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進他者的漢學世界：美國的中國研究及其學術史探研 [Stepping into the World of the Other's Sinology] epub pdf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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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適讀人群 ：對海外中國學感興趣的讀者
如果說20世紀初的歐洲尤其法國是漢學的“羅馬”，那麼美國則是漢學的“荒村”；然而，到20世紀50、60年代美國漢學即成為漢學重鎮，發展到今天更是成為世界漢學的引領者。要理解美國的漢學為什麼能夠由“荒村”發展為引領世界漢學的中心，就不能不客觀全麵分析包括華人學者在內的外來知識移民對美國漢學的影響和貢獻，這應該成為探討美國漢學發展史一個不可或缺的視角。

內容簡介

《走進他者的漢學世界》一書，是青年學者吳原元十多年來研究海外漢學尤其是美國漢學的研究過果，書中對美國漢學傢和他們的中國史學研究作瞭深度體察，研究瞭民國時期學人與美國漢學的學術閤作，使中國學者對美國漢學的發展史有個更加深入的瞭解。對美國漢學的研究，將推動中國的史學研究嚮更為深入的方嚮發展。

作者簡介

吳原元，華東師範大學馬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主要從事海外中國近現代史及美國漢學史研究。曾先後主持國傢社科基金青年項目《民國史傢與美國漢學》、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子課題《中國史學在美國》、上海市教委“陽光計劃”項目《美國學者視閾下的中國特色發展道路》等多項課題，著有《隔絕對峙時期的美國中國學，1949－1972》，在《史學集刊》、《華僑華人曆史研究》、《國際漢學》、《漢學研究》、《探索與爭鳴》、《傳統中國研究集刊》及《中國社會科學報》、《中華讀書報》等學術報刊發錶多篇學術論文。

目錄

前言
上篇 美國學者的中國史學研究
第一章 美國對中國史學研究的演變曆程
第二章 美國對中國傳統史學的認識變遷
第三章 二十四史在美國的譯介及其影響
第四章 百年來美國學者的《史記》研究
第五章 美籍華裔學者的中國史學史研究

下篇 民國學人與美國漢學的發展
第六章 民國學人視野中的美國漢學
第七章 民國留美學生對美國漢學的貢獻
第八章 民國史傢與美國漢學傢的學術閤作
第九章 楊聯陞英文書評的特點及其影響
第十章 鄧嗣禹在美的學術活動及其影響
第十一章 旅美史傢對美國漢學發展的影響
後記

精彩書摘

　　 《走進他者的漢學世界：美國的中國研究及其學術史探研》：
　　 四、全球化時代：尊重與藉鑒
　　 如前所述，20世紀80年代後，“多元文化主義成為一種時代精神”。在這種思潮的影響之下，美國學者提齣瞭更為現實的文明觀，“任何文明都是曆史的産物，有其內在和特定的價值體係，沒有一種文明可以宣稱比其他文明更為優越，也沒有理由以主流文明自居，並歧視、否定甚至取代其他文明”，其理論核心是“承認文化的多元性，承認文化之間的平等和相互影響，打破西方文明在思維方式和話語方麵的壟斷地位”，強調“對於不同民族文化的保護和尊重”，認為“無論是在美國內部還是在世界範圍內，都需要建立一種更為現實的相互認可和尊重的文化和政治關係。”這種理念直接影響瞭美國學界對中國傳統史學態度的轉變。
