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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思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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齣版社：中華書局

ISBN：9787101117967

版次：1

商品編碼：11970339

包裝：精裝

叢書名：跟大師學國學（精裝版）

開本：32開

齣版時間：2016-06-01

用紙：膠版紙

頁數：178

字數：110000

正文語種：中文

具體描述

編輯推薦

☆呂思勉，與陳寅恪、錢穆、陳垣，並稱現代史學四大傢。
☆通俗易懂，又不失學術性，是初學者理想的入門讀物。

內容簡介

　　原名《中國政治思想史十講》，係1935年呂思勉在上海光華大學的演講。作者以獨到的眼光，首先對中國政治思想史作瞭時期與派彆的劃分，進而對先秦至近代的政治思想予以梳理和辨析。雖是演講的記錄，但也融入作者多年的研究心得，其中不少論斷，新穎獨特，富有啓發性。閱讀本書，讀者不僅可以把紛繁的諸子思想和曆代政治主張理清頭緒，更會對中國政治思想有一番新的認識。

作者簡介

　　呂思勉（1884—1957年），著名曆史學傢。字誠之，江蘇常州人。曾在多所大中學校任教，並任中華書局、商務印書館編輯。後任上海光華大學教授。1949年後，任華東師範大學教授。他注重排比史料，分類劄記，長於綜閤研究和融會貫通。著述宏富，主要有《白話本國史》《呂著中國通史》《先秦史》《秦漢史》《兩晉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曆史研究法》《史學四種》《中國民族史》《經子解題》《先秦學術概論》《理學綱要》《宋代文學》《中國製度史》《文字學四種》《呂思勉讀史劄記》等。

目錄
前言
第一講中國政治思想史之分期
第二講中國政治思想史上之兩派
第三講上古到戰國的社會變遷
第四講先秦的政治思想
第五講秦漢時代的社會
第六講漢代的政治思想
第七講魏晉至宋代以前的政治思想
第八講宋明的政治思想
第九講清中葉前的政治思想
第十講近代的政治思想

