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阿城先生全新作品!
·收录的文章为阿城先生亲自选定,其中许多篇目为阿城先生亲自提供,从未见于国内报刊或网络。体例也为阿城先生亲自编订
内容简介
散文随笔集。分为文化、电影、绘画与摄影、音乐、人物等部分,谈及的话题十分广泛,显示了阿城先生浩瀚惊人的知识范畴。
作者简介
我叫阿城,姓钟。今年开始写东西,在《上海文学》等刊物上发了几篇中短篇小说,署名就是阿城。为的是对自己的文字负责。出生于一九四九年清明节。中国人怀念死人的时候,我糊糊涂涂地来了。半年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按传统的说法,我也算是旧社会过来的人。这之后,是小学、中学。中学未完,文化“革命”了。于是去山西、内蒙插队,后来又去云南,如是者十多年。一九七九年返回北京。娶妻。找到一份工作。生子,与别人的孩子一样可爱。这样的经历不超出任何中国人的想象力。大家怎么活过,我就怎么活过。大家怎么活着,我也怎么活着。有一点不同的是,我写些字,投到能铅印出来的地方,换一些钱来贴补家用。但这与一个出外打零工的木匠一样,也是手艺人。因此,我与大家一样,没有什么不同。
阿城作于1984年
精彩书评
阿城是卓越的,他的才华学养智慧是那样杰出,一直让我敬佩。在这个年代,难得有他这样的人,难得有他这样的书。这是一套雅书,高贵的书。书又出得精致漂亮。
——贾平凹
一个人要想不断进步不容易,但要想十几年不退步就更不容易。阿城的小说一开始就站在了当时高的位置上,达到了一种世事洞明、人情练达的境界,而十几年后他写的随笔保持着同等的境界。
读阿城的随笔就如同坐在一个高高的山头上看山下的风景,城镇上空缭绕着淡淡的炊烟,街道上的红男绿女都变得很小,狗叫马嘶声也变得模模糊糊,你会暂时地忘掉人世间的纷乱争斗,即便想起来也会感到很淡漠。
——莫言
阿城,我的天,这可不是一般人,史铁生拿我和他并列,真是高抬我了。我以为北京这地方每几十年就要有一个人成精,这几十年养成精的就是阿城。这个人,我是极其仰慕其人,若是下令,全国每人都必须追星,我就追阿城。
说到文章,你一提这问题,我脑子里就有一比:我和陈村是那种油全浮在水面上的,阿城,是那种油全撇开只留下一汪清水的。论聪明,这个不好说谁更聪明;论见识,阿城显然在我辈之上。
——王朔
阿城是一个有清谈风格的人。现在作家里面其实很少有清谈风格的,生活很功用,但是他是有清谈风格的,他就觉得人生的享受就是在一起吃吃东西,海阔天空地聊天。
——王安忆
如果我说,小说家钟阿城是我个人认识的人中,感觉很像孔子的人,这样的讲法会不会太刺激了一点?
阿城和孔子惊人相似之处在于,阿城不排斥抽象的文字学习(事实上,他是此中高手,从不民粹从不反智),也一样有足够的聪明和专注做纯概念性的思考,但他总要把抽象的学问拿回来,放入他趣味盎然的世界好好涮过,就像北京的名物涮羊肉一样,如此才得到滋味好入口,也因此,所有的抽象概念符号,在阿城身上都是有现实内容的,他不放心加以浸泡过的,有着实感的温度、色泽甚至烟火气味。
——唐诺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棋王、树王、孩子王》横空出世,震动中国台、港,和世界上所有能够阅读华文的华人地区,惊涛拍岸,阿城打到的高度至今还高悬在那里。阿城从生命现场得来的第 一手经验,独特到仿佛禅师棒喝人的观察角度,任何时候对我来说都是启发的,非常之刺激脑啡。
——朱天文
阿城下笔,鲜少口号教训,感慨自在其中。“三王”小说成为80年代中国文学的经典,良有以也。这几篇小说登陆台湾后所引起的“大陆热”,应是不少书迷及出版者记忆犹新的话题。
面对排山倒海而来的盛誉,阿城却似乎无动于衷。“三王”之后,他并未打铁趁热,推出据称原本构思的“八王”或“王八”系列的另外五篇。他的确写出了一些短篇,如《树桩》、《会餐》及“遍地风流”系列的部分篇章,但大抵而言,阿城的盛名是建立在少数作品上,而且久而久之,盛名成了传奇。与此同时,阿城跻身电影界,先后与谢晋、陈凯歌、张艺谋等合作往还。80年代后期远走国外后,他更是不少侯孝贤电影咨询的对象。阿城显然并没闲着。但从文学界的角度来看,他却予人闲散的印象。