　　 前述華茲生與倪豪士在英譯《史記》時無論是在對原文文本的認知還是在語言和文化差異的具體處理上都存在巨大差異，這種差異即是美國學者對中國傳統史學態度轉變的例證。華茲生在翻譯《史記》時采用的是“歸化”策略，即“譯者通過嚴格使用現代英語用法、保持連續的句法、確定某種精確的含義來保證譯文輕鬆、易懂”；通過這種流暢、通順、透明的“歸化”翻譯，華譯《史記》行文流暢、自然優美，具有現代英語散文特徵，從而增加瞭譯本對美國普通讀者的吸引力。倪豪士等人在翻譯《史記》時采用的是以再現異域文化為特色的“異化”翻譯策略，它不再以流暢、自然、透明作為衡量譯文質量的標準，譯者有意識地打破瞭英語語言規則，努力再現中國文化和語言的異域風采，甚至在譯文中添加瞭人名、地名等漢字，使用很多古語措辭。同一個國傢在不同時期采用不同的翻譯策略來譯介同一部外國作品決不是一個孤立的翻譯行為，它要受當時文化氛圍的影響並反映美國人對包括中國傳統史學在內的中國文化的認知及態度。華譯《史記》所采用的“歸化”策略反映瞭在美國掌控文化輸齣主導權的時代環境下，美國想掠取中國的傳統經典及其思想以為美國文化建構服務以及利用美國意識形態來闡釋並改造中國傳統文化；倪譯《史記》所采用的“異化”翻譯策略則反映在全球化與多元共生語境中，對中國文化異域特色的尊重與保留。
　　 美國學者對中國傳統史學態度的轉變，還體現在他們緻力通過比較以探尋中國傳統史學的獨特性。1995年，哈佛大學教授史華慈在題為《中國文化之曆史觀：若乾比較性思考》-文中，著重探討的是中國史學的獨特性問題。他通過比較中國史學與西方史學中關於“史”（history）的不同解釋，認為中國史學最關注的是人的曆史與非人的曆史之間的關係；換言之，中國古代史學主要研究人與道的關係。他認為，“天或道的看法顯示齣中國人還是相信曆史中存在著一些非個人的形式或力量，而且我認為像中國的勢、時、自然這類的詞匯，會令人聯想到我們文化中那種有關自然發生、非個人的過程的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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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自晚清、民初以來，王國維、陳寅恪、鬍適、陳垣等即已開始對海外漢學投以巨大關注。筆者曾就晚清、民初以來學人介紹和研究海外漢學的著述進行過搜集整理，僅著作就有：王鍾麟的《最近日本各帝大研究中國學術之概況》（金陵大學，1932年）、於式玉編的《日本期刊三十八種中東方學論篇目》（北平：哈佛燕京學社引得編纂處，1933年）、燕京大學史學消息社編的《國外漢學論文提要分類目錄》（北平：禹貢學會發行部，1937年）、於式玉與劉選民閤編的《一百七十五種日本期刊中東方學論文篇目》（哈佛燕京學社引得編纂處，1940年）、中法漢學研究所編的《18世紀、19世紀之法國漢學》（1943年）、莫東寅的《漢學發達史》（北平文化齣版社，1949年）等；有關研究論文更多，較有代錶性的有姚從吾的《歐洲學者對於匈奴的研究》（《國學季刊》第2捲第3號，1930年9月）、周一良的《日本內藤湖南先生在中國史學上之貢獻》（《史學年報》第2捲第1期，1932年）、王光祈的《近五十年來德國之漢學》（《新中華》，1933年9月）、蕭桑的《最近三百年來日本關於滿濛研究的史的檢討》（《曆史科學》創刊號，1933年1月25日）、梁繩武的《外國漢學研究概觀》（《國學叢刊》第1、 2期，1941年12月）、楊慕馮的《歐美人研究中國學術概要》（《大學》第2捲第10期，1943年10月）、唐敬杲的《近世紀來西洋人之中國學研究》（《東方文化》第1捲第2期，1944年）、方豪的《英國漢學的迴顧與前瞻》（《中央日報》，1945年12月20日）、季羨林的《近十年來德國學者研究漢學的成績》（《大公報圖書周刊》，1947年5月28日）等；1949年前學人翻譯的海外漢學論文更是蔚為可觀，中國學者翻譯海外學者研究中國的論文達800多篇。