附錄
春鞦戰國之學術思想
鴉片戰爭前之國內情形
中國政治與中國會

精彩書摘

　　第十講　近代的政治思想
　　近來講中國思想的人，往往把明、清間一班大儒，如顧亭林、黃梨洲、王船山等，算入清儒之列。其實這一班人，以學術思想論，決然該算入宋、明時代的一個段落中。雖然他們也懂得考據，然而考據畢竟和人的思想無關；況且他們的考據，也多帶主觀的色彩，算不得純正的考據。宋、明的學風衰息，而另開齣一種清代的學風，一定要到乾、嘉時代的考據，然後可以入數。而這時代的人，卻是比較的缺乏思想的。不但說不到政治上的根本問題，對於政治，也比較的不感興趣，所以我說，清代是政治思想消沉的時期。
　　但是乾隆中葉以後，朝政不肅，吏治敗壞，錶麵看似富強，實則民窮財盡，岌岌不可終日的情形，已經完全暴露。深識遠見之士，每多引為深憂。到嘉慶之世，教匪起於西北，艇盜擾於東南，五口通商之役，霹靂一聲，《南京條約》，竟是城下之盟，更其不必說瞭。所以到此時代，而政治思想，遂逐漸發皇。
　　這時代的政治思想，我們可以舉一個最大的思想傢做代錶，那便是龔自珍。他的思想，最重要之點有二：(一)他知道經濟上的不平等，即人們的互相剝削——經濟上的剝削，是緻亂的根源。他卓絕的思想，見之於其大著《平均篇》。本來以民窮財盡為緻亂的根源，曆代的政治傢多有此思想。但是龔氏有與他人截然不同的一點。他人所謂貧，隻是物質上的不足，而龔氏卻看穿其為心理上的不平。曆代承平數世之後，經濟上總要蹙然感覺其不足。在他人，總以為這是政治不良，或者風俗日趨於奢侈所緻，在龔氏，則看穿瞭這是社會安定日久、兼並進行日亟所緻。所以在他人看瞭，這隻是一個政治上、道德上的問題，在龔氏看瞭，則成為社會問題。此種卓識，真是無人能及。至於社會問題，應該用政治之力來解決，至少政治應該加以乾涉，這是中國人通有的思想，龔氏自然也在所不免的。(二)他總覺得當時的政治，太無生氣；就是嫌政府的力量，不足以應付時局。這種思想，也是當時政治傢所通有的，但龔氏言之，特彆深切著明，其所作的《著議》，幾乎全是錶見此等思想。將經濟上的不平等，看作政治上的根本問題，這種思想，從前的人是少有的。至於嫌政府的軟弱無力，不足以應付時局，則是從前的人極普通的思想。康有為屢次上書，請求清德宗變法；他所以鍥而不捨，是因為他認為“專製君主，有雷霆萬鈞之力”。但是專製君主，究竟有沒有這個力量呢？這就是開明專製能否成功的根本原因瞭。關於這一個問題，我的意見是如此的：
　　中國的政治，是一個能靜而不能動的政治。——就是隻能維持現狀，而不能夠更求進步。其所以然，是由於：(A)治者階級的利益，在於多發財，少做事；(B)纔智之士，多升入治者階級中，或則與之相依附；其少數則伏匿不齣，退齣於政治之外，所以沒有做事的人。君主所處的地位，是迫使他的利益和國傢一緻的，但亦隻能做到監督治者階級，使其虐民不能超過一定的限度。這些話，從前已經屢次說過瞭。因此之故，中國政治，乃成為治官之官日多，治民之官日少；作官的人，並不求其有什麼本領；試看學校科舉，所養所取之士，都是學非所用可知。因此，中國的官吏，都隻能奉行故事；要他積極辦事，興利除弊，是辦不到的。要救此項弊竇，非將政治機構大加改革不可。用舊話說起來，就是將官製和選舉兩件事，加以根本改革。若其不然，則無論有怎樣英明的君主，勵精圖治，其所得的效果，總是很小的。因為你在朝廷上，無論議論得如何精詳；對於奉行的官吏，無論催促得如何緊密；一齣國門，就沒有這迴事瞭——或者有名無實，或者竟不奉行。所以中國君主的力量，在實際上是很小的。即他所能整頓的範圍，極其有限。所以希望專製君主，以雷霆萬鈞之力來改革，根本上是錯誤的。因為他並無此力，開明專製的路，所以始終走不通，其大原因——也可說是其真原因，實在於此。
　　此等道理，在今日說起來，極易明白，但在當日，是無人能明白的——這是時代使然，並怪不得他們——所以所希望的，盡是些鏡花水月。我們試舉兩事為證：當清末，主張改革的人，大多數贊成(一)廢科舉，或改革科舉；(二)裁胥吏，代之以士人。隻此兩端，便見到他們對於政治敗壞的根源，並沒有正確的認識。從前的科舉，隻是士人進身的一條路。大多數應科舉的人，都是希望做官的。你取之以言，他便以此為專業，而從事學習。所以不論你用什麼東西——詩賦、經義、策論——取士，總有人會做的。而且總有做得很好的人。大多數人，也總還做得能夠閤格。至於說到實際應用，無論會做哪一種文字的人，都是一樣的無用——詩賦八股，固然無用，就策論也是一樣——所以從前的人，如蘇軾，對於王安石的改革學校貢舉，他簡直以為是不相乾的事。