照空间和时间的顺序描写了超然台周围的景观和游览超然台的乐趣所在。空间线索非常鲜明,以“南望马耳、常山”、“而其东则卢山”、“西望穆陵”、“北俯潍水”等为首的四句话,凭吊古今,感慨淋漓,超然山水之外。时间线索仅以“台高而安,深而明,夏凉而冬温。雨雪之朝,风月之夕,予未尝不在,客未尝不从”这两句话便写出了超然台的特点和作者对超然台的喜爱之情。清代学者吴楚材、吴调侯就此评论道:“其叙事处,忽及四方之形胜,忽入四时之佳景,俯仰情深,而总归之一乐。真能超然物外矣。”(《古文观止》卷一一)
至于“抑扬开合”之文,苏洵的《管仲论》堪称典范。此文开篇先叙管仲之功:“管仲相威公,霸诸侯,攘戎狄,终其身齐国富强,诸侯不敢叛。”但紧接着把齐国强盛的功劳归之于鲍叔牙,管仲反而成为导致齐国祸乱的罪魁祸首。文曰:“齐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鲍叔。及其乱也,吾不曰竖刁、易牙、开方,而曰管仲。”该文先扬后抑,议论别出心裁,历来备受推崇,作为古文范例。
苏洵在得出这个结论之后,紧接着一个设问——“何则”,便展开一番议论,认为在管仲弥留之际,并没有向齐桓公推荐贤能的人取代自己,而只不过说了一句“竖刁、易牙、开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结果管仲一死,“三子者可以弹冠而相庆矣”,*终导致“威公薨于乱,五公子争立,其祸蔓延,讫简公,齐无宁岁”的政治局面。在这个基础上,作者又先后从君、臣两个方面列举了三个反例,论证其观点,*后以“彼管仲者,何以死哉”收合全文,耐人寻味。
南宋学者楼昉在《崇文古诀》中对此文评论道:“老泉诸论中,惟此论*纯正,开合抑扬之妙,责得管仲*深切,意在言外。”清代学者吴楚材、吴调侯也对此文评论道:“起伏照应,开合抑扬。立论一层深一层,引证一段紧一段。似此卓识雄文,方令古今心服。”(《古文观止》卷十)他们都提到了本文的“开合抑扬”之妙,妙就妙在立论非常新颖,发前人所未发,想前人所未想,文势曲折而论证精当,不得不令人信服。
第四看警策、句法
警策,又称精警或警句,指某些言简语奇,含义深刻并富有哲理性的语句。陆机在《文赋》中曾道:“文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李善在《文选》中对此注释道:“以文喻马,言马因警策而弥骏,以喻文资片言而益明也。驾之法,以策驾乘,今以一言之好,*于众辞若驱驰,故云警策。”由此可见,警策之言,指在作品中居显要地位,对于主题的表达或作品内涵的揭示,能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并能给读者以深刻印象的句子。
以苏轼的《韩文公庙碑》为例,此文起笔两句“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劈空而来,突兀高亢,豪迈警策,一下子就将读者的心紧紧抓住了。据朱熹在《朱子语类》中记载:“向尝闻东坡作《韩文公庙碑》,一日思颇得久,忽得两句云:‘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遂扫将去。”由此可见,这两句得来不易,可以称得上是神来之笔。
不过这两句话还只是泛论,并没有直接点明是写韩愈,而在下文中,苏轼连用四个警句,“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分别从文、道、忠、勇四个方面来具体称赞韩愈的道德文章和为人行事,将韩愈一生的主要功业概括殆尽,且气势恢宏,脍炙人口。
句法,指句子的结构方式,研究的是句子的个个组成部分和它们的排列顺序。吕祖谦在《古文关键》中指出鉴赏古文句法时要注意的六个方面:“如何是一篇警策,如何是下字下句有力处,如何是起头换头佳处,如何是缴结有力处,如何是融化屈折、翦截有力处,如何是实体贴题目处。”由此可见,除了警策之外(警策也是句法的一种),吕祖谦还非常重视古文的炼字炼句之处、起笔结笔之处、承接转折之处、融合曲折之处、删削之处和点题之处。
古文“炼字炼句”之处,在骈体文中*为常见。以杜牧《阿房宫赋》为例,清代学者余诚评论道:“佳处全在造句新奇,措词流丽,运笔转换,故能使阿房宫始末与宫中情景,一一宛然在目。”(《重订古文释义新编》卷七)。杜牧叙述“阿房宫始末”之文,全文只用了二句话便写尽。始曰“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只十二个字,便将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志得意满的骄纵心态写了出来;末曰“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只十四个字,便将秦朝末年风气云涌的历史浪潮写了出来,中间无数壮丽,皆成幻影。如此以来,怎不引人深思?
古人作文,特别重视“起笔”之处,清代学者李扶九在《古文笔法百篇》一书中特别列出一类笔法,名曰“起笔不平”之文,其所选之文,就有苏轼的《韩文公庙碑》,上文已论述之,不复赘余。
而说到古文的“结笔”之妙,《阿房宫赋》和《六国论》都可以当作典范。明代学者归有光就此论曰:“凡作骂题文字,须于结束垂规戒意,方有余味。此虽小节,有不可略。如杜牧之《阿房宫赋》,苏老泉《六国论》,皆得此意。”
《阿房宫赋》以“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结尾,规戒“后人”,不遗余力,论者以为“尤有关治体”(《古文观止》卷七),“言有尽而意无穷”(《重订古文释义新编》卷七)。
《六国论》以“夫六国与秦皆诸侯,其势弱于秦,而犹有可以不赂而胜之之势;苟以天下之大,而从六国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国下矣”作结,告诫北宋统治者以“六国破亡之故事”为鉴,不要一味屈从于北方强邻契丹人的淫威,只有富国强兵,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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