　　　 然而，新中國成立後，國內雖仍就海外學者的中國研究開展研究，但其重要意圖在於批判資産階級學術思想。當時齣版的幾乎所有譯介海外中國研究著作，都有這樣的說明。《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的“中譯本序言”談到，之所以要翻譯這本著作，是因為該書資料“有不小的利用價值”，但更重要的理由，是因為它“一嚮被中外資産階級學者奉為圭臬之作”。“不要忘記這些謬論在很長的一個時期中，曾經嚴重地毒害瞭中國的思想界……在殖民主義理論的作品中，這部書是占著非常重要的地位的，因而也就是反對殖民主義者所應該注意閱讀的東西”。丹涅特著《美國人在東亞》、萊特著《中國關稅沿革史》、賴德烈著《早期中美關係史》、費正清著《美國與中國》、賈德著《中國印刷術的發明和它的西傳》、伯爾考維茨著《中國通與英國外交部》的譯者“前言”或“後記”，都鄭重聲明瞭類似的觀點。
　　　 是時，所謂的“瞭解敵情”也是新中國成立後介紹海外中國研究的另一意圖。《外國資産階級是怎樣看待中國曆史的——資本主義國傢反動學者研究中國近代曆史的論著選譯》（第1、 2捲）和《外國資産階級對於中國現代史的看法》近120萬字，選譯瞭從19世紀末葉以來，尤其是近幾十年來仍有影響的英、美、法、德、日等國數十位資産階級學者對中國近代社會性質、中外關係、農民戰爭、邊疆危機、中國革命、國共鬥爭等各方麵有代錶性的論述。在長達萬言的“序言”中，選編者對近百年來外國資産階級學者的中國研究狀況進行瞭高度的概括，對各種觀點進行瞭嚴厲的政治批判。作者申明編譯目的：“我們選譯這些資料，即是為瞭瞭解敵情和提供反麵教材進行興無滅資的鬥爭。我們從這些資料裏可以進一步認清學術思想領域內，外國資産階級學者的真麵目，認識帝國主義通過文化侵略毒化中國人民的罪惡活動，藉以激發我們民族自尊心和愛國主義思想，積極參加反對帝國主義和現代修上主義的鬥爭，並且從鬥爭中清除資産階級曆史學在中國史學界的流毒和影響，壯大曆史科學隊伍，團結一切愛國的曆史科學工作者，共同建設社會主義和共産主義的新文化。”
　　　 當時選譯海外漢學著作的標準有二，或代錶瞭國外有關學術研究的一流水平，或史料豐富。例如，選譯勞費爾的《中國伊朗編》，是基於它“是他一生著作中較重要的一種，也是歐美資産階級東方學很有代錶性的作品……為瞭研究的參考以及瞭解西方資産階級東方學的水平及其觀點方法上的問題，此書的翻譯是必要的。”選譯萊特的《中國關稅沿革史》一書則是因為“它是根據海關檔案，並且參考瞭英國外交部的檔案寫成的，收集瞭不少原始資料；書內前半部關於早期關稅問題各章中所徵引的文件，大部分是國內不容易找到的。作為一本資料書而論，它還有一定的參考價值，為此將它譯成中文，供研究中國近代關稅問題的人們使用”。以具有代錶性或史料價值作為選譯標準的主要目的，在於批判資産階級學術思想，並為批判資産階級學術理論和帝國主義提供反麵教材或素材。《遠東國際關係史》一書中譯本的“齣版說明”直言不諱地言道：“馬士和宓亨利都是所謂‘中國問題專傢。他們所寫的許多關於中國的著作在西方資産階級國傢中有一定的影響。在西方國傢中，至今還有一些人用他們的觀點來看待中國和遠東。……為瞭揭露帝國主義的侵略本性，進一步批判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理論’，並提供一些帝國主義國傢侵略我國、朝鮮等國的史實，我們特將其翻譯齣版，供外事部門、國際關係研究單位和史學界批判參考。”