至於胥吏，從來論治的人，幾於無不加以攻擊。我卻要替胥吏呼冤。攻擊胥吏的人，無非以為(一)他們的辦事，隻會照例，隻求無過；所以件件事在法律上無可指摘，而皆不切於實際；而萬事遂墮壞於冥漠之中。(二)而且他們還要作弊。殊不知切於事實與否，乃法律本身的問題，非奉行法律的人的問題，天下事至於人不能以善意自動為善，而要靠法律去督責，自然是隻求形式。既然隻求形式，自不能切閤於實際，就使定法時力顧實際，而實際的情形，是到處不同的，法律勢不能為一事立一條，其勢隻能總括的說一個大概，於是更欲求其切於實際而不可得。然而既有法律，是不能不奉行的。倘使對於件件事情，都要求其泛應麯當，勢非釋法而不用不可。釋法而不用，天下就要大亂瞭。為什麼呢?我們對於某事，所以知其可為，對於某事，所以知其不可為，既已知之，就可以放膽去做，而不至陷於刑闢，就是因為法律全國統一，而且比較的有永久性，不朝更夕改之故。倘使在這地方閤法的，換一處地方，就變為不閤法；在這一個官手裏，許為閤法的，換瞭一個官，就可指為不閤法；那就真無所措手足瞭。然則法律怎好不保持統一呢?保持法律統一者誰乎?那胥吏確有大力。從前有個老官僚，曾對我說：“官不是人做的，是衙門做的。”他這話的意思，是說：一個官，該按照法律辦的事情多著呢，哪裏懂得這許多?——姑無論從前的官，並沒有專門的智識技能，就算做官的人都受過相當的教育，然而一個官所管的事情，總是很多的，件件事都該有縝密的手續，一個人哪裏能懂得許多?所以做官的人，總隻懂得一個大概；至於件件事情，都按照法律手續，縝密的去辦，總是另有人負其責的。這是中外之所同。在中國從前，負其責者誰呢?那就是幕友和胥吏。幕友，大概是師徒相傳的。師徒之間，自成一係統。胥吏則大緻是世襲的。他們對於所辦的事情，都經過一定期間的學習和長時間的練習。所以辦起事來，循規蹈矩，絲毫不得差錯。一切例行公事，有他們，就都辦理得妥妥帖帖瞭。——無他們，卻是決不妥帖的。須知天下事，非例行的，固然要緊，例行的實在更要緊。凡例行的事，大概是日常生活所不可或缺的，萬不能一日停頓。然則中國從前的胥吏幕友，實在是良好的公務員。他們固然隻會辦例行公事，然而非例行公事，本非公務員之職。他們有時誠然也要作弊，然而沒有良好的監督製度，世界上有哪一種人，能保其不作弊的呢?所以中國從前政治上的弊病，在於官之無能，除例行公事之外，並不會辦；而且還不能監督辦例行公事的人，使之不作弊；和辦例行公事的公務員——幕友胥吏，是毫不相乾的。至於幕友胥吏的製度，也不能說他毫無弊病。那便是學習的秘密而不公開，以緻他們結成徒黨，官吏無法撤換他。然而這是沒有良好的公務員製度所緻，和當公務員的人，也是毫不相乾的。
　　閑話休提，言歸正傳。內憂外患，既已不可收拾瞭，到底誰齣來支持危局呢?在鹹同之間，齣來削平大亂，而且主持瞭外交幾十年的，就是所謂湘淮軍一係的人物。湘淮軍一係的人物，領袖是曾國藩，那是無疑的。曾國藩確是有相當政治思想的人。他的思想，錶見在他所作的一篇《原纔》裏；這是他未任事時的著作。到齣而任事之後，他的所以自誓者，為“躬履諸艱，而不責人以同患”。確實，他亦頗能實踐其所言。所以能有相當的成功。他這種精神，可以說，還是從理學裏來的。這也可說是業經衰落的理學，神龍掉尾，最後一次的錶演。居然能有此成績，那也算是理學的光榮瞭。然而理學傢立心雖純，操守雖正，對於事實的認識，總嫌不足。其中纔力大的，如曾國藩等，不過對於時事，略有認識；無纔力而拘謹的人，就再不能擔當事務瞭。實際上，湘淮軍中人物，主持內政外交最久的，是李鴻章。他隻是能應付實際事務的人，說不上什麼思想。
　　五洲萬國，光怪陸離的現象，日呈於目，自然總有能感受之而組織成一種政治思想的。此等思想傢是誰呢?第一個就要數到康有為。康有為的思想，在中國，可以說是兼承漢、宋二學之流的。因為他對宋學，深造有得，所以有一種徹底改革的精神。因為他對於漢學，也有相當的修養，又適承道、鹹以後，今文傢喜歡講什麼微言大義，這是頗足以打破社會上傳統的思想，而與以革命的勇氣的；所以他能把傳自中國和觀察外國所得，再加以理想化，而組成一個係統。他最高的思想，錶見在他所著的《大同書》裏。這是要想把種界、國界、傢族製度等，一齊打破的。他所以信此境之必可緻，是由於進化的觀念。他進化的觀念，則錶見於其春鞦三世之說。大同是他究極的目的，和眼前的政治無關。說到眼前的政治，則他在戊戌變法以前，是主張用雷厲風行的手段，一新天下的耳目，而改變人民的思想的。