——王德威
目录
文化
文化不是味精
[附1]要文化不要武化
[附2]“保守”是个褒义词
[附3]人主宰不了生物链
时间有点长
文化制约着人类
电影
中国电影的世俗性格
中国人与中国电影
[附]看电影不是我们的生活方式
七天
......稀有金属
电影是导演的
无奈中的快乐
[附一]从视觉进入
[附二]好电影的本质
[附三]谈莱昂内:娱乐、历史与文化
[附四]还不够清贫吗
[附五]拍好商业电影是很难的
绘画&摄影
星星点点
心道合一
乐乐画画
......丹青的联画
内心风景
[附]从来就没有救世主
画外话
剪纸手记
收藏之难
“人民”的影像
百分之一秒
音乐
《刘少椿琴谱书法选》序
假声音
弦乐四人帮
谈音乐
[附]音乐是种生活方式
人物
昨天今天或今天昨天
父亲
碎一个,少一个
适得其志,逝得其所
......有些食品需要重吃
短文两篇
一个误会
十三点加一点
[附]只吃一种肉是危险的
精彩书摘
中国电影的世俗性格
中国有两样东西紧追世界水平,一个是杀人的核武器,另一个是电影。
美国制造出第一颗原子弹之后二十年,中国也有了原子弹。法国发明了电影之后十年,一九五年,中国也开始尝试拍电影,最初是京剧名角谭鑫培的戏曲片断,后来一些搞文明戏,也就是话剧的人,例如郑正秋,开始加入电影制作。很快的,中国有了故事片。
在意大利都灵举办过“中国电影回顾展”,其中有部一九二二年的默片《劳工之爱情》,编剧、导演、演出就都是这个郑正秋。《劳工之爱情》是只有三本的滑稽动作片,一个木匠想讨药店老板(郑正秋饰)的闺女做老婆,药店老板要木匠提供很多买药的人之后才会答应。木匠正被每天在他楼上跳舞的人吵得很烦,于是就将木楼梯改造了。跳舞的人们下楼的时候,木匠转动一个机关,楼梯变成了滑梯,摔伤的人都去药店买药治伤,木匠于是娶到了药店老板的女儿。
一个巧妙的世俗故事,类似话本小说开篇的小段子。中国电影的正篇,是紧紧伴随着世俗一路下来的。电影的性格是世俗,“古”今中外都一样。
整个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中国都有非常好的电影,包括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四十年代有一个女演员叫李香兰,她主演的电影在敌占区非常轰动,所有的中国老百姓都以为她是个中国女人,其实她是个日本女人。一九四五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她回到日本,现在是日本的参议员,八十年代初访问中国大陆,很多人还记得她。这段传奇故事,近年香港已经拍成电影。
正当中国电影好景正旺的时候,我说的好景,意思是不但票房好,而且在电影语言上不断有建树,一九四九年,一切都有改变。
都灵影展上最被意大利人看好的《我这一辈子》,四九年的时候,因为中国内战的原因,没有拍完,四九年以后,继续拍完。毛泽东看了这部电影之后,问他的属下: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演员?他的意思是指主角石挥先生。属下被问得莫明其妙,“我们”是什么意思?难道石挥不是“我们”中国人吗?一九五七年,石挥,投海自杀,他是在去看他母亲的海船上跳下去的。一个星期之后有朋友在上海的一家旧货店发现了石挥的手表,查到了卖表的人,这个人说是从海滩上一具尸体的手腕上摘下来的。尸体呢?不知道。这个中国当代最伟大的演员与导演不属于“我们”,他没有被划为“右派”,是因为他死了,可是他的名字与影片在中国消失了将近三十年,要由意大利人在都灵重新提起他。
费穆的《小城之春》,张爱玲的《太太万岁》,成熟到将世俗性格升华,再多一些这样的影片,形成现象,发展下去,起码这篇文章会好写得多。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兵临城下,制片商将电影史投入火焰与水井,商人永远在政治上比艺术家敏感。