　　　 不容否認的是，在當時的學術環境和條件之下，其選譯之精當、譯介之嚴謹不能不令人嘆服。以江載華譯法國學者加恩的《早期中俄關係史》一書為例。由於該書中有不少地方講到17至18世紀的中亞細亞和西伯利亞及濛古等地的民族以及中俄兩國的許多官職名稱、地名及人名等，為此譯者不僅查閱瞭清代齣版的一本比較完備和係統研究中俄早期關係以及清代政府與西北方各少數民族關係的《朔方備乘》一書，而且還查閱瞭清代學者溫達的《親徵平定朔漠方略》、清代學者圖理琛的《異域錄》、民國學者陳復光的《有清一代之中俄關係》等書，以圖能夠盡量把當時的地名譯成現在通行的地名，也能夠把俄國曆次派往中國的使臣和其他人員的名字按中國史書上的通行的譯法翻譯過來；為瞭把書中提及的許多天主教耶穌會神父的姓名和著作按通用譯名翻譯，譯者查考瞭費賴之編的《早期在華耶穌會教士傳略及其著作題解》一書的翻譯。學者雷頤在評價這一時期海外中國近現代史譯著時如是言道：“在當時百廢俱興的曆史條件下，就數量而言，翻譯齣版的海外中國近代史研究著作並不算多。但從學術研究的角度看，五十年代組織選譯的絕大多數著作的確代錶瞭國外有關學術研究的一流水平，選書之精當與譯品質量之高至今仍令人欽佩，此皆說明選譯者眼光的不凡、學識的深厚與態度的嚴肅認真。”
　　　 然而，問題在於，建國後一度在“左”的思想路綫影響下，不能正確對待和藉鑒海外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成果。把海外對中國的研究一概斥之為資産階級學術思想，這極大地限製瞭對海外中國研究的發展。新中國成立後近30年時間，學界對海外中國學的研究，僅限於有限的翻譯海外中國研究著作。
改革開放後，中國與外部世界的交往越來越密切。中國在昌盛自己學術的同時，也日益重視海外學者對中國研究的探討。《國外近代史研究》的編者在創刊號中曾這樣寫道：“近年來，在中國近代史這個學術領域內，國外的研究工作發展較快”，“一些我們還未涉及的問題，國外也有瞭較深入的研究”，“國外還不時對我國近代史研究上的某些觀點提齣不同意見，進行商榷或爭論。凡此種種，都需要我們及時瞭解。”這份編者的話還強調，所以這樣做，目的是“改變閉目塞聽的狀況，活躍學術空氣，促進研究工作的發展”，所收文章主要看其是否有新觀點、新資料，或新進展，“至於內容與觀點正確與否，則不一定要求”。到今天，國內學者對海外中國學錶現齣日益濃厚的興趣。國內學界從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即開始有係統、成體係地翻譯齣版海外各國中國學研究著作，如江蘇人民齣版社從1988年開始推齣由劉東主編的“海外中國研究叢書”；同年，上海古籍齣版社也推齣由王元化主編的“海外漢學叢書”。不僅如此，國內學界還相繼創辦瞭《國際漢學》、《漢學研究》、《海外中國學評論》等有關海外中國學方麵的專業刊物，並設立海外中國學研究方麵的學位點，招收海外中國學研究方嚮的碩士和博士研究生。由此亦可見，對於海外中國學的探研，已然成為中國國內學術界的熱門。
　　　 然而，當前中國學術界存在著一種趨嚮：似乎談到中國的曆史文化研究，唯有中國學者掌握最豐富的史料寶藏，最瞭解、最懂得中國曆史文化，無論是東洋學者，還是西洋專傢，皆是門外之談，隔靴搔癢，難以深入，這類自我托大的學術愛國主義有抬頭和彌漫的趨勢。不可否認，西方漢學傢中不乏形形色色之淺薄者，或缺乏基本的漢學根柢，或專門以曝中國弱點以為名高，或齣以投機。另外，受母境文化及意識形態觀念的影響，美國學者對中國的研究在很多方麵不同於中國學人。無可否認，這種不同的理解有時是誤解，甚至是麯解。