政變以後，亡命海外，對於政俗二者，都觀察得深瞭，乃一變而為漸進主義。隻看他戊戌變法時，上疏請剪發易服，後來卻自悔其誤，就可知道；他所以堅決主張立憲，反對革命，其原因也在於此。康有為到晚年，對於時局，認識有些不清楚瞭。他堅決反對對德宣戰，甚而至於參與復闢，就是其證據。但他的議論，有一點可以注意的，便是他對於政俗二者，分彆得很清楚。他對於政，固然主張改變，然其牽涉到俗的一部分，即主張審慎。至於社會上的事，則主張取放任主義，不加乾涉。社會亦如自然物然，有其一定的法則，不是我們要他怎樣，就可以怎樣的。這在現今，已經是很明白的道理。然在現今，仍有許多人的舉動議論，似乎是昧於此理的。那末，他們自以為新，其實思想不免陳舊。像康有為這般被目為陳舊的人，其思想，反有閤於新科學瞭。康有為是頗頑固的，他的世界知識，得之於經驗的或者很多，得之於學問的，實在很少，他的見解，怎會有閤於新科學呢?那隻好說是“真理是具存於天壤的，不論你從哪一方麵去觀察，總可以有所得”的瞭。
　　說戊戌維新的，總以康、梁並稱。梁啓超，論其魄力的偉大，識力的深沉，都比不上康有為；可是他也有一種長處，那便是疏通知遠。他於學問，其實是無所心得的。卻是他感覺很銳敏，接觸著一種學問，就能去研究；研究瞭，總能有相當的瞭解；而且還能引用來批評現實；說得來無不明白易解，娓娓動聽。他的情感，亦是很熱烈的，還能刺激人，使之興奮，所以他對於中國的政治，可以說其影響實比康有為為大。尤其是《時務報》和《新民叢報》，在當時，真是風靡全國的。後來嚴復寫信給熊純如說“任公筆下，真有魔力”。把從甲午以後到民國，約二十年間，風氣轉變的功罪，都歸之於他。在啓超，真可以當之而無愧。但是你要問我：“梁啓超的政治思想是如何?”那我是迴答不齣來的。因為他自己並無獨到的、固定的政治思想——甚而至於可以說是一切思想，而隻是善於瞭解他人，介紹他人——惟其無獨到，所以不固定；也惟其不固定，所以無獨到瞭。然而他對於實際的影響，其勢力之雄，功績之大，自是不可埋沒。
　　我們若將先秦的事比況，則康有為的性質，是近於儒傢、陰陽傢的；梁啓超的性質，是近於雜傢、縱橫傢的；嚴復、章炳麟的性質，卻近於道傢和法傢。嚴復譯赫胥黎的《天演論》，譯斯密雅丹的《原富》，譯斯賓塞的《群學肄言》，他對於自然的演變，看得最明白；而也最尊重這種力量，凡事都不主張強為。最注意的，是非銅匠而修理銅盤，在凸齣處打一下，凸齣處沒有平，彆的地方，倒又凹凸不平起來瞭。這是近乎道傢的。他又深知政治和社會不同。“政治不是最好的事”，所以主張現在該有魏武帝、諸葛孔明一流人，纔可以緻治，他的意見，都錶見在民國初年寫給熊純如的若乾封信裏，語重心長，我們現在，每一披覽，還深嘆他切於事實。大抵法傢的長處，就在對於事實觀察的深刻清晰。所以不會濫引一種和現狀不閤的學說來，強欲施行。譬如治病，彆的醫生往往懸想某種治法，可以收某種功效，而對於病人，卻沒有診察精細。法傢是無此弊的，所以這一種人，實為決定政策時所不可少。章炳麟，在近代人物中，也是富於此等性質的。隻看當立憲之論風起雲湧之時，他獨對於代議政體，深緻疑慮，就可以見得瞭。
　　於此，以我淺薄的見解，頗緻慨於現代的論政者，更無梁啓超、嚴復、章炳麟其人。現代的政治學傢，對於書本上的知識，是比前人進步瞭。單是譯譯書，介紹介紹新學說，那原無所不可，然而他們偏要議論實際的政治，朝聞一說，夕即欲見諸施行。真有“子路有問，未之能行，惟恐有聞”的氣概。然而天下事，有如此容易的麼？聽見一種辦法，書本上說得如何如何好，施行起來，可以有如何如何的效驗，我們照樣施行，就一定可以得這效驗的麼?人不是鐵，學到瞭打鐵的方法來打鐵，隻要你真正學過，是沒有不見效的。因為鐵是無生命的，根本上無甚變化；駕馭那一塊鐵的手段，決不至於不能駕馭這一塊鐵。種樹就難說些瞭，養馬更難說瞭，何況治人呢?且如民治主義，豈不是很好的，然而在中國，要推行民治主義，到底目前的急務，在於限製政府的權力，還在於摧抑豪強。用民政策，從前難道沒人說過，沒人試行過?為什麼不能見效?我們現在要行，我們所行的，和昔人同異如何?聯邦的組織，怎麼不想施之於濛藏，反想施之於內地?要形成政黨，宋朝是最好不過的時代。因為新舊兩黨，一個是代錶國傢所要求於人民的，一個是代錶人民所要求於國傢的。倘使當時的新舊黨，能互認敵黨的主張，使有發錶政見的餘地，加以相當的采納，以節製自己舉動的過度，憲政的規模，早已確立起來瞭。現在人議論宋朝史事的很多，連這都沒有見到，還算能引用學理，以批評史實麼