五十年代初,毛泽东批判电影《清宫秘史》,似乎还没有引起广泛的注意,但紧接着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就是一场运动了,毛泽东在党的《人民日报》上亲自写文章,不少著名的知识分子纷纷参与批判。由此开始,一部中国大陆当代电影史,几乎就是一部电影□□□的历史,可以一直数到今天。
列宁说过“电影是最重要的艺术”,这句话到了□□□□□□□□□中国□□□□□,电影就得在□□□□□火上煎烤了。但是细查四九年以来的中国大陆电影,仍然是一条世俗的制作路线,称呼上也像,“工农兵电影”,“电影为工农兵服务”。既然是世俗的路子,倒也出了不少喜闻乐见的电影,当然传统中的“教化”也被推到极端,强调□□□□□□“提高群众的革命觉悟”。一直到中国大陆的“文化大革命”,因为世俗生活被彻底破坏,所以没有电影了。忍不住在电影中教化一下是免不了的,尤其是手上有绝对权力的时候,但搞到只有教化的地步,就使中国大陆的电影为世界电影做出了拍不出电影的榜样。
我曾经问过我的父亲一些有关中国电影的问题。之所以要问他,因为他算是中国共产党里的电影评论家。批判电影《武训传》时,毛泽东派了一个调查小组到武训的家乡山东聊城去,他是实际的负责人,组员包括江青,调查组每天将调查材料转送到北京供毛泽东写批判文章。一九五七年,他派记者并亲自去中国电影的发源地上海,搞了一个专题“好的国产片为什么这样少?”。这一年,他还以《文艺报》“本报评论员”的名义写了一篇评论《电影的锣鼓》,指出党对电影的干涉,提到票房价值,说“为工农兵的电影不能内容只有工农兵”,于是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亲自点名批判他,说台湾转载了这篇文章,又说,“钟惦这个名字很怪,文章倒还可以看”,这有点像问一个不叫波罗的意大利男人你为什么不叫波罗。
钟惦于是带着他的怪名字消失了,那时他三十七岁。二十一年后,一九七九年,允许他用他的怪名字发表影评,于是中国八十年代的电影又开始有他的影响。
我常常从旁观察这个几乎是新中国电影的阴影的父亲,我的第一个问题是,电影文学究竟是怎么回事?当时电影界正在激烈争论电影文学是不是文学。“阴影”回答,电影文学是为电影审查者写的通俗文字,因为审查者看不懂电影工作本。中国电影文学是五十年代初向苏联学的,而苏联建立了社会主义电影审查制度。“阴影”点了支烟,接着说,电影是可以进中南海的艺术,中南海不看小说,所以电影□□□□。
直到今年,张艺谋的《大红灯笼高高挂》《菊豆》仍然是由□□□点头,才被允许在中国放映。一个法国电影史家说过,□□□□□□不懂电影,因为他们审查剧本;□□□懂,因为他审查剪接。
八十年代初,“文化大革命”后第一批从电影学院毕业出来的年轻导演开始拍电影了,这几乎是一个偶然。张艺谋与何群在一九七七年考北京电影学院的时候,因为年龄超过,不被录取,但是这件事闹到了当时的文化部长黄震的办公桌上,黄震曾做过很久的驻法国大使。黄震批准了超龄者的入学,造成了超龄者毕业时的麻烦。电影学院将这些当年的超龄者分配到一个边远省份广西的电影制片厂去。那里有世界著名的桂林山水,但优美的风景没有刺激起这个电影厂拍片的欲望。你如果明白,电影市场与你毫无关系,不拍电影也能领到工资,而拍了电影反而可能碰上审查的麻烦,你就知道你该怎么做了。何群的幽默是:还能怎么样?再往下分就到越南河内了。
张艺谋他们轻易地取得了第一次拍电影的机会,重要的是他们没有浪费这个机会。这次机会的结果是影片《一个和八个》,根据诗人郭小川的长诗改编,编剧、导演是张军钊,摄影张艺谋,美工何群。电影在北京审查时造成内部轰动,但是没有通过。我还记得电影放完后,一个上了点儿年纪的审查者一边打毛线衣一边说:怎么自己人把自己人打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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