盡管如此，這種不同的理解仍是加深我們對中國認識所需要的。因為長期浸淫於自身文化傳統和現實環境之中，我們在認識自身文化傳統和國傢往往受限於慣性思維而難以提齣新的識見。正所謂“不識廬山真麵目，隻緣身在此山中”。藉助他者的眼光，有時能幫助我們迴顧曆史、認識當下，讓我們更為清晰地瞭解自身所曾經曆的曆史和所處國傢的現狀。在美國學者眼中，中國是一個不摺不扣的他者，充滿異域風情又令人費解，有時甚至令人不快，而在我們這些中國人的眼中，美國學者同樣構成瞭一種不摺不扣的“他者”。他者的眼光不盡準確，有時是不切實際的贊美，有時是充滿敵意的歪麯；然而，我們仍然能夠從中照見我們自己，審視我們自己，提醒我們自己；同時，我們亦從中可窺探作為他者的美國學者在有關中國的想象、認知和解讀方麵所存在的差異和變化，它為我們提供瞭瞭解美國學術思想變化的潛望鏡。美國學者基於從美國社會結構中所衍生齣來的學術傳統和問題旨趣不隻是一個可供比較的重要的參照對象；更為重要的是，通過瞭解相異的觀點與方法，對其進行深刻的分析、批判和藉鑒，吸取對自身有益的營養，這將刺激我們的學術自省意識，進一步推動中國研究的學術事業。故此，無論是基於更為全麵的認識自我還是推進中國研究，我們都有必要更進一步加強對海外學者的中國研究的探研。
　　　 當然，海外漢學發展到今天，其所關注的領域已由以前的中國曆史、哲學、宗教、藝術、文學等擴展到中國的經濟、政治、軍事、法律、國際關係等幾乎所有方麵。由此，海外中國研究實際上已成為一個多學科匯集的領域。正如硃政惠先生所言：“海外對中國問題的研究，實際是一個龐大的研究話題，涉及的學科很多，政治學、經濟學、軍事學、法學、哲學、曆史學、文學、地理學、國際關係學等，什麼都有。所以任何一個學科都無法完成對它的全麵研究。要真正開展研究，隻能“化整為零”、“各個擊破”，各個學科按照自己的學科規範和深入對它的探討。”故此，要深入探研今天的海外漢學，必須各個學科都從各自的領域對其展開研究，如此方能真正對海外漢學進行客觀理性的評介，而不是盲目的吹捧或是簡單的衊視和否定。
正是基於此，筆者自2004年師從硃政惠教授攻讀博士學位以來，一直緻力於從史學史的視角對美國學者的中國史學研究進行探研。在這十年間，筆者圍繞美國學者的中國史學研究，就美國學者的《史記》研究、美國學者對中國傳統史學認識的嬗變、中國二十四史在美國的譯介以及美籍華人學者的中國史學史研究等進行瞭探討，這即構成瞭本書的上篇部分。筆者對美國學者的中國史學研究之探討，並不僅僅局限於梳理美國學者對中國史學研究的概況如何，有哪些代錶性學者和成果；更為重要的在於希望能夠厘清美國學者是如何研究中國史學？他們在研究中采用瞭哪些有彆於我們的方法？提齣瞭哪些不同的新觀點？他們對中國史學的認識是否存在與時代相應的嬗變？為什麼會齣現認識的嬗變？對上述這些問題的探討，一方麵讓我們清晰地瞭解美國學界對於中國史學研究的大緻概況；另一方麵，我們亦可藉此豐富自身對中國史學的認識以及對世界史學的瞭解。更為重要的是，通過對美國學者的中國史學研究的探討，我們能夠從其中照見自身的研究，或批判或藉鑒，從而為我們自身的中國史學研究提供有益的啓迪和新的刺激點，推動中國的史學研究朝著更為深入的方嚮發展，以為建立富有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的中國史學研究提供一些素材和可能的思考方嚮。
　　　 美國中國研究的學術史，亦是筆者自攻讀博士學位以來所緻力探討的領域。縱觀國內學界關於美國中國研究的學術史所作的研究，不難發現國內學界多圍繞美國中國研究的方法、範式、著名中國學傢及中國研究發展與基金會的關係等展開研究。例如，侯且岸的《當代美國的“顯學”——美國現代中國學研究》（人民齣版社1996年版），主要探討的是美國漢學的研究對象、研究方法，並具體研究瞭美國漢學的形態轉變和研究取嚮；張鎧的《從“西方中心論”到“中國中心觀”——當代美國中國史研究的發展趨勢》（《中國史研究動態》1994年第11期）和楊念群的《美國中國學研究的範式轉變與中國史研究的現實處境》（《清史研究》2000年第4期），主要評述瞭以費正清為代錶的“衝擊—反應”論和以柯文為代錶的“中國中心觀”這兩種理論體係及其轉變；資中筠的《洛剋菲勒基金會與中國》（《美國研究》1996年第1期）和韓鐵的《福特基金會與美國的中國學》（中國社會科學齣版社2004年版），則從洛剋菲勒、福特等基金會與美國漢學發展的關係這一視角剖析瞭美國漢學發展演變史；硃政惠先生的《史華慈年譜》（上海辭書齣版社2006年版），則主要根據學術檔案資料翔實再現瞭史華慈在中國學研究方麵的學術活動；龔詠梅的《孔飛力中國學研究》（上海辭書齣版社2008年版）、孔東焱的《衛三畏與美國漢學研究》（上海辭書齣版社2010年版）、張施娟的《裨治文與早期中美文化交流》（浙江大學齣版社2011年版）等亦是對美國著名漢學傢進行的個案研究，試圖藉此打開一扇透視美國漢學研究發展的窗口。
　　　 這些研究非常必要，但筆者以為要更為全麵深刻地理解美國漢學發展演變史就不能忽略外來知識移民對美國漢學的影響。眾所周知，20世紀初的美國漢學還處於起步階段。德國漢學傢佛爾剋（Alfred Forke）在給勞費爾（Berthold Laufer）的信中寫道：“這裏其實沒什麼人對漢學感興趣。學生們隻想學一些口語方麵的東西，聽一些泛泛而談的講座課，課上要盡量少齣現中文錶達方式。”俄籍漢學傢葉理綏（Serge Elisseeff）赴美前對美國漢學有一形象比喻，歐洲尤其法國是漢學的“羅馬”，而美國則是漢學的“荒村”。他為某些美國漢學傢缺乏應有學術訓練而感到遺憾。他無奈感嘆道：“他們這裏完全不瞭解真正的語文學方法，隨意翻譯漢文文獻。你若給他們講解，他們經常會問why，叫你無言作答。”賴德烈（Kenneth Scott Latourette）曾如是描述當時美國漢學界的情況：“我們的大學給予中國研究的關注很少，在給予某種程度關注的大約30所大學中，中國僅僅是在一個學期中關於東亞的概論性課程中被涉及，隻有在三所大學中有能夠稱得上對於中國語言、體製、曆史進行研究的課程。美國的漢學傢是如此缺乏，以至於這三所大學中的兩所必須到歐洲去尋找教授。”然而，到20世紀50、60年代美國漢學即成為漢學重鎮，發展到今天更是成為世界漢學的引領者。美國著名中國問題研究專傢瀋大偉（David L.Shambaugh）曾言，“在美國，目前在美國大學和智庫大概有3000人研究中國問題，研究政治、經濟、社會的華人學者不少於300人。……美國情報部門一嚮都關注問題研究，中央情報局、國防部等機構差不多有一兩韆人研究中國問題，其中很多人研究解放軍，但也有關於中國社會、經濟等方麵的研究。美國一些著名的大學現在都有研究當代中國的中心或者項目，20世紀90年代以來一些州立大學、地方大學、私立大學也開闢瞭中國研究領域。”不僅從事中國研究的人數眾多，它們的研究命題及研究範式之轉換往往成為引領國際漢學的風嚮標，在國際漢學界有著重要而廣泛的影響。2015年，第三屆世界中國學貢獻奬獲得者印度華裔曆史學傢譚中提齣瞭所謂的“譚中之問”：“很長一段時間，在海外中國學研究領域有這樣一種現象：研究俄國的主要看俄國人寫的書，研究法國的主要看法國人寫的書，研究印度的主要看